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育德永远的青春：怀念胡振渭同学
这天，我到刘伯伯家去，他刚让老伴打过针。我问伯伯的身体状况。他说病也不少，也不大要紧。糖尿病是老毛病了。想到多少人先去了，我们幸存到今日就是最大的福分。他坐下来，开始今天的对话。还没有说呢，他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给我拿出了一篇文章，递给我，开始了谈话：
青春时代的同学啊，最让我怀念，因为那时候单纯，那是真正平等的关系。要好的同学，没杂念，友谊是真诚的。只有真诚才让我难忘记。
上次说在育德中学的事情，我便睡不着觉，回到了那个难忘记的青春岁月。想起了不少同学，好像他们又跟我回到了当年。这就是我刚写的一篇怀念同学的文字。
我展读刘伯伯的文章。
我同胡振渭教授的生死约
萧冰同志来信说，她撰写的《胡振渭教授传略》一书，拟将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消息值得欣慰，却也免不了让我一阵伤感。谁能想到，我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振渭同志，竟因罹病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多少往事，难以忘怀！
30年代，我和振渭同志同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他是个有名的好学生。学习上不偏科，既酷爱数、理、化，也喜欢文、史、哲。因为年龄小、个子小的缘故，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弟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丛生，风行一时。在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下，育德中学校内组织有各种不同名义的读书会、研究会，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当时的形势是：祖国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吞之中，同学们为了救亡运动跑书站、听演说、兴集会，爱国热情高涨，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加紧对学生救亡运动的镇压，保定第二师范的护校运动即被扼杀。为了团结广大学生，发展革命力量，“左联”通过读书会，组织同学阅读革命的报刊和书籍。比如：鲁迅的《自题小像》、《自嘲》诗，就是这样在中学生里广泛传播的。
《自题小像》是鲁迅青年时代写的。1931年重录并公开发表，依然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献身祖国的宏伟志愿，确在广大中学生里引起了反响。记得读书会的一个小组里有我和黄雨秋，都是“左联”成员，“小弟弟”振渭同志是个积极分子，他同我们一起讨论鲁迅的这首诗。不懂“神矢”的含义，他就跑到一位教英语的“教联”的老师那里去请教，原来“神矢”指“爱神的箭”，这才明白第一句诗是说心灵中没有办法摆脱爱国的忧伤。至于全诗的含义，我们几个同学各有各的理解，一周内争论两次，也没有弄清楚，但一致肯定这首诗是爱国的。后来，还是那位英语老师听说了我们争论的情况，邀我们座谈，并作了对大家有益的解释。他说，1902年鲁迅写这首诗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也还没有系统地传播到中国，正在发展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鲁迅青年时代就忧国忧民，在那时就有为民主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站到了民主革命的前列。3O年代初期，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早已登上了政治舞台，鲁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严于解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终于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31年重新录出这首诗，表达了鲁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国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贡献自己一切的决心。英语老师的这番解释，在30年代是难得的，对振渭同志的影响极深。
另一次，是我们一起学习讨论鲁迅的《自嘲》诗。自学时振渭跑到读书会找我，“运交华盖是什么意思？老兄。”他突然袭击地问。“《华盖集》的华盖吗？”我回答的快，使他惊奇。其实我分工培养振渭，知道他在读鲁迅的《华盖集》。我在这之前读过了《自嘲》诗，也请教过老师。我摇着头咏出《自嘲》诗的两句：“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谦虚地点头，似乎认为我知道得比他多，历来他尊我为兄长。我向他讲释了运交华盖的意思，最后语意双关地说，你读完《华盖集》就成佛作祖了。振渭回头就跑，他明白了。他不单明白了“华盖”这个词组，也明白了全诗的含义。讨论会上，振渭对《自嘲》阐述得比较深刻。他说鲁迅“自嘲”什么呢？他是自嘲自己的遭遇、自己的境况，实则嘲笑敌人对自己的迫害。虽然每句诗嘲弄对象都是自己，而谁都可以理解他是对着敌人的，使读者感到亲切。诗本身泼辣而幽默，洋溢着革命者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乐观主义精神。鲁迅的形象是高大的。他说，诗的核心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横眉怒目，表示对敌人蔑视之深。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但这里的“千夫”是指敌人，指敌人的陷害、中伤、造谣和迫害。他说到这里，同学们为他鼓了掌。他激动地说；“鲁迅先生是革命家，向他学习！以后，什么书激烈我看什么。”当时育德中学图书馆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左联”的刊物都可以借阅。虽然振渭的话说得有些幼稚，但他决心向鲁迅学习的心情却溢于言表。他还在讨论会上追悼了保定第二师范牺牲的几位革命烈士。
振渭同志在中学时代就下决心将来出国留学，到西方去开拓眼界，而且在北洋大学毕业后终于留学美国，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可以肯定，这里有鲁迅对他的深刻影响。
我们的“小弟弟”振渭同志，当时进步很快，只因为他年龄小而没有立即发展他入“左联”。到了1933年已是革命的低潮时期，育德中学“左联”支部决定暂不发展盟员，终归未能发展“小弟弟”入盟。这个机遇稍误即逝，是个遗憾。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到了华北敌后平、津、保三角地带。和振渭同志一别30余年。一直到他调到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穿上了军装，有一次到北京出差，我们才重逢。
记得是在北海西沿，阔别多年，还是见面就拍了肩膀，亲热得很。听起来，他乡音未改；看上去，他还很年轻，多年的教授生活却没有一点洋场上的架子，实实在在，尊重老同学。我还是他旧日的师兄，振渭同志倾听我一气谈了几十年的经过。也许因为我们青年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友谊吧，在晨曦中觉得别有深情。振渭还是那样坦率真诚，胸襟宽阔，这是他青年时代就有的性格特点。
