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世间的慨叹

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俞伯平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字叔同,出家后法号弘一,人称弘一法师。正像俞伯平评价的那样,李叔同的一生“扮演”过很多角色,只不过每一次的“演绎”都是他最本真的自我。

李叔同祖籍浙江,生长在天津,本是一个富贵之家的贵公子。他的父亲李世珍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与李鸿章、吴汝纶为会试同年,曾任吏部主事,不久后辞官经商,以经营盐业为主,号称津门巨贾。

李叔同的母亲是李世珍的五姨太,他虽然是庶出,但自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并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在二哥文熙的启蒙下遍习儒家经典,加之天资聪颖,李叔同年少时就展露出才子的风华:7岁时,诵读《文选》朗朗而出;16岁时,考入名流云集的辅仁书院;19岁时,加入文学团体城南文社,以《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

20岁出头的李叔同,便已经与当时名流结为“天涯五友”,出版诗集、歌集、印谱,创办书画公会,翻译西方法学名典,并考入当时上海最先进的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李叔同的文章在上海最著名的文人团体沪学会中屡屡列为第一,从此被名士闻人所青睐,以“才子”之名蜚声上海滩。

后来,李叔同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画、音乐、戏剧,并将所学带回中国,创办文艺报刊杂志,或担任主笔、编辑等,甚至将文艺融入爱国救亡的社会活动中,最终成为中国油画先驱者、引入西方音律第一人、中国话剧奠基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才华并不独家私藏,而是奉献给后来人,怀揣“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理想,先后培养出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丰子恺曾给予其“爸爸的教育”这一高度评价。

然而,谁会想到一个如此风华卓著的人竟在刹那间醍醐灌顶,了却尘缘。李叔同究竟为何要出家?他已经“扮演”了那么多角色,而且各个光彩夺目,为何周遭历尽,偏偏选择“僧侣”来终了?令他人艳羡无比的人生,在他自己心中又是怎样的滋味呢?一入空门,他的佛心安置在哪里,又如何看待曾经的过往呢?

本章集结了李叔同的一系列自述性文章,有其对红尘的反思,有其对空门的感悟。希望读者们能够从中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也能够从中观照自己的人生,找到令自己收获幸福的答案。

初到世间的慨叹

在清朝光绪年间天津河东有一个地藏庵,庵前有一户人家。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进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乎此使李家在当地的声名更加显赫了。但是,他为官不久,便辞官返乡了,开始经商。在晚年的时候,他虔诚拜佛,为人宽厚,乐善好施,被人称为“李善人”。而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是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时,我的母亲只有二十岁,而我父亲已近六十八岁了。这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虽然父亲很疼爱我,但是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了伏笔。

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没有了父亲的庇护,我与母亲的处境很是困难,看着母亲一天到晚低眉顺眼、谨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难受,也使我产生了自卑的倾向。我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做伴,与画为伍。只有在书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

听我母亲后来跟我讲:在我降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产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而我后来也一直将这根橄榄枝带在身边,并时常对着它祈祷。由于我的父亲对佛教的诚信,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经典,受到佛法的熏陶。我小时候刚开始识字,就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亲的妻子,学习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虽然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佛经的含义,也无从知晓它们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也只有在这时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详!而我想这也许成为我今后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时候,大约是六七岁的样子,就跟着我的哥哥文熙开始读书识字,并学习各种待人接物的礼仪,那时我哥哥已经二十岁了。由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又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袭着严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对我方方面面的功课,都督教得异常严格,稍有错误必加以严惩。我自小就在这样严厉的环境中长大,这使我从小就没有了小孩子应有的天真活泼,也疑我的天性也遭到了压抑而导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种严格施教,对于我后来所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而我后来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就拜在常云政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开始攻读各种经史子集,并开始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在我十三岁那年,天津的名士赵幼梅先生和唐静岩先生开始教我填词和书法,使我在诗词书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较以前深厚了。为了考取功名,我对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县学加以训练。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过去所受的压抑而造成的“反叛”倾向也开始抬头了。我开始对过去刻苦学习是为了报国济世的思想不那么热衷了,却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戏曲,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间,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艺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做了妾。

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倚贵,嫌贫爱富。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无法,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在别人眼里我成为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的。这可能是我日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决定因素!

