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正音譜》研讀計劃及實施情况

黄仕忠^[1]

摘要：對於培養年輕學者來説，選擇一個具體對象，按照學術規范，制訂詳細的研究計劃，展開系統研討，進而有所創穫，具有重要意義。我們以《太和正音譜》爲對象，從文獻調查、版本比勘、文本細讀入手，通過學生主講，同學總結，導師隨時提問、點評，拈出問題，並針對異文、異議，及時追蹤。通過進一步尋訪、比勘文獻，發現了許多新的問題，再有針對性地展開深入研討，撰成論文，再就觀點、論據、論證作反覆思考、修訂、補充甚至推倒重來，完成了一組論文，有許多重要的發現與結論。

關鍵詞：太和正音譜 朱權 曲譜

一 緣起

本專欄所收論文，均源自2018年下半年的“《太和正音譜》研讀”課程。這門研讀課是前兩個學期“經典文獻研讀課”的延續。

在開學前，我給2018級博士生李健發了一條微信：

博士生有一門課，是與碩士生一起上的。這門課，主要以明代曲論的研讀爲中心。

前兩個學期，我們讀了何良俊《曲論》、王世貞《曲藻》，分别由辜夢子、林傑祥主講，然後由同學補充，我隨時插話展開。借助課程討論中的收穫與發現，辜夢子已經發表了幾篇文章，林傑祥則有對《陶情樂府》編纂過程的重要發現。

這學期，我們計劃研讀《太和正音譜》，由你主講。你先與同學一起準備一下。

這個情况，我也分别告訴了幾位研究崗教師與博士後，提醒他們：

這門課，其實也是爲你們安排的，請視作基礎訓練之一種。請你們先做瞭解與準備，這樣收穫纔能多一些。

你們必須做一些基本的功課，纔不會成爲旁觀者。只有具體做過，纔能體悟到你們以往所見、所做、所思，與我們的課程，在思路、方法、學理、角度、參數等等方面的差異，然後能有所感悟。

事實上，這種精讀課程，是學者合作研究的一種方式，在海外則早已是常態。京都大學在吉川幸次郎等的主持下，舉辦“讀曲會”，即是其先例。後來更成爲京大傳統，現在仍在繼續舉辦。1990年代以來，金文京、小松謙、高橋文治、赤松紀彦等學者通過這種方式，完成了《董解元西厢記》《花關索傳》的校、注、譯，並結集出版。最近二十年，他們集中研讀元刊雜劇三十種，已經出版了三個專輯。

所以，這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類型，也是讀書的一種方式；對各位參與者來説，則是掌握學術研究的方法和途徑的基礎訓練。

我希望與此同時，各位參與者還會有相應的成果，故此列出了一份詳細的工作計劃，請他們按此逐步展開相關工作；並期待通過這些步驟，引出真正的學術問題，圍繞新的發現與研討，完成若干篇論文。

二 課程計劃與研究步驟

這項計劃，具體步驟與主要内容如下：

（一）朱權研究

A.朱權生平、思想方面的研究（特别要注意現在尚不明確或有争議的問題，下同）；

B.朱權著作、版本及其流傳（指其所有著作，不限於戲曲；只知其書名而無傳本者，也要關注）；

C.朱權曲學理論的研究，朱權的戲曲創作與其理論的關聯。

（二）《太和正音譜》研究

A.以往研究成果與評價情况；

B.現存版本：

a.版本搜尋：要在全世界範圍内去尋找。尤其是明清版本，要求没有遺漏，全部羅列出來，並説明此本現藏於哪家圖書館或個人手中。同时注意以往的著録與介紹，若收藏者的目録中著録有誤或有欠準確處，均請指出。

