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记事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梁衡
一
毛泽东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让人玩味无穷。但有一笔更为惊人，只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泽东的专列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舒同、杨得志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个秘书调往陕西，他说：“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1972年，毛泽东大病一场，刚好一点，他就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见他对两河之行向往的热切。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很巧合，他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整个夏天，毛泽东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泽东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泽东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可能避免。试想一个最高领袖深入民间四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一个伟大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建国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还遇上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也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
毛泽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
二
我们设想着，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义，10年的土地革命是为农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大口吃茶叶叶子，捡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趴在水缸盖上指挥大战役，在延安时还和战士一起开荒，在西柏坡时还下田插秧。还有包括江青看不惯的大口吃红烧肉、吃辣椒，他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读了书、当了领袖的农民。毛泽东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建国前大部分时间在研究战争。建国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在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刺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
他打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个半月后到达郑州。因为是马队，不能进城住宾馆，便找一个依岸傍河的村庄宿营，架好电台，摊开文件、书籍。一如战争时期那样，有亲热的房东打水、烧炕，有调皮的儿童跑前跑后，饭后他就挑灯读书、办公。但我猜想毛泽东这天在郑州的黄河边肯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河南这个地方是当年人民公社运动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7年前，1958年8月6日晚，他到郑州，7日晨就急着听汇报，当他看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时，如获至宝，连说：“这是个好东西！”便喜而携去。接着又去视察山东，8月底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社遍行全国，河南首其功，信阳首其功。但是全国第一个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少奇说：“饿死人这是要上史书的啊。”毛泽东不得不在1960年10月23日—26日专门听取信阳事件的汇报，全国急刹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渡过难关。
这次，毛泽东沿途一路走来，看到了许多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虽经调整后，农村情况大有好转，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房东悄悄地对他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战争时期，边打仗边土改，农民一分到地就参军、支前，热情何等的高。
离开郑州之后，毛泽东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1960年完工的大工程三门峡水库现在怎么样了。这工程当时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啊，诗人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曾传唱全国：“展我治黄河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些句子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那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毛很想看看这万年的黄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风走东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黄河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他立马高坡，极目一望时，这里却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镜，而是一片湿地，但见水雾茫茫，芦花荡荡。原先本想借这座水库拦腰一斩，根治黄河水害，但是才过几年就已沙淤库满，下游未得其利，上游反受其害，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眉头一皱，问黄河上游每年来沙多少，随行专家答：“16亿吨。”又问：“现库内已淤沙多少？”答：“50亿吨。”这就是再修10个水库也不够它淤填的啊！当初上上下下热情高涨，又相信苏联专家的话，并没有精细地测算和科学地论证，就匆匆上马。看来建设和打仗一样，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战争还要复杂，战场上可立见胜负，而一项大的经济建设决策，牵涉的面更广，显示出结果的周期更长。
毛泽东打马下山，一路无言。他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当年三门峡工程上马上下叫好，只有一人坚决反对，这就是黄万里。1955年4月周恩来主持70多人的专家论证会，会开了7天，他一人舌战群儒大呼：不是怎么建，而是三门峡根本就不宜建坝！下游水清，上游必灾啊。果然，大坝建成第二年，上游受灾农田就达80万亩。黄的意见没人听，他就写了一首小词，内有“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句。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六版登出了这首词，黄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右派。毛泽东记起自己说过的一句话：“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不觉长叹了一口气。
我猜想毛泽东这次重到西北，亲见水土流失，一定会让他重新考虑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大多走江南，再没有到过黄河以西。但他阅读了大量史书，无时不在做着西行考察的准备。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引黄济晋的雄心壮志，他说 ：“你这算什么雄心壮志，你们查一下《汉书》，那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引黄河过北京东注入海。当时水大，汉武帝还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现在水都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啊。”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任总理时到山西视察，山西领导又重提引黄之事，当时我以记者身份在场，听到赵又转述毛泽东的这番话。大约1958年成都会议毛泽东、陶对话时，赵亦在场。多年来，我们愧对的岂止是晋民，陕、甘、宁之民也都很愧对啊。这块中国西北角的红色根据地，当年曾支撑了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自解放以后就再也摆不脱黄风、黄沙、黄水的蹂躏。晋陕之间的这一段黄河，毛泽东曾经两次东渡：第一次是1936年由绥德过河东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第二次是由吴堡过河到临县，向西柏坡进发，定都北京。当时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匹老白马只好留在河西。他登上东岸，回望滔滔黄水，激动地讲了那名言：“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据他的护士长回忆，毛泽东进城后至少九次谈起黄河，他说：“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我们欠了黄河的情”，“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
这次毛泽东重访旧地，我猜想米脂县杨家沟是一定要去的。1947年11月22日到1948年3月21日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他转战陕北期间住得最长的一个村子，并在这里召开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准备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十二月会议”。但现在这里还是沟深路窄，仅容一马，道路泥泞，一如20年前。农民的住房，还没有一间能赶上过去村里地主的老房子。而当年毛泽东的指挥部，整个党中央机关就借住在杨家沟一家马姓地主的宅院里，他就是在这里胜利指挥了全国的战略大转折啊。我去看过，这处院子就是现在也十分完好，村里仍无其他民房能出其右。这次毛泽东重回杨家沟还住在当年他的那组三孔相连的窑洞里，心中感慨良多。当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无定所，但借得窑洞一孔，弹指一挥，就横扫蒋家百万兵。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20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发展迟缓的原因到底何在？
向最基层的普通人学习，是毛泽东一向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成了毛泽东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中最鲜明的一条。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曾写到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毛泽东曾说：“当年是一个监狱的小吏让我知道了旧中国的监狱如何黑暗。”毛泽东在1925—1933年曾认真作过农村调查，1941年又将其结集出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里写道：“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共产党人也不能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那时他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呼声。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延安的一个农民，一次天打雷劈死了他的毛驴，就说：“为何不劈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要以反革命罪逮捕这个农民。毛泽东说，他这样说必有他的理由。一问是边区农民负担太重。毛泽东就让减税。所以，当时边区地域虽小，生活虽苦，但领袖胸如海，百姓口无忌，上下一条心，共产党终得天下。
