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诗性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
无论古今中外，诗歌与教育（大学）同行。毫无疑问，诗歌需要大学。若是一代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远离诗歌，单凭那几个著名或非著名诗人，是无法支撑起一片蓝天的。反过来，若校园里聚集起无数喜欢写诗、读诗、谈诗的年轻人，则诗歌自然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一点，早已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证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专门知识的传授十分重要，但大学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同样不可或缺。别的地方不敢说，起码大学校园应该是“诗歌的沃土”——有人写诗，有人译诗，有人读诗，有人解诗。为一句好诗而激动不已、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校园里，与诗歌同行，是一种必要的青春体验。能否成为大诗人，受制于天赋、才情、努力以及机遇，但“热爱诗歌”，却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拘牵。因痴迷诗歌而获得敏感的心灵、浪漫的气质、好奇心与想象力、探索语言的精妙、叩问人生的奥秘……所有这些体验，都值得大学生们珍惜。
本文主要追溯北京大学一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及诗歌教育，描述二者如何相辅相成，结伴而行，既影响一时代的文学潮流，也对北大精神的形成发挥作用。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我既非诗人，也不是诗评家，迄今为止，仅发表过一篇关于诗歌的专门论文，而且还是在二十七年前。作为中文系教授，我有不少文学史著述，但主要讨论小说史、小说类型、叙事模式、明清散文，乃至中国戏剧研究的学术史；可以这么说，“诗歌研究”恰好是我的弱项。既不“扬长”，也不“避短”，故意选择这么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话题，更多的是体现我的“人间情怀”——挑战现有的大学理念，纠正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努力完善中国的“文学教育”。
而这一切，基于我所扮演的三个不同角色——作为文学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及作为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若干视线交叉重叠，逐渐构成了本文论述的焦点。
一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
作为文学史家，尤其是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起家的北大教授，如何理解/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回应社会上以及学界中的各种质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这是我在北大召开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4月23—25日）上的“开场白”。
为了此次研讨会，北大中文系提供了两个“礼物”，一是北大中文系教师论文集《红楼钟声及其回响——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一是北大中文系学生创作并演出的“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诗歌朗诵会。在论文集的“小引”中，我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根基，正是这两点，决定了北大中文系同人常常与之对话——或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探究‘五四’的前世今生及其遥远回响，或站在八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立场反省‘五四’的功过得失。”至于如何创作这台诗歌朗诵会，曾有过不同的思路，我的建议是：此诗歌朗诵会须体现北大人的立场与视角，以便与研讨会、论文集“三位一体”，呈现“我们的”精神风貌。
“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诗歌朗诵会2009年4月24日晚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举行，观众除北大师生，更有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代表。演出刚结束，代表们纷纷跑来祝贺，最大的感叹，不是学生们精湛的表演技巧，而是没想到“诗歌”在北大竟有如此的感召力！
