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
七七事变以后
1937年春节过后，我跟母亲、二伯父、二大娘、小晏儿，还有二姑一家一同回到北平。不久二伯父来到二姑家，说他已经办好调往陕西省武功县西北农林大学任教的手续，过几天就走。
没过几天，二伯父、二大娘和小晏儿又来到二姑家，二伯父对母亲和二姑、二姑父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后天就走，保姆刘妈和他儿子也跟着走。”
1937年暑假，我跟母亲和二姑一家回到家乡。有一天，二姑父来我们家找二爷爷商量如何躲避日本侵华灾难的事情，二爷爷让我母亲也过来，于是我也跟着来了。二姑父对我二爷爷说：“北平的郊外都有日本兵驻扎，看来局势非常紧张，你们有什么打算？应该早做准备。”二爷爷问我二姑父：“你们打算怎么办？”二姑父说：“我们商量过了，决定暂时在家乡躲避一段时间，看情况再说。”
那时候，西良家庄的“德和成”李家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每天下午，我二爷爷到西良家庄“德和成”李家去听广播。大概是没过几天，二爷爷听完广播回来说：“坏了，日本兵打过卢沟桥了！”
大概是9月中旬，二爷爷决定他一人留下来看家，别人都到安徽合肥我大伯父那里去，一切准备妥当，等大伯父回信后大家就启程。
几天后，大伯父来信了，说淮南铁路要拆除，铁路局解散，他们计划向长沙转移。
我二爷爷随即决定改变计划，让大家到陕西省武功县我二伯父那里去，于是给我二伯父拍了一个电报，二伯父很快回了电报“来吧”。
到武功县以后，我们住在县城北关东街5号，这是一所两进院落，前院是四合院，南房是三大间，前后出廊，东头一间是街门道，东屋和西屋各三间，我们住前院东屋和西屋，南屋做饭。北房也是三大间，前后出廊，又是穿堂屋。
前后院之间有一个小夹道。后院也是四合院，南房的中间是穿堂门儿。张福生家住东屋、西屋和南屋两端。北屋也是三大间，前后有廊，中间是穿堂门，房东居住，北房后面是厕所。
1938年春节前，高邑县的同乡和亲戚们纷纷来到武功县，分别住在我们家附近几家的院里。记忆中有武城村的孔繁儒、花园村的郭乃岑和郭凤仪兄弟俩、东塔影的张奎堂和贾树廷、王家村的王木文、五百村的表哥张培桐一家人，等等。
春节过后，我和表姐（张培桐的妹妹）到武功县小学校读五年级。逃难到这里来的人都找不到工作，整天没事儿干，星期天总有人带我们一群小孩子到城北唐王庙或者到农村里去游玩。
有一次，孔繁儒带我们到河东一个村里去玩，有的孩子饿了，孔繁儒于是向老乡要吃的，一位老太太拿出来一“盖帘”（用高粱秆编的盛食品用具）白玉米面馍馍，为了感谢老乡们，繁儒带领我们唱起《松花江上》，当时繁儒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被感动的老乡们纷纷拿出来更多白玉米面馍馍、白面馍和咸菜（腌莴笋）。繁儒让我们男孩子脱下上衣来，将食品包起来带回。此事让我二伯父知道了，把孔繁儒批评了一通，说以后不准再带孩子们去要饭。
后来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抗日宣传队，向老百姓宣讲抗日知识，教老百姓唱抗日歌曲，有《松花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打回老家去》《黄河大合唱》等。现在都还记得，也还能哼上几句。
不久，荣军医院来到武功县，设在城北门里南北街路西。随后，四十六军的一个团来到武功县，团部设在北关外一所大院子里，士兵分别住在各家各户。军医卫生队住在我们院北屋里，前后院住的人看病都不要钱。
四十六军的几个班长和许多士兵是河北人，有尧山的，有正定的，有宁晋的，大家互相认同乡。四十六军的官兵都不带枪，据一位排长说，他们撤退到新乡时，过黄河以前把各种武器都收起来了，只有团长和警卫员各留一把手枪，气得团长直骂大街。
1938年暑假以后，学校来了一位童子军教员，校长宣布，三至六年级学生每周要上两节童子军训练课，要求三至六年级学生都要买童子军服装。半数以上的学生都是北方逃难人家的孩子，买不起童子军服装，学校于是给不交童子军服装费的学生发了一个通知，凡是在下周不交服装费的学生，请自动退学。