这次，毛泽东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让人民监督，毛泽东忽然忆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一点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学好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被不幸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对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
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而黄河之滨这个朴素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则被大会批、小会斗，后在“文革”中自杀。（2002年，陕西曾开研讨会纪念杨伟名，并为他出版文集。2005年，我曾访其故居，秋风小院在，柿树叶正红。这是后话。）这次毛泽东重走黄河，又到陕西，看到当年的许多问题依旧没有结果，就想起这个躬耕于关中的奇才，便着人把他接来，作彻夜之谈。毛泽东像当年向小狱吏请教狱情，在延安街头光着头向农民恭问政情一样，向这个农民思想家问计于国是。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共领袖与一位普通农民的对话。 不是《三国演义》中卧龙冈的“隆中对”，也不是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而是在黄河边的某一孔窑洞里的“河边对”。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势。毛泽东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又想起1948年他为佳县县委题的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当时他转战到这里，部队要打佳县，仗要打三天，需12万斤粮，但粮食早让胡宗南抢掠一空。他问佳县县长张俊贤有没有办法，张说：“把全县坚壁的粮挖出来，够部队吃上一天；把全县地里未成熟的玉米、谷子收割了，还可吃一天；剩下的一天，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斗打响，群众拉着粮、驴、羊支前，自己吃树叶、树皮。战后很长时间，这个县见不到驴和羊。那时候，政府和百姓，真是鱼水难分啊。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毛泽东是性情中人，他或许还会当场邀杨到中央哪个政策研究部门去工作，就像后面要谈到的，他听完就三峡问题的御前辩论后，当场邀李锐做他的秘书。何况杨本来就一直是西北局的特聘编外政策研究员。而以杨的性格则会说，臣本布衣，只求尽心，不求闻达，还是躬耕关中，位卑不敢忘国，不时为政府上达一点实情。）送走客人，他点燃一支烟，仰卧土炕，看着窑洞穹顶厚厚的黄土，想起自己1945年在延安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早已生根开花，但却要将忘其土啊。
总之，还不等走完黄河全程，在晋、陕、宁、甘一线，毛泽东的心情就沉重复杂起来。在这里，当年的他曾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现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轰轰烈烈，怎么就没能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境遇呢？
毛泽东继续沿黄河前行，北上河套，南取宁夏，绕了一个大弯后西到兰州。在这里向北沿祁连山麓就是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向南沿黄河就将进入上游的青海、四川。他决定在兰州休整一周。这兰州以西是历代流放钦犯和谪贬官员的地方。他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就是经过这里而贬往新疆的。毛泽东出行，电台、文件、书籍三件宝，常读之书和沿途相关之书总要带足。现在韶山的“毛泽东遗物馆”里存有他出行的书箱，足有一米见方。林则徐是他敬仰的人物，长夜难眠，他便命秘书找出林的《云左山房诗钞》挑灯阅读，卷中有不少是林则徐在河南奉旨治完黄河后又一路继续戴罪西行，过兰州，出玉门的诗作，多抒发他的报国热情和记述西部的山川边情。林诗豪放而深沉，毛泽东性刚烈而浪漫，把卷在手，戈壁古道长无尽，窗外黄河呜有声。此时，两个伟人跨越时空，颇多共鸣。毛泽东有抄录名人诗作练字的习惯，他读得兴起，便再披衣下床，展纸挥毫，抄录了林的一首《出嘉峪关感赋》：
东西尉侯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这幅书法，借原诗的气势，浓墨酣情，神采飞扬，经放大后至今仍高高挂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东墙上。书罢林诗毛泽东推窗北望，想这次只能按原计划溯黄河而上，祁连山、嘉峪关一线是去不了啦，不觉有几分惆怅。新疆是他的胞弟毛泽民牺牲的地方，那个方向还有两件事让他心有所动：一是当年西路军在这里遭到极大损失，这是我军史上的极悲惨的一页。二是1957年反右之后一大批右派发配西部，王震的兵团就安排了不少人，其中就有诗人艾青等不少文化人。现时已10年，这些人中似可起用一些，以示宽慰。他在这里休整一周，接见了一些仍流散在河西走廊的老红军，听取了右派改造工作的汇报，嘱咐地方上调研后就这两事提出相应的政策上报。
离开兰州，毛泽东一行逆黄河而上，又经月余到达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第一弯。他登上南岸四川阿坝境内的一座小山，正是晚霞压山，残阳如血，但见黄河北来，蜿蜒九曲，明灭倏忽，如一道闪电划过高原，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吟道：
九曲黄河第一弯，长河落日此处圆。
从来豪气看西北，涛声依旧五千年。
他想，我们一定要对得起黄河，对得起黄河儿女。
这里已近黄河源头，海拔4000米以上，他们放慢速度，缓缓而行，数十天后终于翻过巴颜喀拉山，到达长江的源头大通河，这便进入长江流域。
三
接下来，毛泽东走长江与走黄河的心境不同。在黄河流域，主要是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对老区人民的感念，深感现在民生建设不尽如人意，得赶快发展经济。而走长江一线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关于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极“左”错误的思考。
顺沱沱河、通天河而下，入金沙江，便进入贵州、四川界。这里是中央部署的大三线基地。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他从战争中走来，总担心天下不稳，国家遭殃。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又力主在长江、黄河的上游，建设一个可以支持原子战争的大三线基地。他还把自己的老战友、新冤家彭德怀派来任基地三把手。毛彭关系，可以说是合不来又离不开。历史上许多关系到党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威信的大战、硬战，都是彭帮毛泽东来打。最关键的有三次，红军长征出发过湘江、解放战争时的转战陕北和刚建国时的朝鲜战争。尤其是出兵朝鲜，中央议而不决，彭从西北赶回，投了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而在林彪不愿挂帅出征的情况下，彭又挺身而出，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但是自从进城之后，毛彭之间渐渐生分。战争时期，大家都称毛泽东为“老毛”，进了北京，渐渐改称“主席”。有一天，彭突然发现中南海里只有他一人还在叫“老毛”，便很不好意思，也悄悄改口。这最后一位称“老毛”的角色由彭来扮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之深和彭性格的纯真率直。但1959年在庐山上，两个战友终于翻脸。
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却相会在金沙江畔，在这个30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毛泽东盖世英雄，向来敢翻脸也敢认错。他在延安整风时对“抢救运动”中被错整的人脱帽道歉；1959年感谢陈云、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冷静，说“家贫思贤妻，国难识英雄”；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的错误认错。现在毛泽东经三年来的沿河考察，深入民间，所见所闻，许多争论已为历史所印证，他也许会说一声：“老彭，看来是你对了！”
行至四川境内，毛泽东还会想起另一个人，即他的秘书田家英。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便派身边的人下去了解情况，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给他带去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实情报告，他心有不悦。加之四川省委投毛泽东之好又反告田一状，田在庐山上也受到了批评，从此就再不受信任（“文革”一起，田即自杀，这是后话）。这时他一定会想起田家英为他拟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觉怅然若失。看来自己过去确实是有点好大喜功，下面也就报喜不报忧，以致造成许多失误。长夜静思，山风阵阵，江水隆隆。他推窗望月，金沙水拍云崖暖，惊忆往事心犹寒。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许多做出重要决策的、在党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多在长江一线。如1958年3月毛泽东坚持大跃进，周恩来、陈云被迫作检讨的成都会议；4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年4月检讨大跃进的上海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提出骑马走两河）；1959年7月反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很少。
但有一次毛泽东是认真听了不同意见，并听了进去。这就是关于建三峡水库的争论。自孙中山时，就有修三峡的设想，毛泽东也曾畅想“高峡出平湖”，但到底是否可行，毛泽东十分慎重。1958年1月他曾在南宁组织了后来被称为“御前辩论”的两派大对决，也就在这次他很欣赏反对派李锐，当场点名要李做他的秘书。毛泽东曾在1958年3月29日自重庆上船，仔细考察了长江三峡，至4月1日到武汉上岸。他对修三峡一直持慎重态度，他说：“最后下决心准备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这次毛泽东骑马从陆路过三峡一定会联想到那个当年轻易上马，现已沙淤库满的三门峡水库。幸亏当时听了不同意见，三峡才成为大跃进中唯一没有头脑发热、轻易上马的大工程。现在想来都有点后怕。看来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24年后，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在这个长过程中因为有反对意见，才有无数次的反复论证，人们说三峡工程上马，反对派的功劳比支持派还大。）
毛泽东从四川入湖北，过宜昌到武汉。这次因是带着马队出行，当然不住上次毛泽东住过的东湖宾馆，他就选一依山靠水之处安营扎寨，这倒有了一点饮马长江的味道。毛泽东不禁想起他1956年在这里的诗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又想起1958年4月在这里召开的武汉会议，在鼓动大跃进的同时，毛泽东给那些很兴奋的省委书记们也泼了一点冷水。但全党的狂热已被鼓动起来，想再压下去已不容易。他想，那时的心态要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再从容一点，继续给他们降降温，后果也许会好一点。