学生中有擅长表演的，这我事先知道；让我惊讶的是，这场诗歌朗诵会的整体构思——分国家篇、生命篇、哲思篇、情感篇四个部分，涵盖“五四”以降各时期北大著名诗人的作品。撇开表演形式（合唱、独唱、朗诵、伴舞、钢琴或口琴伴奏等），只列篇目及作者，此节目单可按表演顺序简化如下：
《希望》（胡适）、《赞美》（穆旦）、《地之子》（李广田）、《金黄的稻束》（郑敏）、《井》（杜运燮）、《黄河落日》（李瑛）、《和平的春天》（康白情）、《月夜》（沈尹默）、《叫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过去的生命》（周作人）、《暮》（俞平伯）、《沪杭道中》（徐志摩）、《我们准备着》（冯至）、《春》（穆旦）、《青草》（骆一禾）、《沧海》（戈麦）、《过客》（鲁迅）、《断章》（卞之琳）、《墙头草》（卞之琳）、《小河》（周作人）、《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冯至）、《再别康桥》（徐志摩）、《独自》（朱自清）、《古木》（李广田）、《音尘》（卞之琳）、《预言》（何其芳）、《异体十四行之二》（王佐良）、《异体十四行之八》（王佐良）、《女面舞》（杨周翰）、《诉说》（南星）、《梦与诗》（胡适）、《以梦为马》（海子）、《新秋之歌》（林庚）。
除了特邀嘉宾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先生朗诵《山——从平原走近高山的一种灵魂的礼赞》，其余的诗作，基本上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朗诵会兼及各种艺术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新诗的美学空间，提供了一个重温新诗发展历程的特殊视角；加上学生们细腻的感受、专业的表演，以及贯串其中的激情，确实可圈可点。参加演出的，全都是北大中文系学生（曾有人提议特邀某专业演员，后被否决）；而所朗诵的诗篇的作者，均曾在北大就读或任教。前者不难，后者则很不容易——此乃这台朗诵会最出彩、最吸引人的地方。只是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学生（穆旦、郑敏、杜运燮），其学籍不仅属于北大，也属于清华与南开；第二，名为“诗歌朗诵会”，只选新诗，不含古典诗词，乃延续了未名湖诗会及未名诗歌节的传统，可以理解，但并不全面；第三，为了减少争议，新时期诗人中，只选了已去世的三位（海子、骆一禾、戈麦）。抛开这些自觉的“设计”，这台朗诵会还是不无遗漏，如缺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冯文炳（废名）、四五十年代的吴兴华——而这两位，在我看来，都是值得大力表彰的优秀诗人。
即便如此，一所大学的师生，与中国新诗发展史竟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实在让人惊讶。搭建起这场朗诵会的，“明线”是国家、生命、哲思、情感这四大主题，“暗线”则是半部现代中国诗歌史——从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到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冯至，再到徐志摩、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再到穆旦、郑敏、杜运燮、南星、王佐良、杨周翰，最后是海子、骆一禾、戈麦。这条“暗线”如此清晰，以致任何对中国现代诗歌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漠视（林庚先生早年是清华大学著名诗人，1952年后转为北大教授，讲授文学史课程之余，仍继续创作新诗）。
诗人西渡曾谈及：“在北大的诗人身上始终存在三个可以辨认的传统，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另一个是八十年代以来朦胧诗的传统，最后是北大诗歌自身的传统。”他所说的“北大传统”，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大校园里涌动的以现代主义诗歌为榜样的“新诗潮”。而在我看来，谈诗歌的“北大传统”，不应局限于八十年代，而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若这么考虑问题，这场本只是“应景”的诗歌朗诵会，可以有很多的思考与发挥。
一如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北京大学除了关注人类的知识承传、科技革新以及精神生活，还时刻浸染着“诗心”与“诗情”，甚至与特定时期的“诗歌创作”、“诗歌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五四新文化人的提倡白话诗为起点，一代代北大师生，锲而不舍地借鉴域外诗歌艺术，同时努力与自家几千年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创作了众多优秀诗篇。有人积极关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唐诗宋词的形式演进，为理想的新诗写作寻找借鉴与支持；有人“不薄新诗爱旧诗”，执着于传统诗歌的魅力，坚信其仍有灿烂的明天；也有人关注中外诗歌的翻译、诠释与对话，努力探索人类诗歌的共通性。正是这种执着于自家传统，而又勇于接受各种异文化的挑战，在消融变化中推陈出新，才使得中国诗人的创造力从未枯竭。
