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杭州——战争记忆与杭州记事文学
胡晓真
杭州富庶繁华，又有西湖依傍在侧，从来是四时游赏之地，士女闲都之所。
这个城市的联想是奢华、艺文、才情，以及西子般的美貌丽容，蕴藉风流。然而杭州也是江南要地，更曾是多朝帝都，改朝换代之际，又何能凭斯文一派躲过兵燹？战乱一向是城市历史记忆重要的一环，于杭城亦如是。每逢兵祸，因城市人口密集，又有城墙与外界隔绝，故坚守则往往困于粮运阻断，一旦城破，则不免集体劫杀焚掠，在极短的时间可造成极大的破坏。当此之时，以文为事者，虽身遭离乱，仍多有以耳闻亲见的经历笔之于书者，大约总是希冀一己之见，能为事件留下见证。然而所谓“见”，实不只是“视见”，也是“识见”，因为记载者总是寄寓了自己对事件前因后果的理解与判断。乱定之后的诸多追述，其历史诠释与评价的企图就更明显了。本文所论，便是在此基本认知下，阅读一系列与战乱概念相关的记事文学，而聚焦于杭州，特别是与太平天国军队两度陷城前后有关的材料。我在这里笼统使用“记事”一词，主要是为了与严格文类意义的“叙事文学”区隔。在战乱中，或紧接着战乱之后写出的文字，以诗、文为主，戏曲、小说通常是较为后起的。这些诗文作品主要在记述事件，然后议论臧否，因此概称为“记事”。这些数量庞大的文本，通常不在传统文学批评的考虑范围之内，也谈不上经典意义，然而正因为这些文本往往呈现驳杂、无秩序的特性，且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与地域性，所以当这些与记事文学表面要求的叙事逻辑发生冲撞时，文本的裂缝犹如撕裂的伤口，又引我们探测历史的深度、心灵的幽暗与文字的魔力。
一、不离钱塘，永无兵燹——咸丰以前杭州的战争记忆与死亡联想
据说宋仁宗时，处士徐冲晦在家训中训示子弟，杭州乃是善地，永无兵燹，故子子孙孙，宜世世不离钱塘。岂知徽宗宣和年间便出了方腊之变，杭城居民十死其三。徐冲晦的预言，承平时期用以称美，动乱时期便可资感叹甚或反讽。民国时期，钟毓龙（1880—1970）编著《说杭州》一书，其第八章“兵祸”便罗列东汉以来以至日本占领杭州的多次兵革事件。据钟氏的统计，杭州之兵祸自后汉献帝时钱塘大帅彭式称兵起，至民国丁丑岁（1937）日军陷杭止，大小凡三十七次。其中战况比较激烈的，有北宋的方腊之变，以及宋金对抗时金兀术两度入杭等，而最惨的是常遇春攻打张士诚部队控制下的杭州，当时城中绝粮，居民多饿死。
当然，若论留下的纪录最多，又最为人熟知的，则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动乱，以及清代咸丰年间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的战役。入明以后，文学作品触及杭州战乱的不少，在这个城市宴乐浮丽的表层之下，隐隐埋藏了战争苦痛的记忆。
动乱结束之后，人们反省战争，或者为其屠戮找出理性化的线索，或者俯伏于无亲天道之下。然而往往更动人心弦的，是对战争之前的太平景象的思忆，那如梦似幻，如露之晞，却分明曾经存在的繁华一瞬。我以为，正是这些因素的累积，使得杭州的繁胜，正如其他诸多所谓历史名城，总是暂时遮蔽着随时可能破出的幽暗。这是与感伤、神秘、危险、毁坏以及死亡紧紧相连的深层幽暗。
而杭州与城外西湖互为参照，还有一层女性化的联想。值得留意的是，在文化传统上佳人的隐喻很丰富，不单指向美貌，还有薄命、贞烈、倾城、毁灭等，故而一旦将杭州及西湖比为美人，那么其繁华面固然平添媚态，但其幽暗面却也更难捉摸。笔者在本节并不打算讨论直接“记载”杭州战乱经验的作品。我希望呈现的，乃是根源于绵长的历史与苦涩的集体记忆，在城市的炫丽外表与胜景的佳美情怀的底层，所潜伏埋藏的对死亡与毁坏的恐惧，或者想象，而美丽与毁灭，又都以阴性的符号赋予象征。
明朝开国重臣刘基（1311—1375）有《悲杭城》一诗，诗云：
