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波西：
在漫长无果的等待之后，我终于下决心给你写信，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不愿在长达两年的牢役生活中，除了看到那些令我痛苦的消息外，竟未收到任何来自你的一言半语。
虽然你我间多舛可悲的友情关系是以我的身败名裂告终，然而对我们昔日的情感却常萦绕我心。并且一想到我心中曾经的盈爱之地将会永远被厌恶、怨恨和蔑视侵占，我就不由得悲从中来。我想，你本人也将会在心里感到，给铁窗内孤独的我写信会好于未经应允将我的信件发表，或未经请求献诗给我，尽管世上无人知晓你会在信中选择怎样的词语作为你的回答或吁求，以表达你的悲伤、激情、悔恨或冷漠。
对于虚荣的你，我确信这封信将会正中你的痛处。因为，我会写你我的生活，你我的过去和将来，其间甜蜜如何变为痛苦，痛苦又如何变为快乐。若我做到了，就请你一遍一遍读这封信，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心全部吞噬。若你发现信中有不实之处，那么请记住，一个人应该对自己因过错而受冤枉心怀感激。如果信中有一段落能让你热泪盈眶，那就请你像我们这些狱中人一样哭吧！你知道，监狱里哭泣的时段不分白天黑夜。眼泪是唯一能拯救你的。如果像上次你读到我给罗比
的信中那些对你的轻蔑和嘲笑后所做的那样，又去找你母亲撒娇抱怨，以此让她来安抚劝慰你，又把你哄得扬扬得意、不可一世，那你将彻底迷失。如果你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虚假的借口，那你会很快找到一百个，这和从前的你别无二致。你仍然会像答复罗比那样，说我“将无价值的动机强加于你”吗？哈！你对生活没有动机，仅有胃口。动机是一种智力目标。我们友谊的开始之际你是“年少无知”的吗？你的缺陷并不是你对生活懂得太少，正相反，你对生活知道得太多了。开满鲜花、清新如晨的少年时光，它的纯净清澈的光束，它的天真无邪的喜悦和憧憬，所有这些都被你置于脑后。你迅捷地从浪漫跑入现实，阴沟和生活于阴沟中的生命开始吸引你。这是你的一切麻烦的开始之时，也正是你开始有求于我之日。根据俗世看法，我出于同情和善良，如此不明智地向你伸出了援手。你必须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尽管信中每一个字对你都可能像一束炽焰或一把冰刀，会弄伤你娇弱的肌肤，会令它流血。记住，众神眼中的蠢人和凡人眼中的笨蛋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人可能对艺术的嬗变形式和思想的进步形态毫不知晓，对拉丁诗恢宏庄严的气度和希腊语嘹亮丰富的音韵毫无感觉，对托斯卡纳的雕塑视而不见，或对伊丽莎白风格的歌曲置若罔闻，但这个人依然可以饱含最美好的智慧。真正的愚蠢之辈是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人，正如那些受众神嘲笑或损毁的人。长久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位愚人，你也一直是这样一个蠢蛋。是的，不折不扣，就是这样。不用害怕。轻浮浅薄是终极罪恶。能被意识到的事都是对的。也请你记住，我将它记载到纸上时的痛苦，比你将在信中读它时的痛苦痛上百倍。那些无法捉摸的力量对你已经很仁慈了。你所见的生活那怪异悲惨的景象就如同透过水晶球看到的影子，美杜莎之头将活人变为石头的惨剧你也只需隔镜观看。你一直在花海中徜徉，而我曾经的美丽世界已黯然失色，了无生机。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无比自责。此时此刻，我正坐在阴暗的牢里，身为一个遭人唾弃、穿着囚服的落魄者，我诅咒我自己。在痛苦无眠的黑夜里，在单调悲伤的时日里，我只指责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居然允许一段没有清明智慧的友谊主宰了我全部的生活。这种友谊的出发点既非创造美，亦非思索美。从一开始你我之间就存在鸿沟：你读中学时就游手好闲，进大学后又变本加厉，祸根从此埋下。你意识不到有一类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他们的创作质量取决于个性的强烈释放。我的艺术创作要求有思想的相伴，有尚智的氛围：平静、安宁和孤寂。我的作品完成时你大为赞赏，它们初登大雅之堂带来的辉煌以及紧随其后的觥筹交错令你兴奋。作为一名杰出艺术家的密友，你自然倍感光彩。但是，你不知道艺术作品产生的必备条件。我在这里不是夸大其词，而是从确切事实的角度提醒你：我没有在你我共处的整个过程中写过一行文字。不管是在托奎、戈林、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其他地方，只要身边有你，我的生命总处于一种完全荒芜怠惰的状态。并且，我不无遗憾地说，除了少数时段外，你总是在我身边。