离开湖北进入江西不久就到了庐山。这庐山堪称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坐标点。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这里首先买地盖房，开发庐山。从1928年到1947年，前后20年，蒋介石在这里指挥“剿共”、抗日。1927年，瞿秋白在这里起草“八一”起义提纲。1937年卢沟桥枪声骤响，正在山上举办的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提前结业，直接奔赴抗日前线。1948年蒋介石败退大陆，泪别庐山。蒋离去10年后，1959年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庐山，住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别墅，看见工人正要凿掉“美庐”二字，忙上前制止，说这是历史。就是这一次在山上召开了给党留下巨大伤痛的庐山会议。1961年，毛泽东欲补前会之错，又上山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他借用《礼记》里的一句话“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痛感革命事业不可能有人先给你准备好成熟的经验。这一次毛泽东在山上说，他此生有三愿：一是下放，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走一次长江、黄河；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统统写入，让世人评说。他认为自己好坏七三开就满足了。1970年毛泽东又三上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敲山震虎，与林彪已初显裂痕。还有一件事少有人知，蒋介石去台多年，自知反攻无望，愿意谈判回归。1965年7月已初步达成六项协议，其中有一条：蒋回大陆后所选的“汤沐之地”（封地）就是庐山。惜“文革”一起，此事告吹。
到了庐山，毛泽东的两河之行已完成四分之三。他决定在这里休整数日，一上山便放马林间，让小白马也去自由自在地轻松几日。他还住美庐，饭后乘着月色散步在牯岭小街上，不远处就是当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黄克诚合住的176号别墅，往西30米是张闻天的别墅，再远处是周小舟的别墅，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在此方寸之地，却曾矗立过中共党史上的几位巨人。除周小舟资格稍差外，彭、黄、张都是井冈山时期和毛泽东一起的“绿林好汉”，想不到掌权之后他们又到这座山上来吵架。毛泽东忆想那次论争，虽然剑拔弩张，却也热诚感人，大家讲的都是真话。他自己也实在有点盛气压人。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如果当时这庐山之争也能像三峡工程之争一样，允许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后果也不会这样。后来虽有1961年二次庐山会议的补救之举，但创痛实深，今天想来，他心中生起一种隐隐的自责。回到美庐，刚点燃一支烟，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着1959年他一上庐山时的那首豪迈诗作：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他在自己的这幅放大的手迹前伫立良久，光阴似箭，不觉就是10年啊。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
安得倚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
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
这诗，虽是自责，却椽笔墨海，隐隐雷鸣，仍不失雄霸之气。他抽完一支烟，又翻检了一下当日收到的电报、文件，办了一会儿公，便用铅笔将这首诗抄在一张便笺上，题为“三上庐山”，放入上衣口袋，准备明天在马背上再仔细推敲，然后就上床歇息。（毛泽东二上庐山时也写有诗，就是那首为江青所拍的仙人洞题照。）毛泽东下山后，一路过安徽，下江苏，走扬子江、黄浦江，直往长江的出海口上海市而去。
两河之行结束，大约是1969年的9月，正是国庆20周年的前夕。毛泽东回顾整理了一下四年来两河调查的思绪，便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召集到上海，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要重点抓一下经济建设，暂不搞什么政治运动（这比后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早9年）；二是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戒假话、空话，加强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次的全党思想大整顿）；三是总结教训，对前几年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认识（这比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12年）。三个决议通过，局面一新，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彭德怀等一批老干部的损失，也没有田家英等一批中年精英的夭折。如果再奢望一点，还可能通过一个关于党的领导干部退休的决议（这比1982年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早13年）。因为到这年年底毛泽东就满76岁，两河之行，四年岁月，一万里路云和月，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他一定感到身体和精力大不比当年长征之时，毕竟年龄不饶人。而沿途，考察接谈，视事阅人，发现无数基层干部，有经验，有知识，朝气向上，正堪大任。要放手起用新人。这几个决议通过，全党欢呼，全民振奋。国家、民族又出现新的机遇。真如这样，历史何幸，国家何幸，民族何幸！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
四
2009年10月1日，建国60周年，万民同庆，举国欢腾。过节了，而且不是一般的节庆，是共和国的生日，60岁的生日啊！人们忘不了开国领袖。他老人家要是还在多好啊，这天安门城楼本来就是他当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虽然他老人家后期也曾犯错，但前期对民族确有大功，所以人们总希望他还能一如前期那样的英明。这善良的愿望，反映了人们对那个美好时代的怀念，对未竟之业的遗憾。如果斗柄能够倒转，如果历史能够重写，如果那次骑马走两河能够成行，如果毛泽东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错误，晚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该多好。这一切当然都不可能，我们也知道这永不可能。但是后人想一想还不行吗？这样的假想，是对历史的复盘，也是对再后之人的提醒。历史不能重复，但是可以思考，在思考中寻找教训，捕捉规律，再创造新的历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犯了错误而又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更悲哀的民族，一个学会在失败中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民族。不要忘了，正是“文革”浩劫之后的大思考才成就了今天的复兴。
毛泽东是一本我们永远读不完的书。
这思考的窑洞
梁衡
我从延安回来，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窑洞。
照理说我对窑洞并不陌生，我是在窑洞里生、窑洞里长的。我对窑洞的熟悉，就像对一件穿旧了的衣服，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当三年前，我初访延安时，这熟悉的土窑洞却让我的心猛然一颤，以至于三年来如魔在身，萦绕不绝。因为这普通的窑洞里曾住过一位伟大的人，而那些伟大的思想也就像生产土豆、小米一样在这黄土坡上的土洞洞里奇迹般地生产了出来。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斗争的心脏，是艰苦岁月的代名词。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延安的形象是战争，是大生产，是生死存亡的一种苦挣。但是当我见到延安时，历史的硝烟已经退去，眼前只有几排静静的窑洞，而每个窑洞门口又都钉有一块木牌，上面写明某年某月，毛泽东同志居住于此，著有哪几本著作。有的只有几十天，仍然有著作产生。这时，仿佛墙上的钉子不是钉着木牌，而是钉住了我的双脚，我久久伫立，不能移步。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几棵柳树轻轻地垂着枝条，不远处延水在静静地流。我几乎不能想象，当年边区敌伪封锁，无衣无食，每天都在流血牺牲，每天都十万火急，毛泽东同志却稳稳地在这里思考、写作，酿造他的思想，他的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我看着这一排排敞开的窑洞，突然觉得它就是一排思考的机器。在中国，有两种窑洞，一种是给人住的，一种是给神住的。你看敦煌、云冈、龙门、大足石窟存了多少佛祖，北岳恒山上的石洞里甚至还并供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实际上是老百姓在假托一个神贮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信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需要偶像，眼前这土窑洞里甚至连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没有，但是50年了，来这里的人络绎不绝，因为这窑洞里的每一粒空气分子中都充满着思想。我仿佛看见每个窑门上都刻着“实事求是”，耳边总是响着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的那句话：“‘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自党中央1938年1月由保安迁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先后住过四处窑洞。这窑洞首先是一个指挥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为了这些决策的正确，为了能给宏伟的战略找到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在这里于敌机的轰炸声中，于会议的缝隙中，拼命地读书写作，所以更确切点说这窑洞是毛泽东的书房。当我在窑洞前漫步时，我无法掂量是从这里发出的电报、文件作用大，还是从这里写出的文章、著作作用大。马克思当年献身工人运动，当他看到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工人运动裹足不前时，就宣布要退出会议，走进书斋，终于写出了《资本论》这本远远超出具体决定，跨越时空、震撼地球、推动历史的名著。但是，当时的毛泽东无法退出会议，甚至无法退出战斗和生产，他在延安期间每年还有300斤公粮的生产任务。他的房子里也不能如马克思一样有一条旧沙发，他只有一张旧木床，也没有咖啡，只有一杯苦茶。他只能将自己分身为二，用右手批文件，左手写文章。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英雄，像古代小说里的那种武林高手，挥刀逼住对面的敌人，又侧耳辨听着背后射来的飞箭，再准备着下一步怎么出手。当我们与对手扭打在一起，急得用手去撕，用脚去踢，用牙去咬时，他却暗暗凝神，调动内功，然后轻轻吹一口气，就把对手卷到九霄云外。他是比一般人更深一层、更早一步的人。他是领袖，更是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些文章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文件、决定。像达摩面壁一样，这些窑洞确实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修炼真功的地方，是蒋介石把他们从秀丽的南方逼到这些土窑洞里。