b.版本叙録：包括刻本、鈔本、影鈔本、影印本、膠片、掃描本、改編本、改題印本、標點整理本……，均請爲之作叙録。

c.對以往學者關於此譜的版本、記載、著録等的再核查討論（討論其是否正確）。

C.此譜對北曲譜的形成發展史的意義（含對後世曲譜的影響，下及清李玉《北詞廣正譜》、官修《御定曲譜》及《九宫大成南北詞宫谱》、民國間吴梅《南北詞簡譜》）。

（三）朱權曲論的影響

A.明清人對朱權曲論的認知、引用、評價（注意，很多人只知道“涵虚子”，甚至誤爲元人，而不知道他就是朱權。可以用“朱權”“寧獻王”“涵虚子”“丹丘（邱）生”“丹丘先生”等核心詞作檢索，先完成一份資料彙編）；

B.承上，朱權曲論在明清時期的接受與影響（《太和正音譜》卷首所載曲論，在明代影響很大。晚明人已經不太清楚“涵虚子”的情况，只是以爲去元不遠，把他的某些觀點，認作元人之説，體現了元代的狀况，遂又衍生出許多觀點與故事。所以，要考慮這些要素，給這些情况作一種現象學的討論。不是簡單地去評判對與錯，而是從這些現象去看其所産生的緣由、背景、心理、觀念等，使其成爲瞭解明代戲曲觀念變遷過程的内證）；

C.專題研討。

對於一些特殊的内容，還可做專題研究。例如：

a.“雜劇十二科”與元人以曲取士之説；

b.神仙道化問題（神仙道化劇列於“雜劇十二科”之首，反映的是元明雜劇的真實面貌，抑或是朱權的個人取捨）；

c.對關漢卿“乃可上可下之才”與“初爲雜劇之始”的理解。

（四）需要掌握與利用的文獻

查找對象與范圍：視野必須是全球性的，不能只限於大陸地區。

A.通過古籍目録翻查檢索。

按照國際通行的慣例，明代以前的文獻，都已經被列爲善本。所以，朱權著作的明代刻本，當然會在各家善本書目中得到反映。故需知道有關目録，並懂得通過圖書館網站來作檢索，進而掌握古籍目録、戲曲目録的利用方式，明白現有各類目録的優缺點。

B.利用戲曲專題目録、工具書。

C.對各類資料庫的檢索利用。例如：

學術期刊網，如知網、萬方、讀秀、超星等。

戲曲小説等的論著索引（20世紀90年代之前，編製有分類目録）。

中國臺灣、香港地區及日本、歐美等地的研究著作、論文。

國内外圖書館網絡檢索；免費公開的資料庫信息；本校圖書館已經購買的數據庫：基本古籍庫、方志庫、類書庫、明實録、俗文學庫、道藏數據庫等。

（五）版本校勘

A.據現存版本，梳理清楚其系統流變，並據所得版本作詳細比勘，羅列異文，包括異體字。

B.對所列異文加以歸納整理，提煉其内在特點與規律，以發掘出以往讀者所未關注的問題。

（六）文本研讀

A.曲論部分。

對所載人、事、劇目，再作核查，可能會有新的發現。例如，我在讀研究生時閲讀此書，今人整理本稱其所據爲“影鈔洪武間刻本”，而我查曲論中關於善歌者的記載，叙及永樂元年以後的事情，則今存之本，並非朱權早年之本，而是其晚年補充寫定的；如果有洪武三十一年刊本，那也只包含曲譜，曲論部分則是後來補充完成的，代表朱權晚年的思想。最後撰成《〈太和正音譜〉曲論與曲譜非作於同時》一文（載於《文學遺産》1989年第6期）。

