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灵府剖析
1922年11月完成《不周山》之后，鲁迅的小说创作歇息一年多，直到1924年2月才又恢复小说创作，写出了《祝福》。1926年8月，鲁迅第二本小说集《彷徨》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收1924年、1925年所作小说11篇：《祝福》(1924.2.7)、《在酒楼上》(1924.2.16)、《幸福的家庭》(1924.2.18)、《肥皂》(1924.3.22)，《长明灯》(1925.2.28)、《示众》(1925.3.18)、《高老夫子》(1925.5.1)、《孤独者》(1925.10.17)、《伤逝》(1925.10.21)、《弟兄》(1925.11.3)、《离婚》(1925.11.6)。
这期间，社会、家庭与鲁迅精神世界发生的一连串变化，给其小说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新青年》于1920年夏随陈独秀南迁上海，从1920年9月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3年6月在休刊10个月后，迁往广州改出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的南迁与政治化，成为新文化运动走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新文化阵营在启蒙运动落潮之后分化成几股力量：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社会革命派，主张以苏俄式的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主张以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为楷模建设中国；三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对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在执着与彷徨的交织中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
鲁迅身为长子，少年失怙，母亲的勤苦操劳让他刻骨铭心，他很早就立下决心，要兄弟和谐共居，奉养母亲。他对两个弟弟总是竭尽兄长之责，为了维持二弟周作人在日本结婚后的留学生活，他忍痛放弃留学德国的计划，回国谋职。鲁迅先行到北京工作之后，积极为二弟、三弟谋职，1919年借债购房，把全家接到北京共居一院，自己的薪水交给二弟媳统一掌管。但这种传统的大家庭生活模式到了现代本来就会面临种种困境，何况二弟媳作梗，二弟偏听偏信，导致1923年7月兄弟决裂，形同参商，鲁迅搬出共居的八道湾，后来另购他屋，接出母亲与发妻朱安。突如其来的兄弟反目，使得鲁迅的心情跌落到冰点，他想借此机会劝朱安回乡，结束长达十七年的无爱无性婚姻，无奈朱安深受传统观念影响，表示“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鲁迅只能继续咀嚼这桩婚姻的苦果。哪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许广平由读书、听课与学潮而从景仰到爱慕，闯进鲁迅的感情生活。鲁迅本来想陪着不幸女子做一世牺牲的铁石心肠终于被打动，爱情的冰湖渐渐融化，春风吹拂下泛起了涟漪。
社会、家庭、个人感情生活的嬗变，给鲁迅的精神世界带来了震动。启蒙对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究竟有多大，民众是否只是启蒙的对象，启蒙者自身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兄弟情、恋情能否经得住考验，人性深层潜含着多少难以把握的原欲，等等，鲁迅在沿着启蒙的道路继续前行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沉思，《彷徨》就浸透着精神剖析的冷峻。
《彷徨》封面画为鲁迅的同乡陶元庆所作，画面上有三个人坐在椅子上，一个百无聊赖地仰面朝天，两个凄凄惶惶地观望着太阳，几何线条构成的人物显得有几分僵硬，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不很圆的太阳似呈落日之状，那种颤颤巍巍的样态与人物的神情相依相生，正是作品中诸多人物彷徨无定的心态的象征。
1.两个农妇
《祝福》里的祥林嫂带着无边的惶惑与恐惧，在寒风凛冽的雪夜倒毙于旧历年底浓郁的祝福氛围之中。她的凄楚结局，固然同丧夫失子的一连串悲惨事件相关，但礼教、信仰崩坍、人间冷漠等文化因子显然参与了悲剧的制造，比较起来，祥林嫂所受精神摧折的痛苦、恐惧乃至绝望给读者的震撼更为强烈。祥林嫂不过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头发就已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无家可归，乞讨糊口，她最为关注的本应是自身当下的生计，可是她向回乡的读书人“极秘密似的切切的”提出的问题却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当听到吞吞吐吐的回答“也许有罢，——我想”后，接下来又问：“那么，也就有地狱了？”识字的出门人为这问题所窘迫，支吾搪塞，然而，祥林嫂并不在意他的态度，而是执拗地沿着自己的思路追问：“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这貌似不着边际的提问实际上包蕴着一个凄绝的悲剧。对于魂灵与地狱，她是希望有，还是希望无？如果真有所谓魂灵与地狱，那么，她就能够见到被狼吃掉了的儿子阿毛，重叙母子亲情；可是另一方面，按着民间的信仰执念，她也将面临被阎罗大王锯开分给前后两个丈夫的酷刑。究竟有没有魂灵与地狱，连被她询问的识文断字的出门人也说不清，祥林嫂岂不更加懵懂？她只能带着无边的惶惑与恐惧离去，直至在寒风凛冽的雪夜长辞人世。
