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
1949年1月31日，宣布北平市和平解放。2月3日举行解放军入城式，我们学校在东交民巷西口内路北欢迎解放军，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解放军的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兵的威武雄姿。
全城清除垃圾大扫除
1949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派赵鹏飞为代表，带领工作组接管北平市工务局。工务局改组后，4月1日正式成立建设局，任命赵鹏飞为副局长、代理局长，4月25日，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曹言行为建设局局长。10月3日，北平市建设局改称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
1949年成立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是年5月中旬成立全城清除垃圾大扫除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常务副总指挥是建设局局长曹言行。
清除垃圾大扫除于1949年6月1日（星期三）正式开始，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高中生和大学生每人每周参加一天义务劳动。我们学校分派的任务是清除阜成门内北顺城街的垃圾，长度约200米，消纳地点是在阜成门外洪茂沟及其以东地区。清运方法全是人工，使用的工具有手推独轮车、荆筐、土篮、扁担、铁锹、四齿耙。凡是参加劳动的人每人发一条毛巾，阜成门内设有锅炉棚，备有饭碗供大家喝水。
有人看着推独轮车好像是省力气，想试一试，结果是一推就倒，只有少数几个人会推独轮车。身强力壮的人用扁担挑土篮，我们学校的同学大部分体质较弱，也不能都在城墙根装土吧！我和朱九富身高差不多，于是我们俩人架一根扁担，中间穿一个土筐这样抬土。第一趟还行，第二趟就感觉肩膀有些痛，我们俩用毛巾垫在肩膀上，走不了多远毛巾就掉。于是把毛巾缠在扁担上，这样就不掉了。我也试了试挑土篮，两个土篮的土和半筐土的重量差不多。装土的同学和抬土筐的同学也互相轮换。大家连说带唱，一边起哄，一边干活，也就不感觉累了。中午回学校吃饭，休息一会儿也就缓过来了，下午再接着干，那时候觉得身体还没什么问题，到晚上可就觉出肩膀痛了。
运土马车、运土人力板车、运土的独轮车、挑土人和抬土人都要通过阜成门。还有卖菜的人和车等都要从这里进出。阜成门的门洞大概只有5米多宽，一辆马车占了一多半。热火朝天地干活的人们都必须经过这里，所以感觉都挤在门洞里和瓮城里。
交通队及时派出交通警察来指挥，分时段单行，虽然不会堵在门洞里了，但进出城的效率太低了，大家等得着急，只好就地坐下休息，可是，刚坐下又得起来走，一天下来就是坐坐走走了。
清除垃圾大扫除于6月1日正式开始，奋战21天，清除四面城墙根垃圾约41万立方米，湖泊和河道岸上的垃圾约12万立方米。
迎接开国大典
1949年9月4日（星期日），北平市新青团市委组织各中学和大学的团员和青年擦洗天安门前金水桥和金水河两岸上的白石栏杆，我也参加了。到现场一看，金水桥和金水河两岸上石栏杆的两侧都有积土和杂草，我们带来的都是擦洗栏杆用的破布和提水用的小铁桶，没有清除积土和杂草的工具。于是到广场里找来一些树枝，用树枝清除积土。前面有人清除积土和杂草，后面有人从河里提水冲洗。同时有人洗刷石栏杆，人手充足，时间不长就将栏杆两侧的积土和杂草清除完毕，白石栏杆也都洗刷得干干净净。
9月中旬，建设局开始进行天安门前各种建筑物保洁维护，以及道路和广场整修。各种建筑物的维护都发包给营造厂承做。道路和广场整修工程由工程队施工。
9月18日（星期日）我们又来到天安门，计划参加劳动整修广场地面，其他学校也来了不少参加劳动的学生，大家听从建设局分派。我们学校和汇文中学等几个学校分派帮助整修广场地面任务，其他学校分派帮助整修东西长安街道路。
广场南面是中华门
，中华门两侧及广场东西两边有红墙（天安门瓮城城墙）。广场内石板御道的两边是土地面，高低不平，杂草丛生，大小树木数百棵。当时建设局没有推土机等施工机械，全是靠人工清除杂草、树木和平整地面，当时我们就是用铁锹清除杂草和小树的。建设局工程队在广场内东西两边各设一个烧开水的锅炉，供学生和工人们喝水。等地面平整完成后，用蒸汽压路机碾压平整。
回校后，我和几位同学商定在9月25日星期天去看看天安门的新模样，来到天安门一看，天安门城楼焕然一新了，城台外面还正在涂刷红色涂料，金水桥和金水河两边的白石栏杆格外洁白美丽，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中华门以及红墙的琉璃瓦顶都显得明亮耀眼。广场内的地面整洁，又显得宽敞了不少。中间的国旗杆也立起来了。大家感觉能为开国大典做点事情，很是高兴，觉得很光荣。
天安门前国旗杆的设计与安装
天安门前的国旗杆由建设局计划室主任林治远设计，旗杆台座由文物整理工程处设计。此事是听林治远亲口讲述的。
1950年6月14日，我正式到建设局上班，有一天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阎金声讲起天安门前国旗杆的设计和安装的情况，他说，国旗杆是计划室主任林治远设计的。我和汪宝钧对此很感兴趣，当天晚上，阎金声和我们一起来到北海“桑园”宿舍，林治远、王文俊、姚炳华、陈志德等住在“桑园”宿舍。
