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哈雷尔走马上任 摩萨德基业初成
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之父”的哈雷尔走马上任入主摩萨德，新局长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是个“反间谍”高手，多次让克格勃特工现出原形，甚至连总理最信任的密友也不放过；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成功实施“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摩萨德从此名声大振。
哈雷尔当上了“辛贝特”首任局长
1952年9月，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局长伊塞·哈雷尔继罗文·希洛之后成为摩萨德第二任局长。
伊塞·哈雷尔原名伊塞·哈尔彭，1912年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镇的一个正统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富有的小工厂主。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他的父亲也破了产，于是举家移居到拉脱维亚。在那里，反犹太势力极为嚣张，犹太人被迫组成自己的社团进行抵抗。年仅15岁的小哈雷尔开始接受犹太教育，并且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他还为自己在黑市上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尽管哈雷尔从那时起就学会了希伯来语，但在很多年以后，他说话时仍旧保留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
哈雷尔十分渴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回到充满宗教色彩的巴基斯坦地区。17岁那年，他生平第一次伪造了一些证件，证明自己已年满18岁了，具备了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法定年龄。1930年1月，哈雷尔带上他的小手枪和一些子弹，随同父母踏上了移民巴勒斯坦的旅程。
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巴勒斯坦港口后，一位犹太移民局的官员来到船上提醒大家：“英国托管当局将要检查你们是否带有武器。如果带了请立刻扔到海里去。否则，一旦查出来，你们所有的人都将被禁止下船登岸。”
听到这话后，船上带枪的人都赶快把枪支扔掉了。哈雷尔却不甘心，他趁人不注意掏空了随身带的一块大面包，把自己的手枪和子弹藏在了里面，然后又将面包藏在手提箱里面的一堆脏衣服下面。海关人员检查到他的时候，一见那酸臭熏人的脏衣服，连碰都没碰就赶紧让他走了。
来到巴勒斯坦后，年轻的哈雷尔和家人来到了特拉维夫郊区的赫兹利亚集体农庄，当上了一名修理水渠的工人。白天，他拼命地干农活；晚上，他就到犹太人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接受训练。在集体农庄里，哈雷尔结识了一位名叫瑞夫卡的犹太姑娘。哈雷尔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平时只爱干活，不善社交，而瑞夫卡却既漂亮又风趣，而且爱好跳舞和社交。在乡亲们看来，这对性格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并不般配，然而，他们最终却成为了一对和美的夫妻。
1936年，哈雷尔和家人承包了农庄的一片柑橘园。凭借着他和家人的埋头苦干，哈雷尔终于有了第一笔可观的收入。由于要销售柑橘，他经常要同邻村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因而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于是他就利用这种机会趁机打听阿拉伯人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就经常向“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介绍一些有关阿拉伯人村庄的情况，例如村长的品行、发生的纠纷以及对犹太人不满的议论等等。哈雷尔的上级立刻注意到了他的这种才能，就委任他当上了“沙伊”在当地的情报小组的组长。
1939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哈雷尔”，并且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一次，他抓住一个搞黑市交易的英国军官，不由分说地扇了对方一个耳光。为了避免被抓，他不得不从此潜入地下，继续为“沙伊”从事秘密情报活动。
1942年，哈雷尔正式加入“沙伊”，专门刺探阿拉伯和英国的情报，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特工生涯。哈雷尔首先被选中到“沙伊”犹太处任秘书。该处当时只有三个人，除了哈雷尔，还有一个处长，一个女秘书。哈雷尔的新上司戴维·沙尔蒂尔（后来担任过以色列驻荷兰大使）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在情报分析方面的非凡才能。他先让哈雷尔负责国内安全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上了特拉维夫地区“沙伊”组织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哈雷尔结识了包括伊塞-加加利和本-古里安等人在内的“哈加纳”重要领导人。前者1968年出任以色列武装部长，后者则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哈雷尔本人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他不像“沙伊”组织中大多数同行那样有教养，也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在两年后，哈雷尔当上犹太处处长时，他已经积累了许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他摸索出来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这就是“分级单线联系”原则。1946年6 月29日，为了从军事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冒险分子，英国托管当局对在特拉维夫的“哈加纳”领导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搜捕。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安息日”。哈雷尔正是凭着“分级单线联系”原则，使“哈加纳”领导人得以逃脱被捕的厄运。哈雷尔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古里安的青睐。
1948年5月初，也就是以色列国即将宣布成立之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那一天，向犹太人发起全面的进攻。当时，以色列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约旦不会参加这场战争，甚至还会制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
