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世渊源
陶渊明，自然是姓陶，名渊明。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对陶渊明的名字，学者们有过很多说法。按照中国古代的礼仪，除了师长外，一般朋友、晚辈和后人对尊者是不能直呼其名的。就像屈原，本名屈平，字“原”，人们不能直接称呼他“屈平”，只能称呼他的字“原”，以示尊敬，这就是“屈原”的由来了。可是，后人常常直呼陶渊明为“渊明”，可见“渊明”应该是他的字。研究结果表明，他本名原本确实叫陶渊明，字元亮。在东晋年间，朋友们应该多称他为元亮。但是进入南朝刘宋以后，他改名为陶潜，字渊明，所以后人改称他为“渊明”了。这是合乎礼仪的。陶渊明还有一些代称，譬如说，由于他写了《五柳先生传》一文用以自况，人们又称他为“五柳先生”。东晋末年朝廷曾经征用他为著作郎，他坚辞不就，后人为表尊敬和说明他的能力也称他为“陶征士”。他死后，朋友们给了他一个谥号叫“靖节”，其含义是公认他为人宽厚乐观、谦恭克己、清廉节俭、谨言慎行。后人因此也称他为“陶靖节”或“靖节征士”。更有甚者，由于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
其五）闻名遐迩、妇孺皆知，“东篱”或“东篱先生”也成了陶渊明的代称。这首诗很值得我们在此吟诵一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傍晚时分，南山下，东篱旁，饮着酒，采着菊，观日色渐暮，望飞鸟相还，想说些什么可又不知从何说起——这个人，就是陶渊明。关于他，我们又该从何说起呢？
陶渊明出生于东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三年乙丑岁（公元365年），去世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丁卯岁（公元427年），享年63岁。不过后世学者对陶渊明的生卒年和实际年龄也有不少怀疑和争论。有人认为他活了52岁或56岁，也有人认为他活了76岁，更多的人认为他活了63岁。各家说法都有自己的考证做根据，也都有一定道理。但本书不想拘泥于烦琐的细节考证，所以采用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姑且认为陶渊明活了63岁。
一个人的一生会怎样度过，其身世背景和时代背景对其影响巨大，但这二者都是无法选择的。我们先来说一说陶渊明的身世背景。
了解陶渊明的家世渊源有一个最直接的材料，那就是陶渊明自己写的一首题为《命子》的诗作。在他27岁时，他的第一个孩子陶俨出生了。古代男子27岁才得子已经是很晚了，所以陶渊明急得不行，他说：“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正在他十分着急的时候，孩子如愿降生，正所谓：“我诚念哉，呱闻尔泣。”老大不小的陶渊明终于得了儿子，高兴万分，于是，他做了一首《命子》诗来表示庆贺。所谓“命子”，就是给孩子起名字，也就是命名。可是陶渊明在诗中并没有多说自己喜悦的心情或者怎样给孩子起名字，而是把自己的家世详详细细罗列了一遍。像他这样详细地把自己的家世写成长诗的诗人，在中国真不多见，这说明陶渊明对自己家世渊源十分看重，而且也下了不少工夫去进行了考证，这就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方便，从中窥测陶渊明那个时候的一些思想。
在诗的开头几句里，陶渊明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了“陶唐氏”那里。他说：“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就是说，我陶家的祖先是从陶唐氏开始的。这个陶唐氏是谁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尧、舜、禹中的尧。据说，尧住的地方称为“陶”，即今山东定陶附近，后尧又迁徙到唐地，即今河北唐县，所以尧又被称为陶唐氏。沾了一个“陶”字的边，陶渊明就把自己的老祖宗跟陶唐氏挂上了钩。但是，尧的时代距离陶渊明出生的年代已经十分久远，几乎不可考证，这中间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再往宏观层面说，所有的中华儿女又有谁不是陶唐氏的子孙呢？陶渊明这种生拉硬拽地追述自己家族世系的做法不仅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今天看来还显得荒唐可笑。