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哈雷尔功成身退 马尔金史上留名
艾希曼终于被推上了被告席，他的罪行被记录成3000多页的卷宗，站在特制的防弹玻璃罩里接受犹太人正义的审判，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亲手擒拿艾希曼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功成名就，从此被称为“摩萨德历史上最出色的特工”。
艾希曼成了“脑震荡病人”
1960年 5 月19日，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团的成员们下了飞机后，就住进了阿根廷为他们早就安排好的国宾馆去了，准备参加25日的隆重庆典。这时，艾希曼已在哈雷尔为他专门准备的“宫殿”里平平安安地被关押了8 天。
现在，哈雷尔并不担心艾希曼的失踪会引起阿根廷警方大规模的搜寻。因为他早就分析过了，艾希曼突然失踪后，他的家人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去报警。因为他们是以假的姓名身份隐居阿根廷的，是非法的，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被警方查出来后，招来地方当局的惩罚，所以他们即使是要去寻找，也只能是到一些靠得住的老朋友或熟人家里去询问。而此时艾希曼的那些纳粹党朋友也不敢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这些人现在首先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如果他们猜到艾希曼已经被捕获了，肯定会想到自己的前程，恐怕早就溜之大吉了。
事实证明哈雷尔的推测完全正确。在这8天的时间内，外界没有任何有关艾希曼的传闻，也没有任何不相干的人光顾这间“宫殿”。
因此，哈雷尔就利用这8天的时间，做好了解运艾希曼的一切工作。他打算让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们都穿上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制服，同时给艾希曼也套上一件，让他也冒充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雇员。然后全部人马乘坐机组人员的专车直抵机场。只要一上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专机，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哈雷尔早就得知，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在参加阿根廷的国庆庆典后，都不会坐专机从原路返回以色列，他们将从阿根廷去美国访问，可能还会去其他的地方。所以这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专机就成了他们押运艾希曼的专机了，这一切都给押送艾希曼回以色列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哈雷尔一再强调，在对飞机进行全面技术检查和机组人员休整时间，有关机组人员必须毫不松懈地对飞机实行保护性监视。
为了防止艾希曼在机场通过最后一道检查口时狗急跳墙，向阿根廷执勤人员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哈雷尔早就有了周密的考虑。5天前，他就在随队军医的建议下，让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车祸”中得了“脑震荡”。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经过5天的准备，这一切都如期完成了。那个“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出院文件和疾病证明都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阿根廷那家医院开具的所有文件和证明书上，都被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现在，即使阿根廷警方拦住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专车挨个检查证件，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也能对“机组成员”艾希曼神志不清的神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能递上一张真正的医院诊断证明。
当时哈雷尔还想了一招。出发前几天，他让一些队员天天晚上光顾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并且在那家酒店每一次都装成喝得酩酊大醉的样子，然后深更半夜地扶醉而归，在大街上又唱又闹招摇过市，让其中的一个人装成醉得人事不省的样子，由其他的几个人抬着回旅馆，并且故意在那些巡逻的阿根廷警察面前经过。
开始一两次那些巡逻的警察还在干涉，公事公办地检查他们的证件，后来看到那几个人天天都是如此，那些警察也就见怪不怪了，几乎连问都不问一下，甚至还觉得这些人有点可笑。
哈雷尔当时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招呢？原来他做好了两手准备，担心万一艾希曼到时候不配合装不成“病人”，他就准备把他灌醉，然后把他像抬一个酒鬼一样抬上飞机。不过后来这一招还是没有用上。从到机场一直到后来通过安检直到上飞机，那个艾希曼一直都“配合”默契，并没有露出破绽。