林治远和王文俊住西屋南头一间，陈志德和姚炳华住西屋北头一间。林主任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拜访。小汪给林主任倒了一杯茶，林主任于是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林主任说：“1949年9月中旬，军管会和市政府交给建设局一项特殊任务，就是设计、制作、安装天安门前的国旗杆。曹局长指定让我做旗杆设计，我说：‘旗杆我可以做设计，旗杆还得有个台座吧，台座是否请文物整理工程处做设计？’曹局长于是让阎金声把文物整理工程处主任林是镇请来，听曹局长和赵局长把任务和要求交代完以后，我和林老就分别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设计。旗杆和台座的初步设计完成后，局长组织本局工程师集体审议。而后，又邀请华南圭、钟森、单士元等有关人士参加审议。然后上报北平市军管会和市政府批准。”
他接着说：“国旗杆由车碾厂制作，采用三段钢管儿焊接而成。台座工程由永茂建筑公司承做。1949年9月28日，旗杆和台座安装完成以后，进行竣工验收。当即进行国旗（用红旗代替）升降试验，试验结果良好，由解放军昼夜守卫。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次日（29日）要求晚上（为避免白天群众围观）再做试验，试验依然是升降灵活。当时尚未得知开国大典的举行时间，估计应该是在10月1日上午举行。”
他继续接着说：“9月30日晚饭后，经曹局长同意，晚8点，由李焕清开车，曹局长、赵局长、林是镇和我，还有小阎，来到天安门前，汽车不许进入广场。我们走到旗杆跟前，再次检查旗杆的升降装置情况（用红旗代替国旗），不料还真出现问题，红旗升至半截突然停止，用手动方法也是既不能上升，也不能下降。由于旗杆很高，看不清旗杆顶上的情况，估计是滑轮卡住挂旗的绳子了。当时我的脑子就嗡的一下，我有点站不住了的感觉，赵局长和曹局长立即扶我坐下。”
“赵局长立即让小阎坐车去找工程总队的架子工师傅，让他想办法。工程队值班人立即派了一辆卡车，把架子工师傅和他的徒弟，还有杉篙、扎绑绳等送到天安门。师徒二人很快在铁管旗杆旁边绑附两根杉篙，接着又往上绑一根杉篙。让徒弟爬上去检查，原来是绳子脱离滑轮，于是将脱离滑车的绳拨正，为防止绳子再次出轨，在滑轮的上边缠绕一些铅丝，阻止挂旗绳外出。再做升降试验，一切正常。这天夜里，我是怎么也睡不着。10月1日凌晨4点，我自己又来到天安门工程指挥部，要求再做一次国旗升降试验，天安门警卫处不批准，并劝我回去放心休息。”
据阎金声说，开国大典在10月1日下午3点举行。午饭后，曹局长、赵局长、林治远和我又来到天安门前，总想再试一试国旗的升降装置，但是警卫人员不允许我们进入广场，经请示首长，同意曹局长、赵局长、林治远他们三人进入广场，但是不允许靠近旗杆。曹局长和赵局长陪着林治远坐在旗杆西边，十分担心地等待。
下午3点开国大典宣布开始，奏国歌，升国旗，全场人立正向国旗行注目礼，大家都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国旗行注目礼，只有林治远的精神是格外的紧张，当国旗缓缓升到顶时，林治远一下子坐在地上，旁边的人赶紧将他扶住坐好，好长时间才站立起来。
惩治南霸天
1949年秋季，外一、外二和外五区合并成立前门区，吴思行任区长（1952年调建设局任副局长），吴思行出任前门区区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惩治南霸天。
天桥地区是民间艺人居住和演出的地方，南霸天是天桥地区欺压剥削当地市民的一霸，通称“南霸天”，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南霸天。
1949年秋季的一天，斗争南霸天的大会在天桥以南路东建设局的材料场召开。市民自由参加，各学校和各单位派代表参加斗争大会。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参加了。
南霸天的模样是，光头、大胡子，上身穿黑夹袄，前衣襟敞开，里面套一件白褂子，挽着白袖口。下身穿黑裤子，扎着黑色绑腿带儿，脚穿礼服呢面儿千层底布鞋。
李成儒演的电视剧《龙须沟》中的南霸天，一点也不像真正的南霸天，反而现在有一位小品演员李琦的形象真像南霸天，如果让李琦演南霸天都不用化妆。
斗争会开完以后，把南霸天押上一辆卡车，拉到先农坛西南角（陶然亭东南角）的城墙根，执行枪决。
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
1950年春季过后，工业学校接到人事局关于土木科学生毕业后分配名单，其中我分配到建设局。而且只有我一人分配到建设局，我遂去找局长秘书阎金声，阎金声领我去见人事科崔月英科长。崔科长说：“如果你们学校同意，你可以提前来上班。”
于是我回校找教务主任齐佐周，说明情况后，请问齐主任可否让我提前去上班？齐主任说：“本学期不再授课，主要是参观等活动，你可以不参加。5月下旬必须交毕业论文，6月中旬必须参加毕业考试。”我说：“请齐主任给我开个证明可以吗？证明学校同意我提前上班。”齐主任说：“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1950年3月初的一天，我拿上介绍信跑到建设局人事科，崔科长让干事徐祖纯为我办手续。老徐说：“你还没有毕业，不能算是正式上班，暂时安排你在道路科工作。”随后，领我到道路科，副科长郑祖武把我安排在桥梁股。股长是王文俊，他安排我做描图和工程预算等工作。当天就算是上班了，工资是140斤小米。
据阎金声介绍，1949年以前，市政府及其所属各局在中南海内西北隅，1949年年底前，市政府及其所属各局全部迁出中南海。市政府机关迁至西长安街1号（府右街南口外西侧路北）。建设局迁至西单北大街114号（在灵境胡同以北路东）。
建设局的新址从前是一家豪宅，七七事变后，被汉奸官员占用，北平解放后，这里成了一所空宅院，军管会接管，1949年12月，此宅院分配给建设局。
我刚到建设局的时候，该宅院的大门在甘石桥大街（后改称西单北大街）路东的一个胡同里，胡同东头是车门，正门在北侧，门楼前有两步石台阶。主宅院是二进院，前院南房五间，东一间是门道，东房和西房都是两间，东房的南山墙是照壁。北房五间，前后出廊，中间是穿堂门。
后院无南房，南面是前院北房的后廊，正房五间，有前廊，西厢房四间前出廊，北端与北房之间有夹道，南端与南方的西端间相连，东房五间前出廊，南端与南房的东端间相连，北端与北房的东端间相连，所以，后院四面皆有廊，廊与廊对接。