但是，这种做法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中却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在东晋年间，门阀世族观念非常严重，人们对一个人出身门第的高低特别看重。那时候的人一生下来就按照出身分出了高低贵贱。世族出身的人天生就高贵，寒门出身的人生来就低贱。官位也分成三六九等，实行所谓“九品中正制”。而九品官职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在那样的时代，说自己有十分高贵的家族出身，这是抬高自己身份的极好方法。陶渊明年轻时也是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他也未能免俗，没有摆脱陈腐观念对他的思想束缚。他出身寒门，所以，他就特别想用自己累世名德、功臣迭出的祖先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另一方面，这首诗也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强烈的祖先崇拜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心中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而且不能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人不应该数典忘祖，不应该忘记自己之所由来的渊源和根本。其实全世界各个民族都很重视自己民族发展的历史，而每个人也一样。一个民族，与一个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同构的。陶渊明正是借他儿子刚刚出世之机，陈述陶门的悠久历史和许多有过建树的祖先，来激励孩子继承陶世家族的优良传统，成就一番人生事业。在激励孩子的同时，也就表达了他自己不愿虚度人生而希望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因此，他的追溯并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除去那些虚无缥缈、难以确认的祖先外，真正对陶渊明影响颇大的家族人物应该说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曾祖父陶侃，另一个是他的外祖父孟嘉。前者陶渊明在《命子》诗中有记录，后者陶渊明为其写了专门的文章。让我们分别予以介绍。
从陶渊明出生往前推31年，也就是公元334年，东晋朝一个重要的人物去世了，他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
陶侃在晋朝也算是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曾经两次平定国内的叛乱，一次是平杜（tāo），一次是平苏峻，从而为东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陶侃做过江州、荆州两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死后追封大司马，谥号“桓”，所以也有人称他为长沙桓公。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中有他的传记。
在《命子》诗中，陶渊明对曾祖父陶侃满怀深情。他说：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tè）。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在从西晋过渡到东晋的这个关键时期，我的曾祖父陶侃因赫赫功业被朝廷封为长沙郡公。长沙郡公，气概英武，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皇帝根据我曾祖父的功劳给我曾祖父封爵，并且把南方最重要的荆湘之地和江州地区托付给他管理。
而我的曾祖父到年老的时候虽然功成名就，又受到皇帝宠信，却毫不居功自傲，反而告老还乡。有谁能说，像这样的人现在还能看到呢？言外之意是，像我曾祖父那样品德高尚、成就突出的人，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了。
虽然陶渊明如此说，但陶侃是不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却有人表示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因为陶渊明的祖父名陶茂，可是其他史籍中说到陶侃的儿子们时都没有说到过陶茂，而且陶渊明父亲的名字也没有清楚的记录。但是萧统《陶渊明传》、《宋书·陶渊明传》以及《莲社高贤传》中的记载，都提到了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而且萧统写《陶渊明传》的时间距离东晋灭亡不算久远，因而说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应该是不会错的。