但是哈雷尔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约旦同样会加入这场战争。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部署、乃至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哈加纳”的一名负责人，哈雷尔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让自己的判断准确，哈雷尔派了一名年轻的特工，混在即将逃离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中，来到了约旦的首都阿曼。这位特工也是个阿拉伯人，当时正在热恋着一位犹太姑娘，爱屋及乌，这位年轻的特工对犹太人也有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他的一个表哥当时正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打听到重要的情报。
果然在5月12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这位特工终于从阿曼穿过胡达尔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的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即将参战的消息，同时也带来了阿拉伯联合军团就要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哈雷尔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了部队，终于在约、以边界筑起了一道防线。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当局从耶路撒冷的市政府大厦上降下了“米”字旗，与此同时，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也在特拉维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色列国正式成立。然而就在第二天的夜里，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军团就跨越边界，向新生的以色列国大举进攻。以色列凭借着准确的情报早有准备，最终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哈雷尔因此也得到了本-古里安总理的特别赏识，被破格晋升为中校。这在以色列创建之初的军队中，已经是属于第二高的军衔了。
1948年“沙伊”被解散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首任局长，从此他正式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摩萨德总部只有12个人
1952年9月，罗文·希洛辞去摩萨德局长的职务，并向总理本-古里安提交了一份接任他的人选名单，名单上有莱温斯基、吉布利和哈雷尔等人。本-古里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雷尔。
在以色列建国初的几年里，为了能在阿拉伯人的夹缝中生存下去，除了进行必要的武装斗争以外，还要进行秘密的情报战，因此所有的情报活动对以色列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
摩萨德虽然正式成立了，但摩萨德的第一任局长罗文·希洛的情报工作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正是伊塞·哈雷尔以前的情报工作和坚强而正直的人格让本-古里安认定了哈雷尔正是那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于是，哈雷尔就受命于危难之中，被本-古里安总理亲自任命为摩萨德的第二任局长，成为继罗文·希洛之后以色列情报界的最高领导人。
哈雷尔在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前，就已经是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辛贝特”的局长；入主摩萨德之后，哈雷尔同时被总理授予“梅穆内”一职（即“辛贝特”和摩萨德的“总管”），他成了以色列最重要的权势人物。
哈雷尔刚接任摩萨德局长时，摩萨德的规模还很小，其总部的工作人员连局长和秘书在内，也不过12个人。此外，摩萨德的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经费也严重不足，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着落。哈雷尔到任之后，立刻向本-古里安申请追加经费。当天下午，本-古里安总理就批准哈雷尔呈上来的报告，使摩萨德的办公经费一下子就增加了10倍。
总理的这种支持和信任，让哈雷尔大为感动。他马上对摩萨德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哈雷尔认为，作为一名摩萨德的特工，必备的条件第一是素质，就是那种能为以色列国家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其次才是各种谍报技能。为了建立这种精神，哈雷尔以身作则，为下属们作出了榜样。当时他每天几乎要连续工作18个小时以上，被手下人誉为“工作狂”。哈雷尔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极大地激励了摩萨德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时，尽管既无报酬，也无奖励，却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从而使摩萨德的面貌焕然一新。
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的任职期间，并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在国内，或者是仅在阿拉伯人的世界从事一些情报搜集工作，而是把摩萨德的工作放在全世界的大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考虑，他要充分利用犹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一优势，把摩萨德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在他的任期内，摩萨德特工的海外行动也极为活跃。那些远离本土的谍报人员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人员无法与之匹敌的。几年以后，摩萨德已经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特工队伍，那些驻海外情报站的摩萨德特工，几乎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业内高手。同时，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任务时，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这样就进一步为摩萨德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哈雷尔还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1955年，哈雷尔曾经多次游说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中最能干的成员招入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当中就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目伊拉克·耶泽尼茨基。这个伊拉克·耶泽尼茨基后来改名为伊拉克·沙米尔，进入了摩萨德工作，并于1986年10月当选为以色列总理，直到1992年7月退位。如果当年不是哈雷尔的发现，他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种结果。