观音渡头天狗落，北关门外尘沙恶。健儿披发走如风，女哭男啼撼城郭。
忆昔江南十五州，钱塘富庶称第一。高门画戟拥雄藩，艳舞清歌乐终日。
割膻进酒皆俊郎，呵叱闲人气骄逸。一朝奔迸各西东，玉斝金杯散蓬荜。
清都太微天听高，虎略龙韬缄石室。长夜风吹血腥入，吴山浙河惨萧瑟。
城上阵云凝不飞，独客无声泪交溢。
此诗所述是刘基目睹杭州在元末所遭的劫难。作者对比了战前的艳舞清歌与乱中的山河萧瑟，号称最富庶的钱塘，如今但成追忆。刘基虽然并非出身杭州，但的确是浙江人，他的悲伤有个人心理基础。当然，刘基其实寄褒贬于感慨，他所批评的是雄藩（指张士诚）当日的贪逸无状，而今安在哉？后来田汝成（1503—1557）辑录杭州资料，在《西湖游览志余》卷六专列“板荡凄凉”一条，正是因为战争的记忆是塑造城市性格的重要元素，其中引述刘基《悲杭城》一诗，不但借以凭吊元明之际杭州的劫难，也继承了刘基对浮靡风气的批判。此种论调，后文将再行讨论。
其实，除了对本城战乱的记忆以外，杭州的另一个与战争相关的重要历史记忆是英雄与忠臣。埋骨杭州的英雄中，南宋的岳飞（1103—1141）与明代的于谦（1398—1457）大约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岳飞是河南人，冤死于京城杭州，平反后葬于西湖边的栖霞岭，立“宋岳鄂王墓”。于谦本是钱塘人，死在明代的京城北京，而归葬于杭州的三台山。岳飞自是南宋名将，身为文臣的于谦也曾大战蒙古也先，两人虽然异代，却因为同葬杭州，而在当地并称两大忠烈标杆，纪念诗文多如繁星。就连以民间生活情趣为主调的西湖竹枝词，一旦体裁为文人所袭用，也曾出现这样的作品：
山川不朽仗英雄，浩气能排岱岳松。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
这首竹枝词出自明末清初的黃周星（1611—1680）之手。南高峰与北高峰都是西湖胜景，而以南高峰、北高峰双峰并提，则是西湖竹枝词诸多程式中相当常见的一种，内容多以景物、习俗、男女之情为主，而黄周星则将之转化为英雄的颂赞，以南北高峰作为忠烈崇高的形象。我们可略举数例，以见黃周星如何转化双峰的联想。元代杨维祯（1296—1397）便有此句：“劝郎莫上南高峰，劝侬（一作郎）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峰雨，云雨相催愁煞侬。”同是元代人的贾策则有此名作：“郎身轻似江上蓬，昨日南风今北风。妾身重似七宝塔，南高峰对北高峰。”可见在元代文人所作的西湖竹枝词中，南北高峰对举已是描写儿女眷恋、欢场留情的现成格式。明代的例子，如晚明的邢云路有作：“南高峰头云氤氲，北高峰上雨纷纷。两峰相对隔湖水，妾心愁雨又愁云。”
或邵泰宁之句：
“外湖水是里湖水，南峰云挽北峰云。”
亦皆以双峰之秀景连结情意之缠绵。
但在黄周星的竹枝词中，西湖的绮丽风情，却不再指向儿女私情，一变而成山川浩气。甚且，山川之不朽，不在于己身之价值，而在于识英雄烈士精魂之赋形。
王思任（1575—1646）的《于忠肃墓》诗云：
涕割西湖水，于坟望岳坟。孤烟埋碧血，太白黯妖氛。
社稷留还我，头颅掷与君。南城得意骨，何处暮杨闻。
一派笙歌地，千秋寒食朝。白云心浩浩，黄叶泪萧萧。
天柱擎鸿社，人生付鹿蕉。北邙今古讳，几突丽山椒。
此诗中，王思任同样将于、岳对举，同时又点出杭州“一派笙歌”的繁华城市背景，于是突出英雄牺牲的壮烈与杭州的游赏特质之间，自有一种似乎相悖却又彼此烘托的张力关系。也就是说，元末明初的刘基感怀杭州遭难，出于较为单纯的兴亡之叹，以及对豪奢风气的批判，黄周星与王思任在明末的作品，却已将忠烈英雄的精神、事迹，以及他们所牵涉的血腥战争，与西湖之佳胜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对动乱的记忆，对忠烈的崇拜，对现实的焦虑，都是他们游赏体会西湖之美的一部分。张岱（1597—1679）在明亡后作《西湖梦寻》来追忆国变前的杭州，他之回忆西湖，本以风月胜景为事，然而在谈到“岳王坟”“于坟”等地方时，同样是把忠烈之士的历史记忆与西湖之美融为一体。