遇见精神的出生地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的地方。作为一名高校的艺术教师,我在浙一师的六年执教生涯中业绩斐然,作为一个诸艺略通的人,那段时期也该算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鼎盛期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步入了佛门。

一九一二年三月,我接受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次年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务长经亨颐的邀请,来该校任教。我之所以决定辞去此前在上海《太平洋报》极为出色的主编工作,除了经亨颐的热情邀请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个重要的原因。经亨颐就曾说:“我本性淡泊,辞去他处厚聘,乐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我那时已人到中年,而且渐渐厌倦了浮华声色,内心渴望一份安宁和平静,生活方式也渐渐变得内敛起来。我早在《太平洋报》任职期间,平日里便喜欢离群索居,几乎是足不出户。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天津,还是在我“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学以专攻艺术的日本东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风华旋裹的氛围之中,随着这种心境的转变,到杭州来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我便于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发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九月下旬,我移锡灵隐受戒。正是在受戒期间,我辗转披读了马一孚送我的两本佛门律学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际的二位高僧蕅益智旭与见月宝华所著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发愿要让其时弛废已久的佛门律学重光于世。可以说,我后来的一切事物就是从事对佛教律学的研究,如果说因此取得了一点儿成绩,也正是此开始起步的。

对于我的出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为此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对于自己出家的缘由与经过做了详细的介绍,无论如何,这在我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对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我觉得,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当人们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来自于佛教本身。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1912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

民国二年(1913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作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做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因为从前的虎跑不像现在这样热闹,而是游客很少,且是个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看的人回来后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时候都是关起来,游客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我住进去以后,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的,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我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1918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入山。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前到虎跑去,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到了五月底,我就提前先考试。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及至七月初,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介绍,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很欢喜的。我出家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好!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

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既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命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样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到了十二月底,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断食日记

丙辰嘉平一日始。断食后,易名欣,字俶同,黄昏老人,李息。十一月廿二日,决定断食。祷诸大神之前,神诏断食,故决定之。

择录村井氏说:妻之经验。最初四日,预备半断食。六月五日、六日,粥,梅干。七日、八日,重汤,梅干。九日始断食,安静。饮用水一日五合,一回一合,分五六回服用。第二日,饥饿胸烧,舌生白苔。第三、四日,肩腕痛。第四日,腹部全体凝固,体倦就床,晨轻晚重。第五日,同,稍轻减,坐起一度散步。第六日,轻减,气氛爽快,白苔消失,胸烧愈。第七日,晨平稳,断食期至此止。

后一日,摄重汤,轻二碗三回,梅干无味。后二日,同。后三日,粥,梅干,胡瓜,实入吸物。后四日,粥,吸物,少量刺身。后五日,粥,野菜,轻鱼。

后六日,普通食,起床,此两三日,手足浮肿。

断食期内,或体痛不能眠,或下利,或嚏。便时以不下床为宜。预备断食或一周间,粥三日,重汤四日。断食后或须一周间,重汤三日,粥四日,个半月体量恢复。半断食时服ゾチネ

到虎跑寺携带品:被褥帐枕,米,梅干,杨子,齿磨,手巾手帕,便器,衣,漉水布,ゾチネ日记纸笔书,番茶,镜。

预定期间:一日下午赴虎跑寺。上午闻玉去预备。中食饭,晚食粥,梅干。二日、三日、四日,粥,梅干。五日、六日、七日,重汤,梅干。八日至十七日断食。十八日、十九日、廿日,重汤,梅干。廿一日、廿二日、廿三日、廿四日,粥,梅干,轻菜食。廿五日返校,常食。廿八日返沪。

卅日晨,命闻玉携蚊帐,米,纸,糊,用具到虎跑。室宜清闲,无人迹,无人声,面南,日光遮北,以楼为宜。是晚食饭,拂拭大小便器、桌椅。

午后四时半入山,晚餐素菜六簋,极鲜美。食饭二盂,尚未餍,因明日始即预备断食,强止之。榻于客堂楼下,室面南,设榻于西隅,可以迎朝阳。闻玉设榻于后一小室,仅隔一板壁,故呼应便捷。晚燃菜油灯,作楷八十四字。自数日前病感冒,伤风微嗽,今日仍未愈。口干鼻塞,喉紧声哑,但精神如常。八时眠,夜间因楼上僧人足声时作,未能安眠。