再进一步分析，即便陶侃不是陶渊明的曾祖父，他也是陶渊明外祖母的父亲。因为，陶侃的第10个女儿，也就是陶茂的姐姐或妹妹，嫁给了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而孟嘉的第四个女儿又嫁给了陶渊明的父亲，也就是陶茂的儿子。因此，陶渊明的父母是姑舅亲成婚的。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陶侃的儿子生了陶渊明的父亲，陶侃的女儿生了陶渊明的母亲。因而无论如何，陶侃与陶渊明都是有直接亲缘关系的，陶渊明是陶侃的第四代子孙，这是无可怀疑的了。正因为这一层密切的血亲关系，更因为陶侃是陶渊明之前陶家最出色的人物，陶渊明对陶侃的崇敬是非同一般的，他在思想和性格上都深受陶侃的影响，所以，介绍陶渊明不能不先介绍一下陶侃。
陶侃与陶渊明关系图：
我们看《晋书》的《陶侃传》，其中对陶侃一生有详细的介绍。陶侃是东晋庐江浔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人，字士行或士衡。他出生时（公元259年），还是三国时期；他去世时（公元334年），已经到了东晋晋成帝司马衍的咸和年间了。可见陶侃的一生是在动乱中度过的。但陶侃勤于吏治、宽厚仁爱、积极进取，在戎马倥偬之中以赫赫军功而达显位。
陶侃虽然后来身居高位，但他的出身原本十分寒微。他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是从小官做起，渐渐做到大官的。据《世说贤媛篇》记载，陶侃家很穷，他和母亲住在一起。陶侃曾经在鄱阳县做小官。一天，有一个名士范逵带了他的许多侍从来陶家借宿。当时连日大雪，陶家存下的柴米快没有了。陶侃的母亲湛氏是一位极为精明的女人，她知道这次名士求宿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让陶侃接近高层人士，对陶侃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或许会起到重要作用。于是陶侃的母亲湛氏就对陶侃说，你只管招待客人，其他事情我来想办法。她把自己乌黑发亮的头发剪去，卖掉了，换得了一些米面，又把自家的屋柱子砍掉一根当柴烧，还把自家铺床的干草当作马料来喂养范逵一伙人的马匹。范逵离开他家时，陶侃送了一程又一程，走了一百多里路还不肯回去。范逵这时已经知道了陶侃的心思，就对陶侃说：“你回去吧，我会帮你说话的。”陶侃这才离开范逵回家。范逵也的确对陶侃大生好感，于是他回到官府后，就到处说陶侃的好话，极力推荐他为官。有一天，范逵在庐江太守张夔面前盛赞陶侃的为人，终于把这位张夔太守说动了。于是陶侃就被张夔征召为督邮。
说起来也真是好笑，陶侃如此费劲心力得来的官职，几十年后在他的曾孙子陶渊明的眼里竟然一钱不值。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这句话里的那个“小人”，其官职正是“督邮大人”，这是后话。虽然陶侃从微末的督邮之职开始做起，但以后渐渐官运亨通，凭借自己的努力，陶侃最终位极人臣。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便位极人臣，陶侃低贱的出身却仍然常常被人奚落，以至于他都已经做到八州都督了，还被人骂作“溪狗”。历史上的人与事，世态炎凉，起伏跌宕，就是这么曲折，甚至诡谲。
那么，为什么陶侃被人骂作“溪狗”呢？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身寒微，更因为他原来就是属于“溪族”的人。《晋书·陶侃传》中说陶侃“望非世族，俗异诸华”。也就是说，陶侃的家族不是有地位的世族，他家的生活习俗也与中华中原地区的大多数居民不同。据考证，所谓“溪族”是在庐江蛮荒地区以捕鱼为业的一个部族。还是那个《世说贤媛篇》中曾说，陶侃少时作鱼梁吏，曾经把属于官家的鱼干送给他的母亲。他母亲湛氏把鱼干原封不动地退回给来人，并让来人回去捎话给陶侃说：“你做官吏，把公物给我，非徒无益，反而使我担忧。”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陶侃的母亲湛氏非常优秀，另一方面也说明陶侃原本是一个从事渔业的“贱户”，只不过他当了一个小头头——鱼梁吏而已。由此，当代学者陈寅恪考证后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虽然是陶渊明的假想，但陶渊明所以会有这种想法绝不是毫无来由的。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简直是一篇溪族的纪实文字，陶渊明俭朴、勤劳、独立、倔强、诚恳，以及追求平等、追求自由、始终难以适应官场世俗的思想和性格，也不能不说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并非突如其来，亦非偶然现象。