注意其中的評價性觀點、核心詞，檢索明清人對曲論所作的引用、詮釋、評價，然後作出説明、箋釋。

B.曲譜部分。

a.曲譜編纂的目的、出發點，由此進一步思考曲譜的由來、變遷。

b.把朱權此譜的編纂方式，與現存北曲譜、南曲譜相比較，如從各北曲曲譜對同一曲牌的處理來看其間關係。同則如何，異則又如何。

c.將《嘯餘譜》與蔣孝“舊譜”合刊，成爲南北曲譜的合刊本。是單純彙集重刊，還是有所修訂改編，應通過版本比勘來説明。

（七）資料彙編

據以上工作，把檢索、下載的有關文獻，加以標點校勘，編成一本《朱權研究資料彙編》。其中包括：

A.朱權生平有關資料彙編；

B.明清人關於朱權戲曲理論之評論資料彙編；

C.朱權著作版本知見録（朱權一生著作繁富，且多有刊本，故留存亦多）；

D.與朱權有關的研究論文、著作索引。

（八）對課程參與者的要求

請各位分别認領其中一個内容，匯總到李健處。

匯總後，如果幾人同時做了相同的内容，請李健協調，進行分工。注意在内容有交叉重複的時候，相互之間有所溝通與交流。

然後根據課程進程，請領到任務者，事先準備，做成課件，上臺主講。大家圍繞所講展開討論，提出問題或者意見。

其實，以上安排，也是我在指導博士研究生確定論文選題、思考論文寫作、制訂“長時段”學術規劃時，經常採取的步驟。

我希望通過這樣的步驟，讓每一位參與者能够從中體悟到：選擇一個新的領域之後，以符合學術研究規範的方式，逐步展開研討，通過第一手文獻資料的細緻梳理，不斷發現或者提出新的問題，並努力解答，進而構建一個新的研究課題。

事實上，如果按以上方式，把所有工作都做到位，寫一組文章，寫一篇博士論文，做一個國家基金的項目申請書，完成一本研究專著，大概都不是難事。

將來做其他題目或領域研究，都可以參照以上的步驟來展開。

三 討論課的收穫

事實上，課程伊始，就不斷有新的問題被提出，或是以往學者的觀點被質疑，或是根據新材料而提出新的問題，或是發現一時還難以解答的問題，並因後續的文獻查尋與研討，不斷引發新的論題。

這些論題，有些通過反覆討論，寫成初稿，又經過反覆修訂，不斷尋找新材料，不斷修正觀點，甚至推翻重來，最後終於完稿。收於本輯專欄内的文章，作者本人修改，加上我的逐次修訂，多則經歷二十餘稿，少者亦修訂十餘稿。還有一些問題，已經寫成初稿，只是尚需進一步修訂。此外還發現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研討。

而這些問題的發現，大多源於新材料的利用。正是借助團隊的力量，我們基本調查彙集了《太和正音譜》的現存藏本。其中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刊孤本，是請在日本交流的同學幫助複製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是請在海外工作的學者幫助查核了書影與印章。爲了瞭解更準確的版本信息，李萬營博士專程赴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查訪複製了姚燮舊藏明鈔本，李健同學先後赴浙江過録了何鈁本曲譜部分，赴北京查閲了王禮培藏“烏絲欄鈔本”，陳艷林同學專程赴浙江複製了何鈁本曲論部分，並同鄭嘉靖同學一起到上海尋訪黄裳舊藏本、趙景深批校本、民國周大輔鈔本。這樣的工作，在課程結束後，在論文的寫作、研討、修訂過程中，仍在繼續。所以持續的發現，並不限於課堂上，也在於由課程引發的後續研討工作之中。每一個新的發現，都令人十分欣喜，每一次分享，都意味着有更多新的意見，也可能帶來新的質疑，以及新的啓發，從而不斷引導研究走向深入。

