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葛浩文翻译现状研究
葛浩文是将中国现当代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著名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享誉海内外,被称作是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第一人。他所做的工作对其后继者具有启示作用,另一位新生代翻译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曾提及葛浩文对他的影响:“对我来说,(他的作品)就是我的翻译学校。”[1](Scott Heller,2000:47)“在他译之前,那些有意于探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读者不得不忍受那些失去了原文生气的呆板译品。”(Lingenfelter,2007:56)
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加州的长滩(Long Beach),1961年从长滩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1年从旧金山州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7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圣母大学等几所大学教授,主要讲授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在翻译大量文学作品的同时,他还编著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是美国《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学术期刊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曾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伦敦时报》(London Times)《时代周刊》(Time)《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等报纸杂志供稿。葛浩文曾在《亚太同济会季刊》(ASPAC Quarterly)(以下简称《亚太季刊》)《抖擞》《译丛》(Renditions)《笔会季刊》(Chinese PEN Quarterly)《今日世界文学》等国外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曾在美国和大陆、香港、台湾等许多高校发表演讲,也曾在港台及大陆一些报纸杂志上以中文发表过关于文学或翻译的文章。同时,他还编纂过关于中国文学的文集,如《毛主席肯定不高兴》(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瞎子阿木——黄春明选集》等。此外他还与刘绍铭合编《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与林丽君合编中国当代诗歌中英对照选集《推开窗户》(Push Open the Window: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1984年,葛浩文出版了其第二部中文个人研究专著《弄斧集》,在该书中发表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与作品纵横开阖的见解,在两岸的学界都反响热烈。
由于葛浩文的英文、中文都出类拔萃,再加上他又勤奋异常,因此在将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方面的成就十分惊人。到目前为止,葛浩文翻译或与人合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已超过70部(包括短篇小说集)。葛浩文的翻译大大提高了中国作家在美国的影响力。由他撰写的《萧红传》和翻译的萧红的5部小说使萧红在国际上的声望大增,也引起了国内文学研究界对于萧红的关注。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作品经过葛浩文的翻译在美国也取得了巨大的反响。莫言2000年3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演讲中曾说,“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我与葛浩文教授1988年便开始了合作,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与我反复磋商,……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莫言,2000:171)
葛浩文于1971至197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受业于柳无忌教授。对于葛浩文的语言功底,柳无忌曾说道:“美国学者们讲说中国语言的能力,已比一般欧洲的学者为强,但能写作中文的人,依旧稀罕得有如凤毛麟角。至于以若干篇中文著作,收成集子而出版的,除葛浩文外,更不易发现了。”(柳无忌,1980:3-4)事实上,葛浩文第一部以中文写就的专著《漫谈中国新文学》早在1980年即在香港出版。作者在书中讨论中国新时期文学,除大量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研究专论外,另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文学与翻译家》等专文,其中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尤其对中国女作家萧红(1911—1942)的研究让人印象深刻。
葛浩文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也令人咋舌。1974年,他完成了奠定其汉学研究名声的《萧红评传》。1979年,《萧红评传》中文版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台湾再版。而中国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正是通过此书,才开始关注萧红——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天才女作家的。随后,1981年,在美国学者杨力宇(Winston, L.Y.Yang)和茅国权(Nathan K.Mao)编辑的《中国近代小说》(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书中,葛浩文独撰“中国近代小说概论:1917—1949”一章,详尽阐释了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洞见。其中对于中国作家的社会角色的讨论相当精彩而中肯:“简言之,作家本人即是反叛者和社会批评家。当时绝大部分作家都想引领着他们这一代人从暮气沉沉的儒家传统迈向一个以平等原则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富强时代。因此,一种新的正统——批判现实主义随之出现,进而出现了大批高度政治性、通常又教诲意义十足的作品。”(Goldblatt,1981:4)而对于萧红及其作品,葛浩文最为偏爱,显示出非凡的理解与同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生死场》都比《八月的乡村》要好。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有意避开那些浪漫的革命英雄角色,而专注于描写那些迷信无知、淳朴忠厚的庄稼汉们的赤贫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有着描绘自然景色的非凡才华。”(Goldblatt,1981:24)
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一直充满信心:“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不会是退步,一定是进步;不会走向封闭,一定是更加自由。”(季进,2009:54)在他看来,“尽管中国文学仍处于‘第三世界’的地位,但即使荆棘丛生,当代中国文学仍可以以其独特的魅力,满足国外的读者,启发国外的读者。”(葛浩文,2014b:204)
[1]原文为“That was translation school for me”,“that”指葛浩文的译作Rice(《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