这种特殊的情感，与明末的情境似乎脱不了关系。明亡前夕，杭州仍多宴乐，但战乱则即将由记忆变为现实。广东文人黎遂球（1602—1646）后来成为南明烈士，他在明末曾长期居住在杭州，著有《西湖杂记》，其中多是颂美西湖的篇章，但也收录了以下两首与时事关系密切的诗作。其一题作《湖上同胡小范夜饮坐中听其家元戎敬仲与房都护占明盛谈往事》，诗曰：
我客西湖已十载，濯足往往临高溪。今季失意乃寒疾，束书枕琴眠招提。
欲归未归天气好，买舟方上严滩道。湖头词客兰桡过，银烛相看树星晓。
渔阳老将雄酒间，吴阊美人长眉弯。白眼瞠瞠向前语，曾立奇功山海关。
逆珰诛求意不足，银铛夜系血如浴。黑狱沉沉竟失明，流落江南眠石屋。
坐中髯客复何为，犴狴曾同袁督师。令箭初飞缒城出，騕褭牵来只让骑。
罪案相寻连内阁，壮士何妨委沟壑。煅炼严刑死不招，督师磔肉如花落。
至尊意解不深求，忽蒙放出归云游。逍遥独钓湖天月，旧事伤心烟雾愁。
烟波惨淡生前席，酌酒与君望天色。英雄成败古何常，得似扁舟五湖客。
胡郎别我归城中，掀髯大醉凌寒风。相期更伴钱塘去，千顷潮头驾短篷。
美人清歌笑回首，长笛一声折杨柳。为君舞剑复弹筝，玉腕还持一杯酒。
作者在湖上的宴会中，与曾经遭到政治迫害的两位英雄聚会。其中一位抗后金有功，却惨遭冤狱，之后流落江南；另一位是袁崇焕的部下，与他一同下狱，并遭到严刑拷掠，在袁崇焕死后，遇赦放归。西湖的烟波，在英雄的自述中，令人联想的不是逍遥，而是伤心的过去，以及可能更为惨淡的未来。此时，西湖之美，宴会之乐，或者侍酒美人的善解人意，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另一首诗题作《吴静腑席上偕侯赤社晤方尔止》，其中享乐与征战的对比，更为彰显。诗曰：
烽火征兵望将旗，可怜吾党但论时。满堂客为侯生赞，五字城凭方叔师。
酒半断桥携烛至，雪中枯柳认舟移。娇歌妙舞江南乐，只是闻鸡醉复悲。
此诗再次将当下的歌舞宴乐与看似遥远实则逼近的烽火并置，突显了作者一干文友无力回天的悲愁，以及随时准备加入战争的自觉。黎遂球在甲申后投入南明的复国工作，于丙戌年在赣州虔城殉国。此日宴中与他共论时局的朋友则度过了易代之难。根据查继佐（1601—1676）为黎遂球所作的《传》谓：“甲申三月国变，公见所就义诸公，皆平日握手与深语者，益自愤痛哭，誓死为国讲复仇勤王策。”
上文所引的诗作，可说是明亡前夕南方文士之写照。今释澹归（金堡，1614—1680，杭州人）为《西湖杂记》作《书后》，则说黎遂球：“生之名士，死之鬼雄，忽而冰玉洁，忽而刀剑鸣，忽而虎豹变，忽而蜂蝶游，忽而雷电合，忽而风月丽，皆文人之心之跌宕而不可测者。……公乃不愧番禺文人冠冕矣！”
这样的描述，虽然直接的指涉是黎遂球，又何尝不可读作西湖之小影呢？文人心跌宕不可测，正如湖上烟波千顷啊！
西湖风月与美人的联想更为普遍，也似乎与战争无甚关系。虽然如此，湖上佳人的系谱却与忠烈碧血一般，颇沾有几分死气的。（东坡将西湖比西子，我们可别忘了她本来就是吴越大战中的一颗棋子。）当然，女性对杭州的城市性格有决定性的影响，笔者之前已有所论述。香市里推挤的女香客，元宵夜盛装观灯的大家妇女，以及湖船上吟诗清游的才女，无不为杭州女性化的一面作了最好的陈述。
清代某闺秀便直接将西湖称为美人湖，一连八首诗，都以美人作结，分别是“美人湖上美人家”“美人湖上美人坟”“美人湖上美人祠”“美人湖上美人楼”“美人湖上美人来”“美人湖上美人题”“美人湖上美人还”“美人湖上美人魂”。如此，则西湖与才子、英雄的连结一概暂时切断，独独突显美人。然而这个画面其实有个很大的缺漏，便是“死佳人”。
