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不是一般的文人或专业作家。他的文章源于他的政治生活。一般来讲，政治家的文章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巧妙地扬长避短，文章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毛之后有许多人学他，也写文章，还出书，但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可知历史有它自己的定位，万事有其理，文章本天成，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上能为政治美文的大家不多。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的文章观和伟人观。造就这种人大概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非凡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眼光；二是有严格的文章训练，特别是要有童子功的基础；三是能将政治转化为文学，有艺术的天赋。可见一个政治领袖的美文是时代铸就，天生其才。
毛泽东由于正当新旧时代之交，既有旧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思想。他一生处于战争和政治的旋涡中，形格势逼，以文章打天下，不得不搜尽平生所学，拿出十八般武艺，来应酬这复杂的局面。但正是这种实践造就了他文章的多样性。从大会的报告、讲话到新闻稿的消息、评论，及署名文章、电报、命令、公告、书信，直到祝词、祭文等等，无所不用。这在古今作家、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检点中国政治文库，贵为皇帝，只用诏书、批奏；权臣重相也只有些谏、表、书、奏之类；八大家文人也不过是些记、赋、辞、说。就是近现代的中外政治家也不过再加上演讲、报告。而毛泽东几乎用尽了中国古今文库中的所有文体，随手拈来，指东打西，挥洒自如。
什么是文章？广义的定义是：有内容的单篇的文字。就是说它只要能传达一定的信息，不是口头，是文字形式，就是文章。如很多应用文。但文章常指单篇的文字，太长了，分出许多章节就变成书本了。狭义定义是：表达思想内容并能产生美感的单篇的文字。这里就有了限制，就是说不只有内容，还得有美感。我们常说的文章其实是这个狭义的定义，如唐宋八大家文章。它不但传播一定的思想信息，还有美感，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所以我说，文章是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如公文类，属于前者，我们说，写通知、写命令、写决定等等，而不说写文章；散文、论文类属于后者，我们可以说写文章；新闻类是介乎二者之间，但是偏重应用类，属于消极修辞，主要是传播事实信息，我们说写消息、写通讯，或说写新闻，也不说写文章。而为新闻所配的评论是表达思想，并注意美感，所以称写文章。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用的文体大概分为四大类，或者说四种文章，即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和政论文章。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是狭义上的文章，真正意义上的文章。除以思想开导人，还要以情动人，以美感人。但是毛泽东才高八斗，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管哪一类，他都一律写成美文。下面我们一一分析他怎样写这些文章。
一、毛泽东怎样写“讲话文章”
1.领袖的讲话是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
“讲话文章”是从讲话、谈话、演说而成的文章。之所以独立成题拿来分析，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讲话永远是工作的一部分，过去是，将来还是，是干部的必修课，不可回避；二是由讲话而生的文章比一开始就用笔写的文章另有一种味道，有独特的风格和规律；三是讲话文章在中国散文中是个新品种，诸子散文有谈话式，但还未形成完备的文章结构。到唐宋八大家、明清小品、梁启超等一路下来都是“写”文章，“说”文章的还没有。讲话、鼓动是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民主革命兴起后而大盛的。讲话而后又整理成文，携讲话之势，存讲话之风，又合文章规律，毛是集大成者，至今仍独占鳌头，毛之后无出其右。所以研究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指导现实角度都是有必要的。
讲话，向来是政治领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文章中的一种。一个一生没有精彩演说和讲话的领袖，就像一个跑龙套的演员。
毛泽东一生在各种大小会上有无数的讲话与报告，后来有不少形成了文字。在他的一至四卷《选集》和一至八卷《文集》（下同）中共收有约一百一十九篇。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作为“讲话文章”或“口头文章”，它是从讲话而来，而且是从一个始终在一线领导火热斗争的领袖口中而来，于是便有了它的唯一性。天下官员何多，讲话何多，官员印发自己的文章何多，但像毛这样的讲话风格进而成文的却不多。
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要主题鲜明，作者有鼓动家的本事，一席话就能使懦者勇，贪者廉，愚者悟，愤然图进；二要言语生动，作者有艺术家的本事，让人听得当场眉飞色舞，心花怒放。说到底就是思想性加艺术性。因为是面对面、现对现地交流，最考验讲演者的才华。既要肚子里有货，还要能临场发挥。
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型会议的报告，二是各种专门会议的讲话或即席发言。毛在大型会议上的报告（包括开、闭幕词）高屋建瓴，雍容大方，最见领袖风度。一般都是为阐述或解决某一个阶段性的关键课题，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制定目标，总结号召。其结论常为历史发展所验证，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如红军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湘赣边区二次决议）；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文化协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七大政治报告）；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于重庆谈判》（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第二类是毛在各种专门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话，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这不像前面那种大型、战略性的重要会议要做较长准备，仔细论证。它甚至是突然性、遭遇式的，所以总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且常有现场感，即使半个世纪后读来仍如在眼前，有一种促膝谈心、拈花指月的灵动之感。这更见毛的浪漫与风采。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还有出访苏联时对我留苏学生的谈话等等。