祥林嫂的一生少有幸福可言，惶惑与恐惧倒是对她紧追不舍。最初嫁给小她十岁的男人为妻，在严厉的婆婆手下，陪伴着年少的丈夫度日，其痛苦与无奈可想而知。丈夫夭折后她偷跑出来做工，刚有些微的生存自由就尝到了被追踪的惊恐，不久，被婆家抓回去强行改嫁。祥林嫂不愿改嫁，在婚礼上闹得异乎寻常，几个男人“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与其说是对先前的婆家的反抗，毋宁说反映了一女不嫁二夫的传统观念对她的毒害之深，她所拼死捍卫的并非自由发展的个性意志，而不过是封建礼教桎梏下扭曲了的群体意志。其实，第二次婚姻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幸福，年底就生了一个男孩儿，“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邻人感叹“她真是交了好运了”。谁知好景不长，刚过几年好日子却又厄运临头，丈夫病殁，幼儿遭难，大伯收屋，无奈之中，她只好再次出来做工。此番虽说没有了对婆家追踪的担心，可境遇和心境却大不如前。家破人亡的重创已使她的脸上失去了笑影，记性变差，手脚也不似先前那样灵活。更让她惶惑不安的是，先前她最忙的祭祀，这回却因为她再嫁而失去了参与忙活的权利。失去了丈夫与儿子，已是巨大的生活悲剧；为正统社会所不容，对于她来说，是更大的生存悲剧，她由此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发生了怀疑。即使罄尽历年积存的工钱换来十二元鹰洋，全都拿去土地庙捐了门槛，可还是不被主人认可，她能够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被彻底摧垮了，不仅活着无法进入正统社会，死后也将受到严酷的惩罚，这叫她如何能够安生呢？于是，当她从见多识广的读书人那里仍然得不到明确的满意的答案之后，那至为恐惧的地狱就成了她的唯一去处。
以往，人们常常把祥林嫂的悲剧归因于传统社会束缚女性的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其实，这里并未见政权的踪影，明显给祥林嫂人格自尊与权益造成伤害的是夫权与族权拧在一起的绳索。诚然，祥林嫂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她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格系统，命运多舛，精神找不到凭依，就势必失魂落魄，直至魂飞魄散。然而，正如孔子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地狱也罢，魂灵也罢，其实是人类借以惩恶扬善、慰藉心灵、维系精神文明的一种想象性的创造，信仰自古有之，宗教只是信仰的体系化，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一定会有宗教信仰。即便是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科学家、德才兼备的教师，也不妨葆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那么，一个不识字的农妇信仰宗教，又有何不可？鲁迅早在留学时期，就曾深入思考过宗教信仰的问题。他在1908年12月5日发表于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第8期的《破恶声论》里，指出：“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他若虽一卉木竹石，视之均函有神閟性灵，玄义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文章还举出以磷否认“鬼火”、以人体乃细胞所合成来否认“灵魂”两例，批评“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知识未能周”却动辄以“至浅而多谬”的“杂说”来“解释万事”。但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在民主与科学的声浪中，鲁迅的这一思想并未展开。其小说语涉民间信仰时总是以迷信视之，基本持否定态度，如《药》里的人血馒头，虽未直接指斥其迷信，但并未能治好小栓的痨病，即是宛转的否定；再如《故乡》里闰土要香炉和烛台，叙事者也取讪笑的态度。到了《彷徨》时期乃至其后，这一思想才得以复现并延展开来，《朝花夕拾》《野草》直至其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的《女吊》均有生动的表现。在《祝福》里，当祥林嫂战战兢兢地向回乡的读书人提问时，实际上触及了现代读书人的软肋，所谓新式教育并未赋予读书人能够回答“地狱”“灵魂”等彼岸性问题的能力。所以，读书人面对祥林嫂的问题时异常尴尬。若是以新学断然否定地狱的存在吧，似乎不忍；若是肯定地狱和灵魂的存在吧，又背离他的新学立场。