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正音譜》所載雜劇數目與“二本”考
陳艷林[1]
摘要：元鍾嗣成《録鬼簿》中，當同名劇目有兩個不同劇本時，注明“次本”以作標識。在天一閣鈔本《録鬼簿》中，有時也用“二本”説明是先作之劇，用“次本”來稱後作之劇。到《太和正音譜》，則都注作“二本”，當是因爲元代的同名劇作，此時已無法判别孰先孰後。到明代萬曆之後，人們多把“二本”視作“2本”，即2個一本四折。據此，又可把此譜的版本分爲兩類：一是仍計“二本”當作一個劇目的何鈁刻本、《嘯餘譜》、藝芸書舍本；二是當作“2本”統計的内閣文庫本、《北雅》、姚燮舊藏本。萬曆末年，臧懋循編《元曲選》，卷首所列作家及劇目，主要據《北雅》移録改創，不僅把所有“二本”視爲“2本”，還把《西厢》五本、《西遊》六本，分别計作“5本”“6本”。
關鍵詞：太和正音譜 録鬼簿 元曲選 二本 次本
朱權《太和正音譜》卷首“群英所作雜劇”内，收録元至明初作家的568種劇目，但現存此譜各個版本，對具體雜劇的“本”數的統計頗存差異。如何鈁刻本等爲“五百六十六本”，《北雅》則作“六百八本”，《元曲選》卷首據《北雅》而稍加改訂，變作“五百四十九本”。這種統計數字的不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太和正音譜》的成書和接受過程，所以本文主要從“二本”在各版本中的不同統計入手，加以考察。
一 “群英所編雜劇”的統計數字
《太和正音譜》現存十一種版本[2]分别爲：
（1）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刊本；（2）黄裳藏明刻本；（3）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何鈁刻本；（4）明萬曆三十年（1602）黛玉軒刻本（《北雅》）；（5）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程明善刻本（《嘯餘譜》）；（6）清姚燮舊藏明鈔本；（7）清汪士鐘藝芸書舍藏本；（8）清周大輔鈔本；（9）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影鈔本；（10）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古書流通處據海寧陳氏藏鈔本石印本；（11）清王禮培掃塵齋藏清鈔本。
以上所列（2）（7）（8）（9）（10）（11）六種屬同一系統，因黄藏本未見且爲殘本，餘者藝芸書舍藏本最早，故以下主要通過内閣文庫藏本（簡稱“閣本”）、何鈁刻本、《北雅》、《嘯餘譜》、藝芸書舍藏本（簡稱“藝芸本”）、姚燮舊藏明鈔本（簡稱“姚藏本”）六種版本的考察展開討論。
“群英所編雜劇”欄，在作家名下注有雜劇的“本數”，但六個版本之間頗有出入，今列表如下（表一）。其中漢字數字爲原書所注之數（本），阿拉伯數字爲實存之數（種）。
表一 “群英所編雜劇”所注“本數”之比較
根據第一欄“總目”所標數字，可以將這些版本分爲兩組：第一組含何本、《嘯餘譜》兩種，爲五百六十六本。藝芸本未注明總數量，但把各部分合計，亦是五百六十六本，故亦屬第一組。第二組爲閣本、姚藏本、《北雅》三種，均作六百零八本。
第二組比第一組多出四十二本。爲什麼會這樣呢？原來，同名劇目下原有小字注“二本”，正是對這“二本”的理解與計算的不同，造成了這兩組版本在“本數”統計上的歧異。
第一組何本等三種，“元”一欄注“五百三十五本”，今再核查，實存劇目417種，加上内含“娼夫”“無名氏”劇目，其統計格式可以表述爲：
417（元）+107（内含無名氏）+11（内含娼夫）=535
而“總目”欄注“五百六十六本”，則是將每一欄下實存之數相加得出：
417（元）+30（國朝）+110（無名氏）+11（娼夫）[3]=566+2（合作）
這裏，比所注“566”多出二本，是因爲有兩種劇目是多人合作寫成，馬致遠《黄糧（粱）夢》[4]下注“第三折花李郎 第四折紅字李二”，范冰壺《鷫鹴裘》下注“第二折施君美 第三折黄德潤 第四折沈瑛之”，可以理解爲這“五百六十六本”是由兩種合作劇目只算一劇而來。
也就是説，在第一組中，對注有“二本”者，都只是作爲一個劇本來統計的。