毛的一生几乎不停地开会、讲话。我们现在的大小官员也还是在不停地开会讲话。这里引出一个问题，讲话是干什么用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有两个手段，一是用嘴说，二是用手写，即语言和文字。说，又不只是简单地告诉，还有相互的讨论、交流、集中，这就是会议。所以会议成了工作的主要手段，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成了一个党派、政权，甚至一个时代的标志点、里程碑。世界上没有没有会议的运动，也没有没有会议的事业。于是讲话、报告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一门解析、鼓动、号召的学问，特别是成了政治家的专利。一场革命，一个大的群众实践活动，是靠一个个会议讨论、集中而推广开去的。而领袖在会议上的讲话则是这个团体和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履责、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革命者、改革者所面对的总是一堆难题、一块坚冰、一团乌云，要靠它的领袖集大众之思，聚胸中之气，口吐长虹，破冰扫云。古今中外之革命、改革，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不如此。像国外的华盛顿、丘吉尔、卡斯特罗，民国政治人物孙中山、胡适、冯玉祥等都是演说好手，甚至演说成瘾。过去我们把开国皇帝称为“马上天子”，意即亲自打仗开业。以后的太子们坐享其成，就大多无“马上”之能了。近现代的开国领袖则首先是“演说总统”，因为革命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动员。只可惜这个功能会在二代之后退化，我们现时的政坛一切讲话报告都成了念稿子。
2.领袖人物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腔调讲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念秘书的稿子。毛泽东的讲话有王者之气，灵动之美，语言风趣，警句迭出。
笔者在政界多年不知接待过多少来自上面的视察和下面的汇报，生动者不多，可笑者不少。一次我们举办一个小型内部工作展览，请领导视察。看罢，在小会议室坐下，上茶，静候指示。不料领导从上衣西服口袋里掏出两页讲话稿，照读了一遍，全场愕然。这讲稿一定是昨夜小楼又东风，秘书挑灯抄拼成。我百思不解，今日所看之事，怎能入得昨夜之稿？又某次到某省采访，听各方汇报工作，一二十个厅局长一律低头念稿。会议室内，唯闻念经之声，只少一个木鱼。我无奈，只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发言者抬头看着我的眼睛。然而抬头不到一秒钟，又低头看稿找字，其局促、羞涩之态仿佛是第一次相亲见人。后来我曾为此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这些干部怎么不会说话》。无论大小干部已不能、不会正常使用讲话这个文体、这个最基本的工作手段，可知全党已作风僵化、能力退化到多么可怕的程度。
讲话本来是一种交流，一个随机采集、同步加工的过程，是一种即席的创作。它必然伴随着一种活泼灵动的文风，而由此产生的文字也会是更鲜明更生动。好比树木的嫁接，美酒的勾兑，或者如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在无形的交融中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系、新的风格。应该说自有文章以来，口头文学就是书面文章不断更新复壮的源泉，从古老的诗经到宋元平话、明清小说，直到今天的手机“段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胡适曾说，真正的文学史要到民间去找，上了书的都已经变味。而能保证不让书面文字变味、变僵、变空、变假的只有口语。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就是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腔调讲出有思想、有个性的话，而不是念稿。就像毛泽东用湖南腔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邓小平用四川话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的领导全是念稿、背稿，甚至腔调也学播音员，几年也听不到一句自己的话。肢有残，可为帅；不能言，毋为政。中国古代有个孙膑，膑骨被剜，坐在车上打败了仇敌庞涓。美国出了一个著名的总统罗斯福，有点残疾，坐着轮椅照样在二战中领导美国战胜法西斯。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哑巴或播音员当领袖的。讲话实为领袖的第一素质，而许多著名的演说也作为文学名篇传之后世。如丘吉尔的《就职演说》、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等。
毛泽东作为领袖，起码在讲话方面是称职的（当然他还有政治、军事、文学等等更多方面的成就），他有实践，有创造，把讲话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有自己的个性。
首先，他的讲话有王者之气，舍我其谁，气壮山河，是宋玉说的大王之风。不像有的领导一上台就紧张，一念稿子就出汗。你看，他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真是气贯长虹。他到重庆谈判，讲了四十多天的话，会上讲，会下讲，与各种人谈。山城特务如林，暗夜如磐。戴笠甚至制定了以“便于随时咨询政务”为名扣留毛的计划。但毛的王者之气，潇洒之风，借他的讲话之声扫开了雾城的阴霾，朋友欢呼，敌顽止步，他胜利归来。
再者，他的讲话有灵动之美。尖锐，敏感，善交流，不木讷，不怯场，能始终把握现场，牵引听众。中国有句古话叫“扶不起的天子”，不是给你个位置你就会演戏。位高之人讲话常犯两个毛病，要不底气不足，声音发抖；要不爱装个样子，拿腔拿调，失去真我。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毛本来就是中国革命这个大舞台的总导演兼主角，何惧一场演说、一次谈话？相反，讲话、演说正是他与这个大舞台的有机组成部分。你看他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全场鼓掌）
1954年他出访苏联，谈判紧张，难以抽身，但我留学生求见心切，在礼堂一直等了七个小时，不见不走。毛从外事现场赶来，发表了热情、风趣、理性的即席讲话。至今还传为美谈。这是真领袖，有魅力。
第三，言语通俗，善用修辞，讲话不但好懂，又很风趣。毛虽是大知识分子，但不是经院派，始终和农民、工人、战士、干部厮磨滚爬在一起，他上接孔孟，下连工农，已做到集那个时代语言之大成。王明、康生由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归来，他在延安的欢迎会上说，今天是喜从天降，我们在这里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有武装的和文化的两支队伍，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队伍，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队伍。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他说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是两千年前的人民意见，现在我们更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9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现在技术革命是革愚蠢无知的命，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现在打仗，飞机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不行。