柳妈在传递佛教民间化惩戒孀妇的恐怖知识之后，也提供了解脱的方式；庙祝为了香火永续也收下了祥林嫂的“捐门槛”钱；但古板至极的鲁四老爷恪守的是他所认定的腐儒规矩，绝不肯与祥林嫂们“捐门槛”可以赎罪的民间信仰接轨，严重挫伤了祥林嫂的自尊，直至断了她的生计。等到向回乡的读书人提问时，已经是最后一线希望，遗憾的是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试想，如果读书人安慰她说，虽然人死了之后是有灵魂的，也能在地狱里见到先死的亲人，但你既然已经捐了门槛，就不会有鬼卒来为难你，那样的话，祥林嫂岂不会延长自己的生命，即使死去也不会带着巨大的恐惧。然而，叙事者只是以“说不清”来逃避追问，他不会也不肯以背离新学的善意“谎言”安慰一个绝望的灵魂。为此，他感到倘若“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的不安，阴沉的雪天、无聊的书房，都使这不安愈加强烈。不祥的预感竟然落实，祥林嫂于祝福之夜死去，叙事者尽管“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叙事者尽量使自己超越于尘寰之上，换取忘却的舒畅。然而，祥林嫂的影像非但无法忘却，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反而联成了一片，更为固着。小说的最后一节其实是反语，叙事者只有讲出祥林嫂的悲剧命运，道出自己的惶惑与内疚，才能多少减轻一点良心的重负。文学有雅俗之分，文化有正统与民间之别，神权也有形形色色，当正统神权与政治经济联为一体时，民间神权就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同情民间疾苦，启发民众觉悟，不可不尊重民间的神权，鲁迅在写作《祝福》时一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与严峻性，只是其前卫思想很难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这显示出他的卓绝超拔，也增加了他的孤独感伤。
对于在地狱边缘徘徊的祥林嫂来说，撒手人寰未尝不是她绝望人生的解脱。而另一个在离婚风波中挣扎的农妇爱姑，还要承受着风浪颠簸的种种折磨。《离婚》中的这位女主人公，有着远比祥林嫂强韧的个性。丈夫在外有了姘妇，要甩掉她，对于这种在男权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许多女性都是忍气吞声地默默接受，可是爱姑却不愿轻易就范，闹了三年不肯了局。激烈时，父亲庄木三带了六个儿子去拆平了他家的灶。即使父亲看到对方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她也决不退让。当她再次去同婆家一方对阵时，哪怕对方请来了七大人，“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谁知这回对方调整了策略，结局完全出乎爱姑的意料。还是在航程中，走得进高门大户的庄木三就已经不那么信心十足了，“不知怎的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七大人，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场所还是乡绅慰老爷家，但这回是他家新年会亲，一定是人多，而且请来了与知县大老爷换帖的城里的七大人。“他们跨进黑油大门时，便被邀进门房去；大门后已经坐满着两桌船夫和长年。爱姑不敢看他们，只是溜了一眼，倒也并不见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踪迹。”按说慰老爷家来过不止一次，黑油大门不会陌生，父女俩不至于如此胆怯，令其敛锋的是那个尚未谋面的七大人。当工人搬出年糕汤招待他们父女时，一方面，她“不由得越加局促不安起来了，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另一面，她用理智安慰自己：“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么？”“知书达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来到客厅，她猜想中间那个比慰老爷们魁梧得多的一定是七大人，她注意到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遂自作聪明地解释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七大人毫无顾忌地当众把玩着炫耀着“屁塞”，向众人解释“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对“屁塞”不感兴趣也听不懂那些深奥的古董知识的爱姑偷空向四处一看望，瞥见了自己的仇敌“老畜生”和“小畜生”，但奇妙的是爱姑此时的感觉不是仇恨，而是带上了几分怜悯：“较之半年前偶然看见的时候，分明都见得苍老了。”七大人还没有说话，只是慰老爷说出了七大人的旨意叫施家再添十块钱，一共九十元，七大人点点头，表示认可这是自己的主意，平时让沿海居民有几分惧怕的庄木三此时竟说不出话。爱姑“不知怎的总觉得”七大人“其实是和蔼近人”，于是鼓起勇气向七大人诉说，同慰老爷争辩，然而，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本来就是向着施家，七大人又不可靠，她急了，乱了阵脚，该全力应敌之际却抱怨父亲不懂人情世故，该争取大人物同情之时却抨击“老畜生”“小畜生”“钻狗洞，巴结人”，这岂不是直接向七大人打脸吗？