那么，鱼梁吏出身的陶侃，后来有什么惊人之举呢？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他曾经数次为西晋朝廷平定叛乱，这是很了不起的功业。
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义阳人张昌于荆州叛乱，将军刘弘受命进讨张昌。刘弘尚未到任即任命陶侃为南蛮长史，并派他进兵襄阳，后于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等地大破张昌军，斩首数万，又纳降万人，张昌及其余众次年亦被消灭。战后陶侃以军功封东乡侯。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十二月，右将军陈敏在历阳叛乱，自称楚公。刘弘又一次推陶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积极备战。陈敏派遣其弟陈恢攻武昌，陶侃即领兵抵抗。
此时有人离间刘弘和陶侃，但刘弘始终信任陶侃，陶侃亦派儿子陶洪和侄儿陶臻到刘弘处表示忠心。刘弘于是加陶侃都护，命他与部众齐心抗击，最终击败陈恢。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荆湘之地拥杜造反。次年，王敦遣陶侃与周访等镇压，击败杜部众，后又成功营救被杜部众袭击的荆州刺史周顗。王敦得知胜利后说：“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王敦上表拜陶侃为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并先后驻屯沌口和沔江。其后的战斗中，陶侃也曾因失败而被免官，但王敦上表请陶侃白衣领职，继续参与平乱，最终击败杜。可是，历史的曲折之处就在于，王敦虽重用陶侃，但也忌恨他的才能，趁陶侃向他辞别时将他调任广州刺史，相当于将陶侃外放了。陶侃不得不到广州上任。到广州后，陶侃又平定了杜弘等人的造反，威名大振，因功获封柴桑侯，不久又晋封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王敦死，陶侃迁为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加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荆州百姓知道陶侃又回到荆州时都互相传信庆祝。
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十月，苏峻起兵反抗朝廷。次年，苏峻攻陷国都建康，执掌朝政，挟持晋成帝，陶侃之子陶瞻亦为苏峻所杀。陶侃决定讨伐苏峻，并亲自率军进攻，于次年完全清剿和收降了苏峻的势力，救出晋成帝。苏峻之乱平定后，陶侃因功而升为侍中、太尉，都督交、广、宁、荆、益、雍、梁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扎在荆州。
陶侃因军功卓著，甚至被允许带剑上朝，入朝不必快行，对上赞拜不必通名。但陶侃始终谦虚辞让，晚年更不参与朝政，多次上书求退，都因部下苦求而留任。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因病重而上表告老回乡，在途中病逝于樊溪舟中，享年76岁，死后谥号桓公。
通过以上的简略介绍即可知陶侃具有极强的军事才能，功勋卓著，非同一般。除了赫赫战功，陶侃还有很多美谈流传于世。
一是笃信儒学，反对玄学。在东晋年间，老庄无为哲学盛行，举世大兴空谈之风。有地位的人常常标榜自己是风流名士，每天谈玄论道，口若悬河，装腔作势，自诩清高。他们中更有一些人任性而为，我行我素，衣着不整，蓬头垢面，却自我欣赏，高傲异常。可是陶侃却不受玄学影响，他笃信儒学，积极进取，努力向上，抓住机遇，建立军功。他本来就聪明能干，又对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官职看得很重，所以他处理公事十分勤勉，每天端端正正地坐在官府里，一应大小事务都办得非常认真仔细，生怕做错或遗漏了哪一件事。别人来信，不管高官小吏、远近亲疏，他都要亲笔回复，不让别人代写。他的文笔流畅，语气谦恭，因此深得人心。他之所以对人特别谦恭，处处以礼相待，也与他的出身有关。他出身低贱，常常遭人白眼，所以他深知被贬低、被侮辱的滋味，因此将心比心，他从不无故奚落别人，也不以身份高低去贬低别人，这样，他的威望反而更高了。