你看，说昆仑山下来神仙，是从《封神演义》而来；由朱总司令风趣地过渡到鲁总司令；由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现在的双百方针；说到要用高级知识分子，就高到一万八千米的高空。1939年他在延安讲：“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比喻、对称、拈连、借代、反差等修辞格熟练地运用，大幅度地时空调动，自然趣味横生。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报告、讲话，总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得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结论，许多警句广为流传。一首歌好听不好听，看它是不是能流传开来，能流传多少年；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好不好，看这其中的句子能不能让人记住，让人引用，能存在多少年。好的句子是思想的结晶，是文章的名片，是文章传播的商标，能提升文章的品位和知名度。毛的讲话是一个领袖在指导工作，不是一个官员在应付，更不是一个小学生在背书。他的许多讲话、报告就是他对时局、对某个理论的研究成果。即使延安窑洞里那样艰苦的条件，那样紧张地战斗，他还是坚持读书、写作，认真准备讲稿。奠定了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论持久战》，就是毛1938年五六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而即使是在一个普通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也能谈及人生观、生死观，产生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名言。出访在外，接见留学生的即席谈话也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样的名言。这是真正的政治家、学问家的讲演，他胸有成竹，词从口出，既无政客式的作秀也没有刻意去附庸什么风雅。虽然，许多现场讲话在后来发表时做了一些修改，但那种轻松、自然、活泼、灵动的风格却留存下来，这是一种内功，单从字面上是永远学不来的。
现在收入《选集》《文集》中的约一百一十九篇“讲话文章”无不体现了毛的这种风格。对一个干部来讲，会讲话是能力的表现；对一个领袖来讲，会讲话是领导力的表现。而全党上下讲真话、讲新话，不讲空话、套话，则是党的生命力的表现。
二、毛泽东怎样写公文文章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因为这是具体事务，通常由公务人员来做。在封建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后来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这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曾为徐幕僚，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曌檄》的骆宾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总之，这些公文之类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依马草军书，撒豆成兵。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军情、政情所迫；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第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亲自动手，不要人代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毛的公文文章是领袖水平，不是秘书水平。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现收入四卷《选集》和五卷《文集》中的共约三百四十八篇。毛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人民的公仆，况且所干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四百零八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甚至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毛泽东四月七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陈伯达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毛泽东六月四日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不该是大人物去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第一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语言专家季羡林先生也常说不要羞于查字典。真是大声希音，深水不波。而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肯亲为公文，却又爱寻词觅句，去做作秀文章。
第二，公文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直接办公，要想一想是给谁看。必须准确、平实，禁用空话、套话。
公文属应用文、实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直接办公。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一针见血，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建国初期，百废俱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代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的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以毛草拟的这份电报为例：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
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
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其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
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
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