这边爱姑与“小畜生”争辩在家里是谁先动口骂人，那边“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客厅里的气场完全被七大人所控制，进来的蓝袍子黑背心男人像一个通人气的木偶，先对七大人站定，继而按着除了他谁也听不见的命令倒退几步，翻身走出去。本来七大人犯了鼻烟瘾，做了一个怪态，大叫跟班的送上鼻烟来，可那威严、气势震慑得整个客厅鸦雀无声，敢于当着男人叉开八字脚坐着、敢于当着七大人的面同慰老爷、“小畜生”争辩、骂起“小畜生”来毫不含糊的泼辣女子，终于为这威严、气势所压服。“爱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来，那事情是万料不到，也防不了的。她这时才又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所以太放肆，太粗卤了。她非常后悔，不由的自己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爱姑彻底折损了反击的锋芒，否定了自己坚持了几年的立场，来前气冲牛斗的斗志化作了如此软如烂泥的一句。庄家父女一败涂地，连本来可以加码的补偿金也未能争取，眼见着慰老爷从钱袋中取出施家多准备的一点钱来交还给“老畜生”。苦斗三年，顷刻瓦解，这正反映出性格刚直的爱姑及有几分霸气的庄木三在精神深层还潜藏着由等级制度铸成的卑怯奴性。这一点很像日本有岛武郎小说《该隐的末裔》里的主人公广冈仁右卫门，其性格具有原始的王者独裁般的狂暴、凶悍，动辄发怒，家庭暴力乃家常便饭，农友无不惧他三分。适逢农民与农场主发生矛盾，农友一致推举广冈仁右卫门去与农场主交涉，广冈仁右卫门也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地踏上途程。谁知到了小樽农场主家，气派的大门先就让他气短，与农场主谈判，未待开口，农场主的气势已经让他矮了三分，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锐气尽失，全盘接受了农场主的条件。有岛武郎作为日本白桦派的代表作家，主张个人主义，强调个性独立、个性意志、个性尊严，他刻画广冈仁右卫门外表与内心的矛盾、平素与关键时刻的反差、对待弱者与对待强者截然不同的态度，意在抨击个性缺失的精神弊端，倡导建立真正强悍的个人品格与充满生命力的社会。鲁迅十分认同有岛武郎的精神与创作，《离婚》中也看得出明显的《该隐的末裔》的影响。
爱姑先前力争的目标并非自身的幸福，而只是不让丈夫一家如愿，为了维持一纸婚书的“尊严”，她竟付出了近三年的代价，透过表层的自尊，恰恰显露出这位农妇的婚姻乃至整个生命的苍白。刚直与奴性，自尊与自贱，爱姑并不自知地游走于二者之间，这种性格的双重反讽，悲剧性与喜剧性交融，让人于笑中咂出苦涩。写《离婚》的几个月前，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已经突破了师生界限，他内心深处多么希望朱安改变“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的执念，重新选择切合自己的婚姻生活，也给他一份渴望已久的自由。可是，朱安的婚姻观念已经固化，即使已经察觉出鲁迅与学生之间的隐情，即使鲁迅一定会承诺负担她离开身边后的生活开支，她也决不肯退出。鲁迅了解绍兴女人的决绝，了解朱安的执拗，他在毅然出走之前只能通过爱姑来表达他对这类女人的可怜与婉讽。
《祝福》与《离婚》，不同于一般的农村题材作品，前者侧重表现祥林嫂的精神痛苦，后者集中刻画爱姑的性格矛盾，这种着眼点正好反映出《彷徨》的整体旨趣。《彷徨》写作期间，新文化运动高潮已过，作者从进击的亢奋中沉静下来，得以对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有了一个从容观察与深入思考的机会，付之笔端，就有了一篇篇洞幽烛微、鞭辟入里的小说。《祝福》里的“我”——见多识广的读书人，并不只是单纯的叙事者，他面对祥林嫂追问时的惶急、踟蹰、胆怯、搪塞，还有听到祥林嫂死讯后的貌似超脱与极力忘却，不仅一般性地折射出人间的冷漠，而且作者的意向恐怕更在于揭示某种知识分子的弱点。
2.两个先生
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层审视是《彷徨》的重要主题。《在酒楼上》通过老友在酒楼邂逅的一个断面，刻画出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后一个知识分子的多重面影与复杂心态。在叙述者“我”看来，吕纬甫，当年同去城隍庙里拔掉神像的胡子、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思想与行动都是怎样的敏捷，可是十年之后，却变得麻木、敷衍、沉静或颓唐起来。连吕纬甫自己也认为现在的自己是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对社会改革不再热心，事关育人大计的授课，却当作无聊之事，听凭学生家长的愿望，讲授《诗经》《孟子》《女儿经》等旧典。只因早年的理想在现实中碰壁，就失去了信念，眼前生活，敷衍了事，明日如何，随波逐流，这种性格正像那飘摇不定的茫茫白雪，其走向与结局都令人为之担忧。相形之下，那几株“毫不以深冬为意”“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的老梅，那“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花，则象征着叙述者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即便社会如同黄昏时的天色“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积雪终将从被它压弯了的山茶树上滑下去，“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生命力总会挣脱一切束缚自由地生长，给天地间带来希望。