下面我从众多例子中仅举一例。比如，我记得一八九三年九月，纯粹是为了工作不受干扰，我住进了圣詹姆斯旅馆的一套单人间。因为我本与约翰·黑尔签约写一剧本，已经因逾期违约了，他为此对我穷追不舍。第一周你确实独善其身没来找我。在这之前我们关于你翻译的《莎乐美》的艺术价值意见相左（那倒也自然），于是你接二连三地给我寄来数封愚蠢的信，得意扬扬。那一周，我完成了《理想丈夫》第一幕的全部写作，第二周你来了，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工作。我每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赶到旅馆的住处，为的是有机会不受干扰地思考和写作。这些干扰与我自己的家庭密不可分，尽管我的家庭是安宁和睦的，但我的努力白费了。十二点你开车驾到，抽烟聊天一直待到下午一点三十分，然后我得带你去皇家咖啡屋或伯克利吃午饭。加上喝甜酒午饭一直持续到三点三十分，然后你去怀特俱乐部休息一小时。喝茶的时候你又出现了，一直待到换正装吃晚饭。然后你和我或去萨瓦，或去泰德街，通常我们要到午夜才分开，威利斯家晚宴是迷醉一天的终止符。这就是那三个月我每天的生活，天天如此，除了你出国的四天。那样一来，我当然又得去加莱接你回来。对于我的天性和脾气来说，这样的生活顿时显得怪诞可悲起来。
你现在肯定意识到了吧？你必须清楚，你缺乏独处的能力，需要别人不断关注你，你天生对别人的注意力和时间苛求过甚；你的思维和智力缺少持久的专注性——这真是不幸，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在智力学识方面你远未获得典雅从容的“牛津气质”。纵横捭阖、满腹经纶的牛津人总是文质彬彬，能优雅地玩味诸多思想观念，而你仅以激烈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意见。所有这些事实，连同另一事实——即你的兴趣欲望在于生活而不在艺术——对你自身文化的进步和对我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工作，都带来了同等的危害。当我将你我之间的友谊，与比我更年轻的约翰·格雷和皮埃尔·路易斯之间的友谊对比时，我深感羞愧。我真正的生命，我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生活是和他们相连的，他们对我也持同样看法。
你我朋友一场，现在我并不想再提这场友谊的可怕后果，我只是在思考你我还是朋友时我们友谊的质量——那对我来说真是思想的堕落。你具有一种萌芽状态的艺术气质，但是否因为我遇见你太迟或太早，我不知道是哪一种。你一离开我就一切安好。在我前面提及的同年十二月，我终于说服你母亲将你送出英格兰。你一离开，我马上重拾业已千疮百孔的想象之网，重新将生活掌握在自己的双手中。我不仅完成了《理想丈夫》剧本余下的三幕，而且构思并基本完成了另外两部类型迥异的剧作：《佛罗伦萨的悲剧》和《神圣妓女》。但突然，我的幸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你不请自来，如一名不速之客回国了。我的两部尚待完善的剧作就此搁浅，我无法再续写它们，当初创作它们时的心境消遁殆尽。你现在作为已出版了好几本诗集的作者，将能认识到我所言不虚。不管你能不能认识到这点，它都是占据我们友谊核心的一个可怕的真相。和你厮混就是对我的艺术完全的毁灭，允许你一直横亘在艺术和我之间，对我自己而言，则是彻底的羞愧和耻辱。这点，你既不知道，也不理解，更不重视。当然，我没有任何权力指望你什么。你的兴趣只在一日三餐和自我心情的起伏，诸多欲望归根到底就是寻欢作乐，普通或比普通还不如的享乐都在你的兴趣范围之内。这些就是你的天性所需，或你自认的一时欢娱所需。我本应禁止你不经邀请来我家或我的公寓，没能做到只能完全怪我自己软弱。是的，这仅仅是软弱。对我来说，与艺术共舞半小时远胜过与你相处一天。其实相比艺术，发生在我生命中任何阶段的任何事物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一位艺术家，当软弱令想象力瘫痪时，软弱几乎就是犯罪。