十二月一日,晴,微风,五十度。断食前期第一日。疾稍愈,七时半起床。是日午十一时食粥二盂,紫苏叶二片,豆腐三小方。晚五时食粥二盂,紫苏叶二片,梅一枚。饮冷水三杯,有时混杏仁露,食小橘五枚。午后到寺外运动。

余平日之常课,为晨起冷水擦身,日光浴,眠前热水洗足。自今日起冷水擦身暂停,日光浴时间减短,洗足之热水改为温水,因欲使精神聚定,力避冷热极端之刺激也。对于后人断食者,应注意如下:

一、未断食时练习多食冷开水。断食初期改食冷生水,渐次加多。因断食时日饮五杯冷水殊不易,且恐腹泻也。

二、断食初期时之粥或米汤,于微温时食之,不可太热。因与冷水混合,恐致腹痛。

余每晨起后,必通大便一次。今晨如常,但十时后屡放屁不止。二时后又打嗝儿甚多,此为平日所无。是日书楷字百六十八,篆字百零八。夜观焰口,至九时始眠。夜微嗽多噩梦,未能入眠。

二日,晴和,五十度。断食前期第二日。七时半起床,晨起无大便。是日午前十一时食粥一盂,梅一枚,紫苏叶二片。午后五时同。饮冷水三杯,食橘子三枚,因运动归来体倦故。是日舌苔白,口内黏滞,上牙里皮脱。精神如常,但过则疲□□。运动微觉疲倦,头目眩晕。自明日始即不运动。

晚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写字百三十二,是日鼻塞。摹大同造像一幅,原拓本自和尚假来,尚有三幅明后续□□。八时半眠,夜梦为升高跳跃运动。其处为器具拍卖场,陈设箱柜几椅并玩具装饰品等。余跳跃于上,或腾空飞行于其间,足不履地,灵捷异常,获优胜之名誉。旁观有德国工程师二人,皆能操北京语。一人谓有如此之技能,可以任远东大运动会之某种运动,必获优胜,余逊谢之。一人谓练习身体,断食最有效,吾二人已二日不食。余即告余现在虎跑断食,亦已预备二日矣。其旁又有一中国人,持一表,旁写题目,中并列长短之直红线数十条,如计算增减高低之表式,是记余跳跃高低之顺序者。是人持以示余,谓某处由低而高而低之处,最不易跳跃,赞余有超人之绝技。后余出门下土坡,屡遇西洋妇人,皆与余为礼,贺余运动之成功,余笑谢之。梦至此遂醒。余生平未尝为一次运动,亦未尝梦中运动,头脑中久无此思想,忽得此梦,至为可异,殆因胃内虚空有以致之欤?

三日,晴和,五十二度。断食前第三日。七时半起床。是晨觉饥饿,胸中搅乱,苦闷异常,口干饮冷水。勉坐起披衣,头昏心乱,发虚汗作呕,力不能支,仍和衣卧少时。饮梅茶二杯,乃起床,精神疲惫,四肢无力。九时后精神稍复原,食橘子二枚。是晨无大便,饮药油一剂,十时半软便一次,甚畅快。十一时水泻一次,精神颇佳,与平常无大异。十一时二十分食粥半盂,梅一个,紫苏一枚。摹普泰造像、天监造像二页。饮水、食物,喉痛,或因泉水性太烈,使喉内脱皮之故。午后四时,饮水后打嗝儿笃,食小梨一个,五时食粥半盂。是日感冒伤风已愈,但有时微嗽。是日午后及晚,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八时半眠。入山预断以来,即不能为长时之安眠,旋睡旋醒,辗转反侧。

四日,晴和,五十三度。断食前第四日。七时半起床。是晨气闷心跳口渴,但较昨晨则轻减多矣,饮冷水稍愈。起床后头微晕,四肢乏力。食小橘一枚,香蕉半个。八时半精神如常,上楼访弘声上人,借佛经三部。午后散步至山门,归来已觉微疲。是日打嗝儿甚多,口时作渴,一共饮冷水四大杯。摹大明造像一页。写楷字八十四,篆字五十四。无大便。四时后头昏,精神稍减,食小橘二枚。是日十一时饮米汤二盂,食米粒二十余。八时就床,就床前食香蕉半个。自预备断食,每夜三时后腿痛,手足麻木。(余前每逢严冬有此旧疾,但不甚剧。)