主宅院的后面有西房三间，正北房是七间，西耳房两间，东耳房四间。东房是一栋前后出廊的大木板房，面宽四间，进深三间。东房的南端与后院的北房之间是通道。
东房的东面是一个跨院，跨院的南面是院墙，中间有一个月亮门。跨院内北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四间。东跨院的南面是一个小花园，中间靠西侧有一座用太湖石堆积的假山。
胡同内东头是原来进出车的大门，大门内北侧有三间门房，大门内是一个大空场，北面是东跨院南面的花园。1950年4月，将主宅院前院的南房东端门道改建成收发室，在南面开设一个小窗户。在前院东房南头的墙拆除，形成通道。将原来的车门改成正门，利用北侧的三间北房做传达室。
东面是大礼堂，大礼堂是一座东西向建筑，面宽七间，进深五间，南北两面皆有封闭式廊。礼堂门朝西开，西门外南北向是一道通廊，廊的北端与东跨院东房的南头夹道相连，南端与礼堂南院的南房相连。礼堂的南面是一个院落，院内东西有廊而无房，南房八间有前廊。
南房的后面又是一个空院，东房三间，南房十多间，一直通到西头，与西房连接。
礼堂的北面又是一个花园，东南角有一土丘，上面有一座木结构亭子。北房七间，西两间是工人宿舍，东五间是养花房。
局长是王明之，副局长是许京骐，局长秘书是阎金声，秘书室主任是张风玄，人事科科长是崔月英，财务科科长是顾建业，道路科科长是仇方城，副科长是郑祖武，建管科科长是周永源，建工科科长是赵冬日，副科长石朱兆雪，园林科科长是李嘉乐。
下属工程单位是工程总队，监委（党支部书记）是李龙，总队长是阎登有。下属其他单位有苗圃、绿化队、采石场、沥青厂、公园管理处。
据阎金声介绍，1950年1月成立卫生工程局，建设局的一部分干部和工人调入卫生工程局。曹言行调任卫生工程局局长，陈明绍任副局长。副局长赵鹏飞调出，任命王明之为局长，许京骐委副局长。
1950年2月，建设局撤销工程总队，成立道路工程事务所和养路工程事务所。道工所监委（党支部书记）是李龙，主任是阎登有，副主任是李尚德。养工所监委（党支部书记）是崔福禄，副主任代理主任是虞树椿。同时成立器材经理事务所，监委（党支部书记）是卢占鳌，经理是李善梁。
我初到建设局的时候，老区来的干部都是供给制待遇，有一位供给制人员生活管理员，负责供给制干部的食堂和生活管理。供给制人员都在小食堂就餐，留用人员都是薪金制待遇，中午在大食堂就餐，大食堂只有午餐。
李澈和阎金声是薪金制待遇，在小食堂就餐，于是也让我在小食堂就餐，和李澈、阎金声一样交饭费。
是年5月下旬，回学校交出毕业论文，6月中旬参加毕业考试。拿到毕业证书以后，立即到人事科办理正式手续。领到一枚徽章，徽章的图案是前门箭楼，上面有四面红旗，下面是一条红带，写“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领到徽章以后，心情特别高兴，我终于成为正式国家干部了。
1950年7月上旬，仇方城科长让我独当一面，交给我的任务是，桥梁养护与管理、城墙及城上建筑等古代建筑管理与维护修缮、配合公安局交通总队做新建交通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监理、新建广告牌设计与施工监理。
办理正式手续以后，我的工资还是140斤小米，当时是按半月预先发薪，每月1日和16日发工资（遇到星期日后延一天），在上月29日和30日和当月14日和15日在《北京日报》上公布四合一小米价（国营批发价、国营零售价、私营批发价、私营零售价平均值），按照四合一小米价发工资。
9月以后，来了几位年轻人，大部分在北京没有家，住在机关宿舍里，大食堂里开始有早饭和晚饭了，于是让我和新来的几位都到大食堂去吃饭。在机关住宿的年轻人多了，业余生活也就丰富起来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
三海和四海清淤工程及城区河道疏浚工程
北平解放初期，城区的河湖普遍淤积堵塞，1950年2月19日，政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上报的实施城区湖泊清淤及河道疏浚工程计划，并决定成立三海（北海、中海、南海）清淤工程总指挥部，杨尚昆任总指挥，汪东兴任副总指挥，曹言行任常务副总指挥。
市政府决定：第一，在三海清淤工程总指挥部下设指挥部。①中南海指挥部，以中央警卫局为主；②四海（积水潭、后海、什刹海、西小海）清淤工程指挥部，曹言行任指挥，许京骐任副指挥；③淤泥销纳指挥部，由城七区和近郊四区组成，城一区区长任指挥，其他各区区长任副指挥。第二，工程分工。①湖泊清淤及河道疏浚工程，由卫生工程局负责；②湖区及沿河桥梁、水工建筑物维修与改建工程，由建设局负责；③污泥消纳处理工程，由各城区政府及近郊区政府负责。第三，工人来源及食宿安排。清淤用工主要是组织失业人员，按照“以工代赈”办法发给补贴，伙食免费供应。住宿问题原则上自行解决，特殊困难人员住工棚。
三海、四海清淤工程和城区河道疏浚工程施工期间，分派我协助李尚德做湖区和沿河桥梁维修及水工建筑物改建工程施工。较大工程和水闸改建工程由李尚德主持，一般维修工程由我主持。
中南海清淤工程于3月下旬开始，首先在北海大桥的桥洞里用麻袋装土堵住，然后打开知阁闸和太妃闸，使湖水下泄。
中海和南海清淤工程没有用民工，全是军人，清淤施工由卫生工程局的技术人员和一部分工人指导施工，桥梁维修和水闸改建工程全是由建设局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负责。卫生工程局和建设局的职工早饭和晚饭在单位吃，午饭由解放军给送饭，在工地吃。
南海的水域较小，湖水基本排干，中海的中部剩余的水较多，有各种大小鱼类很多，还有不少甲鱼，未见乌龟。外运淤泥的马车和汽车停在中海北部（游泳池以南以北）的西海岸上，军人挑土篮，将淤泥送到车上。
中南海清淤工程开工不久，市民纷纷传说光绪皇帝当年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时，光绪把他手上戴的“扳指”扔到海里了，这次清淤就应该能找到。后来又有传说，中南海里挖出了“镇海宝贝”和乾隆皇帝写的“太液秋风”碑。