但是，这一传统并非“自然而然”；相反，大学校园里的“诗性”，正日渐受到“科学”等各种专业知识的挤压。最近十几年，我一直关注中国大学为何以“文学史”为中心，思考这一文学教育之功过得失，辨析“学问”（知识）与“诗性”（文章）的合作与分离。我再三强调，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大学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时，各大学的学生刊物曾发挥很大作用。我曾撰文谈及中山大学的《红豆》，以及全国大学生杂志《这一代》等。现在呢？北大每年都举行“未名诗歌节”，还有中文系学生办《启明星》等，很活跃，但影响有限。其实，从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办《新潮》起，校园文学始终生机勃勃，是文学人才的摇篮，也是文学创新的试验田。
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当初曾奋起抗争，“新教育与新文学”配合默契，凡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或“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均会涉及。其实，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联大、延安鲁艺等，都有相当精彩的文学活动。
1903年清廷颁布《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提醒历代文章源流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摹本。此前讲授“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这一变化，对于“文学教育”来说，可谓天翻地覆。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而是进入现代社会，“文学”成为一门“学问”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十年前，我曾在一则题为《“文学”如何“教育”》的短文中谈及：“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具体到北京大学的文学教育，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二十年的工作重点，是从注重个人品味及写作技能的‘文章源流’，走向边界明晰、知识系统的‘文学史’；后二十年，则是在‘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互动中，展开诸多各具特色的选修课，进一步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所谓“后二十年”，因该文只讨论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其实，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没有大的变化。
为何将“文学教育”突变的焦点锁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当年引领风骚的北大国文系，文白之争逐渐消歇，“文学史”成为主要课程，“小说”、“戏曲”开始登上大雅之堂，“欧洲文学”更是必不可少；与此相适应的，是胡适等新派教授之积极提倡“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如此学术立场，恰好凸显国文系的尴尬——我们亟须的，到底是“学问”还是“文章”？
经由“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的双重夹击，国文系的古诗教学，面临诸多危机，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学者们都直奔考据而去，其讲授越来越偏重“学问”而非“性情”或“文章”。古诗文的教学，如北大国文系长期开设的“中国诗名著选”和“中国文名著选”，均注明附“作文”或“实习”（清华、燕京等大学也都要求学生修习此类课程时须练习写作）。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古诗文习作越来越徒具形式。而新文艺研究及写作的课程，历经十年坎坷，终于正式启程。很可惜，同学们报名并不踊跃，经校方再三催请，由胡适、周作人、俞平伯任指导教员的散文组，由徐志摩、孙大雨任指导教员的诗歌组，由冯文炳任指导教员的小说组，由余上沅任指导教员的戏曲【剧】组，合起来也才招到了11名学生。实际上，喜欢文学创作的，不一定念中国文学系；至于国文系学生，因专业课程分语言、文学及整理国故三类，精挑细选时，很可能“喜旧”而“厌新”。这一大趋势，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意识形态重建的需要，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另外，很遗憾，一直到今天，各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依旧以“文学史”为中心，重考据而轻批评，重学问而轻文章。