学生家长于是联合起来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免去童子军服装费。县政府于是发文给学校，随后，校长宣布，童子军服装自愿穿着，可以穿便装上童子军训练课。1939年毕业后，我考入农大附属中学读书。
逃难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到得最早，在二伯父的帮助下，我二叔、三叔都找到一个临时工作，虽然收入微薄，但总算有个工作。四叔考上了军事卫生学校，是公费学校。逃难过来到得晚些的人大部分找不到工作，而物价不断上涨，人们只好省吃俭用。
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越来越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所有逃难的人们，自然都是日夜思念家乡，但是摸不准家乡的情况和返乡的途径，都不敢贸然行动。
我表哥韩振廷（后改名韩代望）和几位同乡到西安去找工作，过些日子，表哥回来了，对我二伯父说，他决定去延安，已接上关系了。一同去西安的郭凤仪给他哥哥郭凤琴来信说，他在西安参加学习班了，三个月毕业，可以安排工作。
三个月后，郭凤仪回来了，拿回来一张国民党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毕业证书。郭凤仪说，他到西安以后，偶然遇上高邑县东张村的郭濬，郭濬正在国民党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受训，经郭濬介绍，郭凤仪也参加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受训。
1939年秋天，郭濬来到武功县，说他回过高邑一趟，于是大家都问起他高邑县的情况，我们几个小孩子也很愿意听他讲故事。他说，他从郑州西边的一个渡口坐帆船过黄河，码头上有中央军站岗，对每个人都搜身，因为他有证明信，所以他带的钱财没有被搜去。一般老百姓带的钱财都要没收，年轻人带的钱全部没收，老年人带的钱没收一部分。
他还介绍了家乡的情况，日本鬼子来到高邑的头一年冬天，四个鬼子兵到东塔影村去调戏妇女，被老百姓扔到井里三个，跑掉一个。于是全村人都逃跑了，当天，鬼子兵把东塔影的房子烧了半道街。据说，鬼子兵也到武城村去过，武城的大户人家都被抢了。
东塔影的张奎堂和贾树廷听说东塔影的房子被烧了，急着要回老家去，于是去打听过黄河的情况。去了些日子又回来了，据说，黄河上有不定期的渡船，河南岸的码头上中央军查得很紧，北岸上管码头的地头蛇逢人就挨个搜查，黄河不好过。
逃难到武功县的河北人很多，到1940年，大部分逃难人的钱财将要花光，只有回老家一条出路了。逃难的人们在一起商量回老家的办法，到处打听寻找过黄河的地方。
有人听一个正定县人说，郑州西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的南北两岸都有中央军维持秩序，分期分批放人过黄河。
张奎堂和贾树廷是最先走的，大概是在1940年初秋时节早晚有点凉意的时候，他们俩一直没有回来，我想一定是回到家乡了。
此后开始不断有人离开武功县，可能是都回老家去了吧。于是人们的胆子就大了，走的人越来越多。
1940年秋后，表哥张培桐和我三叔去郑州打听过黄河的情况。不久后回来说，郑州西边确实开放了一个渡口，分期放人过河。
我们家和张培桐家商定在春节前回老家去，郭乃岑和郭凤仪决定也一同走。
大概是在1941年1月中旬正冷的时候，二十多人一同离开武功县，坐上开往潼关的火车，火车走到邻近潼关县城的地方停下了，下车后，人群沿铁路往前走，不时听到远处火炮的声音，来到潼关县城西门时，炮弹的爆炸声听起来很近了，城门口有军人站岗，不让行人进城，指示行人要走交通沟。