每天下班后回到建设局宿舍以后，同志们纷纷问我，光绪的“扳指”找到没有？听说发现“镇海之宝”，是真的吗？我说，进入南海时，淤泥已经快清除到瀛台桥的海墁了，没听说发现什么“扳指”和“镇海之宝”。
南海清淤期间，实施蜈蚣桥改建工程和知阁闸改建工程，以及瀛台桥维修工程。竣工后，所有工程资料全部交给警卫局。只允许我带出瀛台桥的概况材料。瀛台桥是一座三孔石拱桥，桥堍和桥面上铺砌青白石条形石板，两侧有节间式汉白玉石栏杆，每侧有望柱22根，栏板21块，抱鼓石2块，望柱是花蕾形柱头，栏板是寻杖下镂空式。
中南海清淤接近完成时，王登镛主持知阁闸以东的织女河、金水河、银丝沟疏浚工程，附带进行金丝沟清淤。我配合王登镛，主持沿河桥闸维修工程。这段河道的水早已排干净，我们进入现场时什么鱼也没有。此段河道上的桥和闸，由西向东依次为织女桥、西便桥、金水桥（5座）、东便桥、牛郎桥、太妃闸。而金丝沟只有一座飞龙桥。沿河桥梁和水闸基本完整，均采取保洁维护处理。河道清淤和桥梁维修完成以后，关闭西步粮桥的水闸，打开北海大桥下的堵塞物，开始排北海里的水。
北海清淤工程不再用军队，由卫生工程局派出更多干部和工人，带领“以工代赈”的民工进行清淤，动员郊区农民出马车，动员从事搬运的市民出人力排子车和手推车。建设局派出更多干部和技术工人，由李尚德和我带队实施桥梁维修和水工建筑物改建工程。
北海清淤工程期间，在小西天东边和濠濮间西面各设一个民工饭棚，卫生工程局和建设局的干部和工人，改成一天三顿饭都在工地吃。
在北海清淤期间，疏浚濠濮间明渠。李尚德和我带领桥梁维修队进行桥梁维修。北海水域的桥梁有金鳌玉蝀桥、永安桥、陟山桥、濠濮间桥、琼岛西桥，以及五龙亭之间的7座小桥。濠濮间明渠上只有一座濠濮间桥较大，其余均为小桥，除琼岛西桥外，均采取保洁维护处理。琼岛西桥原没有栏杆，由车碾厂制作铁管桥栏杆，由养工所石匠安装桥栏杆。
同期进行三海闸和蚕坛闸改建工程，这两座水闸均为单孔水闸，闸台上各有一对绞关石架。水闸改建工程由王文俊做设计，颜本松办理招投标。由新新营造厂中标承做，李尚德监工。这两座水闸改建工程竣工验收以后，李尚德调走，之后的桥梁维修工程由我一人负责。
北海清淤期间，市民的传说更加邪乎，有人传说“北海里挖出了20斤重的大乌龟”，有人传说“北海里挖出了30斤重的大乌龟和50斤的大鳖”。不久又有人传说“北海里挖出了三个金龟，大的有9斤重，较小的一个金龟重6斤，最小的金龟重3斤”。
传说越传越邪乎，三海清淤总指挥部宣传组给《北京日报》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发稿，说明中南海和北海里皆有大量各种大小鱼类，有少量甲鱼和乌龟，最大的鱼重14斤半，最大的甲鱼重11斤半，最大的乌龟重9斤。关于金龟的传说纯属谣传。
北海清淤接近完成时，由王登镛带队实施西板桥明渠疏浚工程，我带队实施沿河桥梁维修工程，于5月下旬开工。西板桥明渠上的古桥，由北往南依次有西板桥、白石桥、景山西门桥和鸳鸯桥。除西板桥的砖砌栏杆有损坏，要做修复外，其余各桥基本完整，均做一般保洁维护。
图2 北上西门和鸳鸯桥
注：北上西门位于今景山前街西口，北上西门外有鸳鸯桥。民国八年（1919年）拆除北上西门和改修鸳鸯桥桥面，此照片是在北上西门拆除之前拍摄的。京都市营造局档案存件。
图3 驮木炭的骆驼
注：故宫内不许用烧煤的火炉，取暖、烧水、做饭都是烧木炭。卖木炭的人，牵骆驼驮着木炭进城来卖，卖木炭的人牵骆驼来到北上西门外等候。此照片是民国八年（1919年）拆除北上门以前拍摄。京都市营造局档案存件。
积水潭清淤工程期间，将月牙河改建成暗沟，将月牙河上的李广桥、洋灰桥、三座桥、恭王府后身桥和西河沿桥全部拆除。管道工程完成后，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在上面修筑土路基。
然后又对四海范围内的4座桥梁（由西往东依次是，太平桥、德胜桥、银锭桥、西步粮桥）进行修缮工作，主要是维修栏杆和全桥勾缝。
水闸改建工程只有一座澄清闸，由王文俊做工程设计，颜本松办理招投标事宜，由新新营造厂中标承做，我负责监工。澄清闸原是一座闸桥合一的三孔石板梁桥，利用旧石砌墩台，建成一座丝杠式手摇升降闸。
什刹海清淤工程于6月下旬基本结束，剩下的工程主要是砌筑块石湖岸，块石湖岸工程由卫生工程局负责，直到9月上旬才全部竣工。西小海清淤后，第二年，建成一个露天游泳池。
玉河上的桥梁由北往南依次为万宁桥、雨儿胡同桥（拐棒桥）、东步粮桥、东板桥、头道桥、二道桥、箭亭桥、箭亭南桥、嵩祝桥、汉花园桥、骑河楼桥、孟公桥、望恩桥。其中，万宁桥、东步粮桥、望恩桥是石拱桥，其余均为三孔石板梁桥，桥上均无栏杆，限于资金不足，暂时未能安装栏杆，只是进行一般维护。
万宁桥下“北京”刻字和“老鼠”石柱的谣传
万宁桥是玉河上的第一座桥梁，市民见万宁桥下在挖淤泥，纷纷聚集在桥上，等候观看桥下的“北京”二字。
北京民间早就有“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之传说。火烧潭柘寺说的是，潭柘寺有一口大铜锅，锅底有“潭柘寺”三个字，由此说起“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说的是，传说在万宁桥下的桥台前面刻有“北京”二字，最高水位刚刚漫过北京二字，由此说起“水淹北京城”。当时还传说，万宁桥下有一根石桩子，桩顶上端雕刻一只老鼠，天桥的桥下也有一根石桩子，桩顶上端雕刻一个马头，老鼠和马头的连线就是北京的“子午线”。
万宁桥下的淤泥清至海墁时，桥下没有“北京”二字，更没有石桩子。
《北京日报》记者闻讯也来找“北京”和“石老鼠”，照样是一无所获。第二天《北京日报》将实际情况予以报道，万宁桥下有“北京”和“老鼠”的传说被揭穿。
当时万宁桥四角的燕翅墙上只在西北燕翅墙上有石雕镇水兽，在万宁桥下的淤泥里挖出三只镇水石兽，在桥下有两只，在东南角燕翅墙前有一只，三只石兽的风化程度各不相同。于是我就让石匠将东南角燕翅墙前的镇水兽安放在该燕翅上，于是我就让石匠将桥下的两只镇水兽靠北边的一只放在东北燕翅上，另一只放在西南燕翅上，恢复四角的燕翅上各有一只石雕镇水兽。