五日,晴和,五十三度。断食前第五日。七时半起床。是夜前半颇觉身体舒泰,后半夜仍腿痛,手足麻木。三时醒,口干,心微跳,较昨减轻。食香蕉半个,饮冷水稍眠。六时醒,气体甚好。起床后不似前二日之头晕乏力,精神如常,心胸愉快。到菜园采花供铁瓶。食梨半个,吐渣。自昨日起,多写字,觉左腰痛。是日腹中屡屡作响,时流鼻涕,喉中肿烂尚未愈。午后侍和尚念经静坐一小时,微觉腰痛,不如前日之稳静。三时食梨半个,吐渣。食香蕉半个。午、晚饮米汤一盂。写字百六十二。傍晚精神稍差,恶寒口渴。本定于后日起断食。改自明日起断食,奉神诏也。

断食期内,每日饮梨汁一个之分量,饮橘汁三小个之分量,饮毕漱口。又因信仰上每晨餐神供生白米一粒,将眠,食香蕉半个。是日无大便,七时就床。是夜神经过敏甚剧,加以鼠声、人鼾声,终夜未安眠。口甚干,后半夜腿痛稍轻,微觉肩痛。

六日,晴暖,晚半阴,五十六度。断食正期第一日。八时起床。三时醒,心跳胸闷,饮冷水橘汁及梅茶一杯。八时起床,手足乏力,头微晕,执笔作字殊乏力,精神不如昨日。八时半饮梅茶一杯。脑力渐衰,眼手不灵,写日记时有误字,多遗忘。九时半后精神稍可。十时后精神甚佳,口渴已愈。数日来喉中肿烂亦愈。今日到大殿去二次,计上下廿四级石阶四次,已觉足乏力,为以前所无。是日共饮梨汁一个,橘汁二个。傍晚精神不衰,较胜昨日,但足乏力耳。仍时流鼻涕,晚间精神尤佳。是日不觉如何饥饿。晚有便意,仅放屁数个,仍无便。是夜能安眠,前半夜尤稳安舒泰。眠前以棉花塞耳,并诵神人合一之旨。夜间腿痛已愈,但左肩微痛。七时就床,梦变为丰颜之少年,自谓系断食之效。

七日,阴复晴,夜大风,五十四度。断食正期第二日。六时半起床。四时醒,心跳微作即愈,较前二日减轻。饮冷水甚多。六时半即起床,因是日头晕已减轻,精神较昨日为佳,且天甚暖,故早起床也。起床后饮橘汁一枚。晨览《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图》。八时后精神不振,打哈欠,口塞流鼻涕,但起立行动如常。午后身体寒益甚,拥被稍息。想出食物数种,他日试为之。炒饼、饼汤、虾仁豆腐、虾子面片、什锦丝、咸胡瓜。三时起床,冷已愈,足力比昨日稍健。是日无大便,饮冷水较多。前半夜肩稍痛,须左右屡屡互易,后半夜已愈。

八日,阴,大风,寒,午后时露日光,五十度。断食正期第三日。十时起床。五时醒,气体至佳,如前数日之心跳头晕等皆无。因天寒大风,故起床较迟。起床后精神甚佳,手足有力,到院内散步。四时半就床,午后益寒,因早就床。是日食欲稍动,有时觉饥,并默想各种食物之种类及其滋味。是夜安眠,足关节稍痛。

九日,晴,寒,风,午后阴,四十八度。断食正期第四日。八时半起床。四时醒,气体极佳,与日常无异。起床后精神如常,手足有力。朝日照人,心目豁爽。小便后尿管微痛,因饮水太多之故。自今日始不饮梨橘汁,改饮盐梅茶二杯。午后因饮水过多,胸中苦闷。是日午前精神最佳,写字八十四,到菜圃散步。午后寒,一时拥被稍息。三时起床,室内运动。是日不感饥饿。因天寒五时半就床。

十日,阴,寒、四十七度。断食正期第五日。十时半起床。四时半醒,气体精神与昨同。起床后精神至佳。是日因寒故起床较迟。今日加饮盐汤一小杯。十一时杨、刘二君来谈至欢。因寒四时就床。是日写字半页。近日神经过敏已稍愈。故夜间较能安眠,但因昨日饮水过多伤胃,胃时苦闷,今日饮水较少。

