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诞生于现代资本主义内部的文化思潮，它以席卷一切的气势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定式，其声势之浩大，分析之犀利，触角之多元，让人叹为观止。后现代主义致力于取消现代性确立的永恒与短暂、中心与边缘、深刻与表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和差距，抛弃各种权威、中心、基础和本质，使世界进入一个具有多元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的时空维度。它否定一切亘古不变、普遍适用的规律原则，摈弃一体化的构思模式，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它提倡不断更新、不止于形式和不追求固定结果的自我突破精神，旨在重建人类现代文明，探索多元化的创新之路。
作为一种“原始”的新文化，后现代主义精神资源几乎涵盖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文化精髓，拥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与创新气息。它以怀疑一切的目光和消解价值的姿态，吸引了众多国际著名学者的参与及论证。其中，美国著名文论家威廉·斯潘诺斯就是继伊哈布·哈桑之后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70年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国际理论期刊《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Boundary 2：A Journal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并长期担任主编，这本杂志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展示平台。斯潘诺斯坚持认为，形而上学思想和冷酷无情的霸权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共谋关系，而他创办该刊物的宗旨就是要在美国霸权主义全面崩溃之时，让文学回归本真的世界。以此为研究平台，斯潘诺斯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对后现代疆界的双向拓展，融解艺术与现实之间的森严界限，消除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隔膜，为推进后现代主义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边界2》后来逐渐发展成后现代阵营的标志性刊物，德里达、萨义德、斯皮瓦克、福柯、哈桑、德勒兹等学术大师纷纷在该刊物上阐发过自己精妙的理论见解。他们多次发表文章探讨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并使“后现代”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逐渐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政治和其他社会领域。
斯潘诺斯没有从纯粹的时间意义上对“现代”与“后现代”进行划分，而是极力主张一种除旧布新，崇尚多元化与开放性的“后现代精神”。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反思、扬弃与发展，后者为前者提供了肥沃的孕育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就是处于新生状态的现代主义，它保持并发展了现代主义兴盛时期的批判精神与先锋姿态；而现代主义在运动初期，曾以反叛权威的坚定姿态宣告旧世界和旧规范的土崩瓦解，以昂扬的斗志、满怀激情地迎接新生活的到来，这与我们当前大力倡导的“后现代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西方学术界最早对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斯潘诺斯针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时间被空间化的状况，提出了恢复“存在”的世俗性与历史性，在时间的散播中还原事物之本真状态的观点。基于这一思想，斯潘诺斯通过探索美国“投射派”诗歌的创作原理，解析萨特“后现代”思想的萌芽，以及解构卢伯克“监控艺术”等批评活动，猛烈抨击了形而上学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严重桎梏，极力倡导一种超越空间主义，回归自由诗意的创作模式。他还详细描绘了后现代语境下，诸如艺术尺度、形式内容、语言本质、阐释精神等文学基本理论的流变方向，结束了此前业界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为后来的学者理清了研究思路，指明了前进方向，赢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斯潘诺斯认为仅仅局限于文学范围内的理论变革无法使人们彻底摆脱同质性思维的枷锁，只有当其他精神领域都获得解构意识时，这一理想才能真正实现。因此他主张后现代精神应当上升为一种泛文化精神，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此，其研究视点逐渐从“文本研究”转向“西方政治与社会批评”，在对“西进运动”、“越南战争”、“9·11恐怖袭击”等美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考察中，认真反思所谓“民主化政治”、“美国例外论”以及“全球化进程”的精神实质，继而针对现存的种种社会弊病实施文化干预。他逐渐进入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领域，涉及后殖民研究、女性问题研究、第三世界及少数民族话语的研究，主张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独白话语，使世界进入一个真正多元共生，而非对立僵持的时代。