人谁不死？佳人亦然。然而清代中叶以后，杭州文人往往刻意将受难佳人与忠臣高士合而观之，重新塑造西湖的历史记忆。这样的企图乍看之下似乎与明末清初盛行的“贞妇与烈士”论调相呼应，若细观则可知两者之实质大不相同。简单地说，清代中叶文人重新将女性带入西湖记忆的工作，是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期充沛的文化活动的一部分。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事迹，当推杭州文人陈文述（1771—1843）一系列的重修祠墓活动。康正果曾精辟分析陈文述一生的文艺生活，给予中肯的诠释与评价，并借此呈现清代文人心理与文人活动的一些普遍现象。根据他的解释，陈文述看似丰富实则自我消解的诸多诗文创作，实在是当时热闹的文艺场域的产物，诗文超量生产的一环；痴迷于奖掖才女，也是文人与韵事、佳话这些概念结合的结果。所言极是。康正果同时讨论了陈文述回到杭州后，修复诸多历史人物之坟墓与祠堂的背景与动机。他认为这都是出于“思古情怀”，对当时的文人来说，可以表现文化道德关怀，表扬忠烈孝义，等于“物质化了的县志”，或说是一个“巨大的文本”。此说亦有见地。而笔者以为，正因为修祠墓与文化道德关怀有关，故陈文述修西湖三女士墓，确应视为他个人重塑杭州历史记忆的工作。佳人的祠墓，是历史名城必备的死亡想象。
陈文述修复了不少名人祠墓，但他最重视的一项工程，是在西湖修小青、菊香、云友三女士墓，并将事情始末以及众人题咏结集，刊为《兰因集》一书，所收包括王士禄（1625—1673）、施闰章（1618—1683）等人的诗，当然更少不了自己家族的女性，以及门下女弟子的贡献。这三位女士，杨云友是明末杭州名妓，传说与董其昌关系密切，宋代的周菊香与明代的冯小青则是虚实难辨的人物，而陈文述一律将她们视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女性，并且认为她们的共通之处便是薄命冤屈。他的侧室管筠特别为此事写了一篇《西湖三女士墓记》，根据她的记载，菊香、小青墓在孤山，云友墓在葛岭智果寺西，陈文述为之重修立石，“并建兰因馆于巢居阁西，小楼三楹，中为夕阳花影楼，右为秋芳阁，以祀菊香，云友附焉。左为绿阴西阁，以祀小青”。管筠之所以如此投入，是因为她相信自己与小青之间有特殊的因缘，甚至可说是小青后身。她在文章中特别发挥了小青的象征意义：
筠以乙酉之初来谒墓下，徘徊祠壁，窃有感于婵媛之遭际也。……（小青）爱之者以为千古第一有情人，怜之者以为千古第一伤心人矣。筠尝读其贻杨夫人书及焚余草，远
孤镫，境何惨也；零膏冷翠，语何悲也；玉烟花蝶，观何达也；絮果兰因，志何决也。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慷慨成仁者易，从容就义者难。卒之超轮消劫，礼佛以终，靓服明妆，留照而去，平心论之，殆千古第一之贞姬烈女欤？
小青故事流传之后，成为薄命才女的原型，以及文人同情甚至认同的对象。但管筠的逻辑比较特别，她发挥了儒家伦理中女适人、臣事主的忠贞类比关系，迳行将小青定义为从容就义的女英雄，故小青不应与不遇文人比附，而应与忠烈之臣并提。甚至，由于殉身的过程有缓急难易之别，所以小青还比壮烈成仁的战争英雄更崇高。这么一来，修立美人祠墓，便与奉祀忠烈具有同样的高度了。也就是说，死佳人的文化联想不只是红颜薄命，而是贞烈牺牲。犹记黄周星“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之句，互读之下，可知在文人的某种论说逻辑中，杭州的岳飞墓、牛皋墓、于谦祠，在深层意义上是与小青墓等同的。
总而言之，秀丽的山水，惨酷的兵劫，忠烈的英雄，薄命的佳人，这些都是共同组成杭州历史记忆的重要质素，而且互相产生联想。因此，太平与劫数，靡丽与毁坏，生命力与死亡召唤，当我们接触杭州各种文史数据时，这些看似矛盾的力量都不断同时涌现眼前。待到太平天国事件发生的清代中后期，历史记忆的复杂与幽暗早已深深盘踞着杭州的繁胜意象。