四壁黄土，一盏油灯，这里已经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但是唯物质生活的最简最陋，才激励共产党的领袖们以最大的热忱、最坚忍的毅力、最谦虚的作风，去做最切实际的思考。毛泽东从小就博览群书，但是为了救国救民，他还在不停地武装自己。对艾思奇这个比他小16岁的一介书生，毛泽东写信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记得在艾思奇同志逝世20周年时，在中央党校的展柜里我还见到过毛泽东同志的另一封亲笔信，上有“与您晤谈，受益匪浅，现整理好笔记送上，请改”等字样。这不是对哪个人的谦虚，是对规律、对真理的认同。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礼贤下士的故事，刘备三顾茅庐，刘邦正在洗脚听见有人来访，就急得倒拖着鞋出迎。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成自己的大事。而毛泽东这时是真正地在穷究社会历史的规律，他将一切有志者引为同志，把一切有识者奉为老师。蒋介石，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他何曾想到现时延安窑洞里这一批人的厉害。他以为这又是陈胜揭竿、刘邦斩蛇、朱元璋起事，他万没有想到毛泽东早就跳出了那个旧圈子而直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我在窑洞里徘徊，看着这些绵软的黄土，感受着这暖融融、湿润润的空气，不觉勾起一种遥远的回忆。我想起小时候躺在家乡的窑洞里，身下是暖乎乎的土炕，仰脸是厚墩墩的穹顶，炕边坐着做针线的母亲，一种说不出的安全和温馨。窑洞在给神住以前，首先是给人住的，它体现着人与大地的联系。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安泰只要脚不离地就力大无穷，任何敌人都休想战胜他，而在一次搏斗中他的敌人就先设法使他脱离地面，然后击败了他。斯大林曾用这个故事来比喻党与人民的关系。延安岁月是毛泽东及我们党与土地、与人民联系最紧密的时期。他住在窑洞里，上下左右都是纯厚的黄土，大地紧紧地搂抱着他，四壁上下随时都在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着力量。他眼观六路，成竹在胸。
在一孔窑洞前的木牌上注明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了《论持久战》。依稀在孩童时我就听父亲讲过这本书的传奇，那时他们在边区，眼见河山沦陷，寇焰嚣张，愁云压心。一天发下了几本麻纸本的《论持久战》，几天后村内外便到处是歌声笑声，有如春风解冻一般。这个小册子在我家一直珍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来读党史才知道当时连蒋介石都喜得如获至宝，发至全军每个军官一本。同时这本书很快又在美国出版。毛泽东为写这篇文章在窑洞里伏案工作九个日夜，连炭火烧了棉鞋也全然不知。第九天早晨，当他推开窑门，让警卫员把稿子送往清凉山印刷厂时，我猜想他的心情就像罗斯福签署了原子弹生产批准书一样激动。以后战局的发展果然都在他的书本之中。
一个伟人的思想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是事物间本来的联系，所以真理最朴素，伟人其实与我们最接近。一次，在延安雷电击死一头毛驴，驴主人说：“老天无眼，咋不劈死毛泽东。”有人要逮捕这个农民，消息传到窑洞里，毛泽东说骂必有因，一了解，是群众公粮负担太重。于是他下令每年由20万担减到16万担，又听从李鼎铭的建议精兵简政。毛泽东在这窑洞里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他的许多深刻的论述挽救了党，挽救了多少干部，但是当他知道有人被伤害时，就到党校礼堂做报告，说，今天我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礼！并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到帽檐下。1942年，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他刚在重庆吃过800元一桌的宴席，这时却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吃两毛钱的客饭，但他回去后写文章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他看到边区的兴旺，想到以后的中国，问一个政权怎样才能永葆活力。毛泽东说，办法就是讲民主，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我想他说这话时一定仰头环视了一下四周厚实的黄土。“七大”前后很多人主张提毛泽东思想，他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智慧。”“我这个人思想是发展的，我也会犯错误。”作家萧三要为他写传，他说还是去多写群众。他是何等的清醒啊！政局、形势、作风、对策，都装在他清澈如水的思想里。胡宗南进犯，他搬出了曾工作9年的延安窑洞，到米脂县的另一孔窑洞里设了一个沙家店战役指挥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电报，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一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俘敌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这神就是默默的黄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庐、瞪着眼睛思考的窑洞。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
当你在窑洞前徘徊默想时，耳边会响起黄河的怒吼，眼前会飘过往日的硝烟。但是你一眨眼，面前仍只有这一排静静的窑洞。自古都是心胜于兵，智胜于力。中国革命的胜利实在是一种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那几篇文章的胜利。延安的这些窑洞真不愧为毛泽东思想的生产车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展示才华思考写作的辉煌时期，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156篇文章，有112篇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毛泽东离开延安在陕北又转战了一年，胡宗南丢盔弃甲，哪里是他的对手。1947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陕北米脂的一个窑洞里展纸研墨，他说：“我好久没有写文章了，写完这一篇就要等打败蒋介石再写了。”他大笔一挥，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说我们要打正规战，要进攻大城市了。这是他在陕北窑洞里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写罢掷笔，便挥师东渡黄河，直捣黄龙，为人民政权定都北京去了。他再没有回延安，只是在宝塔山下留下了这一排永远思考的窑洞。思想这面铜镜总是靠岁月的擦磨来现其光亮，半个世纪过去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离我们渐走渐远，而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却离我们越来越近。
大无大有周恩来
梁衡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的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三十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百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
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写的那首诗《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否则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做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套着这蓝袖套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杖，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蹿出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第一代手机），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吴、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作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不胜枚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早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新中国成立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四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11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第三次，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的篡权阴谋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可以接替自己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长沙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9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南昌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戴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
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1938年住到了1941年。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外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当时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沓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沓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绝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绝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
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透，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1998年是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21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时，周恩来只带了10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对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则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的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新中国成立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27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1700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心里总觉得大概有一天还是会有人来要为总理修一座庙。庙是神的殿堂，神是后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筛选出来的模范，比如忠义如关公，爱民如诸葛亮。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余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的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
渐渐地三十多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邓小平的坚持
梁衡
被称为“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无疑将作为共和国的“中兴史”载入史册。相信以后许多史家会来研究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其中原因诸多，“文革”教训，时势使然；人民意志，时代潮流；时势造英雄，小平来掌舵等。这所有一切，当然都是多难之后兴邦的因素。但像一切领袖的成功一样，邓小平的性格、意志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他坚定果断，敢于坚持己见。