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斯潘诺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技术专制（technocracy）直接导致了人与世界的截然分离，世界变成了像图画一样供人类掌握的对象和客体。在他眼中，这一转变具有两层意义。一方面，人变成了宇宙的绝对主宰。大自然作为被操纵的客观对象，沦为社会发展的资源提供者和能量加油站。主客之间的和谐关系被紧张对立所取代，最后发展到人对自我生存空间的疯狂肆虐，使整个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人自身又是这一肆虐行径的受害者，诸如大气污染、全球变暖、沙尘暴等环境污染已使人类赖以生存了几百万年的地球变得面目全非。于是，人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倚之如亲的家园，在主体化自身的同时又陷入了如浮萍一般缺失根基的飘零状态。面对同质性思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不断蔓延，以及主体文化对边缘文化的疯狂碾压，斯潘诺斯提倡后现代主义应当致力于对自由的捍卫，努力将人类从一味追求“理性”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重返感性、本真的生存状态。
抵抗即蕴涵着希望。展望未来，虽然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抵抗能否成功尚是一个未知数，但它为捍卫自由权利而付出的努力，对浪漫情怀的信守，以及对生命丰盈的向往都永远令人钦佩。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文化观念相互激荡，各类潜在矛盾与冲突不断凸显，迫切需要先进的文化理念来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吸收和借鉴斯潘诺斯的文化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裨补我国文化发展之缺漏，使我们在追求主体间性和多元共生的过程中，学会尊重他人选择，倾听弱者心声，不断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此，我们对斯潘诺斯诗学理论的系统研究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斯潘诺斯作为美国后现代思潮中推波助澜的重要人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国外学术界对他的评论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主要围绕他提出的“突破逻各斯中心，超越空间主义”理论展开讨论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不胜枚举，对斯潘诺斯的理论观点基本持肯定态度。众所周知，对广义时间的迷恋贯穿于现代主义发展的整个历程，现代主义坚守“将时间挤压成空间”的原则，把史诗时间和当代时间混为一谈，原本流动不息的时间被人为定格成一个个凝固的瞬间。这种“空间化”的时间观与现代主义美学自治的要求并行不悖，现代主义坚持认为，对时间的否定是保证艺术永恒性的唯一途径，历史发展与人类生命由此被视作没有止境的永恒循环，“存在”的暂时性被刻意忘却乃至抹杀。针对该现象，斯潘诺斯提出通过恢复“存在”的世俗性与历史性，在时间散播中还原事物的本真状态，这无疑拥有打破形而上学坚冰的重大意义。这类评论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史蒂文·康纳（Connor，Steven）《后现代主义文化》（Postmodernist Culture），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马丁·梅瑟尔（Meisel，Martin）《近期戏剧评论》（“Recent Drama Criticism”），载《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0卷第3期，第12—28页；安德鲁·博斯科（Boelesdkevy，Andrew）《空间形式和“伦理的模糊性”》（“Spatial Form and Moral Ambiguity”），载《德语季刊》（The German Quarterly），厄巴纳：美国德语教师理事会，1974年，第47卷第1期，第55—59页；威廉·约翰（A．Johnsen，William）《重新定义现代主义》（“Toward a Redefinition of Modernism”），载《边界2》（Boundary 2），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卷第3期，第539—556页；罗伯特·德威勒（Detweiler，Robert）《现代小说的死亡时刻》（“The Moment of Death in Modern Fiction”），载《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13卷第3期，第29—39页；诺玛·格瑞科（Greco，Norma A）《重塑文学：实践与理论》（“Recreating the Literary Text：Practice and Theory”），载《英语期刊》（The English Journal），厄巴纳：全国英语教师理事会，1990年，第79卷第7期，第21—27页；琳达·哈琴（Hutcheon，Linda）《对后现代之讽喻》（“Ironizing the Postmodern”），载《特征》（Diacritics），巴尔德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卷第1期，第2—16页。
第二类评论紧紧围绕斯潘诺斯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理解展开。斯潘诺斯对现代主义美学形而上学基础的批判主要源于海德格尔的研究工作，他认为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不是抽象性存在，而是植根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之中。动态的运动高于任何纯粹的理念，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超脱性或客观性阐释行为，任何阐释都是出于某一具体的理解角度。因而评论者对斯潘诺斯关于废除传统僵化的超脱性阐释方式，使文本及其读者直面历史性和片面性的作用的观点普遍持赞赏态度。