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八、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全文九百多个字，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遇到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不要以为准确、平实是起码、简单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而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正如真人难做。官场的通病是官一当大、当久了就有架子。这“架子”一是为掩饰自己的空虚、低能；二是有意形成一个框子、套子，既能套住别人，自己又可偷懒。无论一个团体、政党还是政府，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领导者是最好驾驭的，但这个团体、政党、政府也就老了。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话，写文章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安整风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党老则僵，政老则虚，师老兵疲，文走形式，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
第三，文章、文件尽量要短。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在《反对党八股》中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现在是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写。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说的长文之风，现在已是见怪不怪。一个不管什么活动的通知，也要“指导思想”“宗旨”“目的”“内容”“组织领导”等等，一段一段地套。好像长江大桥，前后引桥很长，而就是一步可跨的小河，也要修这么长的引桥。文风日下，文字日长！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八百字；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七百多个字。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只有一百二十二个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文革”后期，知青问题成了一大社会难题，这是毛当初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所始料不及的。为推动解决问题，也是一种表态，毛给反映问题的人回了一信，并公开发表，信只有三十四个字：“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就是这三十四字的信，开始了知青运动的转折。
现在是和平时期，屁股后面没有枪声，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摆开架子念报告，传达一个文件，动辄上万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不须多言的。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虚造声势，才要长文。而文章一长，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要发呢？因为是公文，是权力文章，在滥用职权，而职权滥用的结果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政治腐败。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是治理众人之事，毛泽东说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失去了人众（听公文、执行公文的人），失去了人心，就党亡政息。历史从来如此。又长又空的文风是亡党毁政之兆，也从来如此。魏晋的清谈，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
第四，尽可能生动，多一点美感。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文字写作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公文在修辞学上属于消极修辞，最讲平实，亦很枯燥，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居然还有几分潇洒，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这就像吃饭，不一定是多么好的美味，但你不能总往饭里掺沙子，这谁受得了？作为最高领袖，毛每天要看多少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年9月2日，他批示《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时震怒了：“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眼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作用。怎样才起作用？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靠美的感召。他说：“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先过科举再当官，到当上官时文章大都过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传为佳话。李密的《陈情表》是一封写给皇上的拒绝当官的信；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都是长选不衰，留存于文学史的。现存于《选集》《文集》中毛的约三百四十八篇公文中亦有不少美文，如《祭黄帝陵》《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在《宣言》中毛说：“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是绝妙的用典，用蒋在抗日声明中的名言来打蒋的耳光。再如这样的句子：“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上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这是号召，是动员，也是抒时代之情。
时势异矣，伟人不再，如今，要在公文中找几篇美文几乎不可能了，毛泽东恐怕是共产党公文中“最后的贵族”。
三、毛泽东怎样写新闻文章
什么是新闻？新闻是受众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解放事业，无时不在发生重大事件，又无时不在受到解放区内外、国内外受众的关注。连斯诺这样的西方记者也要突破千重阻隔来报道毛和他的事业。写新闻本来不该是毛或政治领袖们干的事情，他们是新闻的主体，是创造时势的英雄，是被采访的对象，各国领袖亲自上阵写新闻的也确实少见。但毛泽东要亲自捉刀，而且还留下了五十二篇写作和修改的新闻作品（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这在中外政治史和新闻史上也是罕见的一例。可能有一个原因，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不多，人手不够，毛急而无奈，只好亲自上阵。当然还有一个理由，毛未当领袖时就在北大旁听新闻，又回湖南创办刊物。他身怀绝技，技痒难熬，关键时刻别人撰的稿又不合他意，便拨开众人，亲自拍马上阵。他也确实技高一筹，留下了不朽的新闻名篇和几段新闻佳话。
毛泽东怎样写新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讲政治，有高度，有气势，留下了时代印痕；二是语言生动、简洁，有个性。说到底是杀鸡用牛刀，冰山露一角，这是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在借媒体的一角来作文章。本来新闻这个行当有两个重要的助手：政治和文学。汝欲学新闻，功夫新闻外，政治制高点，文学展翅膀。毛泽东政治引领，文学润色，这新闻以外的功夫，不是普通记者、报人所能比的。