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既要能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针，还要能力排众议，坚持这个新思想、新方针。二者缺一不可。历史上提出方案，未能坚持，虎头蛇尾而流产的改革实在不少。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其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思路已为人所熟知，而在战术实施中的坚定不移，则还不大为人注意。近读史料，发现其例甚多。
1977年8月，小平主持教育工作座谈会。大家主张恢复高考，但又觉得今年来不及，希望从明年开始，而且教育部的原招生方案报告也已送出。小平说，就从今年改！打破常规，冬季招生。让教育部追回发出的报告，他亲自修改。这一步棋改写了中国“文革”10年的教育史。人才兴，国运兴。
“百科全书”，向来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是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工程。法国新兴资产阶级最早就是通过编译百科全书（史称百科全书派）进行思想启蒙，普及新知识，而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百科全书》随时增改，渐成一部世界性的知识总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指示翻译出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1768年英国初版，20世纪初转让给美国，1974年出到第15版）。消息传出，社会上议论纷纷：我们怎么能出版美帝国主义的书？小平不为所动，他接见美方人员说：“全世界都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在小平的坚持下，中美双方组成联合编审委员会，历时10年，全书终于出版。
香港回归是一件大事。政策性强，处理起来较复杂。1983年5月香港记者故意设套，问：“回归后我方可否不驻军？”我一高级官员含糊答道：“也可不驻。”港报纷纷登于头条。小平大怒，在一次招待香港记者的会上，本已散场，小平说：“请你们回来，给我发一条消息。说可以不在香港驻军，胡说八道！英国人能驻，我们自己怎么反而不能驻？”他给外交部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1992年，小平视察南方，下面汇报时说：“我们一定贯彻您的指示。”他说：“我的话可能有点用，但我的作用就是不动摇。”
敢坚持、不动摇，是领袖的基本素质。领袖一身而系天下，稍有犹豫就地动山摇。轻者是一件事的失败，大者影响民族命运、历史方向。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而特殊时刻竟是英雄一念铸就历史。朱可夫在回忆苏联艰难的卫国战争时说：“许多时候我们实在顶不住了，但就是由于斯大林坚强的意志让我们转败为胜。”坚持真理是政客与政治家的根本区别。政客是从私利出发，看着风向走；政治家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向着理想前进，他认准的事，就是再难、再险，杀头牺牲也不改变。毛泽东敢于坚持的典型例子是在井冈山革命低潮时，他敢说革命高潮就如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这信念一直坚持到20多年后终于建国。邓小平坚持最久的例子是1962年就提出，让农民自己选择生产关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理念一直坚持到16年后，1978年中国开始全面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是意志力的表现，但意志力的背后是思想的穿透力。
两个摔跤手的坚持是谁压倒谁，两军对阵的坚持是谁吃掉谁，而一个领袖对正确方针的坚持则是一个民族的崛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
梁衡
作为伟人的邓小平，一生不知住过多少宅院宾馆，但唯有这个小院最珍贵，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突然被打倒、被管制时住的地方。作为伟人的邓小平，一生转战南北，不知走过多少路，唯有这条小路最宝贵，这是他从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任上突然被安排到一个县里当钳工时，上班走的路。在小平同志去世后两个月，我有缘到江西新建县拜谒这座小院和轻踏这条小路。
这是一座有六七百平方米的院子，原本是一所军校校长的住宅，“文化大革命”中军校停办。1969年10月小平同志在中南海被软禁，三年之后和卓琳还有他的继母又被转到江西，三个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人守着这座孤楼小院。仿佛是一场梦，他从中南海的红墙内，从总书记的高位上被甩到了这里，开始过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不，比普通百姓还要低一等的生活。他没有自由，要受监视，要被强制劳动。我以崇敬之心，轻轻地踏进院门。
现在单看这座院子，应该说是一处不错的地方。楼前两棵桂花树簇拥着浓绿的枝叶，似有一层浮动的暗香。地上的草坪透出油油的新绿。人去楼空，二层的窗户静静地垂着窗帘，储存着一段珍贵的历史。整个院子庄严肃穆，甚至还有几分高贵。但是当我绕行到楼后时，心就不由一阵紧缩，只见在青草秀木之间斜立着一个发黑的柴棚和一个破旧的鸡窝，稍远处还有一块菜地，这一下子破坏了小院的秀丽与平静，将军楼也无法昂起它高贵的头。小院的主人曾经受到了一种怎样的屈辱啊！
当时三个老人中，65岁的邓小平成了唯一的壮劳力，因此劈柴烧火之类的粗活就落在他的身上。他曾经是指挥过淮海战役的直接统帅啊，当年巨手一挥收敌65万，接着又挥师过江，再收半壁河山。可是现在，他这双手只能在烟熏火燎的煤炉旁劈柴；只能弯下腰去，到鸡窝里去捡几枚还微微发热的鸡蛋；到菜地里去泼一瓢大粪，好收获几苗青菜，聊补菜金的不足。要知道，这时他早已停发工资，只有少许生活费。就这样，还得节余一些捎给那一双在乡下插队的小儿女。这不亚于韩信的胯下之辱，但是他忍住了。士可杀而不可辱，名重于命固然可贵，但仍然是为一己之名。士之明大义者，命与名外更有责，是以责为重，名为轻，命又次之。有责未尽时，命不可轻抛，名不敢虚求。司马迁所谓：“耻辱者，勇之决也。”自古能担大辱而成大事者是为真士，大智大勇，真情真理。人生有苦就有乐，有得意就有落魄。共产党人既然自许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能忍得人间所有的苦，受得世上所有的气，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受挤压、受煎熬。有时一个国家都难逃国耻，何况一个人呢？世事沧桑不由己，唯有静观待变时。
一年后，他的长子，“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残的邓朴方也被送到这里。多么壮实的儿子啊，现在却只能躺在床上了。他给儿子翻身，背儿子到外面去晒太阳。他将澡盆里倒满热水，为儿子一把一把地搓澡。热气和着泪水一起模糊了老父的双眼，水滴顺着颤抖的手指轻轻滑落，父爱在指间轻轻地流淌，隐痛却在他的心间阵阵发作。这时他抚着的不只是儿子摔坏的脊梁，他摸到了国家民族的伤口，他心痛欲绝，老泪纵横。我们刚刚站立不久的国家，我们正如日中天的党，突然遭此拦腰一击，其伤何重，元气何存啊！后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期。痛苦也能产生灵感，伟人的痛苦是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作家的灵感能产生一部作品，伟人的灵感却可以产生一个时代。小平在这种痛苦的灵感中看到历史又到了一个拐弯处。
我在院子里漫步，在楼上楼下寻觅，觉得身前身后总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二楼的书橱里，至今还摆着小平同志研读过的《列宁全集》。楼前楼后的草坪，早已让他踩出一道浅痕，每天晚饭后他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踱步，他在思索，在等待。他戎马一生，奔波一生，从未在一个地方闲处过一年以上。现在却虎落平阳，闲踏青草，暗落泪花。如今沿着这一圈踩倒的草痕已经铺上了方砖，后人踏上小径可以细细体味一位伟人落难时的心情。我轻轻踏着砖路行走，前面总像有一个敦实的身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贬臣无己身，唯有忧国心。当年屈原在汨罗江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赣江边又出现一颗痛苦的灵魂。
但上面绝不会满足于就让小平在这座院子里种菜、喂鸡、散步，也不能让他有太多的时间去遐想。按照当时的逻辑，“走资派”的改造，是重新到劳动中去还原。小平又被安排到住地附近的一个农机厂去劳动。开始，工厂想让他去洗零件，活儿轻，但人老了，腿蹲不下去；想让他去看图纸，眼又花了太费力。这时小平自己提出去当钳工，工厂不可理解。不想，几天下来，老师傅伸出大拇指说：“想不到，你这活儿够四级水平。”小平脸上静静的，没有任何表情。他的报国之心、他的治国水平，该是几级水平呢？这时全国所有报纸上的大标题都称他是中国二号“走资派”（但是奇怪，“文化大革命”后查遍所有的党内外文件，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对他处分的决定）。金戈铁马东流水，治国安邦付西风，现在他只剩下了钳工这个老手艺了。钳工就是他16岁刚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学的那个工种，时隔半个世纪，恍兮，惚兮，历史竟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工厂照顾小平年迈，就在篱笆墙上开了一个口子，这样他就可以抄近路上班，大约走20分钟。当时决定撕开篱笆墙的人绝没有想到，这一举措竟为我们留下一件重要文物，现在这条路已被当地人称为“小平小路”。工厂和住地之间有浅沟、农田，“小平小路”蜿蜒其间，青青的草丛中袒露出一条红土飘带。我从工厂围墙（现已改成砖墙）的小门里钻出来，放眼这条小路，禁不住一阵的激动。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乡间小路，我在儿时，就在这种路上摘酸枣、抓蚂蚱，看着父辈们背着牛腰粗的柴草，腰弯如弓，在路上来去，路上走过牧归的羊群，羊群荡起尘土，模糊了天边如血的夕阳。中国乡间有多少条这样的路啊。有三年时间，小平每天要在这条小路上走两趟。他前后跟着两个负监视之责的士兵，他不能随便和士兵说话，而且也无法诉说自己的心曲。他低头走路时只有默想，想自己过去走的路，想以后将要走的路。他肚里已经装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他有许多许多的想法。他是与中国现代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同步的人。
五四运动爆发那年，他15岁就考入留法预备学校，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他就在法国加入少年共产党。以后到苏联学习，回国领导百色起义，参加长征，太行抗日，淮海决战，新中国成立，当总书记、副总理。党和国家走过的每一步，都有他的脚印。但是他想走的路，并没有全部能走成，相反，还因此而受打击，被贬抑。他像一只带头羊，有时刚想领群羊走一条捷径，背后却突然飞来一块石头，砸在后脖颈上。他一惊，只好作罢，再低头走老路。第一次是1933年，“左倾”的临时中央搞军事冒险主义，他说这不行，挨了一石头，从省委宣传部长任上一下被贬到苏区一个村里去开荒。第二次是1962年，大跃进、公社化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说要让群众自己选择生产方式，还借用刘伯承的话说：“不管白猫黄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结果大抓阶级斗争，大批“单干风”、“翻案风”，当然上面也没有接受他的建议。第三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了，他不能同意林彪、江青一伙胡来，就被彻底贬了下来，贬到了江西老区，他第一次就曾被贬过的地方，也是他当年开始长征的地方。历史又转了一个圈，他又重新踏到了这块红土地上。
