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篇

《诗经》，原称“诗”“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诗经》也是一部儒家经典，唐代的白居易称之为“六经之首”。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由众多诗篇组成的，其中的诗歌也是出自众人之手。那么，那些出自众人之手的诗歌是如何汇集成一部诗歌总集的呢？成为总集之后又是如何成为一部儒家经典的呢？或者说，从诗歌总集到儒家经典，《诗经》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一、“采诗”“献诗”“删诗”——《诗经》的编订

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作品出自不同人之手，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当时的士大夫等贵族。这些众人制作、最后汇集成一部的诗歌总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诗经》成书，有“采诗”“献诗”“删诗”等说法。

（一）采诗

采诗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采风。根据古人记载，周代有专门采风的官员，称为“采诗官”，负责到民间采集社会上流传的诗歌。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就是将老百姓的日常歌谣收集起来，上呈给天子。采诗的目的是让天子知晓民间现实，也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实况，由此让帝王知道自己是否得民心，是否需要加以改正。《汉书·食货志》也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的记载具有很强的画面感。春天来了，蜗居了整个冬天的人们从家里出来了，三三五五地在田地里边唱歌边干活。这时候，“行人”，也就是采诗官，敲着木梆子来到了田野边，将人们劳动时所唱的歌搜集起来，随后，将采集来的诗歌交给掌管音乐的机构，并由乐师配乐，最后演奏给天子。而天子听乐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通过这些诗歌了解天下之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百姓生活、民间疾苦。由此可以知道，由采诗官采集来的诗歌的作者是当时普通老百姓。

虽然关于采诗的记载不是特别详细，但采诗说应该是可信的，也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肯定。如汉代设立的乐府机关，负责采集和编纂民间诗歌，也进行创作和配乐演奏，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先前的采诗制度，起到“观风俗，知得失”的作用。

采诗制度也得到古代文人的追捧。直到唐代，元稹和白居易等新乐府诗人仍在呼吁恢复上古时期的采诗制度，并创作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组诗。白居易《采诗官》就用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对远古时期采诗制度的向往、对采诗制度不存的批判，以及恢复采诗制度的美好愿望。

采诗听歌导人言。

言者无罪闻者诫，

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氏，

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兴谕规刺言，

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

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

谏鼓高悬作虚器。

一人负扆常端默，

百辟入门两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

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远，

君之门兮九重闭。

君耳唯闻堂上言，

君眼不见门前事。

贪吏害民无所忌，

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

先向歌诗求讽刺。

白居易认为周代灭亡以后，采诗制度就不存在了，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人们作诗时只知道歌功颂德，老百姓也不敢说实话，君主听不到百姓的声音，长此以往，必将亡国。白居易将采诗制度看得非常重，认为它是巩固统治的有力手段，朝廷应该加以采用，让百姓有表达心声的渠道。

总的来说，采诗之说虽然只存在于文献中，但是统治者的认可、文人的追求，说明这种说法应该是存在过的，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起过一定的作用。

（二）献诗

《诗经》作品的另一来源是公卿贵族的“献诗”。《国语·周语》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献诗”是天子广开言路的重要方式，献诗则是“公卿至于列士”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公卿”“列士”是当时的贵族，也是当时的主要知识阶层。“献诗”是士大夫等知识阶层的重要责任，也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与采诗官的“采诗”不一样，“献诗”是由知识阶层呈报给天子所献之诗，即不是从民间收集的，而是由公卿、列士写作，呈报给天子即最高统治者的。献诗者属于知识阶层。献诗有具体的场合，如祭祀、宴饮、出兵、狩猎、朝会等重大典礼，所以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

（三）“删诗”

采诗官采集来的诗歌和知识分子献上的诗歌是如何编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的呢？自汉代起，有孔子“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司马迁认为古时候诗有三千多首，到了孔子手里，孔子对其重复的篇章进行了删减，仅仅剩下了合于礼义的诗歌，并对留下的诗歌进行了配乐。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司马迁的说法。到宋代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史记》《汉书》的说法，总结出删章、删句、删字的删诗三原则。

但是，历代学者如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清代方玉润等，对孔子删诗说均持怀疑态度。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