进入交通沟后没多久天就黑了，交通沟里没有照明灯，只在岔路口有一个马灯，可以看清沟壁上画的指路箭头。摸黑行走了大半夜，才绕过潼关城。从交通沟里出来，继续向前走，路上全是浮土和石子，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走着，大人不停地叫着孩子们的名字，我实在是太困倦了，边走边打盹儿。走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直到后来远远地看到了火车的灯光。知道快到火车站了，人们也都有精神了。
火车停的地方不是车站，仍然是蛮荒野地的一段铁轨上。我们艰难地爬上火车以后，心里踏实多了，不由自主地都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我被饿醒了，我们带的烙饼虽然冻得硬邦邦的，慢慢一点一点地咬着吃，也能充一下饥。
到达郑州天已黑了，车站上有旅馆的人来接站，他们提着灯笼招呼客人。我们被领到一家门口有四个电灯的旅馆里，住在两个最便宜的大屋子里，每个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二祖母和我们几个孩子挤在床上，其他人就地坐在行李上。
我们叫茶房
来，要了好几碗挂面汤和一大盘家常饼，孩子们都是边吃边打瞌睡。第二天，就不吃旅馆的饭了，拿上带来的烙饼，到小饭馆里，让店家给加点菜，做烩饼。自己带的烙饼吃了两天，考虑路上还得吃，所以留了一些。以后在小饭馆里吃馒头、菜汤或素烩饼。
在郑州住了好几天，那几天总是下小雪，哪儿也不敢去，一天吃两顿饭，看大人的样子等得很着急。张培桐、郭凤仪和我二叔、三叔轮流到黄河边上去打听过河的消息。有一天中午，张培桐急匆匆地跑回来说：“明天上午过河，已经登记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吃了点东西，又买了一大包馒头，就收拾行李，我们雇来了几辆人力小排子车，前后绑上行李，人坐在中间。
沿路去黄河边的人不少，走了多长时间无印象，到达河岸上的时候，大概是已过中午。停靠在河边上有好几艘帆船，没多长时间就开始点名上船了。船上的帆没有撑起来，两边各有三个人手拿撑船篙，用肩膀顶着篙头，一步一步地用力蹬着船，使船向前走。只记得在船上吃凉馒头，觉得走了好长时间，渡船靠岸了。
黄河北岸上有天主教安排的马车接难民，我们坐上马车来到一个教堂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是一个大屋子，挤满了人，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休息。教堂里有开水，随便喝，吃点自己带的馒头，就这样忍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坐上教堂为难民准备的马车向新乡去，在新乡住了一夜，乘火车回到高邑，先到五百村（离车站很近）张培桐家。我三叔回武城村了解情况，找到我二爷爷。二爷爷和三叔回来说，土匪经常抢劫绑架，不能回村。我和母亲到东张村（离车站较近）舅舅家去住，别人都住在五百村。郭乃岑和郭凤仪回花园村（城南不远）他们家去了。
在高邑县被绑架
1941年秋后，我们都回到武城村。后来不久，一天半夜，土匪黑灯瞎火来打砸抢劫，二叔、三叔都逃跑了，二爷爷没有跑掉，二爷爷被贼人用火烧烤，无奈交出全部现钱。我被贼人绑走了，牵走了三匹骡子。
二爷爷于是卖掉几百亩地，把我赎回，买回了骡子。此后，我们全家人来到西良庄住（西良庄几家大户有护院人）。然后我到高邑县城农业学校附属初中班上学。
返回北平
1942年春节，二姑回家乡过年。节后，二姑和母亲商定，要把我带到北平去上学，住在他们家。
临走的时候，二姑和母亲商定，从家里拾掇一大布袋小米、一大布袋小米面、一小袋白面、一小袋小豆。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带这么多粮食。到北平以后才知道，北平的粮店里卖的都是“混合面”。带点儿粮食来，买点混合面掺着吃。后来才知道混合面原来是用榨油剩下的豆渣加上潮湿的杂粮磨成的面。
此时，二姑家搬到北沟沿翊教寺胡同北5号，房东住后院，我们住前院，北屋共五间，西头一间是穿堂门，我们住四间。西屋和东屋都是三间，南屋共五间，没有人住。南屋东头一间是街门洞。