代表作有：布润达·莫菲（Murphy，Brenda），《文本性问题：对斯潘诺斯、鲍威以及哈瑞美国批评的阅读策略》（“The Question of Textuality：Strategies of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ticism by William Spanos，Paul Bove，Daniel Hara”），载《现代语言研究》（Modern Language Studies），麦迪逊：现代语言教师理事会，1983年，第13卷第2期，第113—115页；丹尼尔·哈瑞（O'Hara，Daniel），《评析〈海德格尔和文学问题〉》（“Review on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Literature”），载《艺术和美学批评杂志》（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密尔沃基：马凯特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39卷第2期，第214—216页；蒂莫斯·莫瑞（Murray，Timothy），《没有边界的批评》（“Criticism without Boundaries”），载《宗教期刊》（The Journal of Relig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9卷第3期，第54—67页；肯尼斯·加仑（Calhoon，Kenneth），《侦探和女巫》（“The Detective and the Witch”），载《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尤金：俄勒冈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卷第4期，第27—43页；克斯托弗·兹阿科（Ziarek，Kizysztof）《海德格尔思想在美国文学批评中的接受》（“The Reception of Heidegger's Thought i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载《特征》（Diacritics），巴尔德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卷第3期，第55—67页。
第三类集中探讨斯潘诺斯的社会政治观念。评论者认为，斯潘诺斯对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透过现象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尤其对美国民主政治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有极为透彻的理解；他们肯定他对美国例外论、全球化等敏感问题的看法观点。相关评论有：赫比·巴特费尔德（Butterfield，Herbie），《评析〈白鲸〉偏离的艺术》（“Review on The Errant Art of Moby-Dick”），载《当代语言评论》（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利兹：曼尼出版公司，1997年，第92卷第3期，第707—709页；德黎斯·多勒克（Donoqhue，Denis），《9·11之后的莫比·狄克》（“Moby-Dick after September 11th”），载《法律与文学》（Law and Literature），纽约：耶什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卷第2期，第24—39页；斯坦·戈德曼（Goldman，Stan）《对同一问题的精彩重述：近期麦尔维尔研究作品》（“The Excellently Illustrated Restatement of a Problem：Recent Work in Melville Studies”），载《洛基山语言和文学评论》（Rocky Mountain Review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盐湖城：洛基山现代英语协会，1997年，第51卷第1期，第34—41页；约翰·拜扬（Bryant，John），《民主，存在与“成为美国人”的艺术》（“Democracy，Being，and the Art of Becoming American”），载《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厄巴纳：全国英语教师理事会，1997年，第59卷第6期，第78—94页。
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斯潘诺斯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作品译介方面，已经面世的有：《教育的终结》（王成兵、元校盛译）；王逢振教授选编的《疆界2》（B辑）收录了斯潘诺斯的三篇研究文章：《皮埃尔遭遇的危机：麦尔维尔与“沉默之声”》（Ⅰ、Ⅱ）和《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王岳川、尚水主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一书中选编了斯潘诺斯颇具影响力的论文片段《后现代文学与机遇》（蔡新乐译）。
文学评论方面，王岳川先生在《后现代文学与写作》（《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04期）中，首次把斯潘诺斯的诗学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论述了他在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将其列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理论学者之一。作者概略性地介绍了斯潘诺斯在本体论、阐释学、作者之维等方面的独到见解，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以此向国内学者敞开了通往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另一扇窗户。綦亮在《萨义德与后结构主义：反拨还是延续》（《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08期）中，对斯潘诺斯的新作《爱德华·萨义德的遗产》作了全方位的解读。作者针对学术界在“萨义德与后结构主义关系”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结合该著作中提到的事实材料，从理论溯源、思想构建以及文化批评等方面，多角度、分层次地进行分析与论证，认为：萨义德的理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后结构主义的延续发展，而非传统认识中的抵制反拨。此外，舒志定在《学校人文教育的质疑与重建》（《江苏高教》，2011年04期）一文中，援引了斯潘诺斯独具特色的后人文主义学说，指出人文主义思想是造成当下高等教育模式缺乏生机活力，陷入僵化状态的根本原因。而要彻底改变这一落后局面，只有诉诸于后人文主义精神。