且孔子未生之前，《三百》之编已旧，孔子既生而后，《三百》之名未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诗》之篇次悉与今同。（惟《豳》次《齐》，《秦》又次《豳》，小异），其时孔子年甫八岁。迨杏坛社教，恒雅言《诗》，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闻有“三千”说也。厥后自卫反鲁，年近七十。乐传既久，未免残缺失次，不能不与乐官师挚辈审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尝有删《诗》说哉？

方玉润通过文献和史实的梳理，认为孔子不可能完成删诗的工作。吴公子季札到鲁国时，乐工演奏了《诗经》，其中的十五国名和风、雅、颂的次序与我们今天所见的《诗经》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吴公子观乐时，《诗经》的篇次已经固定了，音乐也配上了。而那一年孔子才八岁。八岁孩童怎么能完成“合于礼义”的删诗之重任呢？这成为否定“孔子删诗”说最为有力的证据。

那么，孔子在《诗经》的成书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现有材料，一般认为：在孔子时代，《诗经》已经编订完毕，并已经配上了音乐，但孔子进行过正乐工作。正如《论语·子罕》记载，“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总的来说，根据古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的有两点。首先，《诗经》中的作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民间，即采诗官采集而来的，这些诗篇多保存于《国风》中，它的作者是普通老百姓。不过，这些采自民间的诗歌需要经过乐官的配乐，才能演奏给天子听。或许老百姓的诗歌也是有音乐的，但也需要经过乐官的调整，因为音乐是身份的象征，天子乐和民间乐是不一样的。《诗经》作品的第二个来源是当时的公卿贵族创作的诗歌，这些诗篇主要见于《雅》和《颂》，其作者是贵族知识分子，它们的最后成形需要经过乐官配乐。

其次，《诗经》的编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采诗官采诗、公卿贵族献诗，这些诗歌经过乐官配上音乐之后，最后都将演奏给天子听。从采诗观风俗的目的来看，所采之诗必然是非常多的。采集来的诗也不是直接演奏给天子听，还必须经过乐官配乐，乐官在《诗经》的成书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采诗、献诗及乐官配乐所定的诗歌，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产生了讹误，孔子在教授的过程进行过某些正乐工作，从而有了孔子“删诗”之说，至于孔子究竟是删除整首诗，还是删除某句诗，或是删除某些文字，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总之，经过采诗、献诗、配乐、正乐等漫长的发展过程，《诗经》成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是有目无辞的，包括：《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伍》《由仪》。

二、“赋诗言志”——《诗经》的外交功能

从《诗经》的编订过程中可以发现：采诗以观风俗，献诗以颂功德，删诗以合于乐，《诗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文献记载来看，《诗经》成书后，其主要功能已经由观风俗、颂功德转向诸侯外交，“赋诗言志”成为《诗经》最为重要的功能。《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一种人的批评。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有些人学了很多诗，甚至把《诗》三百篇都熟读了，却不会用。让他处理政事，他不能顺利完成；派他出使外国，他也不能合理应对。这种人，虽然《诗》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的话，道出了《诗经》在春秋时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于四方，不能专对”指的正是诸侯外交中的“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赋”就是朗诵，或者歌唱；“志”就是内心的思想或感情。“赋诗言志”，就是通过朗诵或者歌唱《诗经》中的篇章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思想或感情。《左传》中记载了许多诸侯外交中赋诗的故事，赵衰辅助晋公子重耳与秦穆公的会晤，就是其中经典的成功案例。

晋国内乱，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在狄居住了十二年后，欲返回晋国，重振大业。但那时他的力量还很薄弱，所以要先去求助于诸侯。重耳游历了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最终到达了秦国。秦穆公设宴接见重耳，依据当时外交礼仪，宾主要进行赋诗。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春秋诸侯盟书。侯马市晋国遗址出土

重耳所赋《河水》，据前人考证，应为《诗经·小雅》中的《沔水》。其诗首句是“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重耳将自己比喻为流水，将秦穆公比喻为海，既表达了此时会面的感激之情，又暗含着若能返回晋国，也当朝事秦国之意。诗中又有“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的句子，重耳借以表现他遭亲友背弃、流落在外的悲惨境遇，以赢得秦穆公的同情。所以说，重耳赋这首诗，是非常合适的。重耳赋诗之后，秦穆公赋《六月》应答。《六月》也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诗中歌颂了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战、匡扶王国的事迹，有“以匡王国”“以佐天子”等句子。秦穆公赋这首诗，表达了自己对重耳的看重，相信重耳重返晋国，必能建立一番功业，成为辅佐周天子的重要人物。在春秋时代，若是说辅佐周天子，就意味着能称霸诸侯，成为盟主，这可以说是诸侯之间最高的期许了。同时，秦穆公赋诗也表明了自己态度，他肯定会支持重耳。所以，重耳的陪臣赵衰会说：“重耳拜赐。”在重耳行过隆重的降阶拜稽首之礼后，赵衰又庄重地说出行礼的原因：“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表明完全领会了秦穆公的意思。

