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暗而见明、循理以求道
——悼念良师益友兼评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
谭 中（印度尼赫鲁大学）
桃李满天下的北大季羡林教授仙逝引起举国哀悼，最值得痛惜的是他不但带走了满脑子的学问与智慧，还带走了治学的典范，对中国学术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我无缘当季老的弟子，但有机会钻研他的著述并且和他有十次以上的相识与相处机会，感慨自然很多。
中国领导把少数名人如钱学森、季羡林等当作“国宝”，安排在301医院的特别疗养所疗养，温家宝总理还去看望他们，报刊大肆宣扬，由于这一切，舆论的市侩习气把季老大捧特捧，引起了一些反弹，使季老卷入“国学大师”的争论中，这是非常不幸的。我认为季老是金不换的朴实学者，他从不把自己当作“大师”或“明星”。由于他衣着朴素，看起来也有点“土”，当这位北大副校长兼人大常委走在北大校园中时，经常被生人误认为“工友”，他却毫不在意。
几年前，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翟墨”写的文章，说中国已是“大师泛滥成灾”。季老过世后，我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国内作者重复这一论调，两篇文章都似乎觉得舆论把季老捧得太高。“翟墨”认为季老没有“震古烁今”的研究成果，不配“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也认为认为鲁迅不配，因为太“业余”了）。有位复旦大学教授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连讥带讽地评论说，如果像季羡林写点印度的东西就变成“国学大师”，岂不变成“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1〕我觉得这些言论只能显示出言者的幼稚无知，丝毫不能损害季老的伟大形象。
《庄子·秋水》讨论人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那些贬抑季老学术成就的人主要因为他们不懂在中国开展印度研究是怎么一回事，是他们不研究印度，所以不知道印度学之难，是他们不懂得印度学之难，所以小看了季老的学术成就。我看不仅仅是那些“蚍蜉撼树谈何易”的肤浅之辈，就是那些口头或心中对季老满怀敬意的人，也都不一定说得出季老的学术成就而只是盲目“追星”。我认为要真正敬仰季老、悼念季老，就应该从三方面来看：（1）季老学术思想境界的高瞻远瞩，（2）季老的特殊研究方法，（3）季老给后人留下的学术任务。
先谈第一点，应该看到季老对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与一般人见识不同。他在1991年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说：“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四个大的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2〕这种认识是高瞻远瞩的，特别在当今西方文明对中国知识精英统治压迫之际，更是难能可贵。我们悼念季老、缅怀他的学术成就（或者批评他），首先就应该像他那样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来看问题，不然的话就缺乏赞扬或批评季老的资格。
季老指出中印两大文明“交光互影”、相辅相成，更认为如果没有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3〕季老毕生的研究在诠释这句话上下了很多功夫，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越了他的三位老师梁启超、胡适、陈寅恪，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梁、胡、陈都是“大师”级的学者，季老当然也是“大师”级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季老讨个什么公道。我相信历史对季老的学术成就会有公正的评价，不是什么幼稚无知之士能够阻挡得了的。“高山仰止”的季老也根本不需要我或者任何人来为他讨什么公道的。
再谈第二点，做学问本身就像在大海中游泳。季老的学术天地是中印文化交流，这不仅是像大海那样一望无垠的领域，而且是两千年来中印两国无数学术大师（像中国的玄奘、义净，印度的鸠摩罗什、菩提流志等）心血结晶的积累。玄奘大师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更在于他到印度学习梵文、钻研大乘佛教理论、参加印度社会的宗教思想大辩论，回国后集中精力翻译经典、从中摸索两大文化、文字之间的异同。鸠摩罗什的伟大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印度文化的精通，可谓登峰造极，二是以他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国学者能够把中文精通到可以在中印佛学大师逐句讨论梵汉翻译时最后拍板。这也说明中印文化交流本身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需要精通双语及多语，是必须下苦功才能有所成就的。季老在语言上下过苦功，然后就能多语运用自如地探讨中印文化交流现象，这是非常值得后学与后辈效法的。
我最佩服的是季老做学问的态度。他把自己定位于“搞考证之学而注意文章”的人，和“专门搞文章之学”的人（文学家）不同之处是从事他“最喜欢的”考据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他一贯遵循老师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教导，但又不像胡适等人（还有当今那些有了固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学者）那样，确定了“假设”就不能修改，只是拼命勉强地胡乱找些“证据”来自圆其说。他从自己的研究经验中体会到：如果客观材料不能证实，“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4〕只有从事过这种学术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样的研究方法的艰辛。
前面谈到玄奘和鸠摩罗什等大师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对中印两种或多种语文的精通，又通过他们的这种精通使得中印两大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能够融化为一。季老是现代中国学者中精通多语、达到玄奘和鸠摩罗什那种造诣的极少天才。他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后人说：“你要利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证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这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研究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变成什么样子”，〔5〕这样的研究本领就更高超，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季老是否取得“震古烁今”的研究成果呢？这问题是很难回答的。鸠摩罗什和玄奘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也不见得就震撼了全国，但从历史发展来看，他们留在人世的足迹是很深的。季老也会是这样。人们只以为季老研究的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关系不大，这是对季老学问的极大误解。季老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中印合璧（中印文化的交流融合）。比方说，他的《〈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是对整理中国浩瀚文献宝库做出的极大贡献，同时也深层窥探了中国古人写作的一些倾向及弊病，纠正及增进了从柳宗元、朱熹、宋濂一直到今人梁启超、冯友兰等名家所涉足过的认识，这样的学术成就是了不起的。再有，写出这篇文章不但需要博古通今，把传统典籍翻遍，还需要懂得数种文字推敲字义、旁征博引，也只有季老那“大师”级的水平与技巧才能水到渠成。我希望“翟墨”（大概也是一位学者的笔名）好好学习一下季老的这篇以及其他著作，然后再对他的学术成就进行评价。
