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晚近温州文化圈流传“事必言籀，言必怀梅”一语，所谓“籀”，即指籀园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前身），而“梅”，则为本书的主角老馆长梅冷生先生。
梅冷生（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名雨清，浙江永嘉城区（今温州市鹿城区）人。浙南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代表，现代知名的诗人和民主人士。
梅先生平生以继承永嘉学派的优良传统为己任，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倾注全力于地方文化建设，在诗词创作、方志整理，尤其是乡邦文献（包括文物）的征集保存方面劳苦功高，贡献卓越。
回顾他的一生，至少有三点值得称道。
第一，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一九二〇年，梅先生作为主要发起人，与薛钟斗、夏承焘、陈纯白、王梅伯、王毓英等友好参照南社的宗旨，在温州组织文学团体——慎社，集资出版同人作品四册。次年又结合一批志同道合的词友建立瓯社，并刊印《瓯社词钞》两集。正是他们的切磋交流，共同努力，现代温州迎来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温州才得以走出一代词宗（夏承焘）。又如，一九三五年四月，浙江省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成立，梅先生担任委员、总务兼印行股主任，与驻会副主任刘绍宽、委员孙孟晋等和衷共济，联合各县分会，搜罗、写录乡贤遗著四百零二种。尽管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项工作被迫搁浅，但所有征集得来的地方文献随后移交图书馆妥善收藏，成为社会共享的公共资源，至今在《温州文献丛书》《乐清文献丛书》《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等乡邦文献的整理出版，《温州市志》《温州通史》的编纂和其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关键时刻举足轻重。
梅先生主持图书馆馆务之前就关注乡邦文献的安危。一九一七年夏，存放《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板片的瓯海关监督署，进驻一支部队，士兵打算把《丛刻》板片当作柴烧。先生闻讯后，即挺身而出，与驻军交涉，连夜移藏于籀公祠内。
梅先生一九四一年起接任籀园图书馆馆长，时值抗战高峰，为避免日寇轰炸或抢掠，他先后三次把善本图书迁移到瞿溪、高楼、大峃等山区，安排馆员日夜守护，直至抗战胜利才运回温州城区，从而保全了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土改”，文物图籍多被弃毁，又是梅先生主动进谒军管会负责人，反映情况，请求政府给予重视。地委当即转令各地土改队暂加保管，再交由市图书馆集中接收。先生为此披星戴月，足足忙碌好几个月，抢救出民间藏书数万册，大大丰富了馆藏古籍的品种与数量。正是这一次又一次不失时机的把握与奔波，温州地区乡邦文献蔚为大观，后来才有条件成为我国文献资源调查时唯一研究级文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温州市政协机关瘫痪，文史资料工作被迫搁置多年。兼任市政协文史工作组副组长的梅先生，将市政协征集到的未刊文史稿（两百多篇）及时转移到市图书馆收藏，妥善保存，得以躲过一劫。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梅先生关键时刻所表现的过人胆识和牺牲精神。
第三，以身作则公而忘私。
梅先生的二公子梅之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籀园图书馆当管理员，一九四一年梅先生接任伊始，郑重其事地找他谈话，一家两口同在馆里不方便，让他离馆另谋出路。之芳先生第二天就毅然离开图书馆，隔了好长时间，才另外找到一份差使。梅先生到任后，一边搜求古籍、采集新书，一边抓图书馆内部建设，制订规章制度。其中有一条“按时还书”，即使是自己的朋友也不例外，为此与一位世交还闹了矛盾。他坚持说公私分清，一视同仁，公共图书馆应当公众阅览。正由于包括他在内前几任馆长率先垂范，全体馆员自律意识逐渐提高，一代代图书馆工作者敬业爱岗，温州公共图书馆事业才得以蒸蒸日上。
解放前，为了维持馆务，他自掏腰包，毫不含糊；解放初期，为了充实馆藏，爱书如命的梅先生将自家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劲风阁藏书二〇一九册捐献归公，十分慷慨。兼任市文管会主任、副主任期间，先后捐赠名家书法册页、梅花扇面等二十四件。他的这些举措，无不在社会上产生示范效应，促进了馆藏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工作。
即使“文革”动荡时期，梅先生已中风卧病，记挂的仍不是他个人的健康，而是读者的需要和藏书的安危。一位被错划成为“右派”的读者，需要查阅一部书籍。梅先生毫不歧视，设法替他借到喜爱的图书，这使他异常感动。
晚年梅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交代：“馆里的古籍，是浙南几百年来图书的精华，是国家的珍贵财产。抗战中，温州三度沦陷，我不怕道路远离，将馆藏善本移置山区，幸得保全。今后如由于保管不善，遭受损失，我们是对不起前人，对不起子孙后代的。”梅先生将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温州的图书馆事业，献给温州的学术文化建设。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这番话仍值得当今图书馆同人重温与记取。
梅先生生前并没有担任显赫的职务，身后也没有留下大量的著作，但他却以爱书、爱馆、爱才、爱乡的“四爱”精神，深深打动人们的心坎；他的道德文章，人品风范，已经成为我们永久的精神财富。梅先生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却依然活在大家的脑海之中。
今年适逢温州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委托我整理梅冷生师友书札，我忻然接受任务。我以为，这既是对温图百年馆庆的一份献礼，也是对这位温州乡邦文化的“守护神”的告慰与纪念。
收入本书的手札共两百零八通，其中关涉慎社、瓯社的不下九十通。时间跨度为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六六年。除了小部分曾披露之外，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初次刊布。这批信札对于理解梅冷生的生平、事业、秉性与交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同时，对于把握温州乡邦文献事业的发展轨迹，以及温州与台州、宁波等地乃至上海、北京的文化互动、学术联系，也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在整理过程中，承蒙黄瑞庚、李继朗、吴常云、杨瑞明、王新宇、郑金才、谢作拳诸先生一如既往给予帮助，同事王昀费心扫描手札图片，对他们的支持和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信任，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卢礼阳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于温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