赵衰的表现是非常关键的：外交赋诗中，必须真正领会对方的意思，并做出与之相应的符合礼节的行为，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所以在重耳赴宴之前，子犯会推荐赵衰。当时，子犯是重耳身边最重要的辅臣，本应在宴会上陪同，但他请辞，理由就是，赵衰更擅长文辞，也就是更精于《诗经》和相应的社交礼仪，所以这么关键的场合应该让赵衰陪同。而赵衰，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到晋国，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业，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当时，如果不熟悉《诗经》，或者不能用好《诗经》，在外交中表现不当，就会被人耻笑，甚至还会招来灾祸。我们先看齐国大夫庆封被人耻笑的例子。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庆封是齐国的大夫，有一次他出使鲁国，鲁国的孟孙和叔孙接待。孟孙跟叔孙赞叹庆封的车漂亮，叔孙说：“使用过于豪华的服饰车马，与本人身份不相称，最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叔孙设宴招待庆封，庆封表现不敬。叔孙赋《相鼠》讽刺，庆封也不知其深意。

《相鼠》是《鄘风》中的一篇，全诗作：“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简短有力、辛辣地讽刺了无礼无耻之人。这首诗诗意浅显，叔孙在宴上赋诗，相当于当面骂庆封，而庆封竟然不能听出其中的意思，难免会被人耻笑。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庆封是一个骄奢无礼，又不学无术的人。庆封在齐国做了不少坏事，最终也罪有应得，落得个灭族的下场。可以说，叔孙赋的《相鼠》这首诗也算是应验了。

庆封出使鲁国，只是自己遭到了耻笑，而在他之前，齐国大夫高厚歌诗不当，后果就严重了许多。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左传·襄公十六年》）

当时，晋国是诸侯的盟主，宴会诸侯，鲁、宋、卫、郑、曹等国的国君都来参加，唯独齐侯没有来，派了大夫高厚做代表。在宴会上，晋侯让在座诸大夫舞蹈，舞蹈的同时歌诗，并且设置了规则。这也是诸侯宴会中的一种仪式。各国的大夫的诗都合乎规则，只有高厚的诗不合乎规则。晋国大夫荀偃发怒，认为齐国有异心。晋侯让大夫们与高厚一起盟誓，高厚却逃走了。于是各国大夫一起盟誓，要共同讨伐异心者。

《左传》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有些语焉不详，没有说大夫们歌诗的内容，也没有说清楚高厚为什么逃走。可以说，齐侯没有参会已经引起了晋侯和其他诸侯的不满，所以高厚“歌诗不类”，很可能是诸侯迁怒于齐的一个借口。虽然根本原因不一定在于歌诗本身，但是，仅仅“歌诗不类”就可以作为认定齐国“有异志”，进而成为共同讨伐齐国的名正言顺的理由。由此可见，诸侯外交中《诗经》起到的重要作用。

“赋诗言志”是诸侯外交中的重要仪式，所赋的有时是整首诗，有时也可能是一首诗中的某一章。不管当事人所赋的是整首诗还是某一章，往往都是选取能迎合当时情形的特定的字面意义或者比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符合原诗作的背景和主旨。所以，这种赋诗也被后人称为“断章取义”，也就是说当时的赋诗主要是借用《诗经》的语句来表达个人观点，它并不完全遵循诗句的本意。这里将《左传》记载的著名的“断章取义”式赋诗摘录下来：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或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从诗的本意来说，这里只有子西所赋《黍苗》是赞美召伯的功劳，子西借召伯之功来赞美赵孟之功，符合《黍苗》原意。《小雅·黍苗》：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毛诗序》中指出：“《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郑玄在《郑笺》中指出：“陈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废此恩泽。”也就是说，诗篇的作者通过召公的功劳来讽刺幽王。因此，以召伯之功来比喻赵孟之功是合适的。