《在酒楼上》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写出了社会演进中知识分子的变化，而且在于对变化的辩证思索。吕纬甫自称这次回乡做了两件“无聊”的事情，但细究起来，恐怕并非能够简单地以“无聊”视之。一件事是为夭折的幼弟迁坟，打开快要被河水浸淹的幼弟圹穴，棺木已经快要烂尽，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拨开来细细地看，被褥、衣服、骨骼、头发，什么也没有。按说可以回填圹穴，卖掉准备好的棺材，回去向母亲如实报告。但是，他认认真真地在新棺材里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幼弟先前身体所在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棺材里，运到父亲的坟地，埋好。遵从民俗，实现母亲的心愿，这在新派思想看起来，似乎是迷信，而实际上，是让母亲安心，于己也可寄托兄弟之情，这样的认真，恐怕很难说是敷衍。新文化运动高潮期，批判锋芒犀利，许多民间风俗被视为迷信加以批判，少年做出一些拔掉神像胡子甚至毁像拆庙之类的事情，当时以为破坏即正义，其实未必。人世间，不仅需要理性判断，也需要感情慰藉，在科学理性看来毫无意义的，对于人间生活未必没有积极意义。即便能够找到破坏城隍庙的理由，但是，迁葬、合坟及其相关仪式，则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不可全然否定。另一件所谓“无聊事”，是给邻家船户长富的女孩阿顺送两朵剪绒花。当年阿顺十几岁时，曾经也想有一朵红的剪绒花，弄不到，哭了小半夜，还挨了长富一顿打。母亲将阿顺的心愿与委屈记在心里，要吕纬甫回乡时顺便买两朵去送她。吕纬甫自己曾经领受过阿顺大碗加糖荞麦粉的好意，所以乐于接受母亲的这一托付，辗转买到剪绒花。不料阿顺早就像她母亲一样吐红和流夜汗，怕父亲担心一直未声张求医，拖重了病情。加之偷鸡贼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阿顺不给，伯伯诳她，说她未曾见过面的男人比他还不如。阿顺重病之身，又遭受如此沉重的精神打击，可怜少女一命归天。虽然剪绒花未能送到阿顺手里，而只能转送给她的妹妹阿昭，但同情吃苦耐劳的少女阿顺，且对她的热情款待心怀感激，这也难以用“无聊”来判定。至于教女生读书问题，读《女儿经》虽然有可议之处，但一般的“子曰诗云”，教《诗经》与《孟子》，恐怕是传统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小说叙事表层来看，吕纬甫本人站在早年激烈反传统的立场来看待自己的这些变化，认为是倒退，是敷衍。吕纬甫壮志未酬，心绪低沉，又严于律己，遂有对自己的消极评价。问题在于，“我”是否认同吕纬甫的看法？“我”是否可以看作作者的代言人？吕纬甫与“我”，表面上看，一个是讲述人，一个是倾听者，前者是行为人，后者是审视者，但其实两个人物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两个侧面。二者有对当年反传统豪情的认同，也有现实感的差异，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矛盾复合体。即便在十年前，两个人对改革中国的方法就有不同的见解，以至于争论得打起来，十年后，仍然有不同的眼光。吕纬甫是为迁坟专程回乡，而“我”则分明具有怀旧情思，从北地向东南旅行，却特意绕道回乡，在曾经从教一年的S城住下。故地重游，自然想到先前很熟识的小酒楼一石居，那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总是能给“我”以一丝安慰。从掌柜到堂倌，已经没有一个熟人，这多少让人失落，然而，故地偶然见到老友，却是平添意外之喜。吕纬甫说，“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流露出自嘲与无奈的态度。而“我”说到自己则要豁达得多，回应道：“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历史发展不可能一马平川，所谓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乃是历史的常态。乌云蔽天的时代，必然引发雷鸣电闪的革命，而社会文化的发展，痛快淋漓的革命之后，需要更为艰苦的建设，僵化的传统打破之后，需要对传统的澄清与承传。“五四”启蒙运动高潮之际，新文化阵营就意识到整理国故的必要，1923年前后兴起整理国故高潮。鲁迅对待传统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担心倡导整理国故有使青年回避社会矛盾之嫌，在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问题时，说出对中国古书十分决绝的话语；可是，另一方面，鲁迅对汉画像砖等古物有那么高的热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那么丰厚的积累与精深的研究，撰述中国小说史并在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讲授，实际上是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参与。这种矛盾就投射到吕纬甫与“我”的身上。北方的朔雪“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有如革命的决绝，而缺少对传统的留恋；“南方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犹如对传统的依恋。鲁迅在对南方积雪的貌似否定之中，完成了委婉的肯定，在吕纬甫与“我”的对望与交流中呈现出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