我曾力图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作为课程设置、作为著述体例、作为知识体系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如何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并进而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这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作为中文系教授，我最大的感叹是，在现代巨型大学中，人文学科的地位正逐渐向边缘转移；而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又在“专业”与“趣味”、“知识”与“技能”之间苦苦挣扎，始终没能找到正确的位置，因而也就无法“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好处”。
二
诗歌的先锋性、精神性以及实验性，明显更适合于时间有限但才华洋溢的大学生们。热爱诗歌，并不一定“圣洁”，更多的是代表着青春，代表着精神，代表着梦想。
2010年秋天，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此前，我们组织教师们编写“北大中文百年纪念”丛书，抢在庆典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这六卷有关北大中文系历史及人物的文集，由十八位教师分头编选，大致边界如下：《我们的师长》追怀已经去世的教授，《我们的五院》记述仍然在世的老师，《我们的园地》选辑1977级以来北大中文系的校园文学创作，《我们的诗文》收录北大中文系教师学术著作以外的诗文——这些都很明确，比较难以厘清的是《我们的学友》和《我们的青春》。都是征集校友文章，前者倾向于著名学者，后者更多的是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青春》征稿最为艰难，也最具戏剧性。因为，如此书名，任何一个系友都“有话可说”。谁都有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们，如何在风景如画的燕园里，尽情地享受或挥洒？读《我们的学友》和《我们的青春》，二者所追忆的校园生活完全不一样。前者是渊博的学识，后者是浪漫的性情。其实，此前北大百年校庆，学者编的《北大旧事》关注学术与思想，诗人编的《北大往事》侧重文学与文化，已经显示这一区隔。这既与编者的立场及趣味有关，也隐含着整个时代风气的变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大校园里确实到处弥漫着浓郁的“理想”、“激情”与“诗意”。
在校时并非诗人、毕业后赴美留学、现为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的刘剑梅，在为北大中文系百年纪念而撰写的《搭上了理想主义的末班车》中称：
我记忆中的北大，是充满诗歌和诗情的。……最有意思的是，我所在的85文学班，是一个人人皆诗人的班级。每次同学聚会，都有诗歌朗诵，都有吉他伴奏，都有轻声吟唱，在朦胧的月光下，在宁静的未名湖旁，我们静静地沉浸在心与心的交流中，体会着诗歌的美感，体会着文字的神秘，体会着彼此年青的心跳。现在回想起这些青春时期的场面，就像鲁迅回忆少年时的闰土一样，是一幅神异的图画，连深蓝的天空、金黄的月亮都有着传奇般的迷人的气味，而且这种气味是根本无法复制的。是的，当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诗歌的恋人，文学的恋人，和思想的恋人，虽然当时我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可是我们却共同拥有对文学的热爱与激情，我们人人都会写作，个个都有文才，都有浪漫的文人情怀，都能体会到艺术的“本真”，而这种浪漫情怀、这种本真的艺术感觉（或者“灵晕”）在电子数据时代和商业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不管是早年的“中国文学系”，还是现今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教育”始终是重中之重。你可以说中文系不以培养作家为主要目标，但毫无疑问，这个学系应该是整个大学校园里最有“诗性”的地方。
“文革”结束后的北大中文系，确实创办了不少文学杂志，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早晨》《未名湖》，到后来的《启明星》《博雅》《我们》，甚至还有专刊旧体诗文的《北社》等。关于“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以及《早晨》《这一代》的故事，黄子平有精彩的描述。那时的北大校园，文学创作很活跃，有小说，有散文，有诗歌，也有戏剧演出（剧本未见刊出）。换句话说，那时北大的校园文学创作，诗歌并不独占鳌头。
