愧无锦绣报两浙(自序)

愧无锦绣报两浙(自序)

徐雁

我在二十三岁那年的9月,接受国家教育委员会机关的公差,首次踏上杭州的土地,下榻位于松木场的杭州大学外事招待所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后的岁月里,我竟与浙江地域结下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缘分。到如今,大概知道我的浙江人,已经比江苏本省人要多得多了。

且说三十余年来,无论炎夏,还是寒冬,更多的是阳春和金秋,因了参会、讲座的关系,对浙东、浙西,多有涉足。而行走山水之间,阅读无字之书,于我是一种基于心性的兴趣。体验感悟之余,不免雁过留影,随兴涂鸦,于是先后有《雁斋书事录》《秋禾行旅记》的问世,而集内集外,有关浙江一域的文字亦颇为书友瞩目。

去冬今春,应桐乡小友夏春锦、诸暨女史周音莹两君的提议,着手编选这部以“越踪”为主题的随笔文集。近日竣事,其中以“行记”“纪行”为主题的文章有26篇。可以说,本书得以入选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蠹鱼文丛”,是我这个生在苏州,长在吴地者,所始料未及的;但转念一想,这是我多年来惜缘浙山越水,纳福文脉书香的结果。

“天上天堂,地下苏杭。”钟毓龙先生(1880—1970)在《说杭州》一书中谓:“北宋时,杭城中繁盛之地,惟在盐仓桥之沙河一带……杭州之成为‘天堂’,自南宋始。”其实,杭、苏两州由唐时的“江南名郡”,进而享“人间天堂”的美誉,与当年“诗人市长”白居易(772—846)的治水方略大有关系。自此以后,“白堤”所在的杭州与“山塘街”所在的苏州,被白氏的惠民德政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被赋予无穷的诗情画意。

“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为念旧游终一去,扁舟直拟到沧浪。”这是白居易和嘉兴诗人殷尧藩(780—855年)的诗。到了元代,据赵善庆(?—1345)在《水仙子》散曲中所写的唱词“六桥锦绣,十里图画,二月西湖”,可知杭州西湖早已是为世人所艳羡的华夏名区。

诚然,唐以来的千余年间,“丽且康”的杭州与“富而庶”的苏州,早已如影随形,是芳邻,更如佳偶,在口碑上形成了一种“双城记”的状态。尽管20世纪30年代前期,郁达夫(1896—1945)在一篇文章中,对于杭州的人情世俗大有微词,但文豪的责难,似未能稍减杭城的魅力。

记得1986年冬日的一天,我们夫妇就是乘坐被商家命名为“天堂号”的游船,开始婚后旅行的。当日下午从苏州南门码头出发,美美地欣赏了一回晚霞映照下的“宝带桥”美景。次日凌晨,在运河上观赏过初升旭日后,杭州武林门码头就在眼前了。

尽管《越踪集》这部新的“雁斋出品”,已近20万字,但我还是不能不以“抱憾”一词,来表达自己对浙江一域的真情。

众所周知,诗文之道,当求“锦绣”。“锦绣”者,汉语本义是指精美鲜丽的丝织品,后来成为比喻美丽的形容词。刘禹锡(772—842)在酬谢白居易赠物的诗中云:“珍重和诗呈锦绣,愿言归计并园庐。”而我这里所谓的“愧无锦绣报两浙”,是说对于浙江佳山丽水、和风嘉土的美韵,尤其是先贤往哲、文人学士的懿行,自己实在缺乏生花之笔、如金之墨,从而能够得心应手地做出几篇锦绣文章来,为两浙的山水、人文稍增其色。

此外一层的羞愧在于,即使我的文笔是如此的乏善可陈,但如浙东之慈城、庆元、平阳、苍南、景宁,浙西之平湖等地,虽也曾有过一二回的涉足,但终因种种限制,本书尚未涉及。

1935年春,林语堂(1895—1976)曾对其浙江富阳好友郁达夫等表白说:“在我,总是书上太常看见的地名,必想到一到……以后读书时心中才有个大略山川形势。”这也就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的意思了。我以邻近浙江之便,想来缘分尚多,屐声到处寻学问,目接有暇做文章,因此期待着,在今后的行旅中,能够把文章努力做好一点,以免“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观我何浅陋”也。

是为序。时在金陵雁斋山居,黄梅雨过大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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