今擇要將這些收穫，叙述於後。其中的宛轉曲折，也許不無啓迪意義。

（一）朱權生平名號的梳理所引出的問題

碩士一年級的幾位同學，承擔了朱權生平經歷及相關研究論著的調查工作，並先作了介紹。

董詩琪同學參照前人所述，重新核查了朱權現存所有著作，並特别注意了其著作及其爲他人著述撰序所署的名號，發現朱權最喜歡用道號。以往學者考得朱權曾經用過七個道號，她則發現還有一個以往被誤解而合併的道號：丹郍（“郍”亦寫作“那”），意爲隱於丹道，因爲字形與“丹邱”相近，後人遂將它與“丹邱”混爲一談。這丹郍一號，也見於朱權自傳性質的《冲漠子獨步大羅天》雜劇裏。同時，史稱其“晚號臞仙”“老號臞仙”，但據清于敏中《西清硯譜》卷一所收寧藩舊藏漢銅雀瓦硯，其硯首識語，署“洪武辛未重九臞仙識”。洪武辛未即洪武二十四年（1391），是年朱權纔虚歲十四歲。詩琪查到朱權此年與兄弟在此地狩獵的經歷，與此識語相合，則朱權喜歡仙道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的。當然，最初或許只是少年人的喜好，等到閲盡人世，“晚節益慕冲舉”，自是另一種心境。

我請她再注意劇中人的年齡。《冲漠子》第二折，冲末扮冲漠子，自稱“愚自幼懼生死之苦，避舄榮之位，以求至道，今三十餘年矣！”朱權十餘歲時即好仙道，此處稱求道已三十餘年，則寫作時應是四十多歲了。此劇被著録於《太和正音譜》卷首曲論中“丹丘先生”名下，説明曲論部分的最後寫定，應在朱權四十歲之後。較之姚品文先生推測的完成於永樂五六年，尚可再後推十餘年。

詩琪以上述内容爲基點，完成了《朱權道號考》一文。

（二）各本所注劇目統計數量存在差異所引發的問題

碩士生陳艷林同學，在比勘中發現：曲譜卷首著録了雜劇作家作品，但劇本的統計數字，各家版本頗有不同，大致可以分爲兩組，例如劇目總數，何鈁刻本、《嘯餘譜》等作“共五百六十六本”，而内閣文庫藏本、《北雅》則作“共六百八本”，這兩者之間相差42本。爲何同一種書，竟然會出現這麼大的出入？

我請她據各家版本實際著録的劇目，再逐一加以統計，並留意從中尋找造成統計數字不同的原因。經過反覆統計，她欣喜地發現，各本實際著録的劇本基數，確爲“五百六十六本”，而“42”這個差額，正好與注有“二本”的劇目數量相同，從而可以判定這“六百八本”，是把“二本”作爲“兩本”看待，重複計算了一次的緣故。再進一步觀察，臧懋循《元曲選》就是把“二本”作爲“兩本八折”來計算的。

我請她再留意：從《録鬼簿》早期版本的“次本”，到明初賈仲明增補本（天一閣藍格鈔本）“次本”“二本”並用，到《太和正音譜》統一用“二本”，或許意味着某種演進。而明中葉之後，人們已經不明白這“二本”的意思，是像《西厢記》一劇共“五本”這樣來看待的。

我對豔林説，據以上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四點結論：第一，明代中葉之後，此譜的重刊者根據自己的理解，有所修訂删削調整；第二，從明中葉開始，人們對“二本”概念的理解已經出現錯誤，而且這種錯誤的觀念，在晚明成爲較普遍的認識；第三，從這樣的角度，還可澄清近現代學者在“次本”“二本”理解上的争議；第四，對“二本”的不同處理，可以作爲區分各版本之間源流關係的依據。

陳艷林的文章，便是從一個細節差異入手，經過反覆核查而發現問題之所在，再經過多次修改調整，得以定稿。

（三）比勘版本，得出異文，從中可見版本的變化情况

博士後李越在做主講時，注意到以下異文：

1.藝芸書舍本作“予今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

2.何鈁刻本作“今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

3.《嘯餘譜》作“×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

4.内閣文庫藏本、姚燮舊藏明鈔本作“樂府體（凡一十五家，予新定）”；

5.《北雅》作“樂府體（凡十五家）”。

我提醒大家注意：這些差異，不同於古籍流傳中出現的異文，而是主動修訂、改動的結果。這意味着，很有可能朱權本人曾經有不同階段的定本，例如元鍾嗣成《録鬼簿》，就有三個定本，相互之間有很大差異。朱權此譜可能有洪武刻本（當無曲論部分）、永樂之後定本（增加了曲論部分），也不排除朱權在永樂至宣德年間，曾有不同寫定本的可能。