到了1990年3月，为纪念中文系系刊《启明星》创刊十周年，编辑出版了《启明星作品选1980—1990》，分诗歌卷和散文小说卷两大部分，散文小说卷只收8篇作品，诗歌卷收了33位作者的近200首诗作。不全是篇幅问题，“可以说，诗歌创作占据了《启明星》的绝对主导地位”。据《我们的园地》编者之一吴晓东分析：“《启明星》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塑造着燕园自己的传统。一届届未名湖畔的年青诗人们都在走进这座已经古老的校园之后带着燕园文学传统的或深或浅的烙印又从这座仍旧年青的校园走出去。每个诗人都在承受着这种传统的影响的同时又参与了对这个传统的塑造。在他们的身后拖着长长的执着求索的足迹直至年青的生命的代价。”为何最近三十年的“燕园文学传统”以诗歌为主？这与学生的年龄、趣味以及知识背景有关。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若有才情及时间，撰写长篇小说没问题；以后的大学生，从校园到校园，社会阅历很有限，在紧张的课业之余，创作好的长篇小说（或多幕剧），可能性不大——除非放弃学业。相对来说，诗歌的先锋性、精神性以及实验性，明显更适合于时间有限但才华洋溢的大学生们。
于是，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诗歌”成了重要的生命记忆。1985年进入北大中文系的郁文（以下论述，尊重诗人们的习惯，用笔名而非学籍簿上的本名），回忆《启明星》以及诸多诗人的故事：“在未名湖畔，大家一起谈新诗，是一件‘美的不能胜收的事情’（一位同学在毕业后写给我的信中这样说）。”两年后（1987）考入北大中文系的李方称：“我们都是诗人，每人一个大本，成天命根子似地带着，没事就写两行。每天最快活的时光要算熄灯后，一时还不睡，就点上蜡，一人一首地朗读自己的得意之作，互相品评，免不了彼此吹捧或攻击一番。”五年后（1990）步入燕园的冷霜也有类似的追忆：“有些没课的上午，我们在靠窗的桌前相对而坐，各读各的书，偶尔就因一个话头聊起来，谈的大多与诗有关。谈各自对诗的理解，也把刚写出不久的近作拿给对方看。”
1981年考入北大英文系、日后成为著名诗人的西川，曾撰文回忆在燕园学诗的过程，以及如何结识诸多诗友，开展一系列诗歌活动。而1983—1993年就读北大中文系的诗人麦芒，谈及当初编《启明星》以及与诸多诗人交往的经验：“文学，尤其是诗歌，呈现的是个人与社会共同自由发展的美好远景。某种类似于文艺复兴的呼唤牵住了我们的鼻子。人能感到每天都在蜕去旧壳换上新的身体。具体表现在诗歌上就是：在北大的诗人既与校外各路人物有着广泛交流，又在校园之内各个年级与系别之间保持着良性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燕园里到底有多少诗人，谁也说不清。据当初的诗人、日后的学者冷霜称：“有一次和西渡兄聊天，他告诉我他大学时一个宿舍里六个人都写诗。那正是80年代后期。到了90年代初，诗歌热已经消退，我的宿舍里写诗的还有一半，在90级中文系里算‘密度’最大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校园里流行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是五四新文化人开创的“新诗”——尤其是深受欧美现代主义诗人影响的“现代诗”。至于传统中国诗歌，或曰“旧体诗”，虽也有人研习，但备受压抑。我接触的教授中，如季镇淮、陈贻焮、袁行霈等都喜欢写旧诗，且有诗集存世或刊行。林庚有点特殊，长期讲授文学史及古典诗歌，但目标却是创造更有意境、更有发展前途的中国新诗。张鸣曾专门撰文，描述林庚先生讲授楚辞的风采，并记录下林先生关于文学史及新诗的议论。北大校园里，始终有写作旧体诗词的传统，如成立于2002年夏的北社，其社刊《北社》（专刊本社成员创作的旧体诗词和文言文作品）已发行了16期，但力量与声势远不及新诗。《我们的青春》一书中，仅有韩敬群追忆“在北大写旧诗的经历”。
反过来，不少原先热爱旧体诗的学生，进入北大校园后，转为新诗写作。如诗人西川在《小事物的精英》中提及：“我从16岁开始画画，写诗。画画是我的主业，写诗只是副产品（为了用文字填充画幅），所以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写古体诗。进了大学门，古体诗的形式不够我用来表达新事物、新情感了，加上又读了《圣经》和巴金的《家》，我这才改写新诗。”而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博士、诗人麦芒，也在《诗歌的联系》中讲道：“我当时主要仍迷恋于旧诗，律诗、绝句和词都写，从中学带来的习惯，冥顽未化。”进入北大后，受周围风气的影响，麦芒很快转向了新诗，并与同学王清平、臧力、徐永恒、蔡恒平等组织诗社，开展一系列活动。
北大校园里，让在校生及校友梦牵魂绕的诗歌活动，除了宿舍里的埋头写作，图书馆旁的如切如磋，更有未名湖畔的诗歌集会。其中最典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未名湖诗会——未名诗歌节。冷霜在《中文系，青春与诗歌的过往》中称：“当我想到青春，想到大学读书的日子，最珍贵的记忆都与诗有关”；“对在北大写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日子莫过于每年一届的未名湖诗会”。另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诗人钱文亮，也在《北大和我的后青春时代》中说：“在我进校的时候，北大的诗人群体已经成为当代诗坛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每年举办的‘未名诗歌节’也成为国内持续时间最长、最稳定的校园诗歌活动，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诗人艺术家。从某种意义上，在全国高校文科学生的心目中，‘未名诗歌节’已经成为北大的标志和象征，北大人对诗歌的一往情深和坚贞不渝，在当下愈趋物质化、世俗化的时代，本身就是对于当代诗歌最重大的推动和贡献。”