我再一次谴责我自己，居然允许你令我在经济上陷入可耻的破产境地。我记得一八九二年十月初，我和你母亲坐在布莱克奈尔秋色渐浓的树林中。那时我对你的真正性格不甚了解。我们之间的交往只限于一起在牛津度过周六至周一的日子，以及一起在克劳默打高尔夫球的那十天经历。我和你母亲的话题渐渐转向你，你母亲对我谈起你的性格。她告诉我你有两大毛病：虚荣以及——用你母亲的话说——“彻底错误的金钱观”。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听了这话后是如何大笑的。我毫无预见之能，根本想不到你的第一个弱点将会让我坐牢，第二个会使我破产。我觉得虚荣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可佩戴的优雅之花；至于奢华——因为我想你母亲指的仅仅是奢华，谨慎节俭的美德也不符合我本人的天性气质或家世门第。但我们的友谊发展不到一个月时，我开始体会到你母亲话语的真正意味，体会到你对挥霍无度生活的执着和对金钱的无度索求：你声称不管我是否和你一起，你所有的享乐开销必须由我支付。因此，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随着你对我生活的控制欲越来越强，我越来越无法忍受你那单调的趣味——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在与吃喝相关的活动上。餐桌上偶尔摆放红酒玫瑰是赏心悦目的，但是你的所作所为超过了品味和节制方面的限度。你的索求没有雅趣，你的接受不带感恩。你开始认为你有权利靠我提供花销度日，并且以一种你从未习惯的奢侈方式寻欢作乐。正由于这样的想法，你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以致最后在阿尔及尔的赌场一输了钱，第二天早上你就会给我发份电报，让我在伦敦将相应的钱打入你的银行户头，然后你再也不去理会这类事，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
如果我告诉你从一八九二年秋至我入狱为止我和你的花费，你将对自己热衷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我花在你身上的钱和与你一起花的钱加起来超过五千英镑，这还不包括我自己的账单，你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吗？我与你在伦敦度过普通一天的一般花费如下：中餐、正餐、晚餐、娱乐、马车及其他，十二镑至二十镑不等，按这样计算一周的花费自然就是八十镑至一百三十镑。我们在戈林三个月的开销（当然包括房租）就达一千三百四十镑。我必须和破产财产管理人一笔笔确认生活中的每一款项，这真是让人感到糟透了。当然，“朴素的生活和高贵的思想”是那时的你无法理解的理想，但如此奢侈对你我都是耻辱。我记忆中最愉快的一次就餐是和罗比在索霍区的一家小咖啡馆进行的，我们花费的“先令”数额和与你就餐所花费的“英镑”数额相等。三法郎五十分的套菜就囊括了谈论的思想、名称以及优雅的款待、氛围。和你一起花天酒地后却一无所剩，只留下吃喝无度的记忆。我对你的一味迁就也对你有害，这你现在也知道了。它时常令你贪得无厌——时常不止是一点肆无忌惮，而是完全的粗野无礼。太多时候招待你真是毫无乐趣和荣幸可言。你忘了与人相处时甜美雅致的风度——这里我就不说正式的感谢礼节了，因为正式礼仪会令亲密的友谊窒息——但是简单的与人相伴时的甜美雅致、愉快谈吐的魅力，即希腊人所称的“愉快的谈话”，以及所有那些让生活变得可爱温和的人性光芒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对生活的陪衬，就像音乐能让沉默的蛮荒之地回荡着温柔和谐的旋律一样。虽然你可能会大感怪异，我落魄至此，竟还能分辨出一种耻辱和另一种耻辱的区别，但我仍然要坦白地承认，将这些金钱愚蠢地花到你身上，并让你将我的财产挥霍到对你我都造成伤害的程度，在我看来，如此种种是导致我破产的原因和我放荡荒淫的标志——这令我感到双倍的羞辱。我不是为这些丑事而生的，我志在他处。