李健則獨自對各家版本作了細緻比對。僅曲論部分，就發現了700餘條異文。他發現某些異文在幾組版本中具有共同性，可以看出其間的傳承關係，從而梳理出版本的前後序列。

借助這些異文，以及對現存各版本特點的瞭解，可以修正我之前的判定：這類差異是明人修訂所致，而不是朱權本人有不同的定本。

我請李健繼續比對完所有版本，並在此基礎上，通過異文的分析，來完成文章。

同時，我提請大家注意各家版本的分卷情况。參照明清人書目記載，並核對現存版本，可知《太和正音譜》版本系列，有一卷本（《百川書志》有載，當爲最初刊本，已佚）、二卷本（卷首附曲論；有黄裳藏明刻本，及據同一底本影鈔的藝芸書舍本，及多種藝芸本的復抄本）、三卷本（内含曲論一卷，曲譜二卷；有内閣文庫本、姚藏本及《北雅》）、十二卷附曲論一卷本（按宫調分卷，有何鈁刻本、《嘯餘譜》本；何本中，曲論仍置於卷首，《嘯》本則有附於書末者，亦有仍置卷首者）。

參考分卷、分册的情况，我的結論是：朱權原本寫作可能只有一卷，或者是不分卷。後來的刻本纔依各自的理解，開始爲之分卷。它們的分卷方式，還與裝訂時的分册情况有關；各本分册，基本上是根據厚薄來分的。這也説明後世刻印時對此譜加以改動，已經成爲常態。

此外，我也提請大家注意：何鈁本卷首有《太和正音、南九宫詞總序》，説明何鈁是把北曲譜和南曲譜合刊的。這是第一部南北曲譜的合刊本，不過現在已無兩譜合在一起的完整傳本，只有分散的收藏。何鈁本刊於萬曆二十年，當時沈璟的《南詞全譜》尚未出版，則所收南曲譜，應爲蔣孝的舊譜。何鈁所刻《太和正音譜》十二卷，今唯浙江圖書館有藏。另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蔣孝《舊編南九宫譜》有兩種版本，一是嘉靖刊本（南京圖書館、天一閣有藏；另有民國鄭振鐸《玄覽堂叢書》影印本及臺灣學生書局《善本戲曲叢刊》翻印本），不分卷，署“三徑草堂編”，故“三徑草堂”應爲蔣孝之書齋名；二是析作十卷本，南京圖書館有藏。這十卷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已經在網上公布，是用原北平圖書館藏本（今藏臺北故宫）的膠版還原的，卷首《太和正音、南九宫詞總序》尚存（各葉均有殘缺），説明它即是何鈁本所收的南曲譜。十卷本在目録葉第三行下方鐫“三徑草堂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據此著録爲“明三徑草堂刻本”，而不知它其實是何鈁合刻本的南曲譜部分。

李健的博士論文將做明清曲譜的研究，我請他今後加以比勘，以瞭解何鈁對蔣譜作了怎樣的修訂，可作爲畢業論文的一章。

於此也就明白《嘯餘譜》之所爲，其實是翻刻何鈁合刊本而來，只是改題“北曲譜”和“南曲譜”，删去了朱權原序和何鈁總序。何鈁合刊本流傳似乎不廣，《嘯餘譜》則經歷多次印刷，傳本甚多，遂廣爲人知。到清代之後，何鈁合刊本已經湮没無聞了。

《北雅》，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和日本内閣文庫藏本，據卷首序，刊刻者原只得到殘本，後來又得多種其他版本，纔得以補足，主體源自三卷本，而編刊者作了較多修訂，部分刊落者，也可能是所據之本有殘缺。