哈雷尔在发现人才的同时，也懂得爱护部下，爱护人才。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大都是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强心剂，让摩萨德的特工们感到身后总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支持自己，因此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不过，哈雷尔也同样要求他的特工必须绝对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会受到严惩。
哈雷尔的“反间谍”战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这架以色列的情报机器飞速地运转起来，而且初见成效，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反间谍”战。
以色列是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建国初期的50万犹太人，全都是从世界各国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迅速地涌入以色列的，这无疑为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向以色列派遣自己的间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反间谍就成了“辛贝特”的重要工作之一。
沃尔夫·戈尔茨坦出生在瑞士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曾参加过列宁领导的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崇拜英雄的沃尔夫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吸收了他，并让他在莫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谍报训练。训练的出发点便是潜入以色列政府内部。
沃尔夫于1948年战争期间来到以色列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外交部吸收了他。他被安排在当时规模很小又急需人员的经济处工作，沃尔夫·戈尔茨坦将其姓名改成了“齐夫·阿弗尼”。
齐夫·阿弗尼最初只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名普通职员，但他被派往国外后却得到了一些重要职务。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以色列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任经济参赞。当时，以色列正在就向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以色列犹太人赔偿损失问题，与西德官员进行着秘密谈判。阿弗尼便利用工作之便，定期向克格勃报告谈判的所有细节。
之后，阿弗尼被调到贝尔格莱德工作。最初，他的工作是处理以色列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商业往来业务，但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他也被允许进入大使馆绝密的通信密码室。阿弗尼学会了操作密码机收发以色列外交部与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间所有电报。
阿弗尼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不仅经常自愿加班工作，还主动为有事的或生病的同事替班。这位苏联间谍很快获得了以色列外交部的密码。
哈雷尔一直在注意着以色列外交官的名单，并最终找到了怀疑阿弗尼及其工作热情的理由。一些以色列间谍的身份被暴露，而阿弗尼在贝尔格莱德的异常表现似乎与此有关。
1954年 4月，哈雷尔编造了一个理由，将阿弗尼召回特拉维夫。不知道大难临头的阿弗尼飞往以色列之后，即被辛贝特逮捕。在审讯中，阿弗尼垮了下来，他交代了一切。辛贝特鉴于他的合作态度极好，因此在其服刑期间，将他安排在关有其他叛徒嫌疑分子的牢房里，当上了辛贝特的密探。
就在将沃尔夫（阿弗尼）这位苏联间谍从外交部挖出的同时，哈雷尔又抓住了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这名阿拉伯间谍。
哈根是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她与很多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这些阿拉伯人，并且成了叙利亚外交官加拉布·艾尔-基利的未婚妻。在爱情的召唤下，哈根同意为基利在以色列搜集情报。1956年，她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以色列，不久便开始向叙利亚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了。
辛贝特发现哈根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特别感兴趣后，开始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监视，并很快掌握了她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哈雷尔手下的特工将哈根当场逮捕。她受到了秘密审讯，其在新闻界的同行们未被允许到庭。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被判以间谍罪，在一所以色列监狱中监禁了8个月。获释后，天真的哈根急不可待地回到了纽约，但令她吃惊的是，“未婚夫”加拉布·艾尔-基利已不愿再见她了。她被阿拉伯情报机构利用并且最终成了牺牲品。
虽然苏联的间谍不时被抓获，但苏联人不仅具有突出的谍报天赋，还有静候时机的耐心，将支离破碎的细节合并起来从而解开难题的完美技术，以及将感情与工作彻底分离的能力。这对以色列情报部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考验。
伊塞·哈雷尔自小生活在俄国，直到1930年他18岁时，才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家世背景使哈雷尔对于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原则相当熟悉，这为他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大约有60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格鲁乌的间谍。他们在以色列征召密探，以便组建起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庞大间谍网。从意识形态上讲，当地的共产党人较容易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但由于他们已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怀疑对象和重点监视目标，于是苏联人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政府机构中的非共产党人员及其亲属。