这里地处郊县，还算安静。但是报纸、广播还有串联的人群不断传递着全国的躁动。到处是大字报的海洋，到处在喊“砸烂党委闹革命”，在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疯了，全国都疯了。这条路再走下去，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了啊。难道我们从江西苏区走出去的路，从南到北长征万里，又从北到南铁流千里，现在却要走向断崖，走入死胡同了吗？他在想着历史开的这个玩笑。他在小路上走着，细细地捋着党的七大、八大、九大，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曾作为国家领导人，一位惯常思考大事的伟人，他的办公桌没有了，会议室没有了，文件没有了，用来思考和加工思想的机器全被打碎了，现在只剩下这条他自己踩出来的小路。他每天循环往复地走在这条远离京都的小路上，来时20分钟，去时还是20分钟。秋风乍起，衰草连天，田园将芜，他一定想到了当年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列宁。海天寂寂，列宁在湖畔的那间草棚里反复就俄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做着痛苦的思考，写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那么，我们现在正遵从着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他一定也想到了当年的毛泽东，也是在江西，毛泽东被“左倾”的党中央排挤之后，静心思考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那是从这红土地的石隙沙缝间汲取养分而成长起来的思想之苗啊！实践出理论，但是实践需要总结，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进行观察和反思。就像一个画家挥笔作画时，常常要退后两步，重新审视一番，才能把握自己的作品一样，革命家有时要离开运动的旋涡，才能看清自己事业的脉络。他从15岁起就寻找社会主义，从法国到苏联，再到江西苏区。直到后来掌了权，他又参与搞社会主义，搞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现在离开了运动，他由领袖降成了平民，他突然问自己，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整整有两年多的时间，小平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思索，他脑子里闪过一个题目，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就像毛泽东当年设计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武装斗争道路一样，他在构思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思想种子的发芽破土，是在10年后党的十二大上，他终于发出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赋《骚》，孙子论《兵》，置己身于度外，担国家于肩上，不名一文，甚至生死未卜，仍忧天下。整整三年时间，小平种他的菜，喂他的鸡，在乡间小路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歇。但是世纪的大潮在他的胸中风起云涌，湍流激荡，如长江在峡，如黄河在壶，正在觅一条出路，正要撞开一个口子。可是他的脸上静静的，一如这春风中的田园。只有那双眼睛透着忧郁，透着明亮。
1971年秋季的一天，当他又这样带着沉重的思考步入车间，正准备摇动台钳时，厂领导突然通知大家到礼堂去集合。军代表宣布一份文件：林彪仓皇出逃，自我爆炸。全场都惊呆了，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小平脸上没有表情，只是努力侧起耳朵。军代表破例请他坐到前面来，下班时又允许他将文件借回家中。当晚，人们看到小院二楼上那间房里的灯光一直亮到很晚。一年多后小平奉召回京。江西新建县就永远留下了这座静静的院子和这条红土小路。而这之后中国又开始了新的长征，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为全世界所震惊的大道。
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
梁衡
余生也晚，农村土改没有赶上，合作化还依稀有记。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及打倒“四人帮”后改革开放，农民再度翻身，发财致富，起楼盖房，这些都身历其境。加之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后来当记者又泡在农村，农村之事，农民之心，自以为还是知之甚详，与他们千丝万缕，相惜相通。但有一件事叫我大出所料，触目惊心。就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曾经因为要包干种田，竟至于冒坐牢之罪来盟誓按印。他们的要求不过是一要吃饭，二要劳动，争取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喂饱自己的肚子，难道这也犯法？许多事情真是繁而亦简，简而却繁。说不准哪一个线头就能牵出一卷千尺彩练。
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是邓小平同志去世的1997年。现代出版社出了一本《邓小平与现代中国》，讲到小平同志首先肯定了中国农民创造的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书中收录了那张字据：我们分田到户，不再向国家伸手要粮，并上缴公粮，这样做杀头坐牢也甘心。18个红手印赫然在目，深刺我心。去年，全国纪念改革开放20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起点》，洋洋25万言，是专门研究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就将小岗之事定为这场改革的起点。我如饥似渴细读一遍，10月里便专门到小岗村去做一访问。
小岗名岗，其实是一片平原，正处江淮之间，自古水旱灾害交替，百姓苦不堪言。但今日小岗已是大道朝天，新村一片。我努力想找回当年贫穷凋敝的影子，穿过迎街的新房，左拐右拐，终于找到两间残留的泥草房。我弯腰进去，一位老奶奶正在灶前烧火做饭，地上是大堆的花生藤蔓，上面还有一些未摘尽的籽粒。我蹲下身与老人聊天，顺便摘一粒花生剥开送到嘴里，说：“还没摘尽哩，烧掉多可惜。”老人说：“东西多了，瘪一点的就不要了，还不够工钱呢。”原来，这是一间炊房，她家早盖了新房，隔壁一个大院子，砖墙红瓦，院里有一大块菜地，十几株树，还停着一台拖拉机。进房里一看，更让我吃一惊，一辆摩托车明光锃亮，依墙而立。地上空啤酒瓶随意插置，堆满一箱。而墙角的麻袋已快堆到房梁。我捏一捏，是花生，再捏一袋，是大米。富了，农民已富得流油了，已从那个噩梦中醒过来了。我想找当年18户人秘密开会盟誓签字的那间旧房子，可惜早已拆掉了。这间旧房也是因为老人恋旧，舍不得拆，侥幸留了下来。我说千万要留下一两间，这是文物啊。我知道那张按有18个红手印的纸片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说了一会儿话，我拉着老人在草棚前照了一张相。
参观完旧房，我还想找一两个参加过盟誓夜会的旧人，可惜也很难找齐了，只找到一位叫严金昌的，就在他家的新房大厅里扯开家常。八仙桌上是一大盆花生，还有茶和烟。我脑子里还是转着那个老问题：包干种地，难道就像造反闹革命一样严重吗？满屋人有参加过当年签字的老农，有陪我来的县委干部，有当年的乡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大家七嘴八舌痛说往事。严金昌说：“你不知道那时我们有多穷。一年打的粮只够吃三个月，一过10月，人们就出去讨饭。上面年年都派工作队，每家住一人，就这样地里还是不打粮。”我听着想起《起点》书中的一个情节：打倒“四人帮”后，万里到安徽走马上任，他下乡问贫，推开一个草棚子，见灶前草堆里坐着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和她们拉话，她们总是不起身，说了一会儿话，村干部劝万里走，原来她们没有裤子穿，正埋在灶前草堆里取暖。这位新书记立即心酸难忍，泪流如麻。他长叹一声：“我们何以对得住父老百姓！”我说，有这种事吗？他们说，毫不夸张，那时一家人一床被，大姑娘没裤子穿是常有的事。严金昌说：“那时，一说分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要坐牢的，可是当年穷得已经只剩下一个死了，只想分开干一季算一季，吃一口算一口，死也是个饱肚子。干部坐牢，我们送饭，他们的孩子我们供养到18岁。”我不觉凛然打了一个寒噤，我这个自认为了解农村的人，真不知道那些年“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时候，却有不少地方已经走到这个绝境。
大家听着，沉浸于20多年前茅屋油灯、风卷柴门的庄严神圣的时刻。新房大厅里静悄悄的，唯闻记者笔录的沙沙声和谁偶尔捏碎一粒花生壳的清脆响声。烟火明灭，香烟缭绕。我急切地问：“结果呢？”严金昌一下子激动地站起来，其他人也都轰然齐说：“结果，当年产粮13万斤，相当于五年产量的总和。油料3.5万斤，相当于20年产量的总和。并且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公粮。”这后来，却是公社、县里来批资本主义单干风，左批右压，撤职、扣化肥、扣种子，但是小岗人死也不后退，铁心包到底。能有什么比饿肚子更可怕的呢？一旦找到了一条能救人活命的办法，又怎么肯丢掉呢？！
正当农民和他们的顶头上司相持不下时，1979年，邓小平登上了黄山之巅，他对万里说：“不要拘泥于形式，要千方百计，先让农民富起来！”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风从黄山来，雷起江淮地，它的意义不亚于3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振臂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它标志着成熟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摆脱“姓社姓资”的字面纠缠，甩脱空想，要一心发展生产力。中国老百姓要一心过日子了。
从村里出来，我们一伙人心里沉甸甸、热乎乎的。窗外，秋风送着稻香，收获后的田野里露出诚实的黄土。远处绿树间闪过一排排新房的屋顶。我想，那些年是政府不想让老百姓吃饱吗？不是，它每年又发贷款，又发救济，又派工作队，像小岗村，甚至一家派驻一人，还一块劳动，但是农民并不感激，反而盟誓画押，搞地下活动。政府要是个血肉之躯，一定会捶胸跺脚，痛心疾首。“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政府何求呢？确实没有。那几年我正在北方一个县里工作，县政府住的是平房土院，全县只有一辆老式吉普车，干部穿补丁衣服，一身泥，一身水。冬日下乡，和农民一起挖土平地，大风吹得帽檐朝后，人张不开嘴。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确实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什么贪欲。但是我们“忧心”太多，那时，常年下乡指导，半夜半夜地开会，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规划，培养典型，讲阶级斗争，搞大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恨不能手把手地教农民种地，苦口婆心地对农民讲共同富裕，讲美丽纯洁的社会主义。就像家长替子女包办前程，自以为设计了一套最好的方案，处处指点，又时时督促，但是孩子并不感激，感到只有痛苦、压抑，于是就逃学，就离家，就反抗。
在回县城的路上，有人建议我们就近去看一下朱元璋的皇城。我们一行中正好有一位地方志专家。汽车穿过收割后的田野，沿乡间土路前行，专家遥指远处的人家，说那边正是皇宫大殿的旧址，我们现已走在皇城的东西大道上了。我惊叹这城之大。他说：“共24条街，108坊，是北京故宫的一倍半。”原来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登基，这之前的1362年，他先是决定定都在自己的家乡。共调集了一百万民工，花了6年时间完成。朱元璋虽贵为皇帝，但总还脱不了农民出身，他不但要衣锦还乡，还要把皇城修在家门口。但这城修好之后却没有使用。后人猜测是有谋士提醒，此地处江淮之间，无险可守，不宜建都。朱皇帝随手一挥，也就作罢。但这一挥之间就是百万人6年的血汗啊。现在我们登上城南一座残留的城门，城砖上还清晰可见当年烧砖匠人的名字。远处衰草连天，旧时城郭依稀可辨，而近处，那沉重的明砖黄瓦已垒上谁家的猪圈短墙。有几处城墙已经塌成土堆，我小心地躲开荆棘枣刺在土堆上觅路，心想，这就是那方埋有百万民工的六百多年前的黄土吗？
从皇城出来，我们又去看了朱元璋当年出家的龙兴寺和发家后为其父修的陵。朱从小家贫，曾讨饭，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小岗农民一样。一年大水，全家父母兄嫂四人皆亡，只剩元璋小儿，孑然一人，家里真是穷得死无葬身之地。一户人家舍他一块乱石岗，一捆高粱秆，三道草绳埋了亲人，便去寺上当小和尚。当和尚也是讨饭，不过换了说法叫“化缘”。化缘4年，天下大乱，郭子兴起兵，他就摔掉僧钵去当兵，时年19岁。当时也不过是为求个肚饱，想不到这一去倒走上了登基称帝的金光大道。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兴寺早已不是当年收留乞儿元璋的小庙，气宇轩昂，金碧辉煌。到朱家坟上一看，也不是那个高粱秆葬人的乱坟岗了。朱一称帝，就重修寺庙，加高祖坟。至今陵前还矗立着石人石兽32对。朱的父亲，这个老农民，六百多年来在地下一定非常困惑。地面上施工的斧凿声，祭祀的喧闹声，仪仗的车马声，吵得他心烦难眠。他一定想，我现在一个人何用睡这么大的百亩坟场，哪用得了供桌上如山如峦的酒肉，要是当初能给我一分耕地，每天能吃上一个窝头，也就赛如神仙了。