但是，其他几首诗就明显不合于诗篇的原意了。如子展所赋的《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毛诗序》曰：“《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认为《草虫》赞美的大夫之妻能够坚守礼教。朱熹《诗集传》曰：“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认为《草虫》是一首大夫行役在外、妻子思念的诗歌。但是，不管从哪种角度理解，都不适合用来表达子展对赵孟的情意，而仅仅是文字略有所合。其他几个人赋的诗也是这种情况。

不过，“断章取义”的赋诗方式并不妨碍《诗经》在邦交中作用，当时的人对此也是认可的。《左传·襄公·襄公二十八年》记载：“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这说明，断章取义式的“赋诗言志”是得到认可的，人们赋诗和引诗都是从字义或者其中的某一句出发，如果符合自己的需要就可以加以利用，而不需要细究诗篇的本来意义。

总的来说，“赋诗言志”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中，“赋诗言志”有一定的规则，要从外交中的政治需要出发。这种用《诗》方式迈出了《诗经》经典化的第一步，对孔子的“《诗》教”和孟子“以意逆志”等都有重要影响。

三、“温柔敦厚”——孔子的“《诗》教”

《诗经》是上古礼乐文明的重要载体，一心要恢复上古礼乐制度的孔子自然非常看重《诗经》的教化功能。因此，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不仅自己学习《诗经》，还对《诗经》进行了正乐工作，即前面提到的“删诗”之说。同时，孔子对《诗经》也有过很多评说，由此形成了后人所总结的“《诗》教”。汉人所作的《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也成为对“《诗》教”最简洁的概述。所谓的“温柔敦厚”指的是温和、厚道，描述的是一个人中正平和的气质或操守。不过，这里只是借孔子之言以强调“《诗》教”，此话是否为孔子所说，不得而知。以下我们从内涵、具体内容等方面对孔子的“《诗》教”进行简要介绍。

孔子画像

（一）“《诗》教”与“诗教”

在介绍孔子的“《诗》教”之前，首先需要对“《诗》教”与“诗教”加以区别。“《诗》教”是相对于《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而言的。此六教，指的是以六种经典为本的教化。如《庄子·天下》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已经指出了六种经典的不同作用或功能。《礼记·经解》中说到《诗经》后接着说：“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里从表现特色对六种经典进行了区分。

“诗教”是相对于“礼教”“乐教”而言的。“诗”不仅仅指《诗经》，还有《诗经》以外的诗歌。如孔子在引用诗句教育弟子时，有些诗句就不见于《诗经》。如《论语·子罕》所引诗句“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这四句诗就未见于今本《诗经》，属于“逸诗”。从“诗”与“《诗》”的具体所指来看，“诗教”的范围比“《诗》教”大。采集官采集自民间的诗歌以及公卿贵族呈献的诗歌并没有全部编入《诗》这部诗歌总集之中。因此“《诗》教”包含于“诗教”之中，“诗教”并非单指“《诗》教”。我们这里主要论述孔子的“《诗》教”。

（二）《论语》论《诗》与引《诗》辑录

孔子对《诗经》的重视主要集中于《论语》之中。在《论语》中，孔子不仅大量引用《诗经》说理，教化学生，还对《诗经》的特征、功能等发表了不少评论。为了阅读方便，首先将《论语》中相关《诗经》的内容列举出来。

《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八佾》：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子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述而》：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注疏》

傅斯年先生将孔子论《诗经》总结为以下六层意思：

（1）以诗为修养之用。

（2）以诗为言辞之用。

（3）以诗为从政之用，以诗为知人论世之印证。

（4）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5）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思无邪”，放郑声。

（6）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这六条对《论语》中的孔子论《诗》概括得非常准确，我们可以将之与以上摘录的一一对应。如“不学《诗》无以言”是强调《诗经》的言辞之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是说《诗经》的从政之用。

将以上六条合并，孔子的“《诗》教”可以分为“德教”和“政教”。“德教”强调《诗》对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功能。“政教”强调《诗》的政治功能。

（三）孔子“《诗》教”中“德教”

孔子论《诗》最为著名的是“思无邪”之语。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以“思无邪”三字来评价《诗》的内容。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思无邪”三字有过解释：