1653年实施玉河北段（东不压桥以北）改暗河工程，将万宁桥的主体埋于地下，桥面及桥栏杆外露。
1978年11月28日成立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次年，由文物局将万宁桥纳入文物管理范围。
半步桥与半步桥地名
1950年11月，市政府交给建设局一项配合宣武区民政科修筑右安门内以东新建居民区道路的任务。其中就有定线测量工作，仇科长让测量股的陈大奎和我负责右安门内居民区道路定线测量。
我们与区政府建设科取得联系以后，才知道居民区的道路并没有规划设计，更没有道路工程设计。区政府于是抽调三名行政干部，我们俩帮助他们拟定道路建设规划，教他们绘图，道路规划设计完成后，报区政府批准。我们俩又帮助他们做道路工程设计，教他们学习测量，学习计算工程量，学习做工程概算。
当时右安门内至牛街南口有一条土路，道路无名称。城门内路东有十多户人家，门牌上写的街名是“东马道”。东马道北头往东至第一监狱有一条土路，无路名，路南有不少住户，门牌上写的街名是“毛家胡同”，当时路北沿路无住户。
监狱的大门朝东，门前是一条砾石路，称“自新路”，监狱的北墙外和西墙外是一条土路，土路的外边有一条排水沟。监狱西排水沟的西边是一条土路，往北至盆儿胡同南口。路西有零散的住户，门牌上写的街名是“三教寺西街”。
这片零散的住户以西是菜地，还有一座坟地。菜地和坟地以西再有一大片零散的住户，门牌上写“半步桥”。在半步桥以南，有十多户人家，门牌上写“郭家井”。
右安门内南北路的路东有数十户人家，其间有小路连通，但是无一条直路，住户的门牌上写“里仁街”，里仁街与半步桥住户之间并无明显界线。
在该地区划定三条东西向道路，一条南北向道路。三条东西向的道路名称，由南向北依次定为右安门东头条、右安门东二条和右安门东三条。南北向道路取名“半步桥路”。道路名称报建设局道路科管理股备案。主路间的胡同由区政府决定。
道路工程设计图及道路测量定线资料，以及道路施工顺序及注意事项，交代给养路工程事务所的老队长马富春和单德禄，我们就回道路科了。以后，由马富春和单德禄带领工人修筑土路基。
挑挖边沟期间，在三教寺以西约100多米处，发现一座古桥遗址，马富春派一名工人去建设局找我，请我去查看古桥遗址。
这座古桥遗址，桥台属于燕翅型，两个桥台的石墙无存，石墙后面的城砖墙基本完整，砖材是明代城砖。桥基是花岗岩石板，海墁石板无存，桥基和海墁下面是梅花桩。
又在南边第一条路的北侧也发现一座古桥遗址，该桥遗址的情况与北边的古桥遗址相似。查阅历史档案，均无有关桥梁的记载。根据当时的地名，北边的一座桥应该是半步桥，南边一座桥的名称无资料考证。
根据挖边沟看到的地下土质状况和当地居民的介绍，从前（至少在清代或更早）在福寿宫一带往南有一条排水沟，经过半步桥以后，稍偏西南至右安门东城墙水关。水关如今依然存在，尚可流水。
1950年北京城区地形测量
1950年4月，市政府决定由建设局进行全市地形图核测，并主持制订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城市道路建设规划。
地形图测量工作，由道路科测量股股长兼测量队队长周嗣济主持，由张继慈工程师带领测量队进行实测。地形图绘制完成以后，与民国年间的城区地形图对比，基本相符。
当测量队登上景山测量的时候，我和团支部书记李澈跟随来到景山上，将蔡斯经纬仪支在万春亭里，先往北视钟楼的楼顶（楼顶的中间点），鼓楼的楼顶也在视线内，还有地安门，再往南视神武门、三大殿、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的楼顶，都在视线内，证明神武门与午门之连线正是紫禁城的中心线。中华门因为屋顶较低，受空气折光的影响看不清。正阳门城楼和箭楼的楼顶可以看得见，虽然不是非常清晰，但也可以肯定楼顶在视线上。
紫禁城的平面图形为长方形，皇宫建筑物总体属于对称型，紫禁城具有一条南北方向的中心线。地形测量用的是北极星定向南北线，紫禁城的中心线与测量坐标纵轴并不重合，二者之间有一个小角度的交角。
内城的东西两面城墙互相平行。南面的城墙大致为东西方向，北面的城墙西段弯曲，内城的平面图形大致为方形，具有一条南北向中心线，该中心线在紫禁城中线以西，且互相平行，两条中线相距约200米。
外城的四面城墙均不成直线，外城的平面图形呈不规则凹字形，较难做出对称的中心线。
正阳门与永定门的连线，与紫禁城中线的延长线并不完全重合，永定门城楼的中心点在紫禁城中线延长线的西边约20米，可能是由于明代未做完全对称设计使然。北京城的总平面图形呈不规则凸字形，因而外城不存在中心线。
紫禁城中心线上的建筑物，由北往南依次是，钟楼、鼓楼、万宁桥、地安门、燕翅楼、整体景山、北上门及其两边的朝房、整体紫禁城、东西阙门、端门及其两侧的朝房、一对石华表、天安门及其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御道、金水桥及东西便桥、一对华表及一对石狮子、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东西长安街牌楼、履中牌楼和蹈和牌楼、中华门及其两边的红墙和一对石狮子、正阳门城楼及箭楼、正阳桥、正阳桥牌楼、永定门及永定门窎桥。
将上述测量成果移交给道路规划小组。道路规划小组的工作人员，以计划室为主，组长是林治远，道路科和建管科配合。当时我还不是正式职工，帮助桥梁股做辅助工作，如描图、计算工程量、编制工程预算等。
图4 正阳桥
注：正阳桥的桥面上，原有四道石栏杆，民国八年改修桥面，拆去中间的两道栏杆，两侧添建步道。民国十三年（1924年）修建正阳门至西直门和北新桥电车轨道。此照片是修建电车轨道后拍摄，京都市营造局档案存件。
1950年道路建设规划
1950年5—6月，制订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草案期间，我没有参加。总体规划草案完成以后，随即开始制订城市道路建设规划，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绘制道路规划图、制表等工作。7月中旬完成道路建设规划草案。经过本局有关人员讨论后，建设局局长王明之邀请部分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关代表开座谈会。我是林是镇顾问的助手，跟随林老参加座谈会，局长让我做记录，会后，写出会议纪要。此后，每逢此类会议都是我做记录。
