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现今中国，年长者写回忆录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要真正写出一本好的回忆录，却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一本好的回忆录，必须满足以下一些条件：第一，显现个人历史和所处时代，特别是与历史大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的关联性。因为至少20世纪以来，没有国人的个人命运可以摆脱时代变迁的影响；第二，需要有个性（个体）的独特历史记忆角度及其观察记录；第三，提供比较翔实和准确的历史文献；第四，叙述的话语自然、平和、简洁，而不是过度文字化，或者说教，甚至煽情的。简言之，一部好的回忆录，并不取决于作者原本的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作者能否对自己所经历的特定时空有一种深沉的，却又是超脱和淡然的记录，在字里行间，给人留下思索的天地。这样的个人回忆录，不仅有历史价值且能存留于世。如今，具有历史价值和存留于世的回忆录其实少之又少，而孔庆普先生的这本不过十几万字的回忆录却充满历史价值，势必存留于世。具体来说，它有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历史跨度长。孔庆普先生出生于1928年，今年已经88岁了。他以个人所见所闻为主线，串联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直至20世纪90年代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在书中看到：七七事变之前，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一个世家的方方面面；日本侵略及抗日战争使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瓦解；抗战之后中央军如何进入北平，那时的货币经济、石景山钢铁工业、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解放军围城；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接连不断的运动，从三反运动、“打老虎”、“大跃进”、“除四害”、大炼钢铁、大搞技术革新、困难时期的粮食定量、职工停薪留职自谋出路、采取生产自救措施，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完结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事件。
第二，以自己的职业生涯折射北京城的命运。孔庆普先生是学土木工程出身，一位典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终其一生与北京市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到80年代晚期的市政建设，特别是北京大部分城楼、牌楼、桥梁的修缮和拆除，还有少数鲜为人知的城楼、牌楼、桥梁的抢救紧密相连。这本书告诉了读者：这个北京城在1950年曾经有过环城花园建设的规划；1951年曾经有过道路、桥梁、城楼等普查、建立了城里街巷名称档案、城墙城门技术档案，开始城墙修缮工程；1952年，刘少奇关于要把北京建设成一个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影响建设的障碍物的指示，置北京于拆毁老城墙、城门、牌楼的万劫不复之中。当时，岂止梁思成，包括彭真在内的北京市领导人都不能理解。彭真说：“拆城墙可是一件大事情，五百多年的北京城说拆就拆，恐怕老百姓都不同意。”然而，一切已经不可逆转，1954年拆除了宛平城城门、地安门、宣武门；1955年拆除了西长安街的双塔寺；1956年拆除了阜成门，切去了团城南边一片；1957年拆除东直门；1958年拆除中华门、崇文门；“文化大革命”初期拆除了西直门。书中也记载了拆毁和埋于北京城地下的各类古桥名单，例如：甘石桥、江米桥、玉和桥、望恩桥、宣武桥、崇文桥、三里河桥、正阳桥，等等。读到这些，我自然是与孔庆普先生一样陷入难以释怀的悲哀和伤痛之中。为北京城悲哀和伤痛，为中国的历史悲哀和伤痛，为一部文明史和建筑史悲哀和伤痛。这里的每一座牌楼、城楼和古桥，每一段城墙，其实都是历史和文明的凝结，没有这些牌楼、城楼、城墙和古桥的北京，早已是一个残缺的北京。可以不夸张地说，任何一座被拆除的城楼牌楼和古桥，其价值都超过我们眼前一片一片的高楼大厦。如果说，梁思成先生与当时的决策者争论的是保留北京古城的意义，他为决策者无视自己的主张而痛心疾首，但是，梁思成毕竟没有亲手拆毁他钟爱的北京城。而对于孔庆普先生来说，他有着与梁思成先生一样的对北京城的那份情怀，那份眼界，直接参加了早期的修复，却又不得不参加接踵而至的持续拆毁，情何以堪！
