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兴衰忧思
1931年，是中国国难极其深重的一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我东北三省。由于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以致数十万东北军几乎未放一枪，就将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日本侵略军，引起全国人民无比的悲愤。
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反动卖国政策，一面软弱地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一面疯狂地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徐悲鸿走进自己简陋得没有一件古玩，没有一件硬木家具的小画室。这里没有画案，只有一张用来作画的旧圆桌。他随手掩上吱吱作响的屋门，坐下来后打开手中那一卷报纸，翻阅起来。
新闻标题映入他的眼帘：
“日军灭绝人性，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东北三省大部陷落！”
“战祸蔓延，国难当头；江淮大水，关中大旱！”
看着看着，徐悲鸿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难民们凄苦的呼喊声。在报纸上，也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张张憔悴的脸，一双双失神的眼睛，一个个孱弱的身躯，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
他自言自语道：“战祸、天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如何是好？”
现在，《田横五百士》画成功了。徐悲鸿以这一历史画卷来歌颂“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抨击那些媚敌求荣的民族败类！
国破家亡的惨状，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悲鸿满腔义愤。他不能再安于一般的教学和创作，他要为人民控诉，为国家呼吁，他怀着强烈的不满，开始构思巨幅油画《徯我后》。
《徯我后》取材于《书经》，描写的是夏桀暴虐，商汤带兵去讨伐暴君，受苦的老百姓盼望大军来解救他们，纷纷地说：“徯我后，后来其苏。”
意思是说，等待我们贤明的领导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画面描绘一群穷苦的老百姓在翘首遥望远方，大地干裂了，瘦弱的耕牛在啃着树根，人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焦灼的期待，那种殷切的心情，就如同大旱的灾年，渴望天边起云下雨一样。
画面高2265厘米、宽3155厘米，共有16个人物，每个都有真人般大小。
1933年初春，徐悲鸿用血泪和愤慨凝结成的大型油画《徯我后》问世了。他面对画卷，忘却了疲劳，高兴地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声音溢满画室，飞向夜空。
徐悲鸿在构思中，曾数易其稿。现在保存在徐悲鸿纪念馆里的素描画稿上，还有“吊民伐罪”的旗帜。作品表现了徐悲鸿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强烈的痛恨和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
《徯我后》和《田横五百士》两幅大型油画，一起悬挂在中央大学大礼堂里。画面壮阔，立意深刻，使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感到震撼，感到力量，深深地打动着他们的心弦。
徐悲鸿的画也让一些人害怕了。当时就有人跑去向当局报告，说他的画是蛊惑人心。徐悲鸿说：这就是我作画的目的！
1932年4月，徐悲鸿带领中大艺术系的学生们去北平参观和写生。经过天津时，应南开大学的邀请，徐悲鸿前往讲演。听到徐悲鸿在讲演中热烈赞扬中国民间艺术的丰富多彩，校长张伯警先生便对徐悲鸿谈笑风生地讲起天津泥人张的故事。
最后，他十分惋惜地说：“我少年时曾见过泥人张，可是，后来就不知他的下落了。”
徐悲鸿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他早已听到过关于泥人张的种种逸事，传说泥人张能在袖子里捏塑人像，而且惟妙惟肖。但徐悲鸿未曾亲眼见到，总不免有些怀疑。
张伯警告诉徐悲鸿：“我认识一位严范孙先生，泥人张替他的父亲和伯父都塑过像，我可以陪你去严宅。”
于是，他们驱车前往。严范孙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立刻捧出他父亲和伯父的塑像。两座塑像分别被放置在玻璃座中，座高约1尺8寸，像旁有桌椅，是木制的，其他都是泥塑。
严先生的伯父像蓄有胡须，戴了瓜皮小帽，帽上缀有宝石，右手倚靠桌上，身穿黑色的长袍马褂，神采毕现，栩栩如生。
严先生的父亲戴眼镜，穿背心，未留胡须，唇边略略下陷，现出微笑的神情。两座塑像都上了颜色，色彩简洁而淡雅。至于人物比例的精确，骨骼的肯定，与传神的微妙，都是当时在雕塑中很难见到的。
严范孙先生回忆说：“如果泥人张活到现在，将近有100岁了。他的后代也都以制泥人为业。”
徐悲鸿提出想欣赏更多的泥人张作品，待客热情的严范孙先生点头同意，便带着徐悲鸿和张伯警先生一同来到泥人张当年开设的商店参观。