但我最为自责的，是允许你将我带入彻底的道德堕落。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完全屈从了你。这听上去怪异，但确实是真的。那些持续不断发生的作乐场景对你几乎成了生理上的需要，身陷其中的你身心扭曲，成为一个令人不忍卒视、不忍卒听的可怕之物：那种遗传自你父亲的可怕的躁狂症、热衷于挥写令人生厌的恶心信件的癖好。你会长时间一言不发，任由愠怒情绪蔓延，同时又会突然癫痫式地狂怒，由此可见你完全没有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我所有这些话都能在写给你的一封信中找到，信中不乏哀怜的恳求——如果当时的你能从信的措辞结构或言语表达上体悟到信中的哀怜请求的话。但是这封信被你丢在萨瓦或别的宾馆，又被你父亲的律师在法庭上用来出示指控我。我敢说，所有这些导致我最终屈从于你与日俱增的无度要求。这对我是致命的，你让人精疲力尽。这就是低劣人性对高贵人性的胜利，或是弱者成为暴君主宰强者的事例，在我的一部剧作中，我称这样的暴君为“唯一能长久盘踞其位的暴君”。
不可避免的是，生活中与他人建立的每一种关系都需要找到某种“相处方式”。和你相处，一个人或者将自己放弃，或者放弃你，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出于对你错掷的挚爱，出于对你性格缺陷深深的怜悯，出于我自己出了名的随和和凯尔特式的慵懒，出于一名艺术家对粗俗场景和丑陋言语本能的厌恶，出于我那时本性中无力承受“愤恨”这种情绪，出于不喜见到因我认为的那些琐屑之事令生活变得黯然失色、丑陋不堪——我的眼睛关注的是别的事情，这些琐屑之事激不起我片刻的兴趣——出于以上种种听起来非常简单的理由，我总是向你让步。让步的结果自然是你不断得寸进尺，你越来越无理地榨取我。你最卑劣的动机、最低俗的欲望、最庸常的激情，成为你指导别人生活的律法，并且如有需要，你将毫无顾忌地要求他人在生活上做出牺牲。你知道通过大吵大闹总能如愿以偿，很自然，你几乎是无意识地将每一种粗暴行径推向极致，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最终，你都不知道自己忙碌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是冲着何种目标而活。在成功攫取了我的天赋、意志力和财富之后，你继续盲目地以一种从不衰竭的欲火和贪婪占有我全部的生命。你得到它了——就在我一生最为危险悲惨的时刻，就在我开始采取蹩脚荒唐的行动之前。一方面，你父亲在我的俱乐部留下可憎的卡片对我大加鞭挞，另一方面你以同样可憎的信件向我发起攻击。那天早上你写给我的信，是你出于最可耻的动机而写得最糟糕的一封信。那天早上我让你带我去治安法庭，向法庭申请对你父亲荒谬的逮捕令。裹挟在你们两位之间让我失去了头脑，我的判断力弃我而去，恐惧取而代之。坦率地说，面对你们两位我无处逃生，犹如一头瞎眼的公牛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屠宰场。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心理错误：一直以为在小事上对你让步无关紧要，待到重大时刻到来时，我会重新行使卓越的意志力。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到了重大时刻，我却彻底丧失了意志力。生活其实没有大事小事之分，所有事物都有着相同的价值。我对你事事迁就的习惯不知不觉已成为自己性情中真实的一部分，它将我的性情浇铸为一种永久性的致命情绪，而我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这就是佩特在其散文集第一版的跋中措辞微妙地说的“形成习惯就注定失败”的应有之意。佩特当初说这话时，迟钝的牛津人以为他只是故意颠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多少有些乏味的论述，殊不知此话隐含了一种奇妙但可怕的真理。我任由你吸干了我的元气，我可以见证，一种习惯的形成带来的不仅仅是失败而且还有毁灭。你在道德上对我的毁灭远胜于你在艺术上对我造成的破坏。
逮捕令一旦发出，你的意志自然指挥一切。我本应留在伦敦征询有识之士的良言，冷静地思考自己身处的可恶陷阱——直到今天你父亲仍称之为诱饵圈套——你却死缠着要我带你去蒙特卡洛，去那个世界上最龌龊恶心的地方。然后，只要赌场开门，你就整日整夜在里面狂赌。而我被独自撂在外面，因为我对巴卡拉纸牌戏毫无兴趣。你拒绝花哪怕五分钟与我讨论你和你父亲将我带入的不堪之境，我在蒙城唯一的工作就是替你支付旅馆费和赌债。稍许提及我即将面临的严酷煎熬，你便感到不耐烦，它远不及别人向你推荐的新款香槟能提起你的兴趣……