十一日,阴寒,夕晴,四十七度。断食正期第六日。九时半起床。四时半醒,气体与昨同。夜间右足微痛,又胃部终不舒畅。是日口干,因寒起床稍迟。饮盐汤半杯,饮梨汁。夕晴,心目豁爽。写字百三十八。坐檐下曝日,四时就床,因寒早就床。是晚感谢神恩,誓必皈依。致福基书。

十二日,晨阴,大雾,寒,午后晴,四十八度。断食正期第七日。十一时起床。四时半醒,气体与昨同,足痛已愈,胃部已舒畅。口干,因寒不敢起床。十一时福基遣人送棉衣来,乃披衣起。饮梨汁及盐汤、橘汁。午后精神甚佳,耳目聪明,头脑爽快,胜于前数日。到菜圃散步。写字五十四。自昨日始,腹部有变动,微有便意,又有时稍感饥饿。是日饮水甚少。晚晴甚佳,四时半就床。

十三日,晨半晴阴,后晴和,夕风,五十四度。断食后期第一日。八时半起床。气体与昨同。晨饮淡米汤二盂,不知其味,屡有便意,口干后愈,饮梨汁橘汁。十一时饮浓米汤一盂,食梅干一个,不知其味。十一时服泻油少许,十一时半大便一次甚多。便色红,便时腹微痛,便后渐觉身体疲弱,手足无力。午后勉强到菜圃一次。是日不饮冷水。午前写字五十四。是日身体疲倦甚剧,断食正期未尝如是。胃口未开,不感饥饿,尤不愿饮米汤,是夕勉强饮一盂,不能再多饮。

十四日,晴,午前风,五十度。断食后期第二天。七时半起床。气体与昨同,夜间较能安眠。五时饮米汤一盂,口干,起床后精神较昨佳。大便轻泻一次,又饮米汤一盂,饮橘汁,食苹果半枚。是日因米汤、梅干与胃口不合,于十一时饮薄藕粉一盂,炒米糕二片,极觉美味,精神亦骤加。精神复原,是日极愉快满足。一时饮薄藕粉一盂,米糕一片。写字三百八十四。腰腕稍痛,暗记诵《御神乐歌序章》。四时食稀粥一盂,咸蛋半个,梅干一个,是日不感十分饥饿,如是已甚满足。五时半就床。

十五日,晴,四十九度。断食后期第三日。七时起床。夜间渐能眠,气体无异平时。拥衾饮茶一杯,食米糕三片。早食藕粉米糕,午前到佛堂菜圃散步,写字八十四。午食粥二盂,青菜咸蛋少许。夕食芋四个,极鲜美。食梨一个,橘二个。敬抄《御神乐歌》二页,暗记诵一、二、三下目。晚饮粥二盂,青菜咸蛋,少许梅干。晚食粥后,又食米糕饮茶,未能调和,胃不合,终夜屡打嗝儿,腹鸣。是日无大便,七时就床。

十六日,晴,四十九度。断食后期第四日。七时半起床。晨饮红茶一杯,食藕粉芋。午食薄粥三盂,青菜芋大半碗,极美。有生以来不知菜芋之味如是也。食橘,苹果,晚食与午同。是日午后出山门散步,诵《御神乐歌》,甚愉快。入山以来,此为愉快之第一日矣。敬抄《御神乐歌》七页,暗记诵四、五下目。晚食后食烟一服。七时半就床,夜眠较迟,胃甚安,是日无大便。

十七日,晴暖,五十二度。断食后期第五日。七时起床。夜间仍不能多眠,晨饮泻油极少量。晨餐浓粥一盂,芋五个,仍不足,再食米糕三个,藕粉一盂。九时半大便一次,极畅快。到菜圃诵《御神乐歌》。中膳,米饭一盂,粥二盂,油炸豆腐一碗。本寺例初一、十五始食豆腐,今日特因僧人某死,葬资有余,故以之购食豆腐。午前后到山门外散步二次。拟定出山门后剃须。闻玉采萝卜来,食之至甘。晚膳粥三盂,豆腐青菜一盂,极美。今日抄《御神乐歌》五页,暗记诵六下目。作书寄普慈。是日大便后愉快,晚膳后尤愉快,坐檐下久。拟定今后更名欣,字俶同。七时半就床。