当时近期道路建设规划草案是：“一场”、“二环”、“三经”、“四纬”、“五放射”。
一场是天安门广场改造和扩建。
二环是指两条环路。第一条是扩大一环路，将东单—磁器口—珠市口—菜市口—西单的南半环划入一环路。第二条是新建二环路，沿内外城的护城河外边50米处修筑环路。
三经亦称三纵，是扩建或者新建三条南北向干线。第一条是扩建正阳门至永定门道路及其延长线（永定门至南苑道路）。第二条是北起北二环路（雍和宫以北），南至永定门外木樨园东西线的干线。第三条是北起北郊黄寺东西线（规划中的新街口外大街北端），南至永定门外木樨园东西线路的干线。
四纬亦称四横，是扩建或者新建四条东西向道路。第一条是北黄城根道路及其东西延长线，向西延长到与钓鱼台南北线相交，向东延长到与呼家楼南北线相交。第二条是扩建阜成门至朝阳门（经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景山前街、东四、朝阳门）道路及其延长线，向西延长至钓鱼台南北线（即甘家口），向东延长至呼家楼南北线（即呼家楼）。第三条是扩建并延长东西长安街道路，向西延长至玉泉路，向东延长至八王坟。第四条是扩建广安门至大石桥道路及其延长线，向东延长至双井，向西延长至甘石桥。
五放射是扩建或者改造五条放射线道路。第一条是加宽改造京保路北京段（广安门关厢西口至岗洼村）道路。第二条是新建或者扩建京门路（玉泉路至门头沟）。第三条是扩建或者新建西温路（西直门至温泉）。第四条是扩建京张路北京段（德胜门至西三旗村）道路。第五条是扩建京榆路北京段（呼家楼至八里桥）道路。
以上道路规划，其中计划做“城门交通改善工程”（在城门一侧或两侧开辟城墙豁口或建门洞）九项：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崇文门、宣武门、广安门、永定门交通改善工程。计划开辟城墙豁口十二处：东直门北小街豁口、雍和宫豁口、钟楼北豁口、新街口北豁口、井儿胡同南豁口、松鹤庵北豁口、北门仓豁口、大雅宝豁口、广渠门北豁口、天坛东南豁口、陶然亭豁口、白纸坊豁口。
梁思成先生提出，城墙不能开辟豁口，那样会破坏城墙的完整性。而且城门交通改善工程也还是不改的好。其他大部分委员和代表同意道路建设规划草案。有个别委员建议在城墙上新开设门洞，如同建国门、复兴门那样。李颂森提出建设环城花园的建议，他建议在各城门和城墙豁口之间的城墙与二环路之间（包括护城河）修建花园，形成环城分段花园。大家一致称赞李先生的建议好。
会后，将《道路建设规划草案》报送都市计划委员会，建设局局长王明之和顾问林是镇也是都委会委员。
据林老说，都委会在审议道路规划草案时，梁思成先生的意见是，如果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都设在城外，城区保持原有人口，自然就不需要开辟城墙豁口了。
林老还说，单士元先生也发言说，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对北京深有感情。明代末年，北京内城人口是4万多，外城的人口不到1万。清朝初年，北京内城的人口是2万多，外城的人口是9万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北京城里的总人口是28万多。当时城区的人口总数具体是多少还没统计，不过北平解放后一年多以来，机关工作人员、商业人员、手工业职工的迅速增加，城区人口必然迅速增长，这是事实。市民的生活要改善，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发展，城区的人口必将要继续增加，现有的城门和道路远不能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必须开辟新路，单士元先生完全同意城市道路建设规划草案。
林老又说，钟森先生表示同意单先生的意见并补充说，解放前，老百姓贫困，生活简单，城里有几个挑菜卖菜的就行了，粮店里卖的都是混合面和杂面，用不着更多物资供应，城里的学校很少。现在则不然，孩子们都要上学，就必须建（新）学校，请老师。每天有许多辆马车、人力车往城里送菜、送粮食，还要有车辆往城外运送垃圾等。改善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必然。再说，如果把现在城区的人口迁出一半，20多万市民向何处迁徙？说话办事应该考虑实际情况。华南圭、刘敦桢、刘仙洲等表示同意钟森先生的发言，有几位代表鼓起掌来。梁先生见此情况，不再说什么了。
1950年环城花园建设规划
建设局也考虑了李颂森先生的建议，又考虑当前国家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建设环城花园毕竟是属于次要建设项目，不可能在这方面投更多的资金。于是只是先制订出内城“环城花园建设方案”。
内城的南面城墙外有火车站和材料场，暂不列入建设花园规划。内城的东、西、北三面共有8座城门，两个城角，根据道路建设规划，在三面城墙上共开辟10个豁口（东面3个，北面4个，西面3个）。因此，将东、西、北三面城墙皆分隔成7段，可以建成21个花园。花园内的花木种植另行制订专业规划。城楼修缮后，可以在城楼内开设科普、文化、政治讲堂。城墙上面整修平整，不修建永久性设施，可以设置临时性亭轩，放置盆栽花木。内城环城花园规划草案完成后，送交都委会审议。
1950年游行大道工程
1950年6月下旬至9月下旬，为庆祝第一个国庆节，市政府决定改建扩建天安门前道路和东西长安街道路，以及整修天安门广场。此项工程取名为“游行大道工程”。游行大道工程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内东朝房，副市长张友渔兼任总指挥，建设局局长王明之和副局长许京骐任常务副总指挥。此项工程由建设局全面负责实施。
拆除履中牌楼和蹈和牌楼