返回伦敦后，一些真正关心我的朋友善意提醒我去海外避险，不要去打一场不可能赢的官司。你却说这些好友的善言动机龌龊，若我听从，我就是一名懦夫。你逼我厚着脸皮将官司进行到底——如果可能的话，让我深陷于你愚蠢荒诞的伪证之中。结果我被捕入狱，而你父亲成为一时的英雄。着实奇怪，成为一时英雄的不仅仅是你父亲，你的整个家族现在都跃居万古流芳之列。这或许可以说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是历史中的哥特因素产生的怪诞效果。这使得克利俄成为众缪斯中最轻佻的一位，而你的父亲将永远成为主日学校文学中善良纯洁父母的原型，你会与婴儿撒母耳为邻，而我将会深陷在地狱最底部的泥潭中，我的左边是吉尔斯·德·雷，右边是马奎斯·德·萨德。
当然，我本应摆脱你的，我本应将你甩掉，就像抖落粘在衣服上的叮人的东西一样。埃斯库罗斯讲过这样一则精彩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将一头幼狮抚养长大，他爱这头幼狮，因为他每次叫它，小家伙就扑闪着一对亮眼走到他跟前，摇尾示好，讨要食物。随着小狮子的长大，它族类的天然本性流露出来了，最终毁灭了主人、他的房子和他的一切财产。我感觉我的遭遇就如那位主人，但我的过错不在于我没离开你，而是离开你太频繁。我还记得，我通常是每隔三个月就有规律地与你断交一次，而每次断交之后，你都想方设法乞求我，发电报或者写信，通过你我朋友的规劝和其他类似的做法来诱导我允许你回来。一八九三年三月底，当你走出我在托奎的房子时，我就下定决心永不和你说话，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你回到我身边。在你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你大吵大闹，实在是令人恶心。但随后你从布里斯托尔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哀求我原谅并让你回来。你留在这里的那位家庭教师告诉我，在他看来，你的言行举止有时是相当不负责的，并且大多曼格德拉的市民——虽然不是所有市民——也持相同意见。我同意与你见面，当然又原谅了你。在去市中心的路上，你又哀求我带你去萨瓦。那一趟对我是真正的致命之旅。
三个月后的六月，我们到了戈林。你在牛津的几位朋友过来从周六住到周一。他们离开的那天早上，你又狂耍脾气，可怕又可悲。随后我告诉你我们必须分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站在平整的槌球场上，四周是漂亮的草坪。我向你指出，我们正在毁灭彼此的生活，你正将我彻头彻尾地拖垮，而我显然也无法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我们两人必须彻底分离，永不相见，这对双方都不失为明智之举。午饭后你满腹愠怒地走了，让管家在你离开后将一封言辞极为粗鲁无礼的信件转交给我。然而三天不到，你故伎重演，从伦敦发来电报乞求我原谅，想与我重归于好。在这之前，为了使你高兴，我租下这一寓所；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雇用了你的仆人。现在，看到你成为你自己恶劣脾气的牺牲品，我心如刀割。我喜欢你，于是同意你回来并原谅了你。又过了三个月，即同年九月，你又失控发作了，起因是你尝试翻译我的《莎乐美》剧本，我指出了你译文中一些学龄孩童级别的错误。想必你现在肯定是一位相当了得的法文学者了吧，你肯定也知道自己当年的译本非常差劲，与当时自己普通牛津学生的身份很不般配，更达不到原著的水平。当然，当年的你是不知道这点的，并且在一份措辞暴烈的信中，声称对我“没有任何智识上的义务”。记得当时读到这句话，我感到这是我们整个交往过程中你写给我的唯一一句真话。我发现你更适合于一种文化层次较低的友谊，我这样说只是出于友人的坦诚，不带半点责备意味。所有伙伴关系的维系纽带，不管是婚姻还是友谊，最终都归于对话，而对话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在两个文化差异悬殊的人之间，共同基础只可能是最低级的。思想与行动中的每一个琐细之处都是迷人的，我将之视为蕴含在戏剧和悖论中璀璨智慧的底色。但是你我生活的浮华愚蠢令我倍感厌倦乏味，“阴沟泥潭”是我们相处的唯一去处。尽管有时你谈论的话题很迷人，的确迷人，但最后它们仍在你一遍遍的重复下变得单调无趣。我常感厌倦，犹如行尸走肉，但又无奈地接受，正如我要接受你对听杂耍剧场的狂热，或是你在吃喝方面荒唐的穷奢极欲，或是在我看来你的任何毫无吸引力的性格特征那样。一个人除了苦苦忍受，别无他法。这就是认识你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的一部分。离开戈林后我去了迪纳德，住了两周。我没带上你，对此你又勃然大怒。