第二組閣本等三種，著録元人劇目418種，其中因將《曲江池杜甫遊春》拆分作《曲江池》《杜甫遊春》兩劇，故多計一種。而“元”這一欄的統計數却是“四百五十五本”，其間相差37種。今核查統計其中注有“二本”者，正好是37本[5]，這説明，該組實是把這“二本”當作“2本”來統計的。其統計格式可以表述爲：
418+37（凡注“二本”者重計一次）=455
這個解釋，還可從“國朝”與“娼夫”欄得到驗證。這兩欄實存三十種和十一種，欄中所注却是“三十一本”和“十二本”，這是由於兩欄中各有一劇注“二本”，分别重計一次後，便比實存劇目各自多出了一本。
第二組各本所列總數爲“六百八種”，其統計方式如下：
455（元代+重計“二本”37種）+31（國朝+重計“二本”1種）+110（無名氏）+12（娼夫+重計“二本”1種）=608
這裏，將“二本”視作“2本”，故重復計算了39種。
這兩組之間相差的42本這個數字，來自39本“二本”，1本拆分劇目，2本合撰劇目。
另，“内無名氏三本”“内娼夫十一本”等附注，意思是在“元”這一欄所列的統計數，是元劇的總數量，但有三本、十一本，其劇目實際列在“無名氏”“娼夫”欄内。例如何鈁刻本在“元”一欄注“五百三十五本”，實存劇目却只有417種，即是把無名氏、娼夫所作都計入而得。又，本欄的統計總數與本欄實存數量存在以上所説的差異，而《北雅》的校理者不察，導致了混淆。
在“國朝”欄中，各本的處理是注“三十三本。内無名氏三本”，即本欄内“三十三本”這個數量，是另外加上了在“無名氏”一欄中的三個劇目。唯獨《北雅》注作：“三十本。内無名氏三本。”應是核查統計了本欄的實際劇目之後，把“三十三”這個數字修正爲“三十”，但忽略了“内無名氏三本”一句之義，却又未删去，致所計總數量，漏計了無名氏的3種。序中稱“久之，乃獲海虞何氏覆梓”[6]，可知參考了何本。由於《北雅》考明了原爲無名氏劇目的《龍虎風雲會》《張鼎勘頭巾》《還牢末》《馬丹陽度脱劉行首》《大鬧相國寺》等五劇的作者，並把這五劇從“無名氏”欄内移出，但欄内的總數字未改，導致比實存劇目多出5種。
又《太和正音譜》“無名氏”欄共一百一十本，“國朝”又欄注“内無名氏三本”，即無名氏劇目中，有三種是明代作品。
青木正兒當時所見爲涵芬樓影印藝芸本，他認爲“無名氏”欄所録最後三部作品《危太樸衣錦還鄉》《郭桓盗官糧》《陶侃拿蘇峻》屬於明代：
因思所謂“内無名氏三本”的明朝人的作品，應該認爲是列在“古今無名氏雜劇”裏面：那大概就是寫在最後的《危太樸衣錦還鄉》以下的三種吧。危太樸名素，是卒於明初洪武五年（1372）的有名的人。[7]
《罪惟録》帝紀卷之一載洪武十八年（1385）事：“户部侍郎郭桓等盗官粮七百萬石，諸連及皆伏誅”[8]。郭桓案事發於洪武年間，故《郭桓盗官糧》一劇亦作於明初無疑。
最後一種《陶侃拿蘇峻》，《録鬼簿續編》未著録，其寫作時間俟考。
二 《元曲選》所據底本及所注“二本”問題
從“二本”到“2本”，造成了統計數字不同，實緣於對後者的誤解。
關於“2本”，包含兩种理解：其一是相當於“2劇”（兩種劇本）；其二，雜劇標準格式爲一本四折，從文本長度而言，1本爲四折，“2本”即八折。由於《太和正音譜》没有在《西厢記》下注明“五本”，所以在統計“本”數時，没有被算作“5本”，“文本長度”這一個意義還不是很明顯，到了臧懋循《元曲選》卷首，纔得到了確認。
《元曲選》“元群英所撰雜劇”注：“以下俱見‘涵虚子’。”知其所列，俱來自《太和正音譜》。再核其實際所列劇目，缺四種劇目，爲五種原本歸入無名氏的劇作注明了作者，這正是《北雅》的顯著特徵，可知所據的版本是《北雅》。
臧氏在《寄謝在杭書》中曰：“比來衰懶日甚，戲取諸雜劇爲删抹繁蕪，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自謂頗得元人三昧。”[9]他在編《元曲選》時，不僅對所選元曲頗多改動，對作者及時代，也頗加修訂。他所説“元”，已經包括了由元入明的作家，不僅將八種明初人劇作收録，在卷首還將原譜“國朝一十六人”直接歸入元人。
《元曲選》對曲家名下劇目的計算，延用了把“二本”視爲“2本”的算法，例如孔文卿名下注“共二本”，實際上他名下只有“《東窗事犯》（二本）”一種雜劇。不僅如此，他將“王實甫《西厢記》五本”“吴昌齡《西天取經》六本”，分别計作5本和6本，這是《太和正音譜》各版本中不曾有的。也就是説，他從“文本長度”的角度，把“2本”明確界定爲“2本八折”了。