在游行大道工程施工中，我只参加了履中牌楼和蹈和牌楼拆除工程。
履中牌楼位于东公安街北口，蹈和牌楼位于司法部街北口，两座牌楼的结构与形式完全相同，均系三间四柱三楼式有戗柱木牌楼，楼顶的瓦面是陶瓦琉璃剪边儿，中楼是六攒五踩斗拱，边楼是五攒五踩斗拱。立柱是冲天柱，上顶有琉璃柱冠（俗称“毗鲁帽儿”），柱冠下面有琉璃柱颈套（俗称“脖套儿”）。立柱之间各有两道枋，明间的枋间有一块白石匾，两面刻字，东牌楼刻“履中”，西牌楼刻“蹈和”。边间上下枋之间各有五块镂空木花板。夹杆石都是由一对大片和一对小片白石板组成，锁扣石各是一对凹字形青石板组成。
大小木构件均属红松木料，全部已经腐朽。拆下来的旧瓦件和夹杆石、锁扣石运至后广平库建设局仓库院里。
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狮子移位
1950年以前，天安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分别位于边门洞的内侧，距离城台很近。金水桥南面有一对石华表和一对石狮子，东边的华表和狮子在金水桥的东边桥和东二桥之间，华表偏东靠南，距离金水河较远，狮子在华表西边靠北。西边的华表和狮子在金水桥的西边桥和西二桥之间，华表偏西靠南，华表距离金水河较远，狮子在华表东边靠北。
1950年7月下旬，国庆阅兵指挥部向国庆工程总指挥部建议将金水桥南面的那对华表和石狮子向北移位。随后，群众游行指挥部也向总指挥部建议，将金水桥南面的一对华表和一对石狮子向北移位。
张友渔同意两个指挥部的建议，并指定由薛子正主抓。随后，薛子正找天安门管理处主任夏宗琳（市政府秘书）商量后决定，华表和石狮子移位工程由夏宗琳和白宝华（建设局工程师）负责。夏宗琳又建议，索性连同天安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向南移到金水河边上好了。
随后，薛子正邀请有关人士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于7月28日在天安门内东朝房召开，座谈会由王明之主持。到会人士有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俞同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刘敦桢、刘仙洲，北京大学教授陈孝开，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华南圭和钟森。建设局参会的人有计划室主任林是镇和副主任林治远。王明之局长让我做记录。
梁思成首先发言，他说：“华表和石狮子都是文物，文物不能移位，移位后则不属于‘文物’。”单士元说：“石华表和石狮子不是古代建筑物，属于可移动文物，稍作移位也无妨，既可以让出一条道路，也不影响美观。”华南圭委员说：“金水桥南面四件石雕的位置确实是太靠南了点，后退一点，既让出点道路，更好看些，我看可以向后移位。”
刘敦桢等委员，都表示同意单士元和华南圭的意见。梁思成才说：“好吧！我同意华表和狮子移位，但是，要绝对保证文物不受丝毫损坏。”
会后，建设局随即组织有经验的起重搬运工人和老石匠，组织有关人员在现场开会，研究华表和狮子移位的方式方法。大家一致认为，石狮子很好移动，毫无问题，华表较高，恐怕有些困难。两位老起重搬运工说，石华表移动也不难。
有人提议，将华表头和云头摘下来，华表身和底座分别移动更保险。一位老石匠说，把石兽和云头摘下来当然更保险些，估计不一定能摘下来。
8月2日一早就开始准备，有人挖狮子和华表基坑，有人做石灰土基础，有人准备工具，上午一切准备就绪。
当天下午，先移动金水河北面的一对石狮子，非常容易。于是继续移动南面的一对石狮子，很快顺利就位。
同时，试将西华表上顶的石兽（俗称“望天j”）拆卸，发现其十分稳定，难以拆卸。又试着拆卸云头，也是十分坚实。东华表上顶的石兽和云头，也都是非常坚实稳定。于是决定不再拆卸，用麻袋将华表端兽和云头裹起来，用扎绑绳捆绑坚实，采取整体移动。
第二天上午，先移动西华表，将华表慢慢顶起，未发生任何变化，顶到一定高度后，依然稳定，于是徐徐移动，安全就位。
是日下午一上班，大家都来到东华表跟前，白宝华说，现在准备移动东华表，虽然有了移动西华表的经验，但是仍然不能大意，操作仍然要仔细，再仔细。按照移动西华表的做法，将东华表安全移动到位。
市民纷纷给《北京日报》写信，称赞华表和石狮子后移太好了。
天安门前施画群众游行和阅兵标线
1950年9月上旬，市委宣传部干事郭旃和团市委宣传部干事金铮，拿着市委的介绍信来到建设局找局长，请建设局在国庆节前协助施画节日群众游行队伍集合位置和行进方向标线等事宜。
许京骐副局长把我叫过来，介绍给郭旃和金铮，并对我说：“这事儿由你接待，由你主持，画线任务由养工所安排工力实施，由你向养工所交代任务。今后此事就由你负责到底，让他们直接找你联系。”
不日，国庆阅兵指挥部的郭参谋和程参谋拿着北京卫戍区给市政府的公函，来到建设局秘书室，秘书主任张风玄请示局长后，领着两位参谋来道路科找我，把两位参谋拿来的函件给我看，并说：“局长说了，由你接待办理。”
市政府薛秘书长在公函上批注“请建设局接待办理”。郭参谋说，施画标线的费用由阅兵指挥部划拨。于是商定，由阅兵指挥部派人画定标志点和标志线的位置并决定其形式。从9月20日开始，到9月29日阅兵演习夜间停止后结束。
群众游行队伍看标线现场时，由金铮和翟荫连带领，我和养工所团支部书记何宗一同去看标线现场。标线位置在王府井以东长安街、南长街、南河沿大街、东单以北和以东的道路上。
随后，阅兵指挥部郭参谋带领我们查看阅兵标志线现场。阅兵标志线数量大，都在天安门前和长安左门至王府井大街路上，大部分是标点，标线较少。
两种标线施画任务都交给养路工程事务所去做，带队人是李士杰和何宗。此项工程只能夜间做，于是准备了20多个二号马灯和许多油漆刷子等工具。油漆用的是北京油漆厂生产的白调和漆。
第一天晚上，画的是群众游行标线。第二天上午一看，标线全都变成了黄色，原因是调和漆与煤沥青起了化学变化。