在我离开戈林之前，你在阿尔贝马勒旅馆为此事又大吵大闹，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然后你又往我将要住上几天的乡村寓所发了几封同样令人不悦的电报。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你有责任和你自己的朋友共度一段时日，因为你整个社交季都不在他们身边。但实际上，和你坦白地说吧，我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你和我搅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已经近十二个星期了，你的如影相随令我备受折磨且不堪重负，我需要离开你得到休息和自由。我必须要独处一阵，从我的精神状态来看这也是必需的。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承认我从刚才引用过的那封信里，看到了不留怨恨地结束你我之间这段致命友情的极好机会。正如那个阳光灿烂的六月清晨我在戈林试图要做的那样，那是三个月前的事了。然而有人告知我——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你落难那会儿还向他求助过——如果将你的译作像小学生的练习题一样返还给你，你会大受伤害，甚至可能会蒙羞受辱。他还说我对你的思想水准期望过高，并且不管你写什么或做什么，你对我完全是忠心耿耿。在你的文学起步阶段，我不想第一个站出来阻拦你或打压你。我很清楚，除了诗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通过翻译充分表达我作品的色彩和韵律。我一直都把奉献当作一种不应轻易丢弃的美德。出于这种考虑，我将你和你的译作一起收下。恰好三个月之后，你我之间一连串的闹腾终于以非同寻常、令人作呕的场景告终。一个周一的傍晚，你和你的两位朋友来到我的住处。为了逃离你，我第二天早上就飞往国外，还给家人留下了一个荒唐的理由来解释我的突然离去；并且为了避免你乘下一趟火车追来，我给我的仆人留下了一个假地址。记得那天下午，坐在呼啸着驶向巴黎的列车车厢里，我恍惚如梦，想我王尔德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人物，竟然会深陷这样一种可怕的、完全错误的、不可想象的生活状态之中。为了尽力摆脱一段会完全毁灭我身上一切美好品性——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道义方面——的友谊，我实际上是被迫逃离英格兰的。看，我正在逃离的那个与我纠缠不清的人，不是凭空从阴沟或沼泽地带一跃而起进入现代生活的怪物，而正是你——一位社会阶层与我相当的年轻人，和我一样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同所学院，并且是我家里的常客。与往常一样，充满恳求和悔意的电报接踵而至，我未理睬它们。你发来最后通牒：若我不和你见面，你将绝不去埃及。你清楚并且也同意，我曾请求你母亲送你离开英格兰去埃及，因为伦敦正在毁灭你的生活。我知道若你真的不去，对你母亲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她，我又与你见面了。你一定还记得，我当时是带着怎样强烈的情感原谅了你的过去，尽管对于未来的安排我片语未提。
记得回到伦敦的第二天，我坐在自己房间里，严肃且不无忧伤地努力思考：你是否真如我所见的那样满身遍布可怕的缺陷？是否你带给自身和他人的全是一种毁灭的力量？是否人们与你接近甚至只是相识都会陷入致命的厄运？整个星期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也不时疑惑我对你的认识是不是公正无误。周末我收到你母亲的来信，信里充分表述我对你的每一种感觉。她在信中说你的虚荣心盲目膨胀，甚至到了蔑视自己家人的地步，竟然说自己哥哥——那位坦率的人——“像个庸人”；你暴烈的脾气令你母亲怯于谈及你的生活，尽管她知道而且也能感觉得到你目前正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处理钱财的行为、你的堕落和日常所起的变化更是令她忧心忡忡。当然，她清楚你背负了“遗传”这一可怕的负担，她心存恐惧，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她这样写道：“他是我孩子中继承了道格拉斯家致命气质的一个。”信末她声称有必要说明，她认为你和我的友情交往加剧了你的虚荣行径，成了你所有错误的源头。