十八日,阴,微雨,四十九度。断食后期最后一日。五时半起床。夜间酣眠八小时,甚畅快,入山以来未之有也。是晨早起,因欲食寺中早粥。起床后大便一次甚畅。六时半食浓粥三盂,豆腐青菜一盂,胃甚涨。坐菜圃小屋诵《御神乐歌》,今日暗记诵七下目,敬抄《御神乐歌》八页。午,食饭二盂,豆腐青菜一盂,胃涨大,食烟一服。午后到山中散步,足力极健。采干花草数枝,松子数个。晚食浓粥二盂,青菜半盂,仅食此不敢再多,恐胃涨也。餐后胸中极感愉快。灯下写字五十四,辑订断食中字课,七时半就床。

十九日,阴,微雨,四时半起床。午后一时出山归校。嘱托闻玉事件:晚饭菜,橘子,做衣服附袖头,廿二要,轿子油布,轿夫选择,新蚊帐,夜壶。自己事件:写真,付饭钱,致普慈信。

遁入空门的修行

导致我出家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不乏小时候的家庭熏染,而有一些应该归功于我在浙江师范的经历。那种忙碌而充实的生活,将我在年轻时沾染上的一些所谓的名士习气洗刷干净,让我更加注重的是为人师表的道德修养的磨炼。因此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静和平淡,一种空灵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升起,并充斥到我的全身,就像小时候读佛经时的感觉,但比那时更清澈和明朗了。

民国初期,我来到杭州虎跑寺进行断食修炼,并于此间感悟到佛教的思想境界,于是便受具足戒,从此成为一介“比丘”,与孤灯、佛像、经书终日相伴。如果谈到我为何要选择在他人看来正是声名鹊起、该急流勇进的时候出家,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但我记得导致我出家决心的是我的朋友夏丏尊,他对我讲了一件事。他说他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绝食修行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帮助身心进行更新,从而达到除旧换新、改恶向善的目的,使人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实行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并给了我一本参考书。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想找机会尝试一下,看看对自己的身心修养有没有帮助。这个念头产生后,就再也控制不了了,于是在当年暑假期间我就到寺中进行了三个星期的断食修炼。

修炼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第一个星期逐渐减少食量到不食,第二个星期除喝水以外不吃任何食物,第三个星期由喝粥逐渐增加到正常饮食。断食期间,并没有任何痛苦,也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更没有心力交瘁、软弱无力的感觉。反而觉得身心轻快了很多、空灵了很多,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灵敏了,并且颇有文思和洞察力,感觉就像脱胎换骨过了一样。断食修炼后不久的一天,由一个朋友介绍来的彭先生,也来到寺里住下,不承想他只住了几天,就感悟到身心的舒适,竟由主持为其剃度,出家当了和尚。我看了这一切,受到极大的撞击和感染,于是由了悟禅师为我定了法名为演音,法号是弘一。但是我只皈依了三宝,没有剃度,成为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我本想就此以居士的身份,住在寺里进行修持,因为我也曾经考虑到出家的种种困难。然而我一个好朋友说的一句话让我彻底下了出家为僧的决心。

在我成为居士并住在寺里后,我的那位好朋友,再三邀请我到南京高师教课,我推辞不过,于是经常在杭州和南京两地奔走,有时一个月要数次。朋友劝我不要这样劳苦,我说:“这是信仰的事情,不比寻常的名利,是不可以随便迁就或更改的。”我的朋友后悔不该强行邀请我在高师任教,于是我就经常安慰他,这反倒使他更加苦闷了。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与其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不如索性出家做了和尚,倒清爽!”这句话对我犹如醍醐灌顶,一语就警醒了我。是呀,做事做彻底,不干不净的很是麻烦。于是在这年暑假,我就把我在学校的一些东西分给了朋友和校工们,仅带了几件衣物和日常用品,回到虎跑寺剃度做了和尚。

有很多人猜测我出家的原因,而且争议颇多。我并不想去昭告天下,我为啥出家。因为每个人做事有每个人的原则、兴趣、方式方法以及对事物的理解,这些本就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就是说了他人也不会理解,所以干脆不说,慢慢他人就会淡忘的。至于我当时的心境,我想更多的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更理想的方式,以教化自己和世人!