再參照前面所説陳艷林同學發現因“二本”的統計不同而作的修訂，可知明中葉之後的刊本，都對此譜做過修訂、删削。我請李健通過這種主動修訂而導致的異文，來考慮其修訂的動機、各自的理解，作爲此譜接受史的一個環節來做考察。

李健則經過反復修訂，主要以曲論部分的異文爲據加以分析，完成了這篇《〈太和正音譜〉版本源流考》。

但對這些版本序次的理解，我們在討論中仍有反覆。李健最初是從“後出轉精”的角度着眼，因藝芸書舍本的異文較正確，而懷疑其底本可能是晚出且經過修正之本，時間在何鈁刻本之後。後來又發現了黄裳藏明刻殘本，我認爲它是寫刻本，明顯屬於嘉靖以前刻本的風格，當即寧藩所刻，也即藝芸本所依據影鈔的底本，從而確認這種二卷本最接近朱權原本面貌，三卷、十二卷本則是在此基礎上再作修訂而成，並且傳刻過程中，文字出現了明顯的訛錯。

（四）内閣文庫藏明刊本

在我們討論課之前，對朱權及《太和正音譜》研究著力最多、較爲全面的，當推江西學者姚品文先生。她以數十年精力致力於此，在文獻收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爲我們的研討，提供了線索與方向。所撰有《朱權研究》《太和正音譜箋評》《寧王朱權》《王者與學者——寧王朱權的一生》等。由於受到個人物力條件的限制，兼以她從事相關研究時，國内圖書館對文獻資料還不够開放，海外文獻更未能穫得，所以其實還留有很多空白之處，有待推進。

姚先生所知見的《太和正音譜》版本共七個。我們的工作是進一步搜集現存所有版本，不僅收集複製了姚先生提到的所有版本，還努力掌握她未穫得的版本，所以首先複製了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刊本。這是由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做訪問交流的博士生張益嘉同學幫助完成的。

在穫知黄裳藏明刻本信息之前，閣本是現存最早的版本了。閣本爲六册裝，《晁氏寶文堂書目》著録“太和正音譜，六册”。兩者當是同一版本。其所刻字體風格，也爲嘉靖末至萬曆初年的特色。所以，我們最初的比較，以爲此本可能是最早、最接近原作面貌的。但後來我們注意到在“二本”問題上，此本是作“兩本”看待，改變了原書面貌，説明它經過了刊印者的修訂。則閣本分爲三卷，可能也是出於刊印者的改動。這類修訂影響到晚明的其他傳本，如《北雅》當以此本爲基礎而再修訂；姚燮舊藏的明鈔本，也是從此本衍出鈔録。更重要的是，閣本可證：對《太和正音譜》刊刻時加以修訂的做法，在明代嘉靖末已經開始了；把“二本”（次本）理解爲“兩本”，也始於這一時期。因而可以説閣本代表了明代主動修訂改動此譜的開始，由此拉開了晚明人以自己的想法來解釋、接受《太和正音譜》的序幕，對於此譜的接受史研究，有其另類的價值。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杜雪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交流學習，並且關注到塩谷温、長澤規矩也對這個内閣文庫藏這部明刊本的利用與研究，所以，在她回國之後，我請她來中大作短期訪問，她也在課程裏作了講演，介紹她的一些發現。因爲這樣的機緣，我請她撰文介紹這個版本。

（五）僞托明代著名抄書家錢穀抄本的故事

四川師範大學藏有一種《太和正音譜》殘本鈔本，其中包含《中原音韻》的前半，和《太和正音譜》的後半；此二書的另外一半，幸亦存於世，係鄭振鐸購得，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並且已經在網上公布，實是二書上下册錯置而導致失散者。