1.用政治家的眼光写新闻。
毛泽东是主张政治家办报的。解放后有一次佛教领袖赵朴初陪毛泽东见外宾，客人未到。毛问道：“佛经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句式：赵朴初不是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毛是大政治家，在他眼里，新闻不是新闻，是名新闻，而实质是政治（新闻有四个属性：信息、政治、文化、商品）。他是把新闻当作政治，当作军事棋盘上的棋子来用的。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反攻敌人的方法就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他亲自动笔，用新闻稿、评论、发言人谈话、按语等来宣传群众，反击敌人。
1945年，蒋介石要破坏和平，挑起内战。胡宗南欲进攻陕甘宁边区，毛立即写了《爷台山战事扩大》，揭其预谋，制敌于未动。1948年蒋介石、傅作义欲偷袭石家庄，威胁已进驻西柏坡的党中央。毛写了《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将蒋军之兵力、部署公之于报端，敌虽出兵，见我有备，只好撤回。其实当时我军守备实在空虚，这是一出名副其实的空城计。而当我军进入反攻阶段后，他的新闻稿《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又是一声声进军的号角。这些新闻稿都是政治炸弹。
虽然是从政治上着眼，为战略服务，毛的新闻稿还是写得中规中矩，时间、地点、人物、现场，跃然眼前。他是用新闻来翻译政治。下面仅举一例：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一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新华社辽西前线二十七日十七时急电］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五个军，即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统率，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蒋军尚有五十二军、五十三军、青年军整编二〇七师（辖三个旅）及各特种部队、杂色部队，在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新民、台安等处，一部占我海城、营口，连廖兵团在内，共有二十二个正规师，加上其他各部，共约二十万至三十万人，为蒋军在东北的主力。廖兵团五个军，则为其主力中的主力。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这条四百六十五个字的消息又是一颗政治炸弹。是强烈地针对战场形势和国共两党斗争的时局。
开始一句导语“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之后，就不厌其烦地将战事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反复交代，甚至敌军的番号、位置、路线也说得极详细具体。因为是决战的关键时刻，受众（包括敌我双方）对战场上每时每刻的势态、军力变化都极为关注。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许多记者、通讯员经常在稿件中丢掉重要细节，读者最想知道的要素他就是不说。究其原因是受众意识淡漠。什么是新闻？新闻是受众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1919年徐宝璜在北京大学首开新闻学时就强调：“新闻是阅者所关心之最近之事实。”可惜解放后半个多世纪，新闻教科书中的定义都不提“受众”（阅者）。特别是长期以来机关报一统天下，形成了我说你听的坏文风，更忽视了这个最基本的新闻规律。平时记者写稿经常以我为主，忘了读者是上帝。受众是新闻能成立的前提，没有人看的新闻，说了没用，构不成新闻；受众关心的新闻，你说不全，等于白说，也构不成新闻。没有受众，就没有新闻，就这么简单。学术中许多最基本的原理并不高深，只是自然的存在，只要到实践中一悟就知。毛的军事新闻稿都是用来长我志气、瓦解敌军、扭转形势的，有极强的指向性，在这里他使用新闻要素（军情）如同用兵。相信每读到稿中一个被歼灭的敌军番号，我军民都为之一跃，而蒋介石则心中一阵剧痛。用事实说话，这就是新闻的力量，也正如毛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连说的四个“请看事实”。
2.用个性的语言写新闻。
长期以来我们的消息、广播，读来、听来都是一个味，谓之“新华体”，没有了个性。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语言就是作者的镜子，能照见他的风采。毛泽东的新闻语言简练、通俗。这也是新闻写作最基本的要求，但又是最难的，难在出新，难在简练、通俗共性之中的个性。新闻语言有两个源头，一是电报语，要求简而明。因为当初报纸的消息都是电稿，以字算钱，不能奢侈，逼你精短。二是口头语，消息要读，要听，要求通俗。可惜“经院派”“新华体”都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古文底子深，长期以电文指导战争和工作，惜墨如金，数字如珠；又长期与干部、战士、农民生活在一起，声息相通，言语交融。又难得他能将这二者完美地结合。如“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这两句基本上是古文、电文的味道，特别如“猬集黑山”“迅移锦州”“飞将军从天而降”更有书卷气，但到最后一句落地“该敌逃跑也来不及”则完全是口语，真是大俗大雅。类似的句式在其他新闻稿中还有不少，如“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就是毛文，也是毛的新闻稿的魅力，严肃时如宣言，平易处像说话，以叙述为主，却贮满感情，“工人、农民读了不觉为浅，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深”，这种语言的功夫有几人能够达到？
3.新闻以外的功夫，叙事之外的“情”与“理”。
按常规，消息就是客观事实的报道，就是客观叙述，作者不能抒情，不能评论，如实在有话要说，再另写言论。但毛不管这一套，写稿如用兵，不循常规，想说就说，舍我其谁。如本稿中的结尾处“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应该说这已超出本消息的事实，可以不要，但毛意犹未尽，随手一笔点评，辛辣地讽刺、调侃、嘲弄，更有一种必胜的豪情。如《中原我军解放南阳》除开头一句导语说最新事实外，整篇都是对形势的叙述评论，结尾一句调侃加幽默，“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替宋希濂当司令官。但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种笔法后人是学也学不来的，只有欣赏的份了。他是在写新闻，但这是一个政治家笔下的新闻，是“名新闻”，实政治。杀鸡用牛刀，冰山露一角。所谓经典就是空前绝后，因为你再也不可能重回那个时代，不可能有作者那样的经历，那样的气势，那样的修养。大道无形，许多艺术领域都是只可意会。如梁启超说苏东坡的书法不要去学，因为你是学不到的。
在政治家、文章家毛泽东的眼里，新闻确实只是“名新闻”，而更是政治，更是文学。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毛热心读报，细心研究模仿梁启超的报章文字，在北京大学旁听新闻理论，在长沙办《湘江评论》，在广州办《政治周报》，现在他借新闻的外衣来裹滚烫的政治，来吹响战斗号角。他的新闻稿一有新闻之规，二有政治之势，三有文学之美。呜呼，唯其人才有其文，又唯其时才得其文，这恐怕也只能是绝唱了。
新闻消息之外，毛还为媒体写了许多社论、时评、声明、按语、发言人谈话等，都尖锐泼辣，生动活泼，在中国人民解放的大潮中风助火势，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解放后，毛借新闻指导工作主要是修改社论文章，可惜时势已异，再没有出现新的高峰。