而這“二本”“五本”“六本”，又涉及對雜劇“一本四折”體制的理解問題。何良俊在隆慶年間所刻《四友齋叢説》卷三十七中説：“《西厢》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復、語之蕪類耶？乃知金元人雜劇，止是四折，未爲無見。”[10]又，萬曆間顧起元《客座贅語》“戲劇”條稱：“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11]萬曆時沈德符《顧曲雜言》“南北散套”條也説：“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但以四折雜劇擅名。”[12]臧氏《元曲選序》則説：“唯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13]
雜劇一本四折，每折由一套曲文組成，亦即一本四大套。《西厢記》打破了這一體例，所以臧氏記爲“五本”。凌濛初在《西厢記凡例》中也説：“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長而非四折所能竟者，則又另分爲一本。如吴昌齡《西遊記》則有六本，王實甫《破窑記》《麗春園》《販茶船》《進梅諫》《于公高門》，各有二本。關漢卿《破窑記》《澆花旦》，亦各有二本，可證。”[14]此處，凌氏同樣把“二本”視爲八折，當作對雜劇體制之突破。對他們而言，自王實甫《西厢記》起，方有兹“二本”的出現，所以從明初朱權到明末臧氏時，“二本”已被視爲突破雜劇“一本四折”體制的“二本（八折）”。
與《太和正音譜》各版本不同，《元曲選》總數爲“五百四十九本”，將它與《北雅》對看，大致可推知臧氏的改訂過程與邏輯。
表二 《北雅》與《元曲選》劇目數量比較
以《元曲選》的實存劇目來算，將元、國朝、無名氏群英劇目相加（娼夫下注“不得與名士並列”），則統計結果可表示爲：
415（元）+30（國朝）+105（無名氏）=550
這裏尚有一本之差，緣於其將《北雅》所考訂出的原無名氏《張鼎勘頭巾》，直接改列在元孫仲章名下，所以實存劇目比《北雅》的“元”一欄，多了一種。若直接以《北雅》的數字來看，則可計算爲：
414（元）+30（國朝）+105（無名氏）=549
又，《北雅》原是把孫氏的《張鼎勘頭巾》移到無名氏前，臧氏又將其移至元曲家“孫仲章”名下，注“共三本：《張鼎勘頭巾》《白頭吟》《遺留文書》”——因此臧氏不但改了無名氏數字，還移動了一個劇目。從“共三本”可知，每位曲家名下的劇目合計應是在這些改動之後纔注明的。
這裏，雖然《元曲選》中把“二本”視作“2本八折”，與其並列的還有“五本”“六本”，在計算實存劇目時，臧氏依然將“二本”算作一種雜劇。
三 “二本”與“次本”考
討論“二本”，必須聯繫各版本《録鬼簿》中的“次本”。在天一閣鈔本《録鬼簿》中，“二本”與“次本”並存。《經籍籑詁》曰：“次猶貳。”[15]義可通，所以應當聯繫起來考察。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説：
《録鬼簿》於李文蔚《謝安東山高卧》，下注“趙公輔次本”，而於趙公輔之《晉謝安東山高卧》下，則注“次本”；武漢臣有《虎牢關三戰吕布》，下注“鄭德輝次本”，而於鄭德輝此劇下則注“次本”。蓋李、武二人作前本，而趙、鄭續之，以成一全體者也。[16]
按王先生這裏的解説，“次”是序次；“次本”是用來區分“前本”與“續之”者的關係，而前本與後續之本，“以成一全體”。據此，則是一個劇目，情節相承，前後相續，分爲前本、後本。顯然，這個説法是有欠準確的。
孫楷第《釋〈録鬼簿〉所謂“次本”》，則針對“次本”，提出了“摹本”的概念：
次本是對於原本説的，就是摹本。以戲曲言，一個故事，最初有人捻此事爲劇，這本戲是原本。同時或後人，於原本之外，又拈此一事爲劇，這本戲便是次本。……注二本是説明劇的本數，注次本是説明劇的先後。……《正音譜》原文，前一劇劇名下注的是二本，後一劇劇名下的注是次本。抄書人不知道二本、次本的意義不同，便一律寫作二本了。[17]
孫先生認爲“注二本是説明劇的本數，注次本是説明劇的先後”，應當説這裏很準確地解釋了次本的含義。他推測《太和正音譜》原本對二本、次本有不同的運用，只是抄書人不明白二者意義不同，“便一律寫作二本了”。但我們認爲，也可能是到了明初，已經很難判定何者在先，何者在後，所以只注作“二本”，表明同名劇目有兩種不同的劇本存在。