最后谈第三点。前面提到季老自己说的“把假设变成结论”的艰辛过程，季老又说：“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6〕可是我们看季老有没有理论呢？不但有，而且不少。那就是说，他得出的理论都是经过反复考据、修正的研究成果，他绝不是像一根线吊着的纸鹞在空中飞翔的那种理论家。因此我们对季老的理论必须十分认真诠释、消化、发挥。季老晚年最突出的理论是借中国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西方文明对世界人类的统治即将告终，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将会在新的世纪中灿烂辉煌。这个理论在学术界是大有争议的，我觉得有必要认识他为什么敢于提倡这一理论。
有篇评论把季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说成是弘扬“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地缘文化轮回的说法”，〔7〕这真像寓言中的瞎子摸象而不得要领。季老虽然是印度学专家，但从来没有宣传过“轮回”转世的观念，也从来没有提倡过东方文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骑到西方文化头上去。我们应该认识到：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是从他发挥中国“天人合一”和印度“Brahmatmaikyam”（梵我合一）文化共鸣时发展起来的。我更觉得，他是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在《文明的危机》（Crisis in Civilization）中所说的那番名言的共鸣。泰戈尔是这样说的：
我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个骄傲的文明的正在倒塌的废墟徒劳无益堆积如山。然而我决不犯下对人类丧失信仰的罪过。我相信灾难过后大气会被奉献与牺牲的精神澄清，人类历史翻开新篇章。也许那一黎明会出现在这边地平线，出现在太阳升起的东方。〔8〕
泰戈尔这样把西方文明形容为“正在倒塌的废墟”以及相信人类未来的黎明将从东方出现，正是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宏伟理想。
我所理解的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的要旨并不是搞文化逞强或称霸，而是要在当今西方文明对人类知识精英的统治与压迫下站出来进行反抗。我们看西方学者写的诸如哲学史、宗教史、政治思想史、科学技术史等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几千年的伟大文明的智慧遗产根本就得不到承认（唯一得到承认的是《孙子兵法》在军事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因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吃到了苦头）。我们再看中国当代的学术精英，他们绝大多数人一方面“崇洋媚外”，三句离不开攀引洋人的（包括马克思）格言，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智慧却不置一词，甚至怀有贬义。我们拿季老的著作来与这些人相比，那“河东”与“河西”的楚河汉界就一目了然了。我觉得许多不赞同季老说法的人如果能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就一定会改变态度的。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并不处于对祖先传统遗产“夜郎自大”的态度膨胀，而是没有从“五·四运动”提倡的民族虚无主义刺激毒素的影响下彻底恢复过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句俗话，带有戏剧性成分。季老也只是以它来起点激励作用，劝人觉醒，绝没有提倡“大中华主义”或“大东方主义”的意图。
季老还有许多理论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变成中印研究的经典著作，我就不详细叙述了。我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来看，前面已经提到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两千多年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以及他把中印两国睦邻关系形容为“天造地设”，这两大理论不但精辟无比，同时也交给了中印研究后辈两大任务。今后我们从事中印研究就必须时刻牢记季老“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9〕这句名言，同时要有所发挥，用新的内容把它充实起来。
家父谭云山于三十年代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印学会”，季老说他也参加了的，他是当年“中印学会”在世的最后一位成员。顾名思义，“中印学会”就是要开展“中印学”，由于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因此对季老终生从事于“中印学”、对他老为“中印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世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了，一定要以季老为楷模，踏着他的足迹，为促进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天造地设”邻邦的更深了解而努力。
注 释
〔1〕 我曾于2005年8月22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撰文批评过这两位，参见谭中：《从世界窗口看神州返老还童》，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第15—18页。
〔2〕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页。
〔3〕 同上书。
〔4〕 参见《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5〕 同上书，第5—6页。
〔6〕 同上书，第3页。
〔7〕 直言了：《季羡林老先生没说完的话》，参见《光明网》2009年7月14日。
〔8〕 Sisirkumar Ghose, Tagore for You, Calcutta: Visva-Bharati, 1966, pp. 188—189.
〔9〕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