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朱熹认为，《诗》具有感发人之善心、惩罚人之逸志的功能，指明了《诗》的功能在于使人读后“得性情之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具有惩恶劝善、让人改邪归正的功能。虽然不少人对《诗》有过或直白或隐晦的评论，但是都不如孔子“思无邪”三字来得准确且有深意。朱熹认为“思无邪”三字是《诗》之三昧。可见，朱熹对孔子的这一评论是非常肯定的。那么“思无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思无邪”出自《鲁颂·》：

牡马，在坰之野。薄言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臧。

牡马，在坰之野。薄言者，有骓有，有骍有骐，以车伾伾。思无期，思马斯才。

牡马，在坰之野。薄言者，有驒有骆，有骝有雒，以车绎绎。思无，思马斯作。

牡马，在坰之野。薄言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

整首诗描述的是群马奔腾的状态。“无邪”奔跑的马，很难用今天的语言对之进行解释。表面看来，“思无邪”与人的道德品性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孔子的引《诗》跟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一样，只取其字面意义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或情感。从字面意义来说，“无邪”即“正”，落实到人的道德品性来说就是如朱熹所指出的“性情之正”。

除了“思无邪”，孔子“《诗》教”中与人的道德相关的还有《学而》：

马。图片来自《诗经名物图解》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孔子与弟子讨论人的品德修养问题，具体而言是如何对待贫与富，或者说是人在贫穷与富贵时应该具有怎么样的操守。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回答能够做到也是不错的，但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引用《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回应孔子的“贫而乐，富而好礼”，并得到了孔子的肯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出自《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从字面意义来看，这首诗描述的是君子的修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治骨曰切，治象牙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这四个动作都是在将粗糙笨重的东西变成精细雅致的物品。这里用来形容一件原石要经过复杂的工序才能成为一块美玉，用来比喻君子自我修炼的过程，表现了君子自修的美好品德。在孔子看来，君子的品德修养是逐步完善的，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就如同美玉的形成一样有一个雕琢的过程。子贡认识到了这个过程，并找到了《诗》中的句子来说明这个过程。孔子认为子贡能够举一反三，是可以一起来讨论《诗》的人了。子贡因为能够从君子修养方面来领悟《诗》而得到孔子的肯定。可见，孔子的“《诗》教”是注重品德修养的。

绿竹。图片来自《诗经名物图解》

（四）孔子“《诗》教”中“政教”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一个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从某种程度来看，政治家的身份更受孔子本人重视。他一生的奔波都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在现实中屡遭挫折，政治观念不为统治者接受，孔子退而授徒讲学，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放在了教育事业上。孔子以《诗》为政治教化，如《子路》中有：

子曰：“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授之以政”指的是利用《诗》来处理政务。这与周代采诗“观风俗、知得失”的传统有关。“使于四方”即我们前面所说的诸侯外交活动中的“赋诗言志”。孔子明确指出，《诗》的功能在于“授之以政”与“使于四方”，完全是从政治功能的角度来看待《诗》。如果不能做到，诵读再多的《诗》也是没有用?的。

总的来说，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将《诗经》当作政治和伦理道德的教材，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学习《诗经》来加强个人修养，学会处理政务和外交事务，突出了《诗经》的德教与政教功能。由于孔子在儒家体系中的重要位置，经过他的推崇，《诗经》的地位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以意逆志” 与“知人论世”——孟子是如何引《诗》的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城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为“孔孟”，被尊称为“亚圣”。孟子主张施仁政、行王道，并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跟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向君主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但是，当时的君主追求的是实际利益，大国忙着兼并小国，小国则疲于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以施行孟子所说的仁政了，更无暇顾及百姓的利益与幸福。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是之时，秦国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也就是说，孟子的思想不合于君主的实际需要，因而处处碰壁。虽然每到一处，孟子都发挥自己好辩和善辩的特长，但君主们对其仁政思想只是听听而已，没有予以认同，更别说加以推行了。

孟子在游说的过程中意识到他的主张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那些君主虽然表面对他毕恭毕敬，但实际则是不屑一顾的。于是，孟子回归故里，退而讲学，与弟子们讲学论道，著书立说，想以此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传于后世，便有了《孟子》一书。

《史记》记载，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作《孟子》七篇。今人通行的观点是《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及其门人共同编写的。《孟子》一书是了解孟子言行与思想的重要文献。

孟子画像

根据学者统计，《孟子》一书引用、论述《诗经》近40处。学者还对其进行了区分，如汪祚民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一文中指出：《孟子》一书引《诗》、论《诗》共 39 次，其中，孟子本人引《诗》共30 次，论《诗》4 次。孟子引用《诗经》不仅次数多，而且有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