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渐展开，笔者在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两篇与斯潘诺斯研究相关的论文：《“溢出性重复”与文学他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地位》从德勒兹关于“同一存在于差异之中”的著名论断入手，详细阐述了在后现代语境下，重复不再是对过去一成不变的回复，它必然会在重访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疏离自身，产生意料之外的溢出性效果，成为面向未来、改变现状的创造性力量。以此为出发点，笔者进而论证了“溢出性重复”与文学他国化的内在联系；《论后现代主义语言哲学及其对意义的消解》是对斯潘诺斯语言观的探讨，指出“命名法”在西方认识论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的实质就是把一种理想化的因果律强加给“存在”，全然不考虑“存在”的偶然性、时间性与历史性。这种围绕逻各斯中心建立的命名法，理应在“世俗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中被不断解构，直至消亡。
在学位论文方面，2008年，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侯健以“摧毁：一种后现代文学阐释”为题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该论文从主客关系的视角出发，对斯潘诺斯提倡的阐释学精神展开论述，揭示了在西方认识论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主客二分思想是导致现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呈现枯竭现象的根源。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对斯潘诺斯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对其理论的泛泛介绍和片断性评论上。这种缺乏系统的研究阻碍了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动态的准确把握。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笔者在阅研大量英文资料的基础上，对斯潘诺斯的理论立场与研究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概括，旨在将其文论思想引入国内，为当下我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开辟新领域，注入新活力。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斯潘诺斯文艺理论的作品，笔者对斯潘诺斯诗学理论进行了分层次、多角度的探讨，这不仅有利于我国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还能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平等对话。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基本结构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斯潘诺斯文论思想，主要的研究材料由三部分组成：斯潘诺斯本人的著作，国内外学者撰写的相关书评，讨论与引用过斯潘诺斯文艺理论的相关文章及书籍。笔者通过对国内图书馆和国外期刊数据库的广泛查询，已掌握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包括斯潘诺斯自己撰写和编辑的学术专著（共11部），《边界2》自创刊以来的所有已出版期刊，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论文300余篇。笔者采用描述性的方法对斯潘诺斯后现代理论体系进行梳理与概括，力求归纳出一条贯穿斯潘诺斯整个文艺思想的理论纲领，从而突显出斯潘诺斯文艺理论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
斯潘诺斯的著述丰富，绝大部分为英语原始文献，只有《教育的终结》有中文译本，而且研究斯潘诺斯的成果也以英文为主，这就给论文写作带来了很大的语言障碍。研究者必须仔细阅读、理解大量的英文材料，才能真正把握斯潘诺斯理论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此外，斯潘诺斯深悉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哲学、语言学、人类学、修辞学、政治学乃至神学，学科跨度大，这需要研究者必须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并且尽量参照斯潘诺斯本人的角度来理解与欣赏其诗学精神。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和研究对象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从而准确把握斯潘诺斯诗学理论的价值意义。本书由七个部分构成，具体结构安排如下。
绪论。包括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状况，资料准备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笔者在对斯潘诺斯理论做简要介绍的同时，勾勒出论文的基本轮廓与结构框架。在学术价值方面，着重指出斯潘诺斯的诗学理论具有跨学科、多领域的特点，不仅能促进当前文艺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从事语言学、翻译学、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学者亦有可贵的启示意义。
第一章：学术生涯与主要著作。本章由两节组成，第一节主要介绍斯潘诺斯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笔者首先从研究对象在二战期间的亲身经历入手，表明充满死亡威胁的参战经历不仅磨砺了斯潘诺斯的体魄和精神，还为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做好了良好的铺垫。随后，又对斯潘诺斯在赫尔蒙山的两年执教生活进行了概略性介绍，旨在表现以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对斯潘诺斯思想的深刻影响，使其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逐渐挣脱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严重束缚，转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精神境界。最后，指出创办《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是斯潘诺斯学术生涯的亮点，并提供与之相关的基本情况，如创刊宗旨、社会背景、刊物风格，以及重大事变等。第二节则是对其主要著作的概略性简介。笔者力图通过这部分简介，使人们对斯潘诺斯曲折的生活经历与丰富的学术思想形成一个初步印象。