他们走进门面狭窄的商店，只见上上下下，全是泥人。有古代的美人西施、王昭君及现代的摩登女郎和西装少年等，多姿多彩。但使徐悲鸿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民间人物：卖瓜者、占卜者、臃肿不堪的和尚等，真是各尽其态，美不胜收。
店主说，这都是泥人张的第五个儿子所作的。徐悲鸿激动地在那些泥人面前流连、观赏。离开商店时，他选购了一个卖糖者、两个卖糕者、一个占卜者和两个胖和尚。
当悲鸿结束行程，回到南京以后，他仍念念不忘泥人张的事迹，提笔写了一篇《泥人张感言》。他怀着热爱自己民族艺术的深厚感情，热烈赞扬泥人张的非凡成就，并为他鸣不平。
他对腐朽的艺术界发出深深的慨叹：“今日中国之艺术，人犹欲以写四王山水者，为之代表。”
徐悲鸿在南京住的中央大学宿舍房子，比较狭窄，也没有能作画的地方。钱昌照先生等几位朋友，曾倡议凑钱，给徐悲鸿建一所带有画室的住房。
房屋于1932年12月正式落成。徐悲鸿全家便由南京丹凤街迁入了新建的傅厚岗6号的楼房。
这座精巧的两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卫生间等，还有很宽阔的庭院，院内有两株高达数丈的白杨树，萧萧作语。
虽然个人有了这样安适的新居，但徐悲鸿的心情却很沉重。因为国家、民族正陷于深重的灾难中，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他是带着和全国人民同样痛苦的心情而迁入这所新居的。他将它命名为“危巢”。
徐悲鸿在《危巢小记》中写道：
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
徐悲鸿在《危巢小记》中还作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比喻：
黄山之松生危崖之上，营养不足，而生命力极强，与风霜战，奇态百出。好事者命石工凿之，置于庭园，长垣缭绕，灌溉以时，曲者日伸，瘦者日肥，奇态尽失，与常松等。悲鸿有居，毋乃类是。
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总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徐悲鸿只有更热烈地投身于工作，只有工作才能使他忘记心灵上的痛苦。
一天，徐悲鸿收到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里面还夹着一张照片。写信的人名叫滑田友。他在信上说他是江苏淮阴县一个贫苦木匠的儿子。少年时便开始学做木匠活。不久前，他用写生的方法，给他3岁的小儿子雕刻了一个木雕头像，然后用照相机拍下，现在寄来请徐悲鸿大师指正。
徐悲鸿从照片上看到那生动、可爱的幼儿头像，十分欣喜，亲自写信鼓励他。处在穷乡僻壤的滑田友收到悲鸿的亲笔信，感到极大的鼓舞，便带着这个木雕幼儿头像来到南京，求见徐悲鸿，希望能获得学习雕塑的机会。
当时，著名的雕塑家江小鹤正在塑造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徐悲鸿很快把滑田友介绍到江小鹤的工作室里，充当助手。从此，滑田友向雕塑家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后，滑田友被请去苏州一个大寺庙里，修理相传为唐代杨惠之所作的泥塑罗汉像。通过两年努力摸索和实践，滑田友掌握了雕塑的许多技法，决心献身于雕塑事业。
在1933年，徐悲鸿利用到法国办展览会之机，为滑田友出路费，将他带到巴黎。于是，滑田友在巴黎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
在那里，滑田友曾和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同住在一间廉价的小屋里。冼星海也和他一样贫困，有时，背着手风琴上街卖唱，疲乏不堪地回来，总是随手将挣到的几个法郎往桌上一摔，豪爽地说：“田友，你一半，我一半。”
滑田友就这样在巴黎刻苦学习多年，随后又在法国从事雕塑工作，终于成为一个出色的雕塑家。
当时，备受徐悲鸿器重的还有出身于贫寒家庭的蒋兆和。他慕徐悲鸿的名前往求教，徐悲鸿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他的卓越天才。于是，让他住在家里跟从自己学习素描。后来，蒋兆和成为中国著名的画家，特别以人物画出色。他的作品兼有中西画法之长，造型严谨，笔墨生动而传神，创造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现实人物的描绘，如流浪的儿童，鲁迅作品中的阿Q等，感人至深，使他成为一代宗师。这些成就是和他那深厚的素描基础分不开的。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使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
如何能使世界各国认识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呢？徐悲鸿常常这样冥思苦想，似乎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在驱使着他，要是能到国外举办一次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该多好啊。这样可以取得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同情，也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