二、城市的记忆与原罪
近代西欧城市兴起之初，文学作品便往往将城市的腐败与乡村的真朴对立起来。唯有让一个纯洁的乡下小伙子在因缘际会之下进入城市，见识浮华，窥视光鲜外表下的黑暗百态，并且亲身遭逢险恶之后，他才能体会纯朴生活的真实意义。这可能是许多早期城市小说的基调。现代的世界各大城市可能更为繁华、便利，也可能更为拥挤、杂乱，甚至成为罪恶渊薮。而我们仍不时听说，某某人厌弃了大都会，但远迁之后，又不觉怀念起城市生活，因为自由、机会、精致、消费、娱乐、时尚、文化，早已成为某某人习以为常而不自觉的呼吸吞吐了。又听说，另一个选择离开城市的某某，全心拥抱新生活，往日的喧嚣嘈杂，暗巷惊魂，真心掩蔽，都将封存在记忆的角落。传统中国也发展出大城市，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城市小说。韩南（Patrick Hanan）曾指出，所谓城市小说，应以城市的公开或半公开空间为主要场景，对于该城市的里巷坊市，也有具体的描述，尤其必须呈现人在其中的经验。根据韩南的研究，第一部中国的长篇城市小说当是一八四八年序、一八八三年才在上海出版的《风月梦》。这部专门以扬州为背景的作品触及当地的语言、习俗、食物、音乐、娱乐等层面，成功传达了城市的特性、文化与传统，也就是所谓城市的“气性”（ethos）。当然，晚清以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小说就大大发达起来了。在城市小说出现以前，中国城市的面目与气性经常出现在志书、游记，以及梦忆体文字中。回忆北宋都城汴京的《东京梦华录》便是最好的例子。记忆之为用大矣。
中国文学中怀念城市的作品，往往与对政治中心（京城）的渴望有关（正所谓“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或者是今昔境遇对比下的感叹。明初，瞿佑以诗祸遭谪保安，在边境过着萧条的生活。田汝成记载，永乐年间，贬谪中的瞿佑分别在庚子与辛丑年元夕共作了六首《望江南》，以怀念故乡杭州。庚子（永乐十八年［1420］）元夕他写道：
元宵景，淡月伴疏星。戍卒抱关敲木柝，歌童穿市唱金经，箫鼓忆杭城。
并且自注：“元夕城市寂寥，惟闻戍卒击柝声，幼童数辈，沿街歌唱佛曲而已。
怀想故乡，慨然有作。”次年辛丑年（1421）又续作四首：
元宵景，野烧照山明。风阵摩天将半夜，斗杓插地过初更，灯火忆杭城。
元宵景，巷陌少人行。舍北孤儿偎冷炕，墙东嫠妇哭寒檠，士女忆杭城。
元宵景，刁斗击残更。数点夕烽明远戍，几声寒角响空营，歌舞忆杭城。
元宵景，默坐自伤情。破灶三杯黄米酒，寒窗一盏浊油灯，宴赏忆杭城。
杭州的城市特质，在边境的对比，以及往事悠悠的心情下，更加突显出来。若非边境在元宵夜依旧漆暗，怎显得当年在杭城所见的元宵灯火之盛？若非边境人烟稀少，怎显得当年杭城士女出入的热闹？若非边境只闻单调凄凉的角声，怎见得当年杭城歌舞遍地？若非边境生活困窘，怎念得当年杭城宴会上的丰食美酒？若非边境只听孩童不成调的佛曲之声，又怎忆起当年杭城箫鼓乐声之悦耳？因为是特定的节庆，杭州繁胜的城市特质才在谪人的思忆中一一突出。此时，瞿佑肯定不会想起杭州元宵太过拥挤吵闹，也不会担心男女相杂有违礼教吧。
与其他城市相比，杭州依傍西湖是很大的特色，而且在人们的记忆中，西湖往往抢过城内的风采。尤其在文人的心目中，西湖才是感怀所寄的场所，是记忆的空间。君不见张岱（1597—1679）在明亡后思忆的，可不是杭州城内的里巷，而是城外的西湖。在《西湖梦寻》的《自序》中，他深刻思考失落之后，记忆与现实对人产生的作用。他说，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一带湖庄，仅存瓦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