1955年夏天，一名驻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回国探亲，在特拉维夫，她与一位苏联外交官相遇并坠入情网。当时，辛贝特对苏联外交官实行严密监视，因此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情况。辛贝特把这位夫人请到了总部，让她与其情人断绝一切来往。
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被调离东欧。外交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1959年 2月，驻东欧某一国家首都的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不久以前，我得到了一些敏感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证明您与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假如我利用这些照片对您或在这些照片中与您有牵连的女士进行敲诈，那对您和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都将是不愉快的。我对此事进行了考虑，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只要您在近期来维也纳与我的助手见面（他绝对可信），我便可以将这件事遮掩起来。不过，您必须在 2月底之前抵达维也纳，并建议您住进萨切尔旅馆。我要求您在收到这封信14天之内给予答复。
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值得庆幸的是，这位以色列外交官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丑闻的风险，将此敲诈企图报告了以色列外交部。随后，他被调离了东欧。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在以色列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与一名克格勃女间谍厮混，苏联间谍拍摄下了他们做爱的镜头。但当他们向苏加诺出示这些照片并试图威胁他时，这位外国总统却根本不在乎。他若无其事地指着这些照片说，这张照片我要6张，那张要12张。
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方式获取情报的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 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并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这些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共产党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西塔于1953年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麻省理工大学”的海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 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 年中究竟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而哈雷尔则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将他们掌握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以色列。
总理的朋友果然是间谍
伊塞·哈雷尔对于追捕间谍的工作格外着迷，他如同一名痴迷的猎手，每捕获到一只新猎物都会兴奋不已。而现在，他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本-古里安总理身边的著名人物——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他自己讲，1938年纳粹进驻奥地利之前，他曾走上大街与法西斯战斗。比尔说，他曾在奥地利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
1938年，比尔移居巴勒斯坦。凭借他自己介绍的战斗经历，他加入了哈加纳。比尔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他结识了正在打仗的犹太领导人。比尔因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中校军衔。
以色列建国后，比尔一直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亚埃尔·亚丁的副手，经常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行政当局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比尔差点获得了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比尔曾是激进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在该党的安全机构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退出了统一工人党，转而加入了更为温和的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从那时起， 他便与肖尔·阿维格、西蒙·佩雷斯等国防机构主要领导人，甚至本-古里安总理交上了朋友。
1955年，本-古里安将其私人日记交给比尔，让他代表官方编写一部以色列独立战争史。这份特殊的工作是一个绝妙的观察哨位，它使比尔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以色列国防的最敏感、最机密的材料。有关方面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特意在国防部大楼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比尔还经常参加许多重要的秘密军事会议，军队的秘密计划、涉及国家安全的方案和文件，无不经过他的手，甚至就在他离开军队后也是如此，那些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机密的情报，也都要交他过目。而对于他所想知道的一切，以色列将军们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从那以后，比尔渐渐地成为了本-古里安的密友，几乎每次举行军事检阅时，他总是站在总理身边，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比尔转入政界，不过仍被授予了预备役上校的军衔。比尔虽然退出了军界，但却继续以其军事方面的专长，在以色列举办过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问题的演讲会。从那以后，人们便改称他为比尔教授。