此二書有“錢穀手抄”“叔寶”印章，一度被作爲明錢穀鈔本著録。再查文獻，發現傅增湘當時看過這個版本，但他認爲印章“不真”，不過仍稱是“明鈔本”。1982年熊克撰文介紹川師藏本，也認爲印章係書賈作僞。由於錢穀印章有假，多少也影響了這個版本的價值評估。這二種書中，還有另外多方印章，涉及此書的輾轉流播過程。我提請注意：其中有浙江鄞縣姚燮和他的孫子姚承祖的印章，最值得關注，因爲姚燮是清代重要的曲選家和曲論家。

我請博士後李萬營對此種鈔本作研討評價，寫成文章。

萬營的初稿，動稱此書爲“僞錢穀鈔本”。我提醒説：既然判定其作僞，便不當用僞題作書名，而應當注意其中與戲曲關係密切、影響較大的藏者，將其作爲此書收藏者代表。在我的建議下，大家將此本取名爲“姚燮舊藏明鈔本”。

萬營不僅考察了這個鈔本的價值，並且釐清了遞藏過程，糾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寫成一篇有新内容，也很有可讀性的文章。

（六）重新全面搜索文獻的效果與意義

雖然按我的課程計劃，要求大家分工安排，全面搜索文獻，力求窮盡，但是這樣的要求，由於參與者較多，最後反而没有能够真正做到。

我用“太和正音”作關鍵詞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時，發現明清書目著録有一卷本、一册本、二卷本、六册本、十二卷本等，所以提醒大家注意版本卷次。隨後大家開始注意到卷次變化與版本流變的關係，並且論文中用現存傳本來作印證。

又，我據檢索所得，有些書目只著録作“太和正音”，而無“譜”字。在排除了省略和脱漏的可能之後，我以爲可能有以《太和正音》爲名的版本存在。那麼，是否可能最初的曲譜便是以《太和正音》爲名，刊於洪武末，而後來加了卷首曲論之後，另定名爲《太和正音譜》呢？

我所檢索的這些資料，同學們在之前查閲中應當也能搜索到，但大家都没有留意，或者説不懂得怎樣從中看出問題。基於這個情况，我要求大家重新用各類關鍵詞作檢索，並從各個角度，在全世界範圍内，運用網絡重新調查現存版本情况。

結果很是喜人。先是李健同學通過“讀秀”，檢索到兩种版本：一是黄裳藏明刻本殘本，著録於黄裳《來燕榭書跋》；二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另一個汪士鐘鈔本，著録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録》，有解題。緊接着，董詩琪同學在《劫餘古豔》一書裏查到黄裳的跋及原書書影。最後，陳艷林同學從上海圖書館網站上查到一種周大輔鈔本。從而讓我們知見的版本數量，從八種增加到十一種。

爲此，陳艷林、鄭嘉靖同學專程赴上海訪書，目驗了周大輔本。爲了看到黄裳藏本，我給豔林介紹了譚帆先生，譚先生又介紹了黄裳先生的至交陳子善先生，得以聯繫到黄先生的後人，但因藏書一時難以檢出而作罷。又通過陳先生聯繫到拍攝書影的沈建中先生，沈先生留下郵箱，答應在十年前的文檔中再查查。所以這次雖然未能見到原書，也已經可稱滿載而歸了。她們從中體會到訪書的快樂，訪書的艱辛，而得到幾位前輩學者的熱心指導與無私幫助，更是畢生難忘。

1.黄裳藏明刻本的價值

如前所説，我們曾經懷疑汪士鐘藝芸書舍藏本的價值。因爲説是“影抄本”，但明顯其筆法是軟體字，除非刻本本身是寫刻之軟體字。而事實證明確有這种寫刻本存在，汪氏鈔本確是“影抄”而成。請見下圖：

黄裳藏明刻本

藝芸書舍鈔本

這種寫刻本完全符合嘉靖以前刻本的風格，應是目前爲止所能見到的最早刻本。它刻得精美細緻，很可能是《晁氏寶文堂書目》著録的“寧府刻”，並且應是現存最接近朱權原作的版本。