1960年5月20日20时，在那幢秘密的乡间别墅中，摩萨德特工做好了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们给艾希曼套上了“埃勒·粤勒”航空公司的制服，特遣队的医生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注入他的肌肉中。10秒钟以后，艾希曼就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只能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行走。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脑震荡患者。
到达机场后，哈雷尔便让同事把机场候机室餐厅角落的一张饭桌全部占满了，以防止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他知道这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一直都得小心谨慎。摩萨德特遣队的队员都在候机大厅等待检查，他们的周围是几百名正在进餐的机场工作人员、各国旅客和阿根廷的边防警察。通过机场护照检查的时候竟然出人意料地顺利，边检人员甚至对这位“脑震荡患者”表示了友善的同情。最后，这些使用假护照的以色列特工以及艾希曼全部通过了海关和护照检查。哈雷尔不由得轻轻地出了一口气。然后他们就全部顺利地登上了停机坪上那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
刚一上飞机，两名摩萨德特工便把艾希曼塞进位于飞机前部的头等舱室。在艾希曼的周围，坐满了“机组其他成员”，他们一个个佯装呼呼大睡。这时，哈雷尔还吩咐飞机驾驶员减弱了舱内的灯光。在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部都变得模糊了。为了对付阿根廷方面对飞机可能的“例行检查”，哈雷尔不愿冒任何风险。此时的哈雷尔失去了以往一贯的沉着与冷静，急切地盼望飞机的起飞。据哈雷尔事后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时刻。
5 月21日零点，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塔台向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发出了“起飞”的命令。
在飞机上，机长经哈雷尔的同意，向机组人员宣布了此次飞行的特殊意义。有几位机械师和机组人员得知抓获了屠杀犹太人的凶手艾希曼之后，竟激动得抱头痛哭起来。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亲属和家人就是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死去的。
经过漫长的空中航行，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这架“布列塔尼亚”号专机终于顺利降落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
被告席上的防弹玻璃罩
哈雷尔在机场上把一切安排妥当，让随机的摩萨德特工人员看管已经苏醒过来的艾希曼，他自己则立即驱车前往总理官邸。他知道本-古里安总理正在办公室等他。
“我终于把阿道夫·艾希曼带回来了。他踏上以色列的国土已经有两个小时了。要是您批准，我就把他立即移交给以色列警察局。”
哈雷尔十分兴奋地向本-古里安总理汇报。
本-古里安总理虽然也很激动，但他却沉思着，没有马上表态。过了一会儿，他才简单地问了一句：“你能完全肯定他的身份吗？”
“绝对肯定。”哈雷尔回答得果断而又干脆。
“那么由法官签发逮捕令。我同意把这名纳粹罪犯移交给稽查总监，然后由我们国家的司法部门去审判他的罪行吧！”本-古里安总理下了命令。
5 月23日，本-古里安召开以色列内阁部长会议，把摩萨德在阿根廷捕获艾希曼的情况通报给了部长们。当天下午4 时，本-古里安在议会大厅正式宣布这条消息。
由于工作关系，作为以色列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很少在公开场合露脸，但是这一次他却在本-古里安总理向议长提出要在议会上发言的前5 分钟，悄悄地步入议会大厅，在内阁成员席后面的非内阁成员席上坐了下来。此时议会大厅里鸦雀无声。摩萨德最高首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双蓝眼睛直视前方。
本-古里安总理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庄严宣布：“尊敬的议长和议员先生们，我必须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不久前，以色列特工部门在南美洲某个地方找到并且抓获了罪恶累累的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艾希曼已被拘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不久，一个由犹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对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本-古里安总理的话犹如雷鸣闪电一般，很快从以色列议会大厅传遍了全国，甚至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整个以色列沸腾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在欢呼。本-古里安自己也激动万分。这个从14岁开始就投身犹太复国运动、被人称为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犹太政治领袖，这一次竟克制不住自己，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