比尔教授还经常应邀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讲授战争学，而他对于未来战争的军事战略所作的精彩分析，赢得了不少外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与敬佩。在当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比尔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法国国防部的官员们曾赞叹说：“比尔教授在战术分析方面，称得上是眼界开阔、见地甚高。”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这位比尔教授所受到的宠信及所掌握的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有关方面却已经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对于比尔退出军队后仍能随便出入国防部大楼感到惊讶和不满，这位将军干脆以比尔已不在军队服役为理由，要求他不要再穿军官服装，并取消了他出入国防部的所有证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拟向苏伊士运河派驻联合部队。为协调整个行动，三国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塞夫勒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临行前，本-古里安总理和达扬将军召集所有随行官员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让达扬感到吃惊的是，比尔并不一同飞往巴黎，但却出席了临行之前的这次秘密会议。摩西·达扬当时就曾半开玩笑地指着这位军事史学家问道：“这位间谍在这儿干什么？”
而作为负责以色列安全的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早在1953年就对这位来历不明的伊斯雷尔·比尔产生了怀疑。当时，比尔私下与联邦德国情报界总管、联邦情报局局长莱恩哈德·格伦将军建立了联系。他的这一举动触动了哈雷尔那根警觉的神经。
格伦及其情报机构在北约联盟的欧洲防务中拥有特殊地位。格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负责监管在苏联的间谍，如今他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合作，以唤醒沉睡在苏联的间谍。苏联人无疑很想知道联邦情报局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派人弄清格伦的行动便成了当务之急。比尔教授似乎正是苏联人所需的合适人选。
首先，比尔有条件掌握某些机密情报，他与北约各国的军界、情报界的许多官员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其次，比尔教授到西欧讲学时经常“顺道”去东德、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哈雷尔的怀疑，并因此对他发出过多次警告。
哈雷尔怀疑，比尔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国家安插在以色列的间谍，他多次向本-古里安表示过自己的怀疑。然而，本-古里安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肯放弃对比尔的信任，本-古里安甚至怀疑哈雷尔和达扬是在嫉妒比尔的亲信地位。
尽管本-古里安不相信比尔会是间谍，但哈雷尔凭借着他那灵敏的嗅觉，坚信自己的怀疑是不会错的。虽然眼下还缺少过硬的证据，但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哈雷尔还是决定再警告比尔一次。
哈雷尔再次把比尔教授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不等教授坐稳，便开门见山地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你为什么要到东柏林去？”
“你为什么还要到波兰去旅行？”
“难道我没有警告过，你要注意同共产党的关系吗？”
然而这位被人昵称为“皮帕克”的又高又瘦的秃顶教授，却根本不买情报界总管兼摩萨德局长的账，他以其惯有的傲慢神态，迎视着哈雷尔那双冰冷的蓝眼睛。随后，他轻蔑地用手指弹了一下烟灰，漫不经心地对哈雷尔说道：“有话就请直说，别再兜圈子了。恕我直言，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
哈雷尔用拳头猛敲着桌子，大声说道：“比尔，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我禁止你再去东欧！”
这位处处受人尊重的比尔教授，何曾受到过这种严厉的呵斥，在他看来，就连本-古里安也没有权力这样对他讲话。教授猛地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喊道：“我要告诉总理，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接着，他“砰”的一声摔上了办公室的门，扬长而去。
比尔摔门离去后，哈雷尔一动不动地静坐了有好几分钟。比尔最后甩出的那句话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他所指的是什么党呢？
不错，比尔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的成员，但是摩萨德首脑不属于任何党派，他负责国家的安全，只对国家首脑负责，而不对党派负责，哪怕是执政党。
哈雷尔也清楚地知道，比尔早年曾是左翼组织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以坚定的亲共产主义分子而著称。朝鲜战争期间，他就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反美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亲共立场。比尔后因与统一工人党内的“温和分子”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出该党。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比尔退出统一工人党后，不是加入更为激进的政治团体，反而加入了比统一工人党更为“温和”的以色列工党。
在加入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后不久，比尔就向本-古里安说出了“祝本-古里安永远健康”、“您是以色列的救星，您是以色列的希望”、“您想干什么，您就可以干什么”等一系列令人肉麻的吹捧话语，其人品可想而知。因此，就连比尔当年在统一工人党中的几位莫逆之交也曾向哈雷尔发出过警告：“要当心皮帕克。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家，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
哈雷尔耳边再次响起了比尔的那句话：“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满腔的愤怒使得教授的声音都走了调儿，变得刺耳不堪。通常总是冷静持重的比尔教授，这一次显然被激怒了。愤怒中脱口而出的话语往往是本能的反应，而本能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
哈雷尔突然意识到：只有一个被苏联训练过的坚定的共产党人，只有一个被训练得无条件地相信“党”的最高权威的人，才能作出如此反应。
“敲山震虎”的攻心手段，取得了出人预料的结果。哈雷尔感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来到本-古里安家中，向总理报告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比尔的材料：
“比尔搜集了许多一般来说与他毫不相干的情报，他常利用到欧洲旅行的机会去共产党国家，比尔还与苏联驻以色列的外交官们交往频繁……
“比尔在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里花销甚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就在不久前，他在慕尼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200 美元的账单都没有使他皱一下眉头。而他在为幽会的女人购买昂贵的时装时，更是花钱如流水……