未名诗歌节由原北大未名湖诗会演变而来。未名湖诗会创办于1983年，原定每年秋天举行；1993年起，为了纪念在春天去世的诗人海子，改为每年3月26日（海子忌日）举办。2000年起，未名湖诗会扩展为未名诗歌节——号称“中国第一个诗歌节，或许也是影响最大的诗歌节”。“诗歌节的前身是诗会，所不同的是，诗歌节的时间更长，活动更丰富，不仅包括诗会朗诵会，一般还有系列讲座、沙龙、专场朗诵、印行诗集等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地展开，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诗歌，并和诗歌发生关系”。这一更具当代文化色彩的诗人聚会形式，为以后各届未名诗歌节所承袭，只不过为了凝集对话的焦点，每届确定一主题：第二届（2001）是“黑暗的回声”，第三届（2002）乃“双重眼界”，第四届（2003）为“我诗故我在”，第五届（2004）则是“交叉路径”；第六届（2005）开始，北大新诗研究所积极介入，与北大中文系和五四文学社联手，力图打造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诗歌节。第七届（2006）的主题是“距离的组织”，第八届（2007）为“耳中火炬”，来源于诺贝尔奖得主卡内蒂的同名自传；第九届未名诗歌节（2008）恰逢北京大学校庆110周年，于是定为“诗响家110”；第十届（2009）为“半完成的海”，第十一届（2010）乃“昨天，空间，现在”，第十二届（2011）则是“第二自我”；2012年春天举办的第十三届未名诗歌节，以“结局或开始”为名，邀请了生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约二十位诗人嘉宾参与开幕式讲读活动，力图让诗歌节的范围更加开阔，更加年轻……。
参加未名诗歌节，欣赏当代诗坛诸多诗人的英姿，看他们在五光十色的舞台上朗诵诗作，或严肃“布道”，或自我调侃，还伴有民谣演唱等，对于热爱文学的年轻人，颇具视觉冲击力及文化吸引力。更何况，无论是传统教育，还是现代传媒，都对大学生参与这种狂欢节般的“诗歌活动”持赞赏态度。“对一个普通的北大学生而言，这是一个新奇的活动、一个另类的节日；对诗人，同样也如是。”著名诗人、北大副教授臧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对诗歌节的种种形式，我都能接受，不反对不讨厌。纯粹的诗歌朗诵我喜欢，像这种热热闹闹的诗歌聚会我也不拒绝，因为对诗歌来说，这些诗歌艺术节都是一件好事”。结论是：“朗诵既能毁灭一首诗，也能复活一首诗”。
要说“朗诵”可以“复活一首诗”，最典型的，莫过于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日后热心参与未名诗歌节的组织活动且贡献甚大的诗人、中文系1997级古典文献专业学生马雁，如此描述其第一次参加未名湖诗会的情景：
到了未名湖诗会，见到好多诗人，尤其是擅长朗诵的剧社成员用表演性的腔调朗诵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我们才真的被诗歌震慑住了。朗诵者完全是用一种舞台的气魄在进行，催人泪下是绝对不过分的描述。我记得坐着校车回到昌平以后，几乎整夜我们宿舍里同学都没有合眼，开着应急灯，朗诵海子的诗，想要获得朗诵会上催人泪下的效果而不可得。简直如同一场醒不过来的急梦，把人急得啊没办法，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朗诵出那种澎湃来呢？大概就是从那晚起，忽然掀起了一阵写诗的热潮……
1979级北大法律系学生海子（原名查海生），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人物，海子在中国诗坛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他的诗以及他的死，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这么说，海子乃北大诗歌的神话，而其《祖国（或以梦为马）》，又最适合于广场朗诵：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凡参加过未名湖诗会或未名诗歌节的同学，大概都会对集体朗读海子的诗记忆犹新。因为，“连续好几届未名湖诗会都以朗诵海子的《祖国（以梦为马）》作为开场”。不难想象，在诗人集会上，“或十几个或数百人齐声朗读着‘以梦为马’和‘面向大海，春暖花开’”，那情景确实很有震撼力。“直到现在的每年春天，都会有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从各个高校和全国各地赶来，聚集在未名湖边用‘以梦为马’为暗号接头，纪念海子和诗歌逝去的光环”。