趙景深在《元曲的二本》中認同孫文看法，認爲《太和正音譜》中的“二本”，只是指“同名者有二本”，是針對二人所作同題材戲曲而言。而《録鬼簿》中的“次本”，或確爲“後本”。[18]嚴敦易《元劇斟疑》[19]，范麗敏《二本、次本問題》[20]則是在認同孫楷第“摹本”之説的基礎上，加以闡釋，但仍不出孫説範圍。
康保成《元雜劇中的“次本”》，則否定了王國維的“續寫本”及孫楷第的“摹本”概念，認爲“次本”原爲佛教術語，借來指“改編本”[21]。按：“改編本”之説，顯然與“次本”“二本”在《録鬼簿》中的原意不符。它其實與今天電影、電視之重拍名著的現象相類似，同名同題材，分先後，但具體處理完全不同。
《録鬼簿》今存“簡本”“繁本”“增補本”三個系統[22]。今以簡本系統的“孟稱舜刻本”，繁本系統的“曹楝亭刻本”，和增補本的天一閣鈔本爲據，並對比《太和正音譜》，得出所記“次本”與“二本”情况如下：
表三 《録鬼簿》及《太和正音譜》所録“次本”“二本”[23]
續表
續表
據表三，注“次本”或“二本”的劇目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同名之劇，有的甚至有三四種，如《兩團圓》《嬌紅記》。在各本《録鬼簿》中，有注者合計46次，其中“次本”出現26次，超過了半數。而“二本”只在增補本出現，計6次。因此《録鬼簿》各本，原則上，是只注“次本”，不注首本，這意味着另一個未注的同名劇本，是先創作的劇本，但用韻、主唱角色不同等時，也用來作區分。由於這只是一個目録，並不與實際劇本相對應，所以，作注的目的之一，是讓人知道有兩種同名劇目，並且能據所見劇本的特徵，知道是誰所作。
所注“次本”，結合其他版本的相應條目，可分作兩種情况：
第一，若兩劇同名標注兩本，會在“次本”基礎上對二者加以區别。如簡本中《崔護謁漿》，白仁甫名下標“末本”，尚仲賢名下標“次本”；繁本中《三戰吕布》，鄭德輝名下標“末旦頭折次本”，武漢臣名下標“鄭德輝次本”。此種情况下，同名劇目主要用脚色、作者、用韻等作區别。
第二，兩劇同名而無其他信息可作區分時，則“次本”標在晚出之劇下，可以看作爲區别已著録但未作標注的“原本”而設。如王仲文、趙子祥同有《石守信》，只有後者注“次本”；李直夫、趙明鏡均有《錯立身》，只有後者標“次本”。
在增補本中，“二本”出現了6次。其中2處（東窗事犯、張生煮海），其對應的同名劇本下注“次本”，則它應是“首本”的意思。但另有2處（害夫人、細柳營），别本標作“次本”，則似乎義同“次本”；另有2處（販茶船、進梅諫）則别本及相對應劇目無注，只是簡本在《販茶船》下注明用韻有别。所以，還不能從統計來判斷藍格鈔本《録鬼簿》所用“次本”與“二本”，是否有先後之義。
在《太和正音譜》中，注“二本”的劇目共42種，其中六個版本都注“二本”的有30種，與《録鬼簿》重合者23種。這説明有半數標注是朱權在編寫時新增的。《録鬼簿》各本不一定同名者都標注，然《太和正音譜》基本都注明了“二本”。
在《太和正音譜》中，除楊顯之《酷寒亭》所注爲“旦末二本”外，他處都只注作“二本”。楊顯之《酷寒亭》，閣本、《北雅》、姚藏本、《元曲選》、藝芸本均作“旦末二本”，何本、《嘯餘譜》作“旦二本”，當脱一“末”字。孟稱舜本《録鬼簿》著録時，有注作“旦末本”，他本皆無注，故疑《太和正音譜》或受過簡本系統《録鬼簿》的影響，但《酷寒亭》今存有《古名家雜劇》本、《元曲選》本，查其主唱，實均爲“末本”，則其或非楊氏所作。根據藍格鈔本著録，花李郎也有《酷寒亭》，孫文認爲：“如果《元曲選》題楊顯之是對的，花李郎作的該本是旦本”[24]，那麼“旦末本”或“旦末二本”是説明該劇有“旦本”“末本”兩種。
朱權往往是同名者均標注，典型者是王實甫、庾吉甫、高文秀三人所作《麗春園》。這説明單用“次本”或“次本”“二本”兼用的狀態在此爲“二本”替代，只能區分同名不同劇，而無法辨别先後了。
這裏可以看出兩種目録的區别，《録鬼簿》爲避免誤解，用“次本”來區分同名劇目之先後，一方面“次本”存在局限或有時亦無法判斷先後者，一方面描述没有定例，若進一步闡釋同名之别，遂有“末旦頭折次本”“十六曲次本”等表達。而到了朱權時，許多曲家已不可考，“二本”只區分同名劇，適用性比“次本”更大。
結語
通過對《太和正音譜》的群英所編雜劇名目計算異同，我們發現：
在元代鍾嗣成編寫《録鬼簿》時，考慮戲曲目録性質，對晚出之劇標“次本”；到了明人增補《録鬼簿》，則同時用了“二本”與“次本”。