确实，历来农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有一块种谷打粮的土地，这是农民的根，活命之根，是农民的保护神。小时，我清楚地记得，每个村口都有一个土地庙，每家窑洞旁的墙上还要专挖出一个小神龛供土地爷，龛两侧每年春节要换一副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他们的一切都靠这块黄土啊！所以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农民革命的目标。朱元璋一当皇帝就迁两万余户豪强离乡入京，逼他们让出土地。又鼓励农民认耕荒地，并承认其所有权。到洪武二十四年，全国耕地比洪武元年增加一倍，社会大大稳定。土地问题向来是维系民心、维系国家安危的基础，要不，为什么在皇宫旁还要用五色土建一个社稷坛呢？皇权至上，但对土地的膜拜哪一朝也不敢稍有疏忽。当农民有土地时就自给自足；没有土地时，就四方游走，卖力换饭；无处卖力就讨饭；连饭也讨不下去，便要铤而走险了。可以说，这几个阶段小岗农民都经历过了。
当年盟誓画押的盟主是生产队副队长严俊昌，他有三个孩子，秋后全家外出，老婆孩子讨饭，他五尺汉子，实在张不开口，就到工地上找苦活干。冬天将至，没活儿了，又携妇将雏回村。秋风吹，黄叶落，明年路在何处呢？他一咬牙，夜深人静，邀集穷兄弟共盟山誓，那种悲壮的气氛真有点像当年陈胜吴广：“与其饿死，不如造反死。”但是与那些历史故事有本质的不同，这时小岗农民一还有土地，二没有贫富分化。可是农民为什么会这样不满呢？用当时一位省委领导同志的话说：“农民虽然有土地，但对土地已经失去了热情。”农民被公社这根绳子捆在土地上，出工不出力，“头遍哨子探头看，二遍哨子慢慢晃”。他们讨厌这许多的设计与摆布，讨厌这种不切实际的生产关系。就像一个姑娘被捆起来，嫁给某一个男人，尽管是个好男人，还是过不下去。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包括他所处的生产关系。人不能超越这种关系，就像鱼不能跳出水域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历史上也曾有不少聪明人做过这种超越关系的试验，但都一一失败。有英国欧文、法国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有苏联的集体农庄试验，在中国曾有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有我们的人民公社试验。大约革命者一掌权之后都有一种急切的跃进心理，都急着要设计一个前所未有的、美丽无比的理想世界，并为这目标的实现设计出许多具体步骤。根据凤阳县老县委书记王昌太所藏的一大摞笔记本所载，我们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就用过四百多种记工办法。你想农民怎么能受得了这种摆布呢？他们感到很不自在。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黄土地，亲亲热热、如爹如娘的黄土地，能载山川、养人畜、生万物的黄土地，现在怎么变得这样冰凉，这样别扭？
许多书上都一遍又一遍讲着这样的故事：游子离乡前总要在身上带把土，华侨一归国门先伏身吻一下脚下的土。黄土是母亲，是永远亲不够、忘不了、放不下的啊。但是现在，凤阳农民面对这大片的土地，这属于自己的土地却怎么也提不起心劲儿。书中记载，有老少父子二人干脆逃离这块大地，在深山里自耕自食，反而丰衣足食，向国家交余粮。金寨县金桥大队地处深山之中，1962年就私自实行包产到户，直到1980年全省推广承包制时，才发现这个世外桃源丰衣足食已经18年了。事实上在小岗之前，安徽就先后有三次“包产”高潮。1957年称“包产到户”，1959年称“五包六定”，1961年称“责任田”。但三次都是肚子一饿就试行，肚子稍饱就停止。因为我们总觉得这样做是资本主义。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中国出了邓小平，他在黄山之巅，果敢地一声拍板，宣布了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到1980年10月，实行了2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终于取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要是没有马克思，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不知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今天，当我重返凤阳大地时，深切地感到，要是没有小平同志，我们的农村改革又不知还要再推迟多少年。
车子离开皇城和朱家祖陵，沿着柏油大道在这20世纪末的秋风中疾驰。我脑子里总是闪过那18个红手印，它忽而叠印在皇城的断墙上，忽而在西风古陵前的石人石马上，一会儿又落在小岗村崭新的院落旁。在中国史书上和文学作品中，手印的使用大概是穷人的专利。富人有石刻、玉制甚至金制的名章可用，皇帝则用最大的传国玉玺。只有穷人，穷到一贫如洗，穷得只剩下干活卖力的十指和指头肚上的手印。像杨白劳卖喜儿被强按手印一样，穷人的手印总是做着无奈的挣扎或最后的抗争。在20世纪70年代末，凤阳这个曾经出了一个农民皇帝的地方，18条汉子，捋臂挽袖，伸出18个手指，把它深深地印在这片黄土地上，然后相约“苟富贵，毋相忘”。这是中国农民发起的改革，是中国农村的二次革命，革掉那些不合理的体制，革掉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这是一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农民伸出他们的泥手在我们的失误之处重重地按了一记。我们虔诚地接受了这一记指责。就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了农民一句尖刻的批评，宽厚地减去公粮4万担。现在我们面对这张血红的手印，自省自责，一下松去农民身上“左”的生产关系之绑。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有下面犯颜直谏、上面从善如流的好传统。在中国农村这一个“包”字的三起三落中，大至中央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等领导人，小到县委书记、公社干部等都有中肯的意见，都有长长的谏书。但最有力的却是这张印有18个红手印的巴掌大的纸片。古有文谏、武谏，甚至血谏，这是“土谏”。凤阳农民怀抱一块黄土，包定这块黄土，苦呈一种治国兴邦之策。我又想起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志那段著名的对话。黄说，一个政权怎么永葆活力？毛说，靠群众，靠民主。其言至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想为老百姓办事，有错就改。而一旦我们解开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锁链，停止了在空想社会主义大海中的穷过渡，就立即如有神助，到达了胜利的彼岸。你看小岗不是一年超过5年、20年吗？你看中国广大城乡这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不是天翻地覆了吗？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权又焕发了活力。
晚上回到了省城，吃饭时省委的同志悄悄地说：“过几天江泽民总书记要来视察小岗村。”果然，几天后报上公布了这个消息。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庄严地宣布，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
凤阳，真是一个中国农村问题的实验室和博物馆。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衡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河上有一桥叫觅渡桥。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率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瞿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礼金50元，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译著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
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做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瞿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此外像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见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若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瞿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篮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就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反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车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
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贺龙将军印象记
沙汀
中共六中全会开会不久，鲁迅艺术学院有过一次名人演讲。时候是下午两点钟，起初在一座简陋的棚架底下举行，四面通风，很可减少秋末西北高原地带午后所必有的闷热；但演讲未及一半，却被一场愈来愈大的雨水赶进那间落成不久、四壁生满青草的教室里去了。
但这个意外对于我是有利的，我从后排座位移到前排，不但更能听准前线战士们英勇奋斗的故事，而且还可端详一下演讲者的风貌：是个高矮适中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整洁的普通军装。看来肉很多，但并不见得肥胖，只是使人感到他的结实。因为面部宽大且又从不隐藏自己的愉快，他的眼睛似乎相当细小；一笑起来眼角上便布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他的态度是很生动的，但在开阔的嘴唇上却横着一撇浓黑的短须。当它们闭阖着的时候那便表示着一种不可摧毁的信心。
他很会说故事，有他自己的说法、语汇，以及种种帮助故事生动的巧妙的手势。似乎只需把他那农民型的大手随意一挥，你便可以了解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但却又全都那么朴质、那么自然，丝毫没有做作，或者那种像煞有介事的意味。一个真挚的人，既然是述说着他心里想说的人和事，而又衷心地爱着他们，那一切原是会自然流露出来的。对着这样的人你不该有隐瞒，因为他就断不会无缘无故地掩盖起自己。你也无须顾忌，因为纵有苛责，也早被他的厚重和亲切消释尽了。
这演讲的人就是贺龙将军。到现在为止我们虽已见过五次，但我还不打算对我的第一印象加以删改，而且相反的，我倒十分信赖我的眼睛，我们最近一次的见面是在十一月十四日早上，是两天前约定的，算是一次正式访问。同去的有荒煤、其芳和我三个人。因为去不成前线，前者几天来心情欠佳，老是低眉皱眼的，这一天忽然开朗起来，瘦腿上有了一点所谓笑容了。贺龙将军的拜访显然是救治了他的忧郁。
我们被接待在一间简单的窑式平房里面，屋子相当大，是主人的卧室；但除掉两张木板床外，临窗的大炕上还架着两个铺位，大约是和他的僚友共同住的。说得上陈设的，只有几张白木条凳，一张同样赤裸的方桌，方桌上的一把磁茶壶和一只茶盅。我们就在这朴质的环境里待了两个钟头，但走的时候却还觉得十分短促。我们更明白一般人喜欢同“贺大哥”接近的理由了。
他是湖南桑植人，共有六姊妹，自己行四，今年44岁。家庭是贫农，父亲相当能干，用自己的手养活全家人。因为从父亲那里学到一点拳术，生性又是很豪爽的，16岁的时候便以爱打抱不平而出名了。一个和中山先生相识的留日生于是说服他加入了同盟会。他参加过绿营和防军，而最重要的是他曾经用湘西暴动来对抗过袁世凯的帝制。但他结果被人出卖。于是怀着愤怒，到湘边创造他那两把菜刀的故事去了。
他从22岁起便没有一天离过叶子烟的，这一天躺在他手里的却是一只精巧的烟斗。但也很少享受，有时刚刚才划燃一支火柴，便又被一个手势，或者一段有趣的谈话打断了。对于我们的询问，他是从不吝惜回答的。我们静静地谛听着，留心着他的手势。而最重要的是分享着他的感情。一种真实谈话是不容人处在静观地位的。
他对于草地似乎很感兴趣。并不多想，他便回答我们的问题道：
“草地并不坏，”他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什么矿产都有，一望几千里的平原，土很肥，麦子人多高，那个草啊！……”