李士杰于是找我商量，我们一起约上金铮和阅兵指挥部的两位参谋，赶快到北京油漆厂，请油漆厂帮助解决油漆在煤沥青路上变黄的问题。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都很重视此事，答应立即开始研究，连夜进行试验。
经试验，用动物鳔胶、植物胶、桐油制成的油漆对沥青不起变化，但是干得太慢，不可取。于是研制一种快干油漆，在阳光下1～3小时可以变硬，夜间6～7小时可以变硬。刷在沥青路面上变硬以后，再刷第二层，稍显变黄，刷上第三层快干油漆，基本上可保白色。晚10点以后才能工作，凌晨5点前必须停止工作，一个夜间最多只能刷三层漆。
群众游行标线要求不严，有些变黄，游行队伍能看到标志就行。
阅兵标线要求严格，标点和标线必须保证夜间明显可见。有一部分标点靠近路边，可以在白天施画。阅兵指挥部于是派了几十名战士，站在画完标点的地方指挥行人，请行人注意不要踩踏。等稍有凝固，就再画第二遍，有的标线重复画了四次。在行车道上的标点，经公安局交通总队同意，每天上午8点半至11点半，下午2点至4点半，每次只能画顺行一条标点，有阅兵指挥部派战士站在标点线上。就是这样，到9月28日夜间，全部完成标点和标线施画任务。
节后，我与阅兵指挥部商定，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出资，由北京油漆厂研究试制适合在沥青路面上用的快干油漆。
1951年我调到养路工程事务所工作，是年4月，北京油漆厂研制成功一种可以在煤沥青路面上用的白色油漆，颜色还是稍有些变黄。只好将就使用。
是年8月，北京油漆厂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快干油漆，在煤沥青路面上刷一遍，稍显变黄，刷两遍不再变黄。用在石油沥青路面上，刷一遍可以永保白色不变，非常稳定。于是取名“马路专用漆”，简称“马路漆”。此种油漆一直用到1959年十年大庆工程。
西安门失火与拆除
西安门原是皇城的西门，民国十年（1921年）拆除皇城西面城墙以后，西安门则孤立地存在于路口中央。1949年以前，西安门由北平市警察局所属清洁队二队居住。1950年西安门划入建设局所管设施，是年5月，公安局所属清洁二队调入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
西安门是一座门楼式建筑，面宽七间，进深两间，中三间为通道，南北各是两间屋。1950年9月，养工所将西安门南头住人的两间屋，加挂苇箔抹灰顶棚，四壁抹白灰墙面，将双扇木板门更换成单扇新式木门。入冬以后，安装上铁炉和烟囱。
建设局根据公安局交通总队的建议，制定出拆除西安门和修建平交十字路口的初步设计，报请都委会审议通过后，上报市政府。
1950年11月下旬，市长办公会批准拆除西安门。局务会议决定，西安门拆除工程由养路工程事务所实施。
随后，建设局测量队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合作进行西安门范围内建筑测绘。
12月1日早晨上班时，建设局道路科有人路过西安门，发现西安门南半截失火烧坏。副科长郑祖武立即让我和关维良前去调查。
失火现场已基本清理完毕，南头两间屋的木棂窗烧坏大半，窗外的檐檩和檐椽被烧坏至下垂。室内的顶棚塌落，檩、椽被烧黑，木门被烧坏。
据在现场指挥救火的养工所代理主任虞树椿介绍，住在西安门的工人转移到雁翅楼东楼。据班长李振生介绍，着火的时间大概是凌晨4点左右，着火的原因是半夜里刘启发起来捅火炉添煤，可能是不慎把附近的笤帚和落在地上的稻草引着起火。发现着火以后，大家用扫帚等工具拍打灭火，他和几个工人提上空尿桶，拿上洗脸盆，到东南角干鲜果店里去接水，不料他家的货架子也着火了，于是赶紧帮助把火扑灭，同时接水去灭西安门的火。李振生这才想起来向领导报告，赶快到西什库南口外西边路北的基督教青年会英语补习学校去打电话，向养工所做了汇报。时间不长，虞主任和两位干部来到现场，消防队也来了，很快就把火彻底扑灭。
当天下午1点，养路工程事务所马富春队长带队，瓦工班长是边有才，木工班长是张瑞峰，开始拆除西安门，第二天凌晨6点，主体拆完。上午又将台座拆除，因为冬季不能铺筑沥青路面，暂时修筑土路。
拆除西安门期间，虞树椿和我对西安门的结构进行考察。
主体结构将要拆完的时候，虞主任小声对我说，据说，北京的古代建筑，在柱基石下面有“镇基宝贝”，要特别注意。墙壁和木结构完以后，让边有才和张瑞峰移动柱基石。全门楼一共24个柱基石，四周的18个柱基石下面各有1个银锞子，中间的两个柱基石下面各有1个银元宝，其余4个柱基石下面各有1个银锞子。虞树椿和我把银元宝和银锞子送交建设局保卫科。
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西安门失火消息（公安局交通总队宣传科供稿），因路南摊商失火，引发西安门起火而烧坏，遂将其拆除。
- 中华门指北京皇城的正南门，原明代称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名为中华门。为扩建天安门广场，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1954年被拆除，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在其原址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
- 西步粮桥，位于北海北门附近，现在已经不存在。也叫西压桥，因明朝扩建皇城时，皇城北墙压在了桥上，所以叫西压桥。
- 今北海大桥。位于中海和北海之间。
- 玉河又称为御河，为通惠河的一段，今南锣鼓巷地铁站西侧有一座通惠河玉河遗址博物馆。自明朝开始，玉河从什刹海前海东端出水口起，经万宁桥后，先后经过今天的东不压桥胡同、东板桥胡同、北河沿胡同、北河沿大街、南河沿大街、正义路，最终流入北京内城南护城河。老百姓一般称万宁桥到东不压桥这一段为“玉河北段”，进入皇宫城墙内的一段为“玉河南段”。
- 原位于神武门外，后被拆除。
- 也有称之为木须园的。根据当地地标木樨园桥，统一称此地为木樨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