這部刻本傳至清代就已經殘缺，今存殘卷起自第四十九葉，但藝芸書舍本是據這部刻本細心影鈔的，從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刻本面貌。姚品文先生特别推重何鈁刻本，因爲這是她能見到的最早的明刻本；而我們開始時更重視内閣文庫本，因爲它比何鈁本還早，所以李健在羅列版本序次時，把它置於首位，並且一度懷疑藝芸本係後出之本。因爲這一新版本的發現，讓我們修正了原先的觀點。

《太和正音譜》依次經歷了從一卷、二卷、三卷到十二卷的變化，而這部明刻本爲其中二卷本提供了可靠的版本依據。

2.國會本的新問題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録》的著録，國會本有十一方印章，經查對，其中十方與藝芸本相同，這未免太過巧合。題解説此書於1949年12月入藏，我的第一反應是：它很可能是書賈據1920年涵芬樓影印本僞造的。

我請美國的朋友幫助拍攝了國會圖書館藏本的書影，並請李健比對了其中的書影。李健經過比較，發現這十方印章，與藝芸書舍藏本裏的印章相似而又有細微的不同。這可以證實我的懷疑。李健將撰文介紹他具體的比較以及結論，擬在下一輯刊出。

3.關於鳴野山房本的疑問

涵芬樓本影印之後，陳乃乾據他得到的鳴野山房本，又影印了一次。鳴野山房爲浙江山陰沈復燦的藏書樓之名，沈氏曾得到山陰祁彪佳的戲曲遺藏，則他有曲譜之收藏，也在情理之中。不過，趙景深曾懷疑陳本是“剪貼涵本影印而成”，這個説法記録在他的批校本上，是姚品文先生在復旦大學圖書館的趙氏藏中發現的。而鄭嘉靖同學則發現其中的印章，存在作僞的痕迹。

如此看來，民國書賈作僞之風頗盛，在《太和正音譜》版本上有充分反映，可謂無獨有偶。國會本、鳴野本，加上僞造錢穀印章的那部鈔本，意味着此譜的十一種版本裏，有三種存在問題。

鄭嘉靖的文章，尚在撰寫中，也準備在本刊下一輯登出。

（七）元涵虚子《詞品》的産生

《四庫全書》在集部曲類中收録“南北曲”，不過實際只收散曲，不收戲曲，所以也就不收曲譜。但四庫存目裏，却列有元涵虚子《詞品》，並撰有提要。提要所説，存在不少錯誤。此書實是《太和正音譜》卷首曲論中“古今群英樂府格勢”這一部分，被轉輾抄録，最後竟然獨立成書，並被誤會是元人之作，甚是令人意外。其實這也是《太和正音譜》接受過程的一種體現。

陳艷林同學順着這個角度思考，也頗有所得，並且撰成文章，也擬刊於下一輯。

結語

我們的討論課進行了一個學期，其實只涉及曲論的一小部分。但僅僅是一個學期的研讀和一小部分内容的討論，就已經發現了這麼多問題，並且有五篇成熟的論文完成，這説明我們的課程是有成績的，也證明這個研讀計劃是可行的。當然，這樣的計劃之所以能够取得階段性成功，首先是各位參與者能够嚴格按照學術規範，認真投入，體現了良好的執行力；其次，關鍵還在於，在認真的比勘中，對於出現的異狀，能够有學術的敏感，及時抓住，緊緊追索，窮根究底，决不放鬆；再次，體現了大家的團隊合作精神，從資料共享、觀點共享，到疑義共析，相互幫助，共同提高，增進了友誼；最後，更重要的收穫，不僅在於有學術論文發表，還在於每一位參與者都從中得到了成長。在無數遍的修訂中，努力掌握學術的規則與要求，在一次次推倒重來中，體悟到一篇合格的文章，應經歷怎樣的過程。這中間有挫折與苦辛，也收穫了發現與快樂。我作爲主持人，也對此感到十分欣慰。

[1]黄仕忠，1960年生，男，浙江諸暨人。現爲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