这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把目光移向了哈雷尔。此时的哈雷尔与直接参与这次捕获行动的特工人员当然同样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他们内心却涌动着复杂的感情。多少个难以成眠的日日夜夜，还有那在阿根廷茫茫人海中的无数次大海捞针一样的搜捕……
但是此时此刻，哈雷尔却一句话也不想说。
艾希曼被秘密地押解到以色列之后不久，阿根廷就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指责以色列绑架了它的一名公民。以色列当即致歉，但艾希曼仍然被拘押在以色列。后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决议，认为艾希曼“因其被指控的罪行而应该受到正义的审判”。阿根廷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接受审判，被以“反人道罪”等15条罪名起诉。这次审判引起国际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为了防止在旁听席上的听众过于激动而会当场刺杀艾希曼，在法庭审判时，法警们不得不特地制作了一个上面敞开的防弹玻璃罩，这个玻璃罩很大，足可以容纳艾希曼和两名卫兵。艾希曼就站在那个特制的玻璃罩里接受审判。艾希曼面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来回答。到后来，在审判的法庭上，面对那血渍斑斑的如山铁证，这个当年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竟然良心发现，带着一种忏悔的口吻说：“我早应该把子弹射进我自己的脑袋。”
在无次数的审判中，旁听席上的听众由于忍受不了触目惊心的事实，竟有人不止一次地晕倒在法庭上。600万惨死在纳粹党卫军之手的犹太人的冤魂，终于又一次听到了正义的声音。
1961年1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终判定阿道夫·艾希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大批犹太人的直接责任者，以“反犹罪”、“反人道罪”和“参加犯罪组织罪”等罪名判处阿道夫·艾希曼有罪，并判处死刑。以色列法庭为他做了3000多页的案情记录，完全符合史实，他可谓死有余辜。
1962年5月3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艾希曼在临刑前对押解他的一个以色列官员说：“我对你们的工作表示佩服。以我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的经验，你们这次抓捕办得很在行。”
——这位以色列官员叫艾坦，若干年以后，他当上了拉卡姆的局长。
6 月1 日早晨，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濒临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外的海面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艘以色列海军小艇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大海。当小艇驶出以色列领海时，一名戴白手套的以色列海军军官把一个铁皮罐抛入茫茫大海。旋即，小艇转头返航。被扔入大海的铁罐里装着艾希曼的骨灰，以色列人要把骨灰抛在远离海岸的波涛中，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头号敌人的骨灰玷污犹太人神圣的故乡。一场曾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噩梦结束了。
对情报机关来说，追捕阿道夫·艾希曼实际上是谍报史上典型的秘密情报活动之一：特工在千里迢迢的海外活动，使用伪造证件旅行，凭自己的智谋行事，最终抓获了寻求的目标。此类行动通常都会有失算和不走运的情况，而每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使整个行动付诸东流。所以，在制订方案、部署行动以及一系列的步骤和细节中，“追捕艾希曼”这一行动都具有值得研究的、十分迷人的纯间谍技巧性问题。
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下场震惊了全世界。摩萨德由此引起了国际情报界的刮目相看。哈雷尔以其高效率的谍报工作，为以色列情报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成就不仅仅让世界认识到了摩萨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情报天才”的美誉。几乎所有国家情报部门的首脑都对哈雷尔及其特工才能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敬意，摩萨德也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胆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内行的情报机构之一”。