你母亲恳请我不要在国外见你。我马上给她写了回信，告诉她我完全同意她信中说的每一个字，此外我还说了更多的内容。我尽我所能告诉她：你和我的友谊开始于你在牛津读本科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和严重的困难，于是过来找我帮助。我告诉她你的生活一直处于类似的困境中，并无多大改观。你将去比利时的原因归咎于你的旅伴，你的母亲责怪我不该将那人介绍给你。我向她说明情况，认为真正要承担责任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在回信的最后，我向你母亲保证我没有一丝要在国外见你的打算，并请求她尽可能把你留在那里，如果有可能就让你去担任名誉使馆专员，如不可能，就去学现代语言，或做她能决定的任何其他选择，至少留个两三年，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在这期间，你从埃及不断给我写信。我读了那些信件，然后将它们撕毁，一概不予回应。我终于恢复平静，不想再和你有什么瓜葛了。我已下定决心，并且很高兴终于又能投身到曾允许你打断了的艺术探寻中去了。过了三个月，意想不到的是，你母亲又亲自给我写信了。你母亲性格的不幸在于她薄弱的意志力，它对我的悲剧人生的致命打击绝不亚于你父亲的暴烈性格。毫无疑问，你母亲的这封信自然是在你的挑动怂恿下写的。她在信中告诉我，你没有我的音信焦虑万分。为了不让我找借口不和你联系，她随信告诉我你在雅典的地址，这个地址我自然早就知道了。我承认这封信令我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在我那样回复了她十二月写的那封信之后，她怎么还会想方设法修复我与你不幸的友谊。当然，我告知你母亲来信已收到，我再一次催促她试着将你安排进某个驻外大使馆，这样就能阻止你返回英国。但我没有给你写信，并一如既往地对你的信件漠然视之。不料最后你居然给我的妻子发电报，央求她对我施加影响，让我给你写信。我们的交往一直以来是我妻子的心头大患，不仅仅因为她个人从未喜欢过你，而且也因为她看到与你持续交往如何改变了我——不是往好的方面改变。但如同她一直以来对你亲切和蔼、盛情有加一样，她也不允许我背上一个不善待朋友的骂名。她认为，也非常清楚，这么做不符合我的性格。在我妻子的请求下我确实又和你联系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回给你的那份电报中的每一个字。我说时间会愈合每一处伤口，但在接下来的长久岁月里，我既不会给你写信，也不会与你见面。你立刻动身赶来巴黎，沿途不断地给我发来热情激荡的电报，央求我无论如何要见你一面。我拒绝了。你于周六深夜抵达巴黎，但之前我已在你下榻的旅店留下一封短信声明我不会见你。第二天早上，我在泰特街收到你一封长达十页或十一页的电报。你在电报中说，无论你过去对我做过什么，你难以相信我会决然拒绝见你。你提醒我，为了见我一面，哪怕是见上一小时，你在过去六天里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地横跨欧洲，路上没有片刻停留。我必须承认，你的恸哭哀求确确实实打动了我，信的结尾处你威胁说要自杀，而且你说那话不是遮遮掩掩的。你曾多次告诉过我你的家族中有多少人的双手是被自己的鲜血玷污的：你的叔叔肯定是，你的爷爷可能是，其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亲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的。你在我的心头激起怜悯；我对你曾有过的爱意；对你母亲的顾虑——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形中，你的死对她将是无法承受的打击；还有一种恐惧——想到如此年轻的生命，尽管有种种丑行劣迹，仍不失与生俱来的美丽和希望，却以这样恶心恐怖的方式枯萎；还有单纯出于人性本身的考虑：以上所有这些就是我最终同意让你与我见上最后一面的理由。我抵达巴黎后，你不时痛哭流涕。我们先在沃瓦萨进晚餐，然后在帕亚德吃夜宵，整个过程，你时时泣不成声，双颊热泪长流。你毫不掩饰见到我的喜悦，一有机会就紧握我的手，像个知错悔过的孩子，你的忏悔在那一刻是如此单纯真诚，使得我最终同意和你重建友谊。两天以后我们一起回到伦敦，你父亲看见你和我在皇家咖啡厅共进午餐，便过来加入我们这一桌，喝了我的葡萄酒。随后那天下午，你父亲在给你的一封信中开始对我进行第一次人身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