他叹息一般地说了，眼睛半闭，似乎已经看到了那广大无边的平原。接着他又兴高采烈给我们描摹了一番草地里春天的景色，各种颜色的花草都有，“简直像花园一样。”他以为草地的荒凉是清朝的大汉族主义造成的；而长征时给养困难的原因也就多在这里，因为蛮子总照例规避着汉人的军队。
“想来你们听说过的，”他给我们提出着佐证，“前清赵屠户赵尔丰一杀就好几千，好几寨，因此有句俗语：蛮姑娘好找，汉官的差难当。”
他暂时沉默着，显出一种悲悯的神气，在他谈到日本人把他们的重伤兵抛在火里烧得惨叫的时候，他也曾表现过同样的神情。半闭眼睛，右眉向上蹙着，眼睑有点颤动。而眼角的皱纹也更多了。
但整个的说，他对于长征是有着顶愉快的回忆的，尤其是关于战斗方面，因为接受了三个长征经验的缘故，他们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军事上的困难。而那方法便是局部转移和沿途发展群众。
“你们想，”这时他站起来了，双手插在裤袋里面，“我们只有两个军团，而跟我们玩尾巴的却有八十几团人，两个侧面还有……”
他扇了扇那支屈着的手臂来表示包围。
“但我们却沿途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继续说，“而且达到了目的；这简单得很：因为我们有决心打仗！”
他的声调听来很轻松，重新坐下来了。但却微微改变了原来坐的姿势；两腿微微张开，搭向条凳的两端，脸上显出像是跨上了一匹善走的小马的愉快神气。于是荒煤乘机问道：
“对于敌人，长征的经验八路军是否还有用？”
“不但有用，”他坚定而愉快地回答说：“而且更发挥了！”
据他的解释，这个能够发挥是由于现在有着比从前更加优良的条件。因为那时候是国内战争，可以争取的民众只好局限在一个阶级以内，而目前的范围却扩展到全民族了。便是豪绅地主也可以动员起他们为着一种神圣的信念而奋斗！
为要更加明白他的理解起见，我们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来了。在回答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同样坚决而热烈的，认为这“是我们打赢日本帝国主义唯一的武器”。而且觉得华北做得最好。
“比如在冀中绥远一带，”他从容而诚恳地列举着事实，“抗日的党派是很多的，有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在掰着指头念出五六个党派名称以后，他又继续道：“但大家都互相帮助，共同在抗日旗帜下打仗，丝毫没有戒心！”
“一点摩擦都没有过吗？”我们当中的一个问。
“可以说一点摩擦都没有！”
他蛮有自信地笑了，于是加添道：
“至少八路军没有过。八路军尊重政权，尊重友军。”
他说得很恳切，停了一会儿才又平静而当心地举出两三个摩擦的例子。他是不大喜欢空洞的判断的。这些例子没有八路军的份儿，他们总是站在摩擦之上来作调人，希望大家接近。并且由于统一战线的发展再加上这些调解，所谓摩擦也已早成陈迹了。
“比如就在我讲的那县份儿上，”这是他的举例之一，“有一次两位负责人各放一个县长去接事，互相冲突起来，打伤十几个人！……”
自然，结局还是八路军调解好的。但他并不骄傲，倒是显出一种惋惜的神气。指责友人的错误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件乐意的事。不但不乐意，有时就连他的话语也变得低沉而含混了。带着困惑的微笑，似乎他正在伤害着别人一样。
在批评某某作家关于草地描写的时候他的神情就是如此的，但也仅仅说了这样一句：
“他写得不大好……”
因此虽然并不是没有感觉到我们还想继续倾听下去，而且所听的又是已经早被互相谅解代替了的摩擦，但好像有意规避似的，他把我们准备发问的节目单子拿上手了。他浏览着，自言自语道：
“好，谈一谈武汉失守后的感想。”
于是他依旧搁回那张赤裸的方桌上去，用茶杯压好，然后来了一段简洁的开端。说明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中共六中全会不久就要公布，他们是曾经有过深刻的讨论的，并且一面已经打电给全国的最高领袖。
这以后，他用一种决然态度发挥他个人的见解了。
“毫无疑问，”他微阖着嘴唇，向前方投了一个坚定的一瞥，“放弃武汉是很灵醒的、很见机的，在战略上是正确的。敌人想消灭我们的主力，找我们的主力，得到武汉却是空的，连铁钉子都被我们扳去了！”
“我们也这样想，”我插嘴道，“不过有些地方似乎相当骚动。”
“自然，”他微蹙了一下眉头，“一般的讲起来我们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渡过这个难关，可以用乡村去包围城市，使被占领的城市变成死城。我们是能够这样做的！”
他的态度愈来愈激昂了。这是和他闲谈日常生活的亲切活泼恰相反的，在平常谈话中有时他的语调还很幽默。为了帮助给养，在长征期间他曾经提倡过钓鱼。他认为乌江河里的鱼顶好钓，无鳞，一尾有三五斤重。并且还犯不上准备什么合适的钓具。
“随便拿根竿子伸在岩洞边就会钓起来，”他巧妙地做着手势，“因为看都看得见。要是它不吃，你用竿头对准它两夺，就上钩了……”
说完时他的脸上现出含意很深的幽默的微笑。
然而我们现在谈到的却是震撼人心的大事件，望他活泼幽默是不成的；所以直到解释着上面的论断的根据的时候他才逐渐平静下来，他说到了中国的人口、土地，以及中国在经济上所具有的特质，而这几点却就正是保证我们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末后他又从战局上和敌人的怯懦上来找论证，并且举例道：
“这样的事在晋西北是很多的，敌人一看见老百姓就敬个军礼，”他模仿着日本鬼子的动作，“手这样比起──问有八路军没有吗？”
他平静而柔和地笑了。但老百姓却是不怕八路军的，岂止不怕，并且还用斗笠和草鞋来乔装成八路军的样子，跟着他们在救亡室里学习。而在大多数场合，便是他们的生活也是靠当地八路军的合作社解决的。一块钱普通只买3斤盐，合作社卖6斤。
这一桩事贺龙将军特别满意，而在阔脸上立刻辉煌着那种善良的家长式的微笑了。他又扳着指头告诉我们所以价廉的理由，说：
“牲口是自己的，赶牲口的是兵，没有脚力钱……”
“你喜欢和农民亲近吗？”
我失侮我问得太蠢，但他马上大声回答我道：
“我本人就是农民！”
他半闭眼睛，满脸堆笑地站起来了。
“我本人就是农民，”他又重说一遍。“到了今天我的生活还没有和农民脱离。过路碰见一个赶驴子的我也要谈几句。在前线上，那里一站，老百姓便围拢来了……”
他不赞成一般人看待农民的偏见。他们并不蠢笨，目前华北许多青年群众领袖便大半是农民出身的。其实在他个人的全部品格中就包含着不少农民的优良成分：朴实、亲切并且热烈地爱好着劳作，他在生活上还保持着若干农民的习惯，平常准在6点钟起床；而一有空闲便又立刻记起骑马打枪种种体力活动来了。
“别人做的我一定去做，”他那样亲切地述说着自己的生活，“不管做不做得好，总比闲散起有意思些……”
我本来临时还想到几个问题要和他谈的。但是一个蓝色军服、眉粗眼大的断臂同志，举了一下右手，左面的袖管飘荡着一晃就进来了。而且立刻伛向我们的主人，挨近他坐下，满脸堆笑地攀谈起来。这是找他的第三一个青年干部，而且照例会被他和气地遣开去的，但我们却觉得再坐下去不合适了。
我们告辞了。但在临走的时候，虽然明知道这个比拟是相当轻率的，他并不粗暴，而在两把菜刀之外人又很少知道他那早期的革命经历，因为说的人太多了，我也忍不住想要试探一下他本人的意见，于是问道：
“有人说你是中国的夏伯阳，你觉得怎样？”
并不立刻，他带着相当困惑的微笑答道：
“恐怕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辞出到街上来了。一个娃儿在拐角的石阶上用木制手榴弹捶着核桃。政治部对角的广场上照例是热闹的，小鬼们嘻嘻地嚷闹着，在玩篮球，其芳也相当忙碌，他一出门便没停过嘴，在论证着贺龙同志和夏伯阳之间的差异，仿佛和我有了什么误会一样。
但我很少理会他。我一直沉在一种愉快的兴奋里，只唯唯否否赞成着他的意见，这时候就是有人打我两下也是不要紧的。而那个埋头不语想去前线去不成的同伴果然这样做了。
他横我一眼，随即从袖管里抽出拳头来，往我背上击了一拳：
“你个舅子倒开心罗！……”
我没有还手，而且我理解这几天他对我不快的全部理由了。因为能够同贺龙将军到前线生活几个月确是一桩值得被人艳羡的最大的愉快。
邓小平的高超反击
周二中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美国公民杰克逊等9人，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向阿拉巴马州联邦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起诉，要求偿还1911年前清政府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欠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调查了湖广铁路债券的渊源，认定它属恶债。
1983年2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就对方提出的湖广铁路债券案，要求美国政府予以制止。舒尔茨却说，美国司法制度是独立的，政府无权过问。
邓小平立即反驳道：“如此说来，美国实际上有3个政府——国会、内阁、法院，叫人家究竟同你们哪一个政府打交道才好？如果说美国人有权向我们索取赔偿，那么中国人民100多年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蒙受那么大的损失，难道不可以判你们都来赔偿？如果一见面就谈赔偿，还谈什么发展关系？”
邓小平此番反驳可谓话中有话，绵里藏针。暗示对方，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受美国司法干扰；不继承恶债是国际准则，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你要算账，那旧中国人民受你们压迫与剥削的账也该好好算一算。最后委婉地表明了我方的立场：赔偿的事，中国政府不会答应，就不用再谈了，还是谈谈“发展”吧。
最终美方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并做出了新的判决，撤销了原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我爱红辣椒
毛岸青 邵华
父亲爱吃辣椒，熟悉他的人几乎都知道他有这个习惯。在那个艰苦年代，父亲能吃上一顿辣椒就心满意足，如果没有别的菜，馒头夹辣椒也行。
父亲人格中也有“辣”的成分：火热的革命热情，雷厉风行的作风。父亲轻易不发火，可一旦发起火来，那简直就是雷霆万钧。
父亲曾经因为红辣椒和贺子珍妈妈吵过架。大概是在瑞金吧，父亲的身体很弱，工作也特别忙，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贺子珍妈妈想方设法搞到一些红辣椒，炒了一碗给父亲下饭。父亲舍不得一次全吃光，每次只吃一点点，留着下顿再吃。这样，一碗辣椒吃了好几顿也没有吃完。
那时是炎热的夏天，那碗辣椒已经变味了，贺子珍妈妈便把父亲几顿没有舍得吃光的辣椒扔掉了。
再一次吃饭时父亲发现辣椒没了，便问贺子珍妈妈。
父亲一贯反对浪费，在一粒米都不亚于一粒黄金的年代，怎能说扔掉就扔掉呢？父亲非常生气，顺手拿起盛满水的洗脸盆，狠狠地摔在地上。贺子珍妈妈也没有多解释，哭着跑出门去，直到很晚才回来。事后，父亲知道了事情的原因，很后悔当时的冲动，便向贺子珍妈妈道了歉。但是，父亲还是惋惜倒掉的辣椒，他觉得有一点儿异味也不要紧，煮一煮也许还能吃。
父亲曾经把红辣椒送到国外。
那是1942年，斯大林派人给父亲送来了丰厚的礼品。
礼尚往来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父亲让人缝了个大布袋，装上他亲手播种、培育、收获的红辣椒，并附一封信。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送上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
这一袋子父亲亲手种植的辣椒，带着中苏两国的友谊，带着父亲对斯大林的祝福，飞越千山万水，被送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手中。
父亲不仅爱吃辣椒，也喜欢亲手种辣椒。
1949年，三大战役已经在人民胜利的凯歌与反动派的哀叹中降下了帷幕。父亲告别了河北那个小山村——西柏坡，来到了北京，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战争即将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种植了二十八年的“红辣椒”也应该收获了。香山双清别墅警卫班的战士，在院子里开垦出一亩地，种上父亲最喜欢吃的辣椒。这样既不用花钱去买，也能让父亲吃个心安理得。
一天，父亲散步时发现了院子里已经长得绿油油的辣椒的秧苗，便弯下腰仔细看它们，自言自语地说：“我这几天没来看你们，你们怎么长这么大了？”警卫员七嘴八舌地告诉父亲这些辣椒是特意为他种的。
父亲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风趣地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我没有参加劳动，怎么能白吃呢？下次浇水时，我也来浇。我参加了劳动，以后吃的时候就理直气壮了，吃起来也就更香了。”
父亲爱吃辣椒，但是，可恶的病魔却剥夺了父亲的这个权利。没有辣椒，父亲吃起饭来就觉得没有味道。
父亲的晚年，是孤独的晚年。父亲年轻时承受过失去爱妻、撕心裂肺的苦痛，老年又承受痛失爱子、不亚于地陷天塌的无情打击。父亲虽然伟大，但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他需要爱情、友情、亲情。然而，这些都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