《孤独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一个退婴者从竭力挣扎到自暴自弃的心路历程。魏连殳在常人眼里是个异类，这不仅因为他出外游学多年，是个“吃洋教”的“新党”，而且更缘于他的性格充满着令人困惑的矛盾：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却十分孝敬祖母；不信什么传统的老例，却依从了族人对祖母葬仪的安排；然而就在默默地办完祖母大殓之后，他却失声长嚎，宣泄心中的积郁。新潮的回声与传统的压力，在他胸中剧烈冲撞，再加上人间的势利与旧势力的攻讦挤兑，使他被校长辞退，要为生计而发愁，他那颗敏感的心怎能不创伤累累、痛苦万分？是迫于生计的无奈，还是抵挡不住欲望的诱惑，是出于对社会的屈折的报复，还是对理想与自身失去了信心，魏连殳竟然躬行起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起他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他入幕旧军界，周旋于钻营、馈赠、颂扬、奉承、应酬、倾轧之中。然而，他的仕途“成功”实际上即是人格的失败，一时的得意埋下了无以回避的危机。当他作为一个不为传统社会所容的孤独者时，他饱尝了受压抑的苦闷；当他成为一个皈依传统社会的退婴者时，他也并不幸福；即使死了以后，他还要领受族人与房东的搜刮与数落。入棺后不妥帖的躺姿与不和谐的服饰，恰如魏连殳一生的象征。
这样一个人物，对于小说的叙事者“我”来说，最初是个谜。闻知魏连殳“有些古怪”，才有了观察的愿望，在其祖母葬仪前后，果然看见他的不同寻常：给逝者穿衣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在整个葬仪中始终未落一滴泪，可是，大殓完毕之后，“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大家手足无措之后去劝止，“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咷，铁塔似的动也不动”。他独自决定要将所有的器皿大半烧给祖母，余下的赠给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子也要无期地借给她住。魏连殳特立独行，毫不顾忌亲戚本家的诉求与期望，“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当不住”。但魏连殳对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读书人，倒是不乏同情，对房东的几个孩子也很喜欢，给他们买口琴，给吃点心，在他看来，孩子总是好的，因为他们全是天真，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然而，等到他因为喜欢发表文章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的缘故，受到舆论的攻讦，被校长辞退，连房东也加入蔑视的阵营，孩子们跟着失却了天真，一起来轻蔑他。正是由于生计所迫与对社会、人性的失望，他才一改先前的个性独立，当上了杜师长的顾问，以羞辱房东一家为乐事，甚至知道自己患了重病之后，自戕式地生活，以期早日告别这个逼他堕落的人世。表面上看，“我”是审视者、评判者，而实际上，“我”对魏连殳既有理解与认同，也有惋惜与哀伤。就此而言，两个人物代表了一个复杂个体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若不然，魏连殳的葬仪上，“我”怎么会那样无言地哀痛，而一旦像魏连殳在继祖母葬仪上那样“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号，仿佛从耳中挣扎冲出，“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
在创作《孤独者》时，鲁迅把自己送别继祖母蒋氏的真实场景与心态，早年遭受本家亲戚的挤对与近时领略“正人君子”的攻讦等经历，还有身为教育部官员不得不参加祭孔等活动的无奈与愤懑，投射到魏连殳与“我”身上。1921年，鲁迅翻译了俄罗斯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主人公绥惠略夫反抗专制，不仅遭受当局的追蹑，而且让他难以原谅的是那些“不幸者们”也为虎作伥帮追蹑者来对他加以迫害，于是他形成了向社会复仇的愤激心理，最后在抵抗当局的拘捕时盲目地向民众开枪。这一扭曲的性格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绥惠略夫，鲁迅虽然不能完全认同，但是能够予以理解的同情。魏连殳捉弄房东一家，包括他先前那样喜欢的几个孩子，就是一种绥惠略夫式的复仇。写出了魏连殳的抗争与倔强、无奈与妥协、自戕式的放浪形骸与偏激的盲目复仇，“我”就卸下了难以承受的重负，可以轻装上阵、阔步前行了。鲁迅通过这样的创作，心灵也获得了净化与哪怕片刻的宁静。