亲手将艾希曼成功擒获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也由此名声大振，被人称为是“摩萨德历史上最出色的特工”。他的这一壮举书写了他特工生涯中最漂亮的一笔。
马尔金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1930年，他随家人搬到波兰与亲戚一起生活。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他和母亲及时逃离了波兰，来到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生活。马尔金的姐姐和其他亲戚因为签证的原因没能离开波兰，最终不幸死于纳粹大屠杀。得知这一噩耗的马尔金发誓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
马尔金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犹太人地下组织。1950年，他加入摩萨德成为一名特工。马尔金在摩萨德一共服役了27年，于1976年正式引退。在公开的业绩里，除了亲手擒获纳粹头目艾希曼以外，他还曾抓获一名混入以色列高层的外国特工，并阻止了一些纳粹核科学家在二战后参与埃及武器发展计划的企图。鉴于他出色的表现，马尔金曾两次获得以色列最高荣誉——“以色列总理奖章”。
马尔金在服役期间，为了掩人耳目，经常更名改姓、乔装打扮，因此获得了“伪装大师”的称号。他曾装扮过艺术家、码头装卸工、飞行员和商人，而他的国籍也一会儿是法国，一会儿又变成了德国或者美国。马尔金曾经说过：“我大约使用过30多种不同的伪装方式。有时候连我的母亲、妻子和朋友也被我弄得晕头转向。”
1976年，马尔金离开摩萨德后，开始钻研绘画和写作，并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他曾在巴黎、伦敦、东京等地举办过画展，还曾卖出过300多幅油画和素描。马尔金最有名的作品是他在阿根廷执行任务期间，用油画棒和水彩笔画在一本《南美导游手册》上的画，画面上描绘了马尔金的一些亲属，以及阿根廷庆祝独立150周年的场景。
除了绘画以外，马尔金还酷爱写作。1980年，关于马尔金的一部纪实小说在整个欧洲流传开来，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亲手逮捕艾希曼的人。马尔金最著名的一本书是他在1985年出版的回忆录，书名为《艾希曼在我手中》，此书还被拍成了电影。
后来，这位传奇的特工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77岁。在他身后，留下了许多耐人回味的故事。
马尔金应该是哈雷尔任职期间，摩萨德特工中最传奇的人物之一。
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抓获阿道夫·艾希曼之后，身为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似乎已经走上了事业的顶端。在此前后，他还干过许多让人吃惊的事。
1956年，他领导的摩萨德特工，曾经成功地从东欧驻苏外交官手中，窃取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全文，并由哈雷尔亲自前往美国交给中央情报局处理。
20世纪60年代初，一批德国导弹专家进驻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希望德国人能帮助他的国家发展能够用于未来埃、以战争的地对地导弹。哈雷尔确信，德国又一次加入了旨在灭绝犹太人的重大行动。为此，他展开了“达摩克利斯行动”。
以色列特工人员向那些德国科学家及他们的家人寄发内设陷阱的邮件，类似的恐吓活动遍及了整个欧洲。这一次，哈雷尔重新使用了曾于1956年成功使用过的方法。当时，按照“阿穆恩”局长哈卡比的命令，邮包炸弹被寄到了那些负责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派遣恐怖分子的埃及情报官的手中。在以色列情报机关针对恐怖主义进行的第一轮暗杀中，两位埃及高级情报官遇害。
在那些针对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中，有几人受伤，更多的人则遭到了恫吓。但是，哈雷尔觉得他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因为这位总理不断地提醒他，不要惹怒了联邦德国政府。本-古里安实际上是在说：“别碰那些德国人。”
为了迫使那些德国科学家撤出埃及，哈雷尔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哈雷尔得知马德里的纳粹军官奥托·斯科曾尼与一些驻开罗的德国科学家是朋友，于是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冒充北约组织情报机构的代表去同斯科曾尼见面，劝说斯科曾尼为了西方的利益敦促他的朋友撤出埃及。这在摩萨德内部人员中引起了不安。因为斯科曾尼同阿道夫·艾希曼一样曾经服务于纳粹。哈雷尔宣称斯科曾尼只是一名德国老兵，而不是一名战犯。
不但如此，哈雷尔还策反了一位在埃及为纳赛尔工作的导弹科学家，这就是奥托·乔克利克博士。乔克利克博士是奥地利人，他是一名弹道学专家，更是一位冒险家。
哈雷尔劝乔克利克为他服务，这样他便可以在从埃及挣得的大笔工资的基础上再从以色列人手中挣得一大笔收入。这位奥地利人成了摩萨德的密探。离开开罗以后，他飞抵以色列，对埃及秘密导弹工程的情况作了全面介绍。乔克利克警告说，埃及正朝着这样一个危险的目标疾步迈进：发展专家们所说的“最基本”的打击力量。他们的计划是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这些大规模破坏武器可以装在德国设计的导弹上。这位奥地利人的话与哈雷尔的担心完全吻合。