陶侃对蓬头垢面、终日谈玄、无所事事的所谓风流名士极为厌恶。他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晋书·陶侃传》）其意思是说：老庄的学说太浮华，不合乎先王的法度，不应该那样做。正人君子都应该衣冠端正，行为端庄，那样看上去才有威仪，才令人尊敬。哪里有那种人，每天蓬头垢面，还说自己是什么风流名士？
陶侃对当时在玄虚旷诞风气影响下一些人荒废时光、游手好闲、终日赌博游戏十分鄙视。他常常批评手下人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自是弃也。”意思是说，大禹是圣人，还说过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呢。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难道比大禹还厉害吗？
我们更应该珍惜时光，岂能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醉生梦死？活着对社会没用处，死了谁也不想你，那活着有什么劲？
自暴自弃的人才那么做呢！陶侃要是听说他的手下有谁赌博游戏耽误了公事，就立刻下令把他们赌博游戏的器具都扔到河里去，此外还要用鞭子抽打手下人，以示惩罚。
二是为官清廉节俭。陶侃为官清正廉洁，这与他母亲从小的教导有关，也与他出身低微、一贯对贪赃枉法的官吏深恶痛绝有关。有人给他送东西，他总要问问是什么缘由。要真是因为自己出了力属于应该得到的，那怕东西很少他也十分高兴，而且必定加倍还礼。如果是无来由的虚妄所得，或是有目的地贿赂他，他就会大声斥责送礼的人，把东西全部退还。
因为是受苦人出身，陶侃特别知道爱惜百姓的财物。有一次他出门在外，看见一个人拿了一把没有熟透的稻谷，就问：“你拿这些稻谷干什么？”那个人很不经意地回答说：“不干什么，路上看见稻子随便抓了一把。”陶侃闻言大怒，呵斥那个人说：“你自己不种田，还敢随便毁坏别人的庄稼！”并把那个人用鞭子打了一顿。老百姓听说这件事后都非常高兴，不仅赞成陶侃的做法，种田也都更起劲了。在陶侃管辖的区域内，几乎家家户户的粮食都能自给自足了。
《世说政事篇》中还记载了陶侃的另一个故事，赞扬他生活节俭、办事认真。那是陶侃在荆州做刺史时，他命令制造官船的人把锯下来的木屑，无论多少，都收集起来，不准扔掉。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次连着下了好几天的大雪，天放晴以后，荆州府衙门前的路面特别湿滑，不便行走。陶侃就命人把保存起来的木屑撒在地上，大家走路就方便了。平时官家做家具时会用到许多竹子，砍削竹子时的竹头竹尾，陶侃也不让扔掉，堆积如山，大家不解其意。等到桓温攻打蜀国时，这些原本毫无用处的废竹节都被制成竹钉用来布阵打仗了。
三是志向远大，意志坚强。陶侃平定杜叛乱后，被王敦忌恨，王敦将其调任广州刺史。陶侃自知自己地位低下，实力不强，不足以与王敦抗衡，只得暂时屈从。但是他到了南方以后，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为了强健身体，他坚持锻炼。据《晋书》记载，他锻炼的方法很奇特。每天早晨，他都要把许多砖头从一处搬运到另一处，晚上再把这些砖头搬回到原来的地方，即所谓“朝夕运甓（pì）以习劳”。人们都觉得莫名其妙，问他为什么要耗时耗力做这种无用的事。他回答说：“吾方致力中原，过而优逸，恐不堪事。”意思是说，我的目标是将来要治理中原，现在生活太优裕了，恐怕将来难当大任。王敦死后，陶侃又回到了荆州。
从以上诸多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陶侃是一个勤政爱民、珍惜时光、廉洁自律、奋发有为、文武兼备、能力超强的官吏，这在东晋年间是不多见的。
由于长时间的勤勉努力，陶侃才能够从小小的鱼梁吏做起，再到县吏，再到督邮，直至刺史，又靠自己的本事，带兵打仗，帮助东晋朝平定了两次大叛乱，成为东晋的功臣。因而，显而易见，陶侃很让陶渊明引为自豪。
但是，东晋毕竟是一个门阀制度森严、等级观念严重的朝代，出身门第几乎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也正因陶侃自知自己出身卑微，所以他一生不管有多大成就，在内心深处始终都消磨不掉一种自卑自愧的感觉。苏峻作乱，晋成帝的舅舅庾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陶侃当时担任军中最高统帅，这一次他完全有权力杀掉庾亮，实际上他也想杀掉庾亮。可是，他知道庾亮是皇帝的亲舅舅，出身高贵，地位稳固，所以，当庾亮战战兢兢地来到陶侃面前请罪时，陶侃对庾亮不仅不责罚，反而“谈宴竟日，爱重顿生”（《世说新语·容止》），从始至终没动庾亮一根毫毛。