第二章：斯潘诺斯的理论溯源。斯潘诺斯在建构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学思想与批判精神。本章分别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和萨特的“自由学说”入手，阐述它们对斯潘诺斯构建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重大影响。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彻底性，即通过构建“此在”学说和抨击人类中心论，彻底超越了现代性；二是建设性，超越现代性的结果不是要一味地追求解构与破坏，而是要积极重建充满活力的生存空间，使人类解除现代性的咒语，走出思想的沼泽地，走向本真诗意的人生。如果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为斯潘诺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基础，那么萨特的自由学说则是其后现代精神的核心所在。萨特创造了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自在”和“自为”，他认为物的存在是“自在”的。“自在之物”从产生之时起，其本质即已被确定；但人的存在不同于物，处于“自为”状态，人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超越过去，创造未来。以此为出发点，笔者结合斯潘诺斯对《恶心》之后现代性的解读，对萨特的自由学说进行了扼要阐释。
第三章：重复：斯潘诺斯的思想精髓。建立在“差异”和“创造”基础上的“重复观”贯穿于斯潘诺斯的整个诗学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他的全部思想精髓。在斯潘诺斯的心目中，“重复”不再是对已有“存在”原封不动的复制，而被提升为一种高层次的创造性行为，是一切新生命和新价值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斯潘诺斯赋予重复“变化”的特征，使“重复”长期遭受压制的活力被彻底激活，在勃兴中诞生出新的生命和价值。笔者拟从克尔凯郭尔提出的“回溯中的前行”入手，继而探讨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和本雅明的“非意愿记忆”，指出“重复”实际上表现为一种鲜活的差异之力，是差异的一种特殊状态，它意味着重新回到事物的生成过程之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本章还通过展示斯潘诺斯对艾略特代表作《荒原》的现象学解构，让读者对后现代主义“重复观”的理解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得到扩展。
第四章：斯潘诺斯的诗学品格。斯潘诺斯是西方学术界最早对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通过对“空间化现象”、“静态平衡原则”、“卢伯克监控技巧”的深入剖析，指出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控制下，是否拥有“完美”的整一性结构成为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根本标准，这无疑严重遏制了当代文艺的创新精神，使文学创作陷入凝固呆滞、生机匮乏的泥潭。为此，他积极主张超越空间主义，回归自由、诗意的创作模式，并提出了“机遇美学尺度”、“脱离监控视野”、“突破阐释重围”和“投射艺术之能”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诗学理念，详细描绘了后现代语境下，诸如艺术尺度、形式内容、阐释精神等文学基本理论的流变方向，结束了此前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为后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第五章：诗学研究中的文化反思。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斯潘诺斯的研究视点逐渐转向超越文本研究的文化批评。他指出，西方文化对“他者”的肆意歪曲与随意建构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强烈自我优越意识的霸权话语。实证主义意识结构习惯将纷繁复杂的世俗现象视作亟待解决的问题，自欺欺人地为人类的恐惧心理寻求目标，企图为人们置身于其中、具有极度无根性的“虚空”平添一丝“在场”之感。但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它通过人格化途径来逃避社会现实，以强制性方式使变动不居的存在得以稳定，使之始终处于理性因果的掌控之下。“虚无之畏”的对象化让实证主义意识结构得以操纵非理性世界，成功地扩大了“人道主义帝国”的范围。同样，例外论不仅是美国自视“高人一等”的思想根源，还为后者肆无忌惮地对外扩张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其在履行上帝“神圣使命”的过程中，将民族特殊性转化为全球普遍性，在“民主政治”的面纱下实施殖民侵略。笔者将从“存在连续体”、“帝国之阴影”、“越战之反思”三个方面展示斯潘诺斯对美国历史的深刻思考，倡扬其消融美国霸权话语，建立以“去中心”和“游离性”为主要特征的新例外主义者的积极主张。
第六章：“重复”教育学。受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启发，斯潘诺斯提出一种具有解构功能的“去中心化”教学，并称之为“重复教育学”。这是一种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教育模式，能够有效地激活话语双方的批判性意识，将年轻人追求的年轻特性及其拥有的差异力量彻底激发出来，通过对现实真相的不断揭示，使长期笼罩在逻各斯霸权主义阴影下的文化秩序逐渐回归常态，让那些非主流、被边缘化的社会、政治、文化力量得到充分释放，向世人展现其无法替代的魅力。
结语。这部分主要从“翻译文学的他国化”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着手，阐述斯潘诺斯建立在差异性和创造性基础上的“重复观”对繁荣当今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意义。指出其在中外文化融合共生的过程中创造出全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生动诠释了创造性重复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