第三，通过亲身经历的片段，让人们得以窥见已经消失的时代。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类：
第一类，一些小环境的记录。例如，作者出生之地：
“府邸的总体布局是前宅后园，中间是一条巷路，巷子的南口有一座大门，西厢是老宅，东厢是新建的院落。西厢南北三进院，后院有一棵大槐树，据说是毓辈老爷爷栽种的，树干三人合抱，树冠荫庇庭院。前院有一照壁，绘有松鹤图，前院朝南有街门，平时不开，每逢年节才打开。”“街门洞里楣上挂一蓝底金字匾，书写‘雪志冰心’。东厢是新建的四合院，南屋五间，中间是穿堂门，门楣上有砖雕。东西配房各四间，北屋也是五间，高台基双楹廊。”1937年以前，跟二姑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住在龙头井羊角灯胡同6号。“街门外有一层石台阶，门扇和门框都是黑色，门扇上有一对虎头口衔铜镣吊，门框下面有抱鼓式门墩石。进门迎面是东房的南山墙，是白底‘福’字照壁。”“院内靠近西墙有两棵枣树，树下有一个不大的鱼缸，养着几条小金鱼。东厦子前面有一个渗水井，刷锅水和洗衣裳水都是倒在渗水井里，因为胡同里的路面比院内地面高，院里的雨水也是流进渗井里。”
再例如，抗战之前的北京钟楼和鼓楼之间的小市场：
“南头都是卖小吃的布篷，各种小吃多半是清真食品。也有卖饭的大罩篷，卖饭的都是汉民，有抻面、烙饼、棒子面贴饼子和粉条豆腐杂烩菜。……中间是卖针线、绒花儿、花枕头顶和花鞋面儿的，卖小孩儿衣裳的，也有卖大人衣裳的。北头是说相声的、唱小戏儿的、唱大鼓书的等。”
第二类，大历史下的小故事。例如，1949年惩治天桥的“南霸天”场景，包括这个“南霸天”的穿着细节：
“南霸天的模样是，光头、大胡子，上身穿黑夹袄，前衣襟敞开，里面套一件白褂子，挽着白袖口。下身穿黑裤子，扎着黑色绑腿儿，脚穿礼服呢面儿千层底布鞋。……斗争会开完以后，把南霸天押上一辆卡车，拉到先农坛西南角的城墙根，执行枪决。”
再例如，“大跃进”时期的“除四害”：
“城里家家户户的房上都有年轻男女，拿着洗脸盆等物件敲打，有人拿着竹竿儿上端绑一块布晃悠。眼看着麻雀在天空飞着飞着突然就掉下来了。捡到的麻雀都要交到街道。”
第三类，真实的经济生活。例如，困难时期调整粮食定量：
“1955年1月开始实行全民粮食定量制度，1959年7月，调整粮食定量，重体力劳动者由每月40斤改成每月36斤,一线干部由每月36斤改成每月34斤,轻体力劳动者和后勤干部由每月34斤改成每月32斤,家庭妇女和学生等人员由每月30斤改成每月28斤半。其中一半是细粮，一半是粗粮。”“1960年2月1日，调整细粮供应量，重体力劳动者和一线干部每月细粮6斤,轻体力劳动者和后勤干部，以及其他人员每月细粮4斤。”“每家每户发一个粮食供应证（俗称购粮本儿）和一个副食供应证（俗称副食本儿）。街道管粮食和副食的干部，每月月底到各家去发下月的粮票儿和油、糖、肉、菜、饼干等票儿。每年12月20日发下一年的布票儿。”
再例如，关于市总工会推广食品双蒸法：
“采用米饭双蒸法，具体做法是，每碗二两米，先用水泡半小时，第一次蒸熟后，凉半小时，再蒸一次，二两米可以蒸出满满一碗饭。”“大家食用后说，这纯粹是自己糊弄自己，米饭的体积增大了，吃进肚里当时显得饱了，一会儿就下去了。明知是自己糊弄自己，也得这样做，有什么办法啊。”
第四类，一一写出人生经历中有过这样或那样关联的人物名字。书中众多人名，或简或繁加以介绍。这些人物可以分成这样几类。其一，家人三十余位。对孔庆普先生有养育之恩、支持最大的是两位伯父——大伯父孔宪文（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系，是中国第二条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铁路——淮南铁路总工程师）、二伯父孔宪武（1897—1984，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植物分类学家），以及二姑、姑父曹经武（北京师范大学数学教授）。经济上帮助过他的人还有陈孝开（北京大学土木系主任）、曹安礼（北京工业职业学校校长）等。其二，彼此有工作配合和相互支持的人，比如单士元（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郑孝燮（建设部规划设计院顾问）、刘仙洲（清华大学教授）、茅以升（1896—1989, 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和他的助手罗英（桥梁工程师）、梁思成（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侯仁之（北京大学教授）、罗哲文（中国文物研究所主任）、赵迅（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员）、胡玉远（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员），以及对作者一生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许京骐先生（1919年生人，原北京市建设局局长）。