在职业情报官当中，哈雷尔独立处理问题的习惯可谓有口皆碑。正是由于这一习惯，他没有把乔克利克来以色列的情况告诉国防和安全机关领导层中的任何人。但是，国防部副部长西蒙·佩雷斯却有他自己封闭的情报界内线，从那里，他获悉哈雷尔的计划和这位科学家的情况，于是坚持要见乔克利克，以便国防部要员向他询问情况。
哈雷尔拒绝了。他坚持以色列情报界的传统：各机构一般不交换秘密情报的提供者。共同分享的是情报，而不是提供情报的人。知道他们的人越少，他们就越安全。
佩雷斯在本-古里安面前大发牢骚，并威胁要辞职。“老人家”以总理的身份命令哈雷尔允许国防部接触乔克利克。作为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将审问的任务交给了绝密机构拉卡姆的负责人宾亚明·布卢姆伯格。由于布卢姆伯格的人员中有些就是科学家，所以他们有资格判断哈雷尔的观点——埃及即将拥有威胁以色列生存的基本打击力量正确与否。这一点自然激起了哈雷尔对布卢姆伯格和佩雷斯前所未有的憎恨。
布卢姆伯格的分析人员否定了乔克利克提供的有关所谓埃及导弹工程威胁情报的真实性，他们的结论是，这位奥地利人的科学家身份值得怀疑。
然而，哈雷尔仍然确信纳赛尔正在策划想要毁灭以色列的行动，他仍然相信乔克利克。哈雷尔派了一位名叫约瑟夫·本-盖尔的以色列人与乔克利克一起前往瑞士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们的任务是恫吓海迪·戈尔卡——一位为埃及导弹工程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女儿。他们对海迪·戈尔卡说，如果她父亲不立即离开开罗，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海迪·戈尔卡向瑞士警方报了案。1963年3月15日，瑞士警察在巴塞尔一家旅馆附近逮捕了这两位摩萨德间谍，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这使以色列非常难堪。他们最后被判处短期监禁。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
尽管如此，哈雷尔还是认为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证实德国人和埃及人并未停止合作，在瑞士审判期间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解释工作，让全世界，起码让以色列人民相信这一点：纳粹后裔还在以埃及作为基地进行导弹研究，并以此威胁他们刚刚建立的国家的命运。
于是，哈雷尔开始寻找记者作为摩萨德间谍前往欧洲对那里的媒体进行宣传工作。有3位以色列高级记者在他的鼓动下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搜集更多的有关那些德国科学家的情况。
让以色列记者充当间谍，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二个大错误。这些“半摩萨德”记者不停地发表有关导弹威胁的文章，这在以色列公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本-古里安非常恼火，他指责哈雷尔私自向报界透露消息，损害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外交关系。那时，由于戴高乐对以色列逐渐冷淡的态度，以色列极度需要把联邦德国视为可以代替法国的新盟友。
可是，作为情报机构的首脑，哈雷尔并不关心外交上的考虑或联邦德国对于本-古里安新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坚持实施他的行动计划。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三个大错误，从此他和总理本-古里安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了。本-古里安要求哈雷尔停止其私自组织的讨伐行动，哈雷尔则予以拒绝。他想从本-古里安的工党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并试图把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和财政部长列维·艾希科尔拉到自己一边。
除此以外，本-古里安与哈雷尔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前面讲到的哈雷尔反间谍的事件就是一例。哈雷尔热衷于捉蛀虫，但是捉到总理的头上了。由于比尔是总理的密友，当比尔被确定为间谍而被抓捕的时候，本-古里安十分不快，因为这极大地扫了自己作为总理的面子。
本-古里安也开始为哈雷尔拥有的过高权威而担心。哈雷尔运用总理给予的权力发展了摩萨德的也是他自己的威望，他起码坚信这样一点：作为梅穆内，他是不可替代的。这让本-古里安受到了权力上的挑战。
就这样，以哈雷尔攻击那些德国科学家为导火线，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巨大裂缝，洪水冲入了这一裂缝，摧毁了他们之间曾经非常牢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1963年3 月25日，乔克利克和本-盖尔在瑞士被捕9 天之后，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