就像臧棣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集会很有人气，活动时也不需要多少资金；“而今天，活动有一个资金问题，单是场租一个下午或晚上就要四五千块钱，学生已付不起了”。也正因此，“未名诗歌节的形成有一个资本介入的过程”——一开始是北大中文系的有限拨款，2005年起则有北大新诗研究所的积极介入以及中坤集团的慷慨解囊。研究者称，“对于资助与被资助的双方来说，这一举动是双赢的”，理由是：“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借由这场声势浩大的年度诗歌狂欢来提醒人们对于新文学历史中以及新诗史中北大特别是北大中文系的重要传统和作用，而中坤集团则借助于此来证明它们是一个有文化和素养的企业”。谈论北大的未名诗歌节，由“资本介入”联想到“商业利益”以及“权力支配”，很深刻，但似乎有点过度阐释。到目前为止，此诗歌活动的民间性仍得以保持——学生们自作主张，独立操作，中文系或新诗所（诗歌研究院）只是表达强烈关注，需要时给予人力、物力及道义上的支持。
2010年，为了纪念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诸多系友积极撰文。请看诗人西渡的《传奇的开篇》：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北大中文系一直是诗人窝。在这里，诗人不是一个一个出现，而是一伙一伙涌现的。三十多年来，这个诗歌的链条从没断过。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臧棣和我合编过一本《北大诗选》，收1977级到1996级北大出身的诗人78家，其中中文系出身的诗人51家，是当然的主力。其后十多年，这一诗人队伍又有可观的壮大。这些诗人有的本科毕业后即离开母校，有的硕士、博士一直念到学位的尽头，更有少数幸运儿至今仍在中文系或在北大其他院系任教。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中文系求学的经历都是其生命中的一个华彩乐章，同时也是其或平淡或传奇人生一个不平凡的开篇。对他们中的多数人，种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埋下的，精神的成长也由此开始。收获的季节也许美不胜收，但它的开篇却更精彩。
北大中文系能出大诗人，那是最好的；若做不到，则退而求其次，希望同学们在校期间曾与诗歌有过“亲密接触”。有人称，“对我而言，北大的形象是随着北大的诗歌而愈发圣洁的，如果没有海子和西川，也许北大就不再是个梦想”；也有人说北大盛产诗人，诗人多的地方是非多矛盾多，各种诗歌团体背后蕴含着权力与欲望；更有人嘲笑北大诗人毫无来由的“狂傲”，以及如何用艰深文饰其浅陋。在我看来，这三种描述，都是真实可信的。热爱诗歌，并不一定“圣洁”，更多的是代表着青春，代表着精神，代表着梦想。因此，我更关注的，是那些当初不是诗人、或日后放弃写作的曾经的诗人，他/她们对于燕园生活的记忆——如果他们觉得，因为有了诗歌，“在中文系求学的经历都是其生命中的一个华彩乐章”，那就值得我们为之庆幸与骄傲。
三
无论任何时代，诗歌都应该是大学的精灵与魂魄，不能想象一所大学里没有诗与歌——那将是何等的枯燥乏味！
谈及这些，涉及我的另一个身份——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成长在一个“诗的国度”，北京大学几乎从创立那一刻起，就与“诗心”、“诗情”、“诗歌创作”、“诗歌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已被过去的历史所证实，至于能否延续这一光荣，端看今天以及日后的燕园主人是否争气。当下中国，如何有效地协调诗歌的创作与研究、校园与社会、经典化与普及性，是个不太好解决的难题。2010年秋天，借助中文系百年庆典的机遇，在北大校方及中坤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原北大中国新诗研究所、北大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合并，再整合其他学术资源，创建了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由谢冕担任，我是执行院长，副院长为骆英，也就是北大中文系系友、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因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人民日报》约了一组文章——谢冕的《时代呼唤诗歌的担当》、陈平原的《诗歌乃大学之精魂》、骆英的《诗歌走到了一个门槛》，以“今日诗意何处寻？”为题，刊《人民日报》2011年1月6日“副刊”。报社专门为这组文章加了“编者按”：“诗和诗意，是一个美好时代的指针。一个生机盎然、和谐美好的时代，需要自己的诗人，需要涵养诗意。/ 网络写作便捷了，出版渠道丰富了，诗歌写作和发表的门槛降低了，诗人的潜在队伍似乎在扩大。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盛行，物欲上扬的今天，曾经追求理想与浪漫、极致与美好的诗歌似乎淡出视野。为何诗作多了，而有影响力的诗人和作品却少了？能否期待诗歌创作高潮的再次到来？/诗人和学者在此进行真诚深入的探讨，表述思考。”
三篇文章的作者，谢冕是诗评家，骆英是诗人，我不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学教授”。因此，我的关注点在教育——现代中国大学注重的多是专业教育，且强调“与市场接轨”，我担心其日渐沦为“职业培训学校”。而这，有违人类精神摇篮的美誉与期待。“或许，除必要的课程外，我们可以借助驻校诗人制度、诗歌写作坊、诗社以及诗歌节等，让大学校园里洋溢着诗歌的芬芳，借此养成一代人的精神与趣味。因为，让大学生喜欢诗歌，比传授具体的‘诗艺’或选拔优秀诗人，更为切要。”
