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八、“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曹禺来函

1979年,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曹禺剧作论》的写作之中。大多是在夜间写作,星期天则是最好的突击写作日。而假期,就成为写作的节日了。记得暑假期间,我就躲到办公室里。有时汗流浃背,独自一人,我就脱掉上衣,埋头写作。有时,写不下去,就大声朗读剧本,让自己化身角色,进入戏剧的情境之中,揣摩人物的心理,体验矛盾冲突的力度,品味语言的魅力。每有所得,就独自开心,在办公室里手舞足蹈。那种愉快,至今想来都感到幸福。

写作,对于写作者来说,并非是苦不堪言的劳作。一旦把自己身心投入其中,绝对是一种美的享受。出书,是劳作的结果,而真正的愉悦,尽在写作之中。

这部书稿,最初的约稿人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年轻的编辑江奇勇同志,尽管他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兑现他的约言;但是,他毕竟是让我在一种约言的信念中,开始写作的。

最初,我把《〈雷雨〉论》寄给我的学兄孟伟哉同志,他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另外也寄给陈瘦竹教授,请他们指教。

伟哉是老同学,陈瘦竹教授,闻名而从未见过面的。很快,伟哉那边就将稿子转给杨景辉,并且很快就约我见面。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出版《戏剧论丛》,景辉见到我,对稿子给予十分热情的评价,不但要发表在《戏剧论丛》上,而且要我把《曹禺剧作论》交给他们出版。陈瘦竹教授也请他的研究生朱栋霖写来回信。

当我将全部书稿交给景辉时,中国戏剧出版社已经恢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戏剧室的人员也随之回到戏剧出版社。景辉看过书稿后,征求我的意见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曹禺的专著,最好送给曹禺先生看看。如果你同意,就由出版社出面。

我自然赞成。但是,我也极为不安。在我心目中,这样一位大师,对我这样一个在文坛上从未露面的作者的作品,他有时间给予关照吗?

出乎我的意料,很快,我就接到曹禺先生的一封亲笔信:

田本相同志:

十分感谢,您寄来您的著作。我因即将赴美,许多事情亟待解决,只能十分粗略地拜读您的文章。您的分析与评论是很确切,也是深刻的。您的研究工作使我敬佩,有时间,应当和你长谈,但目前,许多事要料理。是否待我回国后,咱们再约一个较充裕的时间谈一下?我的作品确(实)不置(值)得用这么多力气,你废(费)了大量时间去研究,使我很惭愧。

我即赴美,约五月中返京,当约请一谈。

祝好!

曹禺

1980.3.8

显然,曹禺先生的信是很谦虚的。他对我的书稿过奖了。他的来信,的确让我格外的兴奋。他是那么忙碌,不但看了书稿,而且还约我长谈,这让我受宠若惊。当时,我也没有料到,这封信改变了我的学术命运。

拜见曹禺先生

曹禺先生于5月中旬访美回国后,就约我谈话。

5月23日下午2点,杨景辉陪同我到木樨地22号楼6门10号曹禺先生的住所。

宽敞的客厅,格外地明亮,这里没有任何讲究的家具,也没有多余的摆设,墙上挂着董必武观看王昭君的题诗。整个大厅显得空荡荡的,但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朴素。

记得是曹禺先生亲自开门迎接我们,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田本相同志,这么年轻!”他把我们引进客厅,又亲自给我沏茶,把香烟放到我的座位旁边的茶几上。他是那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衬衣,衣袖随便地卷起。看上去,他颇有精神,一双眼睛分外有神,说话的声音也很洪亮。听人说,他不太爱讲话,可是,这天,他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约谈了三个小时,都没有谈完,约我再谈。这些谈话,我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经曹禺先生审阅定稿,题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同田本相谈话》,发表在《戏剧论丛》上。同时也作为附录收入《曹禺剧作论》。

其中有一点最让我感动的,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是他一开始就讲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曹禺说:“批评家是最应该了解和懂得作家的,也可以说是‘知心’的吧!”然后,就讲起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故事。其用意在于引出齐宣王的一席话:“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齐宣王借用《诗经》中《巧言》篇里的两句诗来表达他的心情,意思是说,他人隐秘深微的内心,我已经体味思量过了。曹禺说:“这个故事是说作家‘有心’,批评家能够‘忖度’。批评家应该是作家的知心朋友。”

此刻,我感到他的真诚,他的用心;他是这样地器重,这样地爱护,让我这样一个晚辈深受鼓舞。一下子让我把自己的心也交给他。

这一天,他谈得那么口无遮拦,谈他的家庭,谈他自己的经历,谈他的剧作,我深深感到,他真的是把他的心交给我似的。我看过他以前的访谈记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率真畅快,这样深挚动情,这样交心。如果不是我担心他过于劳累,他还要谈下去。他觉得意犹未尽,并约我再谈。

6月22日,我再次去访问他。他依然兴致很高。这次,他更谈开来。对于当前戏剧创作中的社会问题剧思潮发表了十分深刻的意见。在他锐利而富于远见的批评中,蕴涵着对中国戏剧的殷切的期望。他对于中国话剧的概念化的顽症可以说恨透了,尖锐指出:在我们的创作中有一种极可怕的现象,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一个国家把文学看成仅仅是表现政治,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这样写,是一条狭窄的路。

他关于当前戏剧创作的讲话,有人专门整理发表在《中国戏剧》上,陈恭敬在他最早提出的戏剧观论文中,就是根据曹禺先生这篇文章的思想发难的,不知为何,后来他又转向对戏剧形式的重视。总之,曹禺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戏剧界的重视。

1981年《曹禺剧作论》问世之后,即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也许是因为建国后第一部关于曹禺的专著,很快就再版印刷,累计印数上万册,并获得“1984年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大概是戏剧理论著作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评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这次评奖,也是我未曾料到的。我根本不是戏剧界的,而且是一个无名小辈。后来,我才知道,是我从未谋面的陈瘦竹教授,在评委会上竭力推荐,慷慨力争,得以通过的。现在想来,反倒觉得那时的风气还是好的,还有着像陈先生这样的秉公持论的学者。

二三十年后,我主编了《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这是一批学者将近五年的研究结晶,得到比较文学权威学者乐黛云教授的高度评价,但在教育部的评奖中得到的是一个二等奖,在文化部的评奖中得到的是一个三等奖,而有的通俗写本倒可以评上文化部科研成果一等奖。倒不是我想得到一个什么奖就光荣了,而是觉得江河日下,学风日下,学术上已然是鸠占鹊巢,不辨真伪了。老实说,我现在得到任何奖,都不会感到光荣,甚至以为是侮辱了。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评价的评奖,将是毫无价值的。我将还会写一些参加评奖的见闻,那可像讽刺喜剧一样,是相当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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