历史，此处再一次展现了它令人扼腕的曲折之处。陶侃囿于自卑自谦，不敢动豪门权贵庾亮一根毫毛，反而敬之爱之；可陶侃死后，以庾亮为首的这帮皇亲国戚和贵族子弟们可不念陶侃的好，反而奏报朝廷废掉其子陶夏的世袭官爵，还杀了陶侃的儿子陶称。陶家的地位，也就是陶侃在世时还好一些，陶侃一死，就岌岌可危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陶渊明是陶侃的后代，陶侃那样赫赫威名、地位高贵，可陶渊明却丝毫没有沾上什么光的缘故了。
陶渊明虽然没有继承陶侃的地位和财产，但他还是从陶侃那里继承了不少优秀的品质。从他写的《命子》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敬佩陶侃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精神；二是他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作风；三是他不居功自傲，最后甘于功成身退。陶渊明的一生虽然走了与陶侃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在内心深处的思想认识上，就这三点而论，陶渊明是终生坚守的。此外，陶侃的办事认真、体恤民情等工作风格也都在陶渊明身上有所体现。
陶渊明的祖父是陶侃的儿子陶茂，官至武昌太守，这相当于我们今天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不算是小官。不过陶茂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也没有承袭陶侃的爵位。陶侃死后，陶门承袭陶侃爵位的嫡系子孙，最初是陶侃的儿子陶夏。陶夏死后，陶侃的侄子陶弘继承，官职至光禄勋。陶弘死后，陶弘的儿子陶绰之继承。陶绰之死后，陶绰之的儿子陶延寿继承。陶延寿颇立勋业，义熙五年（公元410年）时，后燕慕容超率铁骑万余进犯，陶延寿作为谘议参军随刘裕参加征讨。后来，陶延寿过浔阳祭祀陶氏宗祠时，陶渊明曾与之相会，并作《赠长沙公》诗赋别。这首诗的序中说：“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经过浔阳，临别赠此。”
不过，总而言之，陶门后代在庾亮等贵族子弟的极尽打压之下很快就一蹶不振了。《晋书·陶侃传》中记载陶家曾经是“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可是到了陶渊明父亲这一辈，陶家已急剧衰落，不复从前了。
对陶渊明的父亲，史籍和陶渊明《命子》诗中的介绍就更加模糊。在陶渊明的《命子》诗中，陶渊明说到他父亲的话只有几句：“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这段话是用了好几个典故的，大意是说，父亲为人仁爱慈祥，豁达随意，曾经几度为官，又几度辞官，但他对于为官的顺利与否全不在意，毫无喜怒之色，顺其自然。这样的父亲肯定对陶渊明有所影响。
但是，后人查遍各种古籍文献和陶渊明诗文，也没有弄清楚陶渊明父亲到底何名何官。可见，陶渊明的父亲既不知名，也没有做过高官，至多做过几任小官。而且，在陶渊明8岁那年，陶渊明的父亲就去世了。陶渊明的家境实际上在他父亲这一辈时就已经相当衰落了，为官生财的父亲一死，陶家更是逐渐走向贫寒。
总体来看，史家认为，到陶渊明父亲这一代，陶家还一直做官，这就是陶渊明父亲这一边的家世渊源，陶渊明受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父亲这一边的影响自然非常重要，而母亲这一边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小觑。实际上，母亲对陶渊明的影响或许更大些。因为陶渊明8岁时其父亲就去世了，而直到陶渊明37岁时母亲才去世，显然后者影响的时间更长。再有，陶渊明的外祖父也是非同小可之人，他在当时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陶渊明的母亲一定会时不时地在陶渊明面前提起他的外祖父，在潜移默化中，外祖父的思想行为就对陶渊明产生了莫大的影响。那么，陶渊明的外祖父是谁呢？他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风流名士孟嘉。