北大诗歌研究院的工作计划是，与北大中文系合作，在大学校园里积极“播种”诗歌——包括继续出版现代诗研究集刊《新诗评论》（已刊14辑），编印提倡“风雅性情，道德文章”、着力于古典诗文研习的《北社》（已刊16期），以及支持每年一度的“未名诗歌节”等。此外，设立“驻校诗人”制度，以及受中坤诗歌发展基金委托，负责评审并颁发“中坤国际诗歌奖”。这两年一度的国际性诗歌奖，倡导理想主义、批判精神以及艺术探索，兼及本土性与国际性，希望借此促成当代中国诗歌的繁荣昌盛。第三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授予中国诗人牛汉（1922—）及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1931—），而我在2011年12月6日的颁奖仪式上，做题为《未名湖的梦想》的“开场白”：“表彰那些毕生从事诗歌创作（或研究）并取得骄人业绩的诗人，同时，将他们的精神产品推展开去，让社会各界了解与接纳，这是我们的责任。希望通过不懈努力，十年二十年后，未名湖不仅成为学者的摇篮、诗歌的海洋，还能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诗人向往的精神家园。”
第四届亚洲诗歌节2012年6月16—20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办，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乃主办者之一，我不是诗人或诗评家，谈的依旧是“大学”与“诗歌”之关系：
让未名湖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诗人向往的精神家园，这当然只是我们的梦想——可这梦想属于每个热爱诗歌的北大人。明年春天，随着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小楼“采薇阁”的正式落成，未名湖畔将有更多诗人雅聚的身影，以及“风声雨声读‘诗’声”。我相信，绵绵春雨中，“随风潜入夜”的，不仅是青春的笑语，更有那大学校园里永远不灭的诗歌的精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燕园里流传一个笑话：在北大，你随便扔一个馒头，都能砸死一个诗人。一般解读为：这是在嘲笑北大诗人太多，北大食堂的馒头太硬。在我看来，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诗人们喜欢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闲逛，而不愿意待在实验室或图书馆里，这才可能轻易被砸中。
引两段北大中文系学生的文字，看诗歌对于大学生活的意义及局限。1987级学生李方称：“我总以为，人在二十岁的时候，都是诗人；而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若还有心弄这些分行的东西，才可称为真正的诗人。可惜的是，现在我们三十岁还不到，已没有一个再写那劳什子了，可见原来都是瞎闹。”1985级学生郁文也反省：“我曾站在疯狂的边缘，青春期的骚动不安加上诗歌差点使我毁灭。诗歌不应该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它只是生活的‘余事’。现在诗歌于我是一种信仰，靠得很近，但已不是时时意识到它的存在。”是的，大学校园里，写诗、读诗、评诗，以及各种轰轰烈烈的诗歌活动，都只是生活的“余事”，并非“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我看来，世界上最虚幻、最先锋、最不切实际、最难以商业化，但又最能体现年轻人的梦想的，就是诗歌。十八岁远行，你我心里都揣着诗；三十岁以后，或许梦想破灭，或者激情消退，不再摆弄分行的字句了。可那些青春的记忆，永远值得珍惜，值得追怀。眼下中国各大学都讲专业化，且为争取更高的就业率，纷纷开设各种紧贴市场的实用性课程，我则反其道而行之，告诉大家，大学就应该有诗，有歌，有激情，有梦想。这种事，中文系不做，太对不起学生了。
我当然明白，绝大多数北大学生走出校门后，不再写诗，不再读诗，也不再做梦了。之所以如此坚持，强调“诗歌乃大学之精魂”，有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最近许多年，在北京大学全校毕业典礼上，有两个节目一直没换，且深受毕业生欢迎，一是朗诵中文系教授谢冕的散文《永远的校园》，一是合唱中文系已故教授、著名诗人林庚作词的《新秋之歌》。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深感骄傲——这就是我们的校园，这就是我们中文系对这个校园的贡献。
2009年12月12日，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一群音乐人聚集深圳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名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的“北大校园歌手音乐会”。那是一场商业演出，我在场观察，演员与观众都极为投入。尤其轮到北大校园歌手许秋汉创作的《未名湖是个海洋》，全场起立，跟着歌手齐唱——
未名湖是个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