明初《太和正音譜》各版本中，第一組中雖然注“二本”，仍是計一種，而到了第二組中，則曲解成爲計數之“2本”。《元曲選》卷首曲論部分是據《北雅》鈔撮成的，但是對劇目總目的五百四十九本以實存劇目爲準，每位曲家名下的本數則是按照雜劇長度衡量。當“一本四折”體制被打破，故有“二本”“五本”“六本”一同出現。
概言之，“二本”一詞在明代經閣本、姚藏本、《北雅》一組的修改，又臧氏、凌氏等再度誤解，已經演化爲三層含義，我們亦可從“二本”概念的兩次誤讀與接受，了解《太和正音譜》的版本差異。
附記：本文觀點及論證過程係課堂討論結果，蒙黄仕忠老師指導，得李舜華、陳志勇等老師賜正，李萬營、李健、李越等同門提供參考，一併致謝。
[1]陳艷林，女，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博連讀生。主要研究方向爲明代戲曲。
[2]詳見本輯《〈太和正音譜〉版本源流考》。
[3]葉天山《〈太和正音譜〉考異二題》中以353+30計算，有誤。參見王萍主編《中國古代小説戲劇研究叢刊》第11輯，甘肅教育出版社，2015，第187～193頁。
[4]《録鬼簿》各本在李時中《黄糧夢》下注：“第一折馬致遠 第二折李時中 第三折放學士 第四折紅字李二。”
[5]姚藏本原36本，其中武漢臣《三戰吕布》是閣本、《北雅》在内各本具注二本而姚藏本所無，故姚藏本二本數量亦爲37本。
[6]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箋評》，中華書局，2010，第400頁。
[7]〔日〕青木正兒著，隋樹森譯《元人雜劇概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第116頁。
[8]（清）查繼佐：《罪惟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39頁。
[9]（明）臧懋循：《負苞堂集》，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第92頁。
[10]（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説》，中華書局，1997，第338頁。
[11]（明）顧起元：《客座贅語》，中華書局，1997，第303頁。
[12]（明）沈德符：《顧曲雜言》，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第202頁。
[13]（明）臧懋循編《元曲選》第1册，中華書局，1958，第3頁。
[14]（明）凌濛初評：《西厢記》，載《中華再造善本》（明清編）第198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第3頁。
[15]（清）阮元：《經籍籑詁》，中華書局，1982，第6174頁。
[16]王國維著，黄仕忠導讀《宋元戲曲史》，鳳凰出版社，2010，第110～111頁。
[17]孫楷第：《釋〈録鬼簿〉所謂“次本”》，載《滄州集》，中華書局，2009，第266～271頁。
[18]趙景深：《元曲的二本》，載《趙景深文存》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51～252頁。
[19]嚴敦易：《三戰吕布》，載《元劇斟疑》，中華書局，1960，第92頁。
[20]范麗敏：《二本、次本問題》，載《互通·因襲·衍化宋元小説、講唱與戲曲關係研究》，齊魯書社，2009，第172頁。
[21]康保成：《元雜劇中的“次本”》，《文學評論》2003年第6期。該文收入《中國古代戲劇形態與佛教》第三章第一節“金元雜劇‘次本’對佛教術語的借用”，東方出版中心，2004，第165～177頁。
[22]參見王鋼《校訂〈録鬼簿〉三種》“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16～20頁。
[23]表中空白格表示該劇目下無注，斜線格表示無該劇目。
[24]孫楷第：《釋〈録鬼簿〉所謂“次本”》，《滄州集》，中華書局，2009，第26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