孟嘉（公元296—349年），字万年，江夏（今属湖北）人，祖上曾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高官。孟嘉从小就品德高尚，被人敬重，陶渊明因此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称其为“名冠州里，声流京邑”。由于陶渊明的父母是姑舅亲，所以陶家与孟家走得非常近，两家人关系也非常好。陶渊明十分敬重自己的外祖父，曾经在其母去世时亲自为其外祖父写传，即《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里的征西大将军是指桓温，而长史即指孟嘉。长史，有点像今天的参谋、秘书一类官职，就是说，孟嘉曾经在桓温手下做长史。陶渊明在这个传记中说他的外祖父是：“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可见，孟嘉是个我行我素、个性独立、好喝酒、颇有些魏晋风度的人。
母亲向陶渊明讲述外祖父孟嘉的故事
史籍中更有不少关于孟嘉的故事。据说东晋初年，中书令庾亮出镇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闻当地才子孟嘉之名气，召他为官，佐理军务。庾亮的朋友太傅褚裒过访江州时，庾亮设宴招待，遍请江州大小官员及名人贤士作陪。褚裒也久闻孟嘉才名，只是未曾谋面，便问道：“久仰江州才子孟嘉，不知今日是否出席？”当时因按官职排座次，孟嘉的座位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庾亮有心试试老朋友的眼力，便笑道：“他今天在座，你看看能否认出他？”褚裒扫视全场，略一沉吟，指着远处的孟嘉说：“若非在下老眼昏花，这位气度不凡、与众不同的后生，大概是孟才子吧！”庾亮见老朋友能在诸多人中一眼认出孟嘉，十分高兴，从此更加器重孟嘉了。
另据《晋书·孟嘉传》载，公元345年，征西大将军桓温任江州刺史，他见孟嘉谦逊正直，很是看重，便任命他为参军。那年的九月初九重阳节，桓温带着属下文武官员游览龙山，登高赏菊，并在山上设宴欢饮。山上秋风送爽，芳香袭人。但因当时场面十分正式严肃，所以大小官员都身着戎装，态度严谨。突然，一阵山风把孟嘉的帽子吹落在地，但他毫无察觉，仍旧举杯痛饮。桓温以目示意大家不要声张，看孟嘉有什么举动。只见孟嘉依然谈笑风生，浑然不觉。孟嘉离座去上厕所时，桓温趁机吩咐人把孟嘉的帽子捡回来，并让参军孙绰写一短文，嘲弄孟嘉。孟嘉归座后发现自己落帽失礼，但他仍不动声色地拿起帽子戴上。
看见那篇短文后，他从容地请左右取来纸笔，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写就一篇文辞超卓、诙谐幽默的佳作，为自己落帽失礼辩护。
桓温和满座宾朋传阅后，无不击案叹服。很快，孟嘉落帽之事成为一时美谈，传遍大江南北。
孟嘉的家乡湖北阳新县还有一座名山叫孟嘉山。这里草木繁茂，繁花争艳，是阳新县中草药品种最多的药山之一，每年有很多民间郎中或药农前来这里采挖中草药。相传，孟嘉回阳新任县令时，每年九月初九，总要带着当时的名士一起爬山登高，并在山上设宴招待，和诗唱文，日暮而归。有一年九九重阳节，孟嘉又带着地方的文人雅士来爬山登高，观赏红叶野花。当孟嘉爬上山顶时，发现山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百姓。这些百姓看到孟嘉年年都来爬这座山，就提前相邀来到山顶，摆好一列长条桌，各自从家里拿来最好的食物，采摘许多菖蒲、艾草和野花，静候孟嘉。
看见孟嘉爬上山顶，他们就点燃篝火，举起食物敬请孟嘉品尝，感谢他为百姓所做的好事。孟嘉感激涕零，以后更加勤政为民，深得百姓爱戴，成为“无与伦比的阳新贤县令”。从那以后，每年重阳节，孟嘉便带领当地百姓一起登高山，赏美景，饮美酒，与民同乐。那座山也就被称为孟嘉山了。
孟嘉虽然为官，但或仕或隐，任性而为，不以去留为意。当地方太尉庾亮委任孟嘉为庐陵郡地方官后，他虽然到任，却诸事不管。问起他庐陵风俗如何，孟嘉回答说要问问手下人才能知道。庾亮掩口而笑，说他真是一个不把官职当回事儿的风流名士。孟嘉听到别人的揶揄之语即刻辞官回家，与母亲、兄弟欢聚一堂，怡然自乐，满不在乎。后来他又做了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参军，很受器重。可是他的名士风度依旧不改。当时的皇帝晋穆帝司马聃召见他，这是一件多么难得而又令人备感荣耀的大事情啊，可是孟嘉竟然以腿脚有毛病为由推托不去。孟嘉连一国之君的面子都不给，竟敢违命不从，别的人他还怕谁！孟嘉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低声下气，这一点实实在在地传给了陶渊明，陶渊明的彭泽辞官不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吗？坚守独立人格、自尊自爱是孟嘉也是陶渊明为人的本色。
