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经过数月时间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二十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集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开始几年一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几年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最近由于某种原因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份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集刊实际上担当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自2019年起,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部聘为特聘教授,因而本刊将由北京语言大学和清华大学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强强联合。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刊自创刊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壮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集刊已连续四度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前几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又对各类集刊进行了整顿,一些集刊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本刊则得以幸存,而且自前几年起改为半年刊。这些无疑是对本刊的一个极大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是这样两个:一是站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推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即我们所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自国内学者之手,而是我们要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份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大型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本刊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现在改为每年出版两辑,也许今后会每年出版三辑或四辑。与国内所有集刊或期刊不同的是,本刊专门刊发20000~30000字的既体现扎实的理论功力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每次刊发论文为10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40000字。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同时也不得不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在仔细研究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研读各辑所发论文之后再寄来稿件。此外,本刊一般不发表合作的稿件,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文学者的论文大多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晶,而且体现了作者本人的行文风格,因此一篇独具个性的优秀论文是不可能由多人合作写成的。本刊每一辑发表海外学者论文1~2篇,其来稿须与该辑主题相符,或者直接向海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现在每一辑的字数为200000字左右。
读者也许已经看到,本辑与第十九辑的栏目设置略有不同。第一个栏目依然是沿袭下来的主打栏目“前沿理论思潮探讨”。这一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出自青年学者廖望之手。这篇文章是廖望根据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导论改写而成,旨在向国内学界评介当前在西方学界颇为风行的地理批评,并将其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进行比较。在掌握了大量原文资料的基础上,廖文较为全面地评介了西方的地理批评的理论建构,包括其演变历史、理论渊源、批评原则和方法论等,并从形成过程、理论层次和批评范式三个方面对地理批评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作者认为,地理批评的理论意义在于重新定义了空间本质、观念和再现的永恒开放性与流动性,思考了文学空间与人类空间的互文性关系,为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系统地引入地理批评理论对国内的空间批评以及文学地理理论发展都极有裨益。接下来的三篇文章与当下的前沿理论课题后人文主义和生态批评相关,几位作者分别对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界的热点话题和争鸣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冠忆非的文章聚焦美国当代后女性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唐娜·哈拉维,认为她的理论研究是在她认为更彻底的生命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从“赛博格”到“同伴物种”共同体现了对生命政治观的建构。在作者看来,这并非学界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哈拉维的理论话语发生了本质转变。哈拉维的生命政治观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末以“赛博格”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研究时期和21世纪初以“同伴物种”为核心的多物种研究时期。显然,哈拉维的理论研究与当下前沿的新物质主义和动物研究密切相关。姜慧玲的文章从哈代、劳伦斯、拉金和休斯的生态诗歌入手,发现这四位诗人都体现了对罹难动物的关爱与同情,对人类残害动物等破坏自然行为的谴责,对人与动物平等关系的讴歌,对逝去的英国风景的怀念,对野生动物原始力与美的颂扬,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向往。此外,这四位诗人的诗作还呈现了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维度拓展、伦理理念递进的流变趋势,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由对立走向统一,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倾向。显然她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早期的专注人与自然环境研究的生态批评论题,涉及了对动物的研究。石海毓的文章虽然讨论的是美国的自然文学,但实际上涉及了普遍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她指出,美国自然文学试图重新关注自我、个体和人类之外的景象,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修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尝试。她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美国自然文学的核心理念: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大地伦理。这是美国自然文学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学的特色。张志玮的文章是国内迄今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男性气质的文章。作者指出,男性气质研究作为20世纪末兴起的一门新的学科领域正逐渐受到中西方学界的重视。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西方的男性气质研究已经在多个学科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相较而言,起步稍晚的中国男性气质研究也在近十年取得了一些进展。张文旨在就男性气质研究在中西方的开展状况加以梳理,通过介绍男性气质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理论体系以及其跨学科性应用以加深中国学界对于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认知和了解。我们希望上述这些文章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并就此进行深入讨论。
本辑的第二个栏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有计划地选发一些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写出的研究论文。本辑这个栏目选发的是韩静帆的文章,该文主要概括介绍了苏联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理论。作者认为,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文艺批评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在对俄苏文学以及欧美文学进行社会历史分析时,重视阶级分析,坚持运用艺术反映论来分析作家作品同一定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客观联系。与此同时,他还关注文学作品的风格、技巧、形式、艺术感染力等美学因素,注重考察作家对生活和艺术的独到见解以及其艺术作品的独创性。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些理论建树和批评实践已经载入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的史册,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有着一定的启迪。
本辑的第三个栏目“中外文学的双向交流”选发了于伟的论文,该文从费诺罗萨的《汉字作为诗的表现媒介》入手,考察了海外汉学界对汉诗的美学意义的研究。作者认为,费诺罗萨的这篇文章先后在美国诗歌界和汉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纷争。诗歌界惊异于汉字作为诗歌表现媒介的优势,把汉字的构形、组义与汉语的词法、句法作为美国诗歌改革的突破口,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诗运动;而汉学界抓住费诺罗萨对汉字的构形、字与词的混淆等方面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指责与批评,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恰在于,他们对于费诺罗萨在文中指出的汉语词性的多元、汉语句法的松散与语法的灵活等特性予以积极认同,并对其加以补充、完善和发展。这样就向我们展现了中外文学的双向交流的路径。
本辑第四个栏目为“跨学科批评理论研究”,分别发表了中外学者的两篇文章。冯文坤的文章探讨了梅洛-庞蒂和伽达默尔的语言观,作者围绕意义之生成和涌现为话题,通过对语言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和伽达默尔关于语言和意义相关论述的比较分析,着重阐述文本与世界、文本与读者及文本与历史-时间的结构性关系,尤其分析了梅洛-庞蒂所提出的意义缘起于存在的结构性振荡这一洞见。该文还为文化翻译如何在语言中实现其具体化,即如何在翻译中体现个体的、诗学的、历史的、民族的“存在性投射”,寻找理性的认知基础。这些纯理论的推演对于我们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理论仍不无启发。让-米歇尔·拉巴泰作为德里达的学生,在文章中向读者揭示了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作者认为德里达是一位斗士,他一生几乎都在与不同的人和事抗争。他的个性特征也像他的理论教义一样不断地引起人们的讨论甚至争论,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影响更大。今天我们可以说,解构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渗透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本辑所发表的不少文章都与解构的教义相关。
本刊的编定正值暑假结束,大家都已开始新学期前的准备工作,我在此谨向为本集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宁
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