四、毛泽东怎样写政论文
1.政论文就是政治加文学。
毛泽东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文，而且大多都写成了美文。本来政论文就是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加文学。这是两个基本点。可惜近年来，文学因素常被忽视，政论文也成了枯燥、生硬的代名词，而被异化出散文领域。殊不知，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论文为王的，有许多最优秀的篇章恰恰出自政论题材和政治家之手。
政论就是论政，是在进行政治斗争、政治建设，写作之前心中有论敌，有靶子，言必中的；写作中笔下有论点、论据，以理服人。论文是政治家最常用的武器，一个政治领袖不会写论文，犹如一个战士不会放枪。政论文是中国文章史的脊梁，从贾谊到梁启超，代代相续，玉树常青。一部政治文章史就是一部政治发展史，与中国的朝代更替、时代变革相缠相绕，绵延不绝。
政论文是以文论政，是用文学翻译政治，是笑谈真理。一个政治家开会、谈话、制定策略、领导战争和建设等等，是搞政治。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宣传自己的思想，这要用到文字，要借助文学之美，不但入理还要动情。毛泽东是熟读并仔细研究过前人的政论文的，汲取了他们的营养，也学习了他们的技法。毛最佩服贾谊，说他是两汉最好的政论家。毛还推崇范仲淹、曾国藩，说他们既能做事，又会写文章。他又曾有一段时间模仿梁启超的文章，说梁是他写作的老师。他最推崇鲁迅，说：“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说朱自清的文章也好，但不如鲁迅有战斗性。毛是仔细研究过怎样把政治写得更文学一些的。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毛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他的文章里能体会到与他的政敌搏斗的无穷乐趣。他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这是时代使然，一代领袖占据着空前的政治高度，在用文章指挥队伍冲锋陷阵。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这已超出政治范畴而具有了文化意义。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依其公务之身和领袖之责，毛文的内容总脱不了谈工作，谈政治，但是毛泽东骨子里有文人的一面，有追求文章审美的情怀。毛是把政论当文学来做的。毛身上至少有四重身份：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章家。他是假文学之手来行政治之责，在工作之时不自觉地创作政治美文。这种手写的文章与“讲话文章”比多了书面的讲究；与行政公文比脱去了具体事务的枯燥；与新闻稿比又跳出了叙事的体例，不受时空环境的限制，常嬉笑怒骂，更见情见理。每篇文章虽都负有专门的指导任务，但从审美角度看，则都已进入了文学领域。或者作者习以为常，竟未察觉，而后人读来益觉其美。
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哪里？政治是理，文学是情；政治是权力，是斗争、夺权、掌权，是硬实力；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怡情，是软实力；政治文章可以强迫人接受（如布告、命令）；文学作品只靠情与理来吸引人阅读。政治是要服从遵守的，文学是可以欣赏的。一篇文章美不美有三个标准：描述的美、抒情的美和哲理的美。在一般专业文人的作品中大都止于前两个层次的美，而一般政治家的文章大都没有前两个层次的美，哲理倒是有一点但常常表达笨拙、枯燥，也不甚美。我们在毛泽东的文章中除了可以读到深刻的思想，经常能同时欣赏到描述的、抒情的和哲理的美（这在后面有专门介绍）。这是毛文的一大特点，是毛的过人之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历过众多领袖，特别是早期领袖大多能文，建国后的领袖又有大量的写作班子与之为文，但为什么唯毛文独领风骚呢？奥妙就在这一点，毛从政治跨入了文学，古典文学、民间文学、诗词赋等抒情文学、小说笔记等叙事文学，无所不通。而许多政治领袖没有跨出这一步。又如邓小平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伟人，其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甚至有超过毛的地方，其文章也很朴实、深刻、干脆，但就差这一点点，少了文采，少了文学的美感。不要小看这一点，就像金属中的合金，加进一点，性质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就这一点就拉开了距离，硬是赶不上。邓之后就更不敢想有人与毛比肩了。政治美文要能写出美感，能将政治理念表达为美好的可欣赏的东西，这是一门学问，是一门跨界的综合艺术。纯文人或单纯的政治家都干不了。毛是既占有好料又能做出好菜的大厨，是空前绝后的散文大家。
政论文之外，同样是服从于政治斗争，毛还熟练地运用了其他文体，如书信体（致宋庆龄、蔡元培、徐特立等的信）、悼亡体（《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通电体（类似古代的檄文，如讨汪精卫电）、考察报告（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对毛来说已分不清是挟着政治风雷在文学领域振聋发聩，标新立异；还是乘着文学的春风，在政治领域移花接木，植松栽柳。他亦文亦政，亦古亦新，古今领袖唯此一人。
2.关键是有自己的思想：高屋建瓴，唯求出新。
如前所述，政论文既是政治加文学，那么研究政论文的写法就可以简化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表达思想，即它的内容；二是如何提升美感，即它的形式。
思想即文章的观点、主题、立意。这是政论文的灵魂。一篇文章总要给人一点新的思想，读了才有用。我们都知道是科学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科学又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者是靠新的发现、发明，被称为科学家；后者是靠新的思想被称为政治家、思想家。在自然科学界，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就被人淘汰，历史只记住牛顿、爱因斯坦。在政界如果没有新的思想，也要被人淘汰，历史只记住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当前政界、知识界有一种轻浮、狂躁症，急着写文章、出书，为自己贴标签，树形象。曾有一位领导风趣地说，毛泽东是神，邓小平是神，别人不行，无论如何装神弄鬼都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愈描愈黑，愈装愈丑。写政论文就像科学家搞科研一样严肃，是靠思想成果说话。社会、革命、建设、改革就是他的实验室。政论文是他的实验成果报告。所以政论文好不好第一条看他有没有新思想，看立意的高度、深度。这本来也是一切政论文所遵从的规律。如贾谊的《过秦论》，讲一个政权为什么覆灭的道理；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讲一个政权怎样巩固的道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讲复兴中华的道理。他们讲得对，讲得好，文章就流传下来。