3.两对伴侣
在风浪颠簸的历史进程中，怯懦者、退却者与理想的彼岸无缘，而唯有勇敢者、执着者才有希望领略彼岸的风光。但即使是后者，也仍将面临着重重考验，倘若不能及时地拓展视野，扩大胸襟，调整心态，将浪漫的想象回归于现实生活，切切实实地共建家庭生活、丰富与发展感情，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投身社会解放的时代大潮之中，也将无法摆脱困境，轻则承受种种精神创痛，难有作为，重者甚至会被社会所吞噬，落得凄楚的悲剧结局。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婚恋观念与婚恋状态的现代化转型，因而，五四新文学涌现出大量的婚恋题材。多数作品控诉传统礼教与家长专制对青年的束缚与压迫，抒发有爱难结缡与无爱婚姻的痛苦与焦灼，歌颂青年反抗压迫、争取婚恋自由的勇敢精神；也有部分作品描写新青年进入自主婚姻生活之后面临社会、经济等问题时的窘境与心态。譬如郭沫若的《歧路》(1924年)、张资平的《小兄妹》(1925年)等。直接激发出鲁迅创作《幸福的家庭》之灵感的，是许钦文发表于1923年9月9日《晨报副刊》的《理想的伴侣》。《理想的伴侣》是一篇讽刺色彩浓郁的散文体小说，叙事主人公满脑子浪漫想象：择偶的理想是美丽窈窕的新女性，还须会跳舞、唱歌、弹钢琴；为了要有钱，做军阀的女婿也无妨；为了不断“尝鲜”，希望妻子结婚三年即死去……作者以如此荒诞不经的描写讥刺那些貌似新潮实则极其自私乃至邪恶的丑类。许钦文是鲁迅的绍兴同乡，又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授课，他的创作引起鲁迅的关注，结识之后，鲁迅给予他不少鼓励、支持，后来还倾力帮助他解脱冤狱之灾。《幸福的家庭》副题为“拟许钦文”即有扶持之意。但是，鲁迅没有像许钦文《理想的伴侣》那样把人物推向利己主义的极端，而是将其设定为普通的文艺青年，五年前，他以反抗一切阻碍、为爱人牺牲的决心赢得了心上人的爱情，组成了理想中的新式家庭，妻子甘于勤苦，女儿活泼可爱。然而，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脱离现实，一味玄想“幸福的家庭”，则只会狼狈周章，不仅婚姻质量要大打折扣，只能从三岁女儿的笑靥去回想五年前爱人的可爱的嘴唇，而且寄希望于捞几文稿费借以维持生活的创作也滞涩难产。他不明白这一道理，就只能在琐碎平庸的生活中咀嚼着灵感缺失、激情不再的苦闷与烦恼了。
也许与鲁迅的年龄、阅历有关，他的小说对新时代的婚恋题材涉猎不多，而一旦触及，必能见出深邃的眼光。《幸福的家庭》不是通常的倾诉生活之苦、之难，怨怼社会贫困与不公，讥刺丑类人格之卑下，而是写日常生活对爱情的考验与消磨，对创作的检验与捶打，揭示爱情的长跑更需要耐力，文学创作只有贴近现实才有鲜活的材料，创作与爱情都应该从玄想的云端回到活生生的现实，否则，生活尚且难以维持，更何谈爱情天长地久。
如果说《幸福的家庭》像是一幅炭笔勾勒的讽刺漫画，俏皮热辣，那么，《伤逝》则犹如一支幽邃哀婉的变调小夜曲，深沉隽永。涓生与子君，一对多么痴心倾慕的恋人，多么勇敢无畏的斗士，他们终于冲破家庭专制与封建礼教的樊篱，在吉兆胡同创立了充满希望的爱巢。然而仅仅一年，他们便劳燕分飞，一个回到曾经义无反顾走出的旧式家庭，不久恹恹而逝，一个要以遗忘和说谎为前导，向着新的生路跨去。巢覆卵破，谁之罪过？守旧势力当为祸首。封建气味十足的遗老遗少造谣生事，导致涓生失业，新派青年即使满腹经纶，要在封闭、保守的社会里找到饭碗也并非易事。生计困窘，爱情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才有了后来一连串的变故。子君的娘家最初即反对子君的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如果婚姻失败子君回到家中，便如同掉进了酷寒的冰窖。社会发展迟缓，知识女性就业的舆论氛围和职业空间逼仄狭小也是悲剧的成因，在涓生职业生涯受挫时，没有获得子君在职业方面的丝毫支持。涓生孤军奋战，很快便溃不成军。
然而，在社会文化诸多客体方面的原因之外，子君与涓生难道就没有一点主体方面的责任？爱情诚然美丽甜蜜，值得为了她而同传统势力抗争，但爱情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此外尚有诸多人生要义。涓生失业之后，在图书馆里孤身枯坐，回忆从前，终于有了醒悟：“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涓生虽然也知道自己的意志“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但毕竟意识到首先要生活，“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决心要继续奋飞。可是，子君却满足于家居生活，不去向往丰富的社会生活，更无意去寻求一份难寻的职业，以便与涓生共同维系家庭生计，也以独立的经济地位与涓生保持夫妻之间的平等。1923年12月26日，鲁迅应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题为《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是中国关注并介绍易卜生的先驱者，早在1907年写作、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里就曾经赞许过易卜生剧作《国民公敌》的个性精神。