还有一次，桓温问孟嘉关于“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的问题，意思是，为什么听歌女唱歌，弦乐乐器如胡琴等的声音不如管乐乐器如笛子等的声音好听，而笛子等乐器的声音又不如歌女直接唱出来的声音好听呢？孟嘉回答：“渐近自然。”也就是说，丝弦乐器、竹管乐器和人的歌唱，一个比一个更接近自然，所以一个比一个更为真切动听。可见孟嘉的思想是崇尚老庄自然哲学的。就音乐而言，人的嗓子是天生的，而乐器都是制造出来的，所以乐器的声音永远比不上人的嗓音动听。凡事如果能顺性而为，达到最合乎自然的境界，那才是最好的、最美的、最合乎道理的。此外，孟嘉的文笔也非常了得，写起文章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文辞超绝。孟嘉这种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高超的文字能力都深深影响了外孙陶渊明。
显而易见，陶侃与孟嘉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的人。陶侃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一生积极进取，又始终谦虚谨慎；孟嘉则是魏晋风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信奉老庄思想，以自由洒脱、特立独尊为圭臬。他们二人各自的所长所短、是是非非，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从古至今，对他们的评价亦存在分歧。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无不对陶渊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陶渊明是父亲的独子，所以父亲死后，他就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直到他37岁母亲去世。陶渊明的母亲常常说起外祖父孟嘉的种种趣事，令陶渊明钦羡和敬重。所以他才在母亲去世时写了纪念外祖父的传记文章《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方面以此纪念去世的母亲，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外祖父深深的崇敬和怀念。可以说，外祖父自尊自爱的独立人格、热爱自然的生活态度、嗜酒卓文的特长爱好，都在陶渊明身上有鲜明的体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长辈们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曾祖父陶侃是坚决践行儒家思想、小心翼翼、兢兢业业为官的人；而外祖父孟嘉则与之完全相反，是一个不以俗务为心、潇洒随意的风流名士。这两种不同的做人方式常常是背道而驰的，很难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可陶渊明偏偏就是在这既儒又道的家世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人格。应该说，陶渊明是努力吸收了先辈身上各自的优点，所以他才能成为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精华于一身的新型人物，而这种有选择的吸收当然也是在陶渊明成长的人生道路上逐步完成的，是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方才得以实现的。
- 参见《晋书·陶侃传》。
- 参见《晋书·列女传·陶侃母湛氏》，其记载说：“侃少为浔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坩遗母。湛氏封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 参见陈寅恪撰《桃花源记旁证》。
- 参见《晋书·陶侃传》，书中记载道：“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自是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赌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云蒲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
- 参见张芝《陶渊明传论》，其引《世说政事篇》说：“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
- 参见《晋书·列书三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