毛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伟人，是当中国处于由封建、半封建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过渡之时的领袖人物，他站在以往所有巨人的肩膀上，讲20世纪的中国怎样革命、进步。他讲历史唯物主义，讲社会历史的演进之理；讲马克思主义怎样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改造旧中国；讲中国共产党建党和中国革命之理；讲人民战争、民族战争取胜之理；讲群众路线之理；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之理；等等。这些道理都是可以放到每一本政治、哲学、军事专业书里去讲的，但是毛却用文学的语言，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把它表达出来。他是用文学翻译政治的高手。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革命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样讲战略战术：
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这样讲认识论：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反对党八股》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关于重庆谈判》
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犯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在他之前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的作品中没有讲过这些道理，更没有人用亲身的经历来诠释这些道理。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中国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就是因为总在重复“子曰”而走向末路；“文革”就是因为总在重复阶级斗争那些老调，再也搞不下去；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前，就是因为搞“凡是”，总重复毛的语录，党就走向僵化。现在最可怕的是今天重复昨天的，下面重复上面的，这个报告抄那个报告，这个报纸抄那个报纸，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我们看《毛选》，每一篇文章都是何等的鲜活。
3.永不脱离实践：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虽然也是文学，但它不是叙事文、抒情文，更不是诗词歌赋，它是政治，是真理，在文章诸姊妹中是最秉性严肃而作风实在的一个。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共矛盾又上升到主要矛盾。两党三十多年打打停停，怨深似海，蒋介石对共产党言必称匪，这时却突然邀毛去谈判，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慨然前往，并达成协议，全党上下疑问不少。他就写了《关于重庆谈判》。他先讲了在重庆的谈判这件事：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不断制造摩擦，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的安全。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你们狠狠打，你那里打得越好，我这里越安全。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然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要谈，我们就去谈；他要打，我们就打。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事情就是这样，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
中学课堂上作文，老师就开始教“夹叙夹议”。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但他是这样的举重若轻。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你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时下政界、报界有一个误区，以为只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起一个响亮的笔名，在报上占大一块版面，就能有轰动的文章。其实这种空中楼阁，没有人看。党的十八大专门就党风、文风的整顿提出“八条”意见，习近平指出“长、空、假”是当前文风的主要毛病。为什么“长、空、假”呢？主要不是写作技巧问题，而是思想作风层面上的问题，是私心作怪。这又有两个原因。
一是私心所起之虚荣心、功利心。小则把发表文章看成一种荣誉、成绩、才华，用来作秀，从来不想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大则把文章当作升官的阶梯，企图引起领导重视，造成社会舆论，为提拔重用铺路。二是私心所起之懒惰心。懒得去深入调查研究，读书思考，加工创造。按照上面的调子套下来，常用的口号填进去，剪贴拼凑一点社论、评论、领导讲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套话”文章。或者两种心理都有，既想偷懒，又想升官、作秀。这种作风已经脱离了工作的宗旨。毛泽东讲：“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既然是为私，偷懒，不准备斗争、解决问题、解决困难，怎么能望文风出新、文章出新呢？作者在报社工作多年，深为编读“长、空、假”的稿件所苦（如毛所说：“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深为干部、领导干部争上版面所苦。连头版二版都要争，字多字少都要比，何谈什么无私、牺牲、创新呢？可见文风之败是因党风、世风之衰。一个干部如果工作能创新，文章也就有新意；如果工作平平，却望借文章出名，那真是欺世盗名。汝欲学文章，功夫在文外，先正人心，再谈技巧。
说到技巧，我这里试开一个药方。依作者多年编稿所见，干部写作投稿常犯这样几个毛病：一、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训话式写作，与读者不平等。二、太长太空，没有内容。应酬式、作秀式的写作，没有明确的目标、靶子，本来也不是为解决问题。三、枯燥干瘪，没有细节。公文式写作，不会运用形象思维。四、语不准确，糊涂为文。基本的概念、逻辑关系都没有搞清。五、语言不美，生动不起来。读书太少，没有修辞训练。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多读书，提高修养，但这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只要心诚，不要自欺欺人。真想写作可以试一试这个笨办法，也比较好操作：一、能提出一个新问题（证明你是在思考，有的放矢）；二、有一个自己悟到的新思想（可看出你对理论的理解）；三、有一个自己精心挑选的例子（证明你经过了调查研究，已能理论结合实际）；四、有一个合适的比喻或典故（这说明你已吃透了原理，能深入浅出）；五、有与文件不同的语言（说明你不是抄文件，抄社论、讲话）。这个办法是比较笨，但只要上了这个线，你就从党八股中解放出来了。不是文件语、秘书语，是你自己在说话了。
不脱离实践，强调理从事出，这有点像作家不脱离生活，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文学作品产生的主要是审美效果，政论文产生的主要是思想。
4.善于综合运用：一字立骨，五彩斑斓。
