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父亲少年时读过三年私塾。按当时的家境，原是可以继续深造下去的。岂料，人有旦夕祸福，在他十岁那年，我的祖父患了严重的胃出血症，多方救治，不见转机，两年后病故了，年仅三十七岁。家里的二十几亩薄田，在延医求药和处理丧事过程中，先后卖出了一多半。孤儿、寡母，再也撑持不起这个家业了，哪管是办一点点小事都要花钱找人，典当财物，直到最后把村里人称作“地眼”的两亩园田也典当出去了。生活无着，祖母去了北镇城里的浆洗坊，父亲流浪到河西，给大财主“何百万”家佣工，开始当僮仆，后来又下庄稼地当了几年长工。
听父亲讲，这个大户人家是旗人，祖居奉天，后来迁到此地。大少爷游手好闲，偏爱鼓曲，结交了一伙儿喜爱“子弟书”和东北大鼓的朋友。一进腊月门，农村收仓猫冬，便让长工赶着马车去锦州接“说书先生”(这一带称艺人为“先生”)，弹唱起来，往往彻夜连宵。遇有红白喜事，盖新房，小孩办满月，老人祝寿诞，都要请来“说书先生”唱上三天两宿。招待的饭菜一例是高粱米干饭，酸菜炖猪肉、血肠。所以，艺人们有一套俏皮嗑儿：“有心要改行，舍不得白肉和血肠；有心要不干，舍不得肉汤泡干饭。”何家藏有大量的“子弟书”唱本，都是由沈阳文盛堂和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父亲从小服侍大少爷，在端茶送水过程中，经常有机会接触这种艺术形式，培养了终生的爱好。
成家立业、自顶门户以后，父亲也还是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找来一些“子弟书”看。到街上办事，宁可少吃一顿饭，饿着肚子，也要省出一点钱来，买回几册薄薄的只有十页、二十页的唱本。冬天闲暇时间比较多，他总是捧着唱本，唱了一遍又一遍。长夜无眠，他有时半夜起来，就着昏暗的小油灯，压低了音调，吟唱个不停。有些书段听的次数多了，渐渐地，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也都能背诵如流了。这对我日后喜爱诗词、练习诗词写作起到了熏陶、促进的作用，甚至对于我的父亲以及我小时候情绪的感染、性格的塑造都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毕竟是有限度的。那个时候的乡下，本质上还是一个日常生活、日常观念的世界。人们有限的精力和体力，几乎全部投入带有自然色彩的自在的生活、生产之中，而非日常所必需的社会活动领域和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尚未得以建构，或者说尚未真正形成。尽管我父亲算是一种例外，他的酷爱曲艺，喜欢文学作品，并不止于单纯消遣的层面，但是，也还谈不上进入自觉的非日常生活主体的创造性审美意境。而就绝大多数的读者、听众来说，这类通俗的曲艺作品，不过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添加剂，发挥着消除体力劳动的疲倦，消磨千篇一律的无聊光阴的作用。这样，在这些曲艺作品走向千家万户的同时，也就失落其固有的内在审美本质，变成了一种同纸牌、马戏差不多少的纯粹的日常消遣品。
父亲喜爱“子弟书”，可说是终生不渝，甚至是老而弥笃。在我外出学习、工作之后，每当寒暑假或节日回家之前，父亲都要写信告诉我，吃的用的，家里都不缺，什么也不要往回带，但在信尾往往总要附加一句：如果见到新的“子弟书”唱本出版，无论如何也要买到手，带回来。遗憾的是，五六十年代这种书出得很少。为了使他不致空盼一场，我只好到市图书馆去借阅，那里有我一个老同学，我所有的借书都记在他的名下。1969年春节前夕，我回家探亲，父亲卧病在床许多天了，每天进食很少，闭着眼睛不愿说话。但是，当听我说到带回来一本《子弟书抄》时，立刻强打起精神，靠着枕头坐了起来，戴上了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脸上时时现出欣悦的神色。当翻阅到《书目集锦》这个小段时，还轻声地念了起来：
有一个《风流词客》离开了《高老庄》，
一心要到《游武庙》里去《降香》。
转过了《长坂坡》来至《蜈蚣岭》，
《翠屏山》一过就到了《望乡》。
前面是《淤泥河》的《桃花岸》，
老渔翁在《宁武关》前独钓《寒江》。
那《拿螃蟹》的人儿《渔家乐》，
《武陵源》里面《蓼花香》。
《新凤仪亭》紧对着《旧院池馆》，
《花木兰》《两宴大观园》。
《红梅阁》《巧使连环计》，
《颜如玉》《品茶栊翠庵》。
《柳敬亭》说，人生痴梦耳，
《长随叹》说，那是《蝴蝶梦》《黄粱》。
……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父亲连声地称赞着。但是，他身体已经过于虚弱，实在是支撑不住了，慢慢地把书本放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