（一）“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说出自《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咸丘蒙是孟子的一个弟子。他听人说品德高尚的人，君主不可以以他为臣子，父亲也能不以他为儿子。对于这句话，他认为与《诗经》存在矛盾：“舜不以尧为臣子（尧禅位于舜后，舜并没有马上即天子位，而是等尧过世后才即位，并且率领天下诸侯为尧守丧三年），我已经听您说过了。《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舜成为天子后，瞽瞍就不是他的臣子了吗？”咸丘蒙的意思是说，舜成为天子之后，作为他父亲的瞽瞍也就不再是他的臣子，这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矛盾的。

孟子回答咸丘蒙说：“你所说的诗句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并进行了详细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是“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最后，由此得出说诗不可“以文害辞”、不可“以辞害志”，而是应该“以意逆志”的结论。

文、辞、意、志有多种解释。如赵岐认为：“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朱熹认为：“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此外，关于“意”又有“作者之意”和“读者之意”的争论。从《孟子》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来看，朱熹的解释最为合理，“意”主要指“读者之意”。所谓的“以意逆志”就是以读者之意来寻求作者之志，即理解《诗经》要从读诗人的角度出发，要从诗篇的整体意思出发，不可以拘泥于原有诗句的字、词、句。

我们来看一下咸丘蒙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首诗。这两句诗出自《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山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毛诗序》说：“《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认为这首诗是大夫讽刺周幽王的，大夫由于长年累月在外役使，以至于没能照顾家中父母。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北山》，刺大夫役使不均也。”“然此诗则实士者之作无疑。前三章皆言一己独劳之故，尚属臣子分所应为，故不敢怨。末乃劳逸对举，两两相形，一直到底，不言怨而怨自深矣。此诗人善于立言处，故不徒以无数或字见局阵之奇也。”方玉润认为《北山》讽刺的对象是“大夫”，而不是周幽王。虽然他们认为讽刺的对象不一样，但都指出了诗篇讽刺的事件是“役使不均”，即分工不合理，有的人整日劳役，而有的人则整日饮酒作乐。

我们从全诗的立意可以看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思是，作者认为自己作为臣子是有义务参与劳役的，并不是强调所有人都是君王的臣子。孟子认为咸丘蒙的理解仅仅从字词出发是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没有领会诗篇的主旨。从这一点来说，孟子的说诗态度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以意逆志”也成为后来人说诗、读诗的重要方式，直至今天，仍然是一种有效的阅读方式。

以下举例来分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引《诗》方?法。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正在观看鸿雁和麋鹿等珍禽异兽。他问孟子说：“贤人也会以此为乐吗？”孟子回答说：“正因为是贤人，才能够以此为乐。不贤的人即使有这些珍禽异兽，也不会感到快乐。”这句话是孟子回答的中心，随后孟子引用《诗经·大雅·灵台》中的诗句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孟子认为周文王虽然使用民力，但是百姓不但不怨恨他，反而对他加以赞美，并以文王之乐为乐。这是因为周文王能够关心百姓，所以百姓愿意以文王之乐为乐，而文王也就能够享受其欢乐。孟子引此诗篇是为了说明君王应该施行仁政，关心百姓，这样百姓才能与君王同乐。

梁惠王画像

《诗经·大雅·灵台》全诗如下：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

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

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这首诗描绘了百姓为周文王建造灵台的热闹景象，以及周文王在灵台、灵沼等地，鸟兽昆虫也来归附他，赞美了周文王的美好品德。正由于周文王的美好品德，百姓才来归附。其中并没有直接说周文王与民同乐。而孟子为了说服梁惠王爱护百姓，做到与民同乐，将诗篇在品德赞美的基础上延伸了一步，使其诗意符合自己的需要。这就是典型的“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

《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劝说梁惠王施行仁政，梁惠王以自己“好货”和“好色”予以推脱。“好货”指贪恋财物，“好色”指贪恋女色。孟子认为君王只要与百姓心相一致，心里时时想着百姓的利益，做到与民同乐，那么即使“好货”与“好色”也不妨碍施行仁政，反而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孟子两次引用《诗经》，一次引自《诗经·大雅·公刘》，一次引自《诗经·大雅·绵》。

《诗经·大雅·公刘》：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