余弘律之因缘

弘律因缘

初出家时,即读《梵网合注》。续读《灵峰宗论》,乃发起学律之愿。

受戒时,随时参读《传戒正范》及《毗尼事义集要》。

庚申之春,自日本请得古版南山灵芝三大部,计八十余册。

辛酉之春,始编《戒相表记》。六月,第一次草稿乃讫。以后屡经修改,手抄数次。

是年阅藏,得见义净三藏所译《有部律》及《南海寄归内法传》;深为赞叹。谓较旧律为善;故《四分律戒相表记》第一、二次草稿中,屡引义净之说,以纠正南山。其后自悟轻谤古德,有所未可,遂涂抹之。经多次删改,乃成最后之定本。

以后虽未敢谤毁南山,但于南山三大部仍未用心穷研;故印专习《有部律》。两年之中,编《有部犯相摘记》一卷、自行抄一卷。

其时徐霨如居士创刻经处于天津,专刻南山宗律书,费资数万金,历时十余年。弘律愿文如是戒品,我今誓愿受持、修学,尽未来际,不复舍离。以此功德,愿我及众生,无始已来所作众罪,尽得消灭。若一切众生所有定业,当受报者,我皆代受。遍微尘国,历诸恶道,经微尘劫,备尝众苦,欢喜忍受,终无厌悔;令彼众生先成佛道。我所发愿,真实不虚,伏惟三宝证知者。

演音自撰发愿句三种,行住坐卧,常常忆念,我所修持一切功德,悉以回施法界众生;众生所造无量恶业,愿我一身代受众苦。

誓舍身命,护持三世一切佛法!

誓舍身命,救度法界一切众生!

愿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众苦!

愿护南山四分律宗弘传世间!

追求律学的真谛

由于我出家后,总是选择清静祥和的地方,要么闭关诵读佛经,要么就是从事写作,有时为大众讲解戒律修持,所以人们经常感到我行踪不定,找不到我。其实佛法无处不在,有佛法的地方就会有我。而我对佛教戒律学的研究可说是情有独钟,我不仅夜以继日地加以研究,就算倾注我毕生的精力也在所不惜!而且我出家后,认定了弘扬律学的精要,一直都过着持律守戒的生活。这种生活对我的修行起了很大的帮助。

我最初接触律学,主要是朋友马一孚居士送给我的一本名叫《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一本名叫《宝华传戒正范》的书,我非常认真地读过后,真是悲欣交集,心境通彻,亦因此下定决心要学戒,以弘扬法正。

《灵峰毗尼事义集要》是明末高僧蕅益智旭法师的精神旨要,而名叫《宝华传戒正范》是明末的见月宝华法师为传戒所制定的戒律标准。我仔细研读了两位前辈大德的著作后,由衷地感叹大师的修行法旨,也不得不发出感慨,慨叹现在的佛门戒律颓废,很多的僧人没有真正的戒律可以遵守,如果长久下去,佛法将无法长存,僧人也将不复存在了,这是我下决心学习律学的原因。我常想:我们在此末法时节,所有的戒律都是不能得的,其中有很多的原因。而现在没有能够传授戒律的人,长此以往我认为僧种可能就断绝了。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僧种断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僧人了,而是说真正懂得戒律和能遵守戒律的僧人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些后,我于一九二一年到温州庆福寺进行闭关修持,后又学习南山律。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习作后,我便在西湖玉泉寺,用了四年的时间,撰写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从这本书中不难看出,我所从事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境,四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

像我这样初入佛门,便选择了律学为我毕生的研究方向的僧人,是非常少见的,这令我很伤感。如果能有更多的僧人像我这样,持戒守律,那么佛法的发扬光大将不是难事!

从容弘法的感悟

从我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修持戒律,并且一直不曾化缘、修庙、剃度徒众,也不曾做过住持或监院之类的职务,甚至极少接受一般人的供养。有的时候供养确实无法推却,只好收下,然后转给寺庙。至于我个人的日常花用,一般由我过去的几位朋友或学生来赞助的。因为我自开始修持戒律后,从律学的角度来讲,随便收受他人的馈赠,即便是施主真心真意的供养,也是犯了五戒中的盗戒;再者说,随便收受他人的馈赠,会滋养恶习,不利于修行,更不利于佛法的参悟。所以,我对金钱方面的事情,极为注意,丝毫不敢懈怠。记得我在出家后的第三年时,有一位上海的居士寄钱给我,让我买僧衣和日常用品,我把钱退了回去,并婉言相告表示谢意。