“他与妻子丽卡克的关系很不好，因此总在耶胡达大街的‘阿托姆’酒吧间里整宿整宿地借酒消愁……比尔还经常和一些可疑的女人厮混，而且总是狂饮。我认为，此人正被某种强烈的紧张情绪所折磨，而这种紧张情绪多见于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间谍。”
最后，哈雷尔提醒总理：“比尔对您也并不如您想象的那般忠诚和老实。就在不久前的一场风流丑闻中，他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狠狠地揍了几个耳光，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但他却对您当面撒谎，说是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撞坏的，而您也相信了他……从现在起，您一定要提防点儿比尔。”
但是，哈雷尔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本-古里安，他对哈雷尔说道：“怀疑每一个人是你的职业，至于我，则对比尔教授完全信任。”
就在哈雷尔这次谈话之后，本-古里安又把自己的另外几本私人日记借给了比尔教授。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本人最隐秘、最能说明个人意向的想法，甚至还包括不少连内阁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事到如今，若是换别人也许早就罢手了，但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哈雷尔却不会这样。尽管他与本-古里安私交甚好并且对其绝对忠诚，但当他意识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时，便不惜冒得罪总理的风险也要一追到底。
从那以后，比尔教授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辛贝特特工更加严密的监视。哈雷尔还命令摩萨德调研部，对比尔的个人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于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过。
事实再次证实了哈雷尔直觉的正确。1961年3 月，摩萨德得出结论：伊斯雷尔·比尔教授不仅是一个冒牌犹太人，而且是一名克格勃安插在以色列多年的老牌间谍。
尽管哈雷尔对比尔怀疑已久，但当比尔真被揭发出来后，他反而感到十分棘手了。比尔一直是本-古里安总理的密友和影子，这几乎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他的逮捕及真实身份的公布，无异于是在向反对党提供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搞不好甚至还可能导致现政府的垮台。
此外，比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也都有着极高的威望，当人们得知教授是一名苏联间谍时，以色列的名誉也将受到影响。到那时全世界都会惊呼：“莫斯科所掌握的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情报，原来都是来自特拉维夫。”
然而，顾虑归顾虑，当以色列国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胁时，任何顾虑都将被哈雷尔置于脑后。1961年3 月31日，哈雷尔下令逮捕比尔。
那天，辛贝特特工与警察抓住比尔的时候，比尔正将一些文件交给克格勃间谍维克托·索科洛夫（他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潜伏在特拉维夫）。这些文件包括本-古里安总理日记的摘录和一份有关一家以色列国防企业情况的报告。
在法庭上，比尔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编造的。他从未像他夸口的那样获得过历史博士学位，也从未到过西班牙。后来，他在狱中又推翻了他在法庭上的招供，并宣称他原来介绍的经历是真实的。至此，有关其确切身份的问题就更成了一个谜。
尽管不知道比尔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以色列法官还是发现了其不可辩驳的罪证，特拉维夫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他15年徒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比尔1966年于狱中去世之前，他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想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结盟的而非亲西方的国家。
哈雷尔“忽悠”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反间谍战”取得一系胜利的同时，在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哈雷尔领导下的摩萨德还成功地实施了一项项的“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的英、法两国自然不肯答应，就决定通过武力来制止当时埃及的纳赛尔政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让美国人也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拉入了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当时希望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给，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政府自当年4月起，就开始武装以色列，把自己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药。
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加这次战争的意图。美国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命令有“中央情报局的‘瘟神’”之称的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传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结果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突然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向埃及发起突然袭击。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美国中央情报局电告了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当时杜勒斯就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吼：
“他们把我们骗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之后，哈雷尔又全力以赴，领导摩萨德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行动中。他发誓要亲手将这个对600万犹太冤魂负有主要责任的纳粹头目捉拿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