晚间到我家，知道了他是材料学和热处理专家。当时的七机部遇到的大量工艺问题，使我感到极大的困扰。他告诉我，西方国家最保密的是工艺，至于导弹、飞机的设计和工作原理，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到。希望七机部加强材料和工艺上的领导，培养人才更是紧迫任务。他建议哈军工应专设工艺系，加强人才的培养。我向当年的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反映了他的意见。这个问题几乎拖到哈军工内迁长沙以后，经振渭同志的多次建议才建立起工艺系。在学院的教育上解决了设计与工艺的结合，把教学的重点落到理工。这是他对理工教学的一大贡献。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成就，更不争功。领导上不采纳自己的正确建议也没有牢骚和怨言。但他什么时候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朴质无私，不敷衍，不随波逐流，不怕事，不怕麻烦，认为正确的意见就反复报告、一直到实现为止，表现出献身事业的高贵品质和坚强意志。
我和振渭同志越进入老年，接触越加频繁。在70年代的后期和80年代初，尽管他远在长沙，可是每次到北京办事，总要抽出时间让我派秘书把他接到家里谈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同志对工作越加认真、诚恳、热忱和关心。对事业特别勤奋，为航天事业的献身精神越加感动人。他说：“我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到头来还是个教书匠。教书匠也好，科学家也好，都是对国防现代化贡献力量，但应该有个标准，应该交给群众评论，标准的规定也应来自群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个基本功提倡了几十年，也锻炼了几十年。我自从穿了军服，就练这套功夫，时间不短了，我觉得还有问题。”我听得入神了。他接着说：“我们做的一切工作包括教书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大家都比较明白。但是，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这句话，我们所有的人都真正懂得吗？不见得。不少人并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所以才有强迫命令，自以为是，瞎指挥。科学家、工程师最怕自以为比群众高明。不接触群众，就不懂什么是依靠群众。我常常在车间发现有时必须按工人的意见办。比如，解决铝合金存放裂纹的问题，除材纠外，还有焊接问题。按工人的意见焊接就好。”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哪位科学家、工程师这样深刻地研究过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
我在八机部工作时，常常遇到超高强度材料的问题，这是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领域。包括在大气层飞行的战术导弹，保证材料的不断更新，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振渭同志除解决战略武器断裂工艺问题，同时也兼顾了战术武器的材料更新。他从不计名利，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一面解决问题，一面宣传材料革命的意义。是振渭同志使工人和技术人员逐步认识到新材料在航天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他们对振渭同志极为敬仰。振渭同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育、科研和生产三结合，这样他才能够不断取得科研成果，推出新产品，随时更新教材。他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真正做到了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和发展理论。
在关于现代复合材料的研究中，振渭同志也是如此。我知道，振渭同志自70年代中开始致力于现代复合材料的研究。他向我介绍过复合材料在当代发展的历史、地位和前途。不论各种复合金属，也不论各种纤维的品种，都是一个庞大的新领域。他不仅在科研和生产上帮助克服了大量困难，排除了很多障碍，还进行了紧张的学术活动，筹办《复合材料学报》，撰写了大量著作。这些精神财富都从实践中来。他多次出国到日本、美国和西德，每次回来总是给我讲一次课。我对复合材料和材料工艺方面的一些知识，同振渭同志的耐心讲授是分不开的。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了，把过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改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振渭同志很感振奋。转过年来，1979年，振渭同志整60岁，已步入老年。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从八机部南京会议回到家里时，振渭同志正高兴地等我。他同我谈起了入党问题，他说：“青年学生时代，你们不要我。现在党的政策变了，我已是‘耳顺’之年，是时候了吧？”我感到有点突然，又有些内疚。他又说：“我跟党走了几十年，也写过入党申请书，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会实现。”至少是第三次对我说了，他向往党，而且憎爱分明。
我和振渭相知很深，我十分了解他。在育德中学，“左联”没发展他，错过一个机遇，革命也是有机遇的，我为此终生遗憾。1978年振渭同志作为“东风五号”研制的顾问到北京解决存放裂纹和断裂的材料工艺问题我们回忆过那段历史。深夜长谈，我亲自送他到南苑第一研究院的招待所。他把新著《断裂概论》送给我，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原处未动，为了不应忘却的纪念。之后，我写了一首旧体诗《七律·戏言身后事》，就是记那次长谈的。全诗如下：
南苑古柳新杨边，墙内深院院中园。
一年不见时相忆，无事邀来乱拉谈。
长城起止一万里，文化上下五千年。
你我不管谁先死，“导弹”糊烧作纸钱。
1983年，他病重住进了301医院。我去看他，安慰他病好后，陪他回家乡看看。他说：“还有一件遗憾终生的事。”当场很多人，但只有我俩知道这“事”指的是什么。脉脉深情的两双眼睛，瞬间泪飞，而瞬间又平和下来。1984年，我才知道组织已批准他入党了。为了祭奠振渭同志，我分别糊了一个“战略导弹”和一个“战术飞航式导弹”，面向长沙供烧，实践了我们的戏言。振渭同志对党的向往和忠贞，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都使我深受感动。
我和振渭同志交往莫逆，风雨数十年，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来，由衷地感到，振渭同志不愧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不愧为襟怀坦荡、献身国防事业的科学家！愿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能以振渭同志为榜样，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振渭同志，永远怀念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