在我出家的这二十年时间里,我先后在杭州的玉泉寺、嘉兴精严寺、衢州莲华寺、温州庆福寺等数十处寺庙住过,其中在温州的时间最长。现在这几年一直住在闽南,主要是在泉州和厦门。在闽南的这段时间,我一直是在写书,并将写成的书向僧众们讲解,将宣传戒律的决心付诸行动。

在闽南是我宣扬戒律最重要的时期,而其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每到一处讲解戒律时,都会有众多的僧人前来听录,他们都非常认真。这前后跟我经常在一起的有性常、义俊、瑞今、广洽等十余人,他们都为我宣讲律学给予了不少的帮助。

自此可见,佛法的真实理论和修行的严谨方法,是众多出家人都渴望得到的,也因此我不再害怕佛法不能弘扬了。看来作为一个学道的人,只要心中有春意,就不用世俗的享受来愉悦自己,倒是世间的一切,均可以使自己感到快乐。更何况是为解脱世间众多受苦人的事业而努力,只要有一点儿成绩和希望,我们都应感到欣喜!

另外对于佛教之简易修持法以及我与永春的因缘简述一下。我到永春的因缘,最初发起,是在三年之前。性愿老法师常常劝我到此地来,又常提起普济寺是如何如何地好。两年以前的春天,我在南普陀讲律圆满以后,妙慧师便到厦门请我到此地来。那时因为学律的人要随行的太多,而普济寺中设备未广,不能够收容,不得已而中止。是为第一次欲来未果。是年的冬天,有位善兴师,他持着永春诸善友一张请帖,到厦门万石岩去,要接我来永春。那时因为已先应了泉州草庵之请,故不能来永春。是以第二次没有来成。

去年的冬天,妙慧师再到草庵来接。本想随请前来,不意过泉州时,又承诸善友挽留,不得已而延期至今春。是为第三次也没有来成。

直至今年半个月以前,妙慧师又到泉州劝请,是为第四次。因大众既然有如此的盛意,故不得不来。其时在泉州各地讲经,很是忙碌,因此又延搁了半个多月。今得来到贵处,和诸位善友相见,我心中非常欢喜。自三年前就想到此地来,屡次受了事情所阻,现在得来,满其多年的夙愿,更可说是十分地欢喜了。

艺海畅游的乐趣

有人说我在出家前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等,出家后这些造诣更深。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兴趣而已。我认为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应多学一些东西,不见得样样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学多闻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这一生一世。而我在出家后,拜印光大师为师,所有的精力都致力于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地去了解禅的含义,在这些兴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当回忆起那段艺海生涯,总是有说不尽的乐趣!

记得在我十八岁那年,我与茶商之女俞氏结为夫妻。当时哥哥给了我三十万元做贺礼,于是我就买了一架钢琴,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并尝试着作曲。后来我与母亲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于上海有我家的产业,我可以以少东家的身份支取相当高的生活费用,也因此得以与上海的名流们交往。当时,上海城南有一个组织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学比试,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获得第一名。从而与文社的主事许幻园先生成为朋友,他为我们全家在南城草堂打扫了房屋,并让我们移居了过去,在那里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结为金兰之好,还号称是“天涯五友”。后来我们共同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每个星期都出版书画报纸,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一起探讨研究书画及诗词歌赋。但是这个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由于公社解散,而我的长子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后我的母亲又过世了,多重不幸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于是我将母亲的遗体运回天津安葬,并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回天津,我独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学。在日本我就读于日本当时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上野美术学校,而我当时的老师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画家之一——黑田清辉。当时我除了学习绘画外,还努力学习音乐和作曲。那时我确实是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那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享受。

我从日本回来后,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国衰民困,金融市场更是惨淡,很多钱庄、票号都相继倒闭,我家的大部分财产也因此化为乌有了。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为此我到上海城东女校当老师去了,并且同时任《太平洋报》文艺版的主编。但是没多久报社被查封,我也为此丢掉了工作。大概几个月后我应聘到浙江师范学校担任绘画和音乐教员,那段时间是我在艺术领域里驰骋最潇洒自如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忙碌、最充实的日子。

如果说人类的情欲像一座煤矿,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欲望转变为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转变会因人而异,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迟有早。我可能就属于后者,来得比较缓慢了。

南闽十年之梦影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写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雪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里的课程来。他说:“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因此,我表示了一点儿意见,大约是说:“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吧!”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

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

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寺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哩!

研究社初办的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有。

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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