翊教寺胡同里的路面比院内地面高出许多，院内有一个渗水井，渗井的形式与羊角灯6号的渗井一样。胡同里路面两边各有一条排水沟直通北沟沿大街，北沟沿大街很宽，全是土路，两边有排水沟，差不多每家门前有一个石板涵洞。
学校开学后，表姐送我到成达中学插班初中二年级读书，成达中学在中南海怀仁堂东面，学校的北面是游泳池。中南海西面有两个大门，西北门内靠南是北大医学院、怀仁堂、游泳池的北墙。西北门内靠北是北平市政府，市政府的正门朝南开，正门的西边和东边各有一个出入车辆的大门。市政府东面是紫光阁。
中南海西南门内东面是王云五四角号码小字典编纂委员会，北面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院的东面是怀仁堂。中南海的南部是蒋介石行辕，行辕北面的湖水中有一道警戒铁丝网。
中海里的中部种的全是红白莲、菱和芡，靠近东岸处有一个湖心岛，岛上有亭子，亭内有“太液秋波”碑。
中南海北门正对北京图书馆，北门外西边有两座三个门洞的建筑物，称为“三座门”。东边也有一道“三座门”。再往东就是“金鳌玉蝀桥”，桥两头各有一座牌楼。
图1 三座门
注：北海公园前门外（团城东面）原有两道三座门，均系三个门洞。民国八年，将每道三座门各增建两个门洞，此照片是增建门洞后拍摄。北平市工务局档案存件。
星期天，表哥带我和表弟重游什刹海地区。西小海和什刹海的荷花依旧，荷花堤上的大杨树不见了，荷花堤北头的亭子也不见了，垂杨柳和馒头柳也少了许多，显得格外荒凉。我们转了一大圈，没见到几个人。
翊教寺胡同往西不远就是西城根儿，城墙根儿堆满了垃圾，从垃圾堆上甚至可以爬上城墙，城墙上长满杂草和小树，有许多酸枣树。夏天里，草丛里蛐蛐很多，也有蝈蝈。每逢星期天，表哥、表弟和我，还有街坊小孩儿，一同爬城墙逮蛐蛐和捉蝈蝈。往北不远是西直门，西直门有瓮城、城楼、箭楼、闸楼，城楼内的二楼上有鸽子窝，有时还能掏着鸽子蛋。回来时，走马道下来。
秋天，城墙上的酸枣红了，我们也常爬到城墙上去摘酸枣和捉蝈蝈，这时候的蝈蝈不能过冬，秋后的蝈蝈才能过冬，秋后逮蝈蝈，必须要嫩绿色的。
西城卖蝈蝈葫芦的地方只有护国寺，鼓楼后面也有卖蝈蝈葫芦的，我们也去看过，两处的葫芦贵贱差不多。本色葫芦便宜，我们玩的是本色葫芦。养蝈蝈必须有耐心，我和表哥养的蝈蝈都能过春节。有时候没养好，捂太热了，蝈蝈的后腿掉了，两根长须掉半截。
翊教寺胡同东口内有一家卖水的，在大门内有一眼水井，井上安着一架辘轳，卖水人姓李，看起来像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头儿。老头儿的妻子经常给人家缝补衣服，他有一个女儿，没有上学，老头儿每天推着水车给各户送水，他女儿帮着爸爸拉水车。如果要他们送一挑水，起初是四千元，后来涨到四万元；如果是自己到井上去抬水，起初是一千元一大桶，后来涨到一万元。我们家用的水都是我和表哥到水井上去抬。
高中一、二年级期间，我去了西什库基督教英语补习学校上夜校。1945年暑假，表姐和表哥鼓励我考大学。表姐去找成达中学教务主任续孝侯，请他为我办个文凭。因为开具文凭的时候，我中学还没毕业，必须改名，于是用乳名孔永吉办了一张文凭。因为家族读工科的人较多，于是报考北京大学工学院，发榜后，我是备取第一名。因为是备取，注册时我心里还直打鼓，怕被发现用假名，结果，办理注册的老师什么也没问就给我登记注册，按照我的志愿，分配在土木系。大学开学的时候，正赶上日本投降，推迟开学。
- 旅馆的服务员。
- 今育教胡同，20世纪90年代末，建平安大街，胡同消失。在平安里地铁站往西一点儿。
- 当年北京许多地方原有河水。金水河是引用玉泉山水，从今西直门南西水关入城，沿今赵登禹路流入太平桥大街。人们将今赵登禹路一段叫北沟沿。
- 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曾多次迁址。1937年，学校迁至中南海附近。1949年6月，奉令迁移，中南海校址为政府收作他用。
- 今北海大桥。
- 在20世纪50年代，为改善交通，各个三座门和桥头的牌楼均拆除。
- 今西直门南大街，城根指的是内城西城墙根。中间是皇城（包括中心的紫禁城和靠西的后花园中南北海），外围是内城，再往南是外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