我曾有专文《文章五诀》，谈作文方法。文章之法就是杂糅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衬之法，反串互换之法。文者，纹也，五色花纹交错成锦绣文章。古人云：文无定法，行云流水。是取行云流水总在交错、运动、变化之意，没有模式，没有重样。多色彩、能变化就是美文。怎么变呢？主要是综合运用形、事、情、理、典这五种手段，变化出描述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三个层次。我们姑且叫“三层五诀法”。
因为文章的基本文体是描写、叙述、抒情、说理，所以再复杂的文章总不脱形、事、情、理、典这五个元素。不过因文章的体裁不同，内容、对象不同各有侧重。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以理为主。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理”到底反复地说教、动员，甚至耳提面命，强迫灌输。而毛文却用杂糅之法，“理”字立骨，形、事、情、理、典，穿插组合，五彩斑斓。毛是善用兵的，他对各种文体的熟练运用犹如大兵团、多兵种战略布局；“五诀”之用则是战术层面的用兵了。
为了说明“文章五诀”的用法，我们不妨先举一个专业作家的例子。朱自清是五四之后现代散文作家的代表，毛对他也喜欢的，曾说过：“朱自清的散文写得好，平白晓畅。”（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他的代表作《荷塘月色》是抒情文，“情”字立骨，其余四字围绕穿插，编织为文。你看文中有“事”：静夜一人出游；有“形”：荷塘月下的美景；有“典”：《采莲赋》《西洲曲》；有“理”：讲独处的妙处。但是全篇都洋溢着情感，字里行间都是“情”。
再举范仲淹的古文名篇《岳阳楼记》，毛对范也是很崇拜的。范在这篇文章中是想说一个为政的道理，以“理”字立骨，但是他开头先说“事”：滕子京修楼；再写“形”：湖上的景色；又抒“情”：或“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或“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最后才推出一个“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毛泽东不是专业作家，更不是虚构故事的小说家。他做政治文章目的在说理，但是他不直说、干说、空说，而是借形、事、情、典来辅助地说，如彩云托月，绿叶扶花。就如你是一个善画高山峻岭的山水画家，但只画山不行，你也得辅以石、树、竹、村庄、人物等，并且要有机地组合。毛的文章以理为主，但他善用形、事、情、典去表现、烘托、突出理。
（1）借形说理。
形，就是有画面感的形象，包括人物、山水、场景等。这在叙述文、抒情文中是基本要素，在小说中更是一刻也不能少，政论文中却几乎不见，因为它不能直接阐述道理，但是用得好可起烘托作用。毛是熟读中国古典小说的，懂得塑造形象、刻画场景，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如：
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组织起来》
这里用了“洗脸”这个形象来喻批评。
我们再看他的人物形象的使用。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造反农民的形象，我们知道《报告》的主题是讲造反有理，驳斥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所以文中有多处这样的形象。
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这是国民党军败将的形象，用在评论中长我志气，灭敌威风。
政治是概念，是逻辑，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艺术，形象思维。对于一般人，肯定是愿意看小说而不愿读论文。为了克服逻辑思维的艰涩枯燥，就要借用形象说话，毛文在政论中随时会跳出一个形象，冲淡理性的沉闷。特别是对所要批驳的靶子，常常用形象说出。如：“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这里本可说“许多人有麻痹情绪”，但这是用概念，他宁肯换成“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以上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句话的本意是敌人很顽固，你不打，他不走。毛却把它转化为一个文学形象，就强化了作者的论点。有时候他并不是专门去塑造，而是随口说出便也十分形象生动。如：
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有趣的是毛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了几十年，中国最大的两个政治派别，两个政治人物，不知互相“政论”了多少文章。蒋文中常骂“共匪”“毛匪”，而毛文中则不忘幽默，为蒋画了一幅又一幅的漫画像，这在《毛选》中随处可见：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可耻事业的覆灭。
《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些形象都借形说理，强化了议论效果。
（2）借事明理。
事，指过程、情节、故事，是叙述的方法（形是描写的方法）。事与形不同，形是静止的画面，事是动态的过程；形是停留、定格的表面形象，事却有内容、情节。前面已经有专门一节谈“理从事出，片言成典”，是从文章的宏观立意上说毛文总是从大事出发，从实际出发，求真理。这里是从具体方法上谈在文中说理时怎样穿插叙事，借事明理。叙事多用于纪实、新闻、小说，现代论说文中几乎见不到了。毛却常借它来以事见理，以事带理，以事证理。这与毛大量阅读中国史籍文献、古典小说，又常亲自撰写新闻作品有关。如：
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打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统一战线之促进。
《给傅作义的信》
这是《史记》手法，简明的叙述，以证我方的立场。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已是小说手法，有对话，有情节，说明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下面更是一大段的叙事，讲“我”遇到的真实的事，讲共产党不会上当、不怕威胁、人民必胜的道理：
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除了举出具体事实外，毛还经常引用小说、寓言里的故事说明自己讲的道理，这也是借事明理。如他说：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论人民民主专政》
（3）借情助理。
情感之美，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标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说：“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政治家无私敌、少私情，却有大情。文学史上向来以写大情之作最为珍贵，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林觉民的《与妻书》、胡铨的《请杀秦桧书》，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丘吉尔的《就职演说》等。毛泽东文章中流露出来的感情都是时代之情、人民之情。他的一生，时刻都被战争、苦难、理想和胜利所激动着。毛的性格有诗人气质，好激动，执着、坚定、浪漫，甚至有时走极端。这种性格在工作上有利有弊，有了革命、建国的成功，也有大跃进、“文革”的失败。这在文学方面却是好事，文学需要想象，需要浪漫。毛就很喜欢屈原、宋玉、李白、李商隐这一类的作家。他即使在作严肃的政论文时也掩饰不住他的文学情怀。我们不妨抽取几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