1918年6月15日出刊的《新青年》第4卷第6号辟为“易卜生号”，发表《娜拉》等剧本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等文章，开启了中国的“易卜生热”，娜拉成为女性解放的代名词。1923年5月5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女生在北京新明戏园首演《娜拉》，尽管剧场效果不甚理想，但社会反响很大，推动了娜拉精神的传播。民国成立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推广、女子教育程度的提高与自主婚姻的增加，女性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在讲演中没有再像留日期间那样强调个性精神，而是论及女性解放的社会条件问题。他说，娜拉走后怎样，“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若要避免这两条路，就“要有钱”。“为娜拉计，钱，——高雅是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为防止自由为钱而卖掉，为解决饥饿问题，“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民国初年，社会上本来男女的权利就不平等，在子君的娘家更谈不上“男女平均的分配”，小家庭又没有可供平均的“资本”，令人痛惜的是，子君尚未觉悟到女性应该争取经济独立的程度，没有想到自己要去社会上奋斗，只是生活在“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窠臼里，一旦家庭生计困窘、伴侣不愿与她共患难，她的悲剧命运就难以摆脱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当子君在恋爱时说出这番话时，是多么勇敢、坚定。她敢于在“严威与冷眼中”走自己的路，真可以让人预见中国女性的辉煌曙色。但她的视野未免狭小，自由恋爱结出了婚姻果实之后，她便沉溺于成功的喜悦与家居生活之中不能自拔。殊不知“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否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彼此熟读了身体与灵魂，新鲜感失去，隔膜感露头，岂不会熟而生厌、隔膜加深？她虽然对涓生的提醒点头回应，可是并未真正理解提醒的深意，她不再读书，也没有想到婚后仍须保持人格的独立，而是坚信既然自己如此热烈、纯真地爱涓生，涓生一定会给她同等的回报，直到永远，她寄希望于涓生带着她前行，她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涓生求爱的一幕，以家务的辛劳与感情的温存维系爱人的心，用饲养叭儿狗阿随与小油鸡打发余暇，在同房东小官太太的暗斗中发泄愤懑。狭隘导致脆弱，当生活遇到挫折时，她便很快表现出颓唐来，与先前的勇敢相较，俨然判若两人。以爱情为生命的子君，只要爱情在，生活的贫困尚可忍受；而一旦失去了爱情，则是一蹶不振，只能默默地走向连墓碑也不会有的坟墓。子君对涓生是何等的绝望，父亲来接她回去的时候，她连一个字也没有给他留下，只是托同院的、她所厌恶的官太太给他捎个话，告知自己的去向。子君又是何等的善良，她把家里两人生活材料的全部——面粉、盐、干辣椒、半株白菜，还有几十枚铜元，都郑重地留给涓生一个人，教他“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涓生比子君清醒，先明白了爱情必须有所附丽、必须时时更新。但他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自私到冷酷，他没有想到爱不只是一种获得满足的快慰，也是一种理应付出的责任，既然两个人结为连理，就应该风雨同舟、共渡难关。当生活遇到困境、子君稍嫌落伍时，他所想的不是同舟共济，而是担心自己被子君坠住、同归于尽。于是，他向子君坦露“我已经不爱你了”之严酷的真实，不惜以可以预见的子君的惨剧为代价，去寻自己的生路。他如愿以偿了，可是曾有的爱与子君的死怎会轻易忘却，空虚、悔恨与悲哀将在新的生路上永远同他相伴：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潮高涨，爱情与婚姻题材的作品数不胜数，大多是表现青年男女同专制家庭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伤逝》则把重心放在新式青年的精神剖析乃至爱情的哲学思考上，超乎爱情之上的还有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思考，思想深度独树一帜、超群出众。
4.心理黑洞
弗洛伊德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很快就传播到日本，鲁迅在留学期间便有所了解。1922年创作《不周山》时，他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性欲原动力观念“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1924年2月由日本改造社发行，鲁迅4月8日购入，当年10月开始发表译文，1925年3月出版中译文单行本。鲁迅通过对《苦闷的象征》的阅读与翻译，加深了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对生活的观察与对人性的体悟，加上弗洛伊德学说的助力，使得鲁迅能够以锋利的解剖刀剖析