其三，见面（多系汇报城墙和城门情况）较多的是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有过几次会议的人物，像当时（1951年）的北京市市长彭真（1902—1997）、副市长张友渔（1898—1992）、吴晗等人。其四，一些虽无过多接触，但因“文革”而死的人。
我写到这里，感慨之至，人老了，能够记住和记载人生中那些遇到过、共事过、受过资助、得到帮助，特别是影响自己人生轨迹的，以及遭受不幸的人们，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感恩，也是一种情怀。
以上特点，并不足以反映孔庆普先生回忆录的全貌。每一位读者，只要认真阅读，都会因自己的背景、兴趣和价值偏好而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这就是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举个例子：孔庆普先生在跋中补充了1956年公私合营的一个情景：他所在的北京建设局有位工程师叫张连壁。此人还有一个身份是“东升祥绸布店”的东家。党支部书记问张连壁对公私合营的看法，张连壁说，非常拥护。接着又说，他的叔和婶，白天上街敲锣打鼓，晚上回家老夫妻抱头大哭。寥寥数行，让我们看到了公私合营大历史背后一个小业主的真实情感。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多年来，关于“文革”的回忆、反思、研究多是集中在“大人物”和“大事件”上，而“文革”时的市民日常生活，鲜有记录。本书提到了有关“文革”期间“大字报”的两个片段。其一是贴大字报的糨糊：“贴大字报和标语要用大量的糨糊，机械所北面是化工试验厂，他们研制成功一种合成糨糊。该厂有两派，他们分别和市政处的两派有联系，互称咱们是一家。市政处的两派职工贴大字报和标语用的糨糊，都是去化工试验厂要，各找各派要来的（无偿赠送）。”其二是天安门前的旧大字报哪儿去了？“学校都停课了，孩子们都跑着玩儿，有两名工人利用公家的材料，为自家孩子制作垃圾车。用角铁焊成一个三角形，前端安装一个轴承，再车一根长轴，焊在后边，两端各装一个轴承，成为小车儿的底盘儿。上面放一个竹筐，用铅丝把竹筐固定在底盘上。孩子的双手扶住竹筐，一只脚踩在车盘后轴上，另一只脚蹬着地，跑起来还真快。……这些孩子们每天晚上，结伙蹬着竹筐车到天安门去撕大字报和标语，第二天卖废品。”人们难以想象，“文革”期间，首都北京天安门的大字报竟然“补贴”了当时某些老百姓拮据的日常生活。
孔庆普先生历尽沧桑，而这本回忆录，从头到尾，如同一幅历史白描，无论写日常工作还是历史事件，决然没有文人墨客式的“抒情”，没有“意识形态”的说教，没有道德制高点，甚至没有评论，但是，却不放过细枝末节，笔到意到，一丝不苟。在平实的叙述中，显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内敛”，让你感受到一种历史“美学”，以及笔底流淌的深厚含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倡“微历史”，即通过一个人一件事的有限历史信息，集合成大历史、宏观历史。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微历史”，老百姓的历史是有其价值的。但是，在提倡“微历史”的同时，要避免“微历史”的庸俗化。依我所见，并非所有“微历史”都值得记载，如同今天走在街上，让每一个人把他今天做的事记载下来，应该说绝大多数人今天的所作所为并无记载的意义。如果“微历史”仅仅是一个个体的记载，如同一本本流水账，不能折射出一个大历史，其意义和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再说一遍，孔庆普先生的这部回忆录，是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大历史。它将个人的一生和北京城数十年的变迁重合在一起，由一个个体承载如此沉重的“时空”，可谓“微言大义”。对我这个血液里流淌着北京基因，漂泊海外数十年的人来说，打开这本回忆录，就如同打开那沉重的北京城门；而当我合上这本回忆录，如同轻轻掩上北京城门。这之后，则是对那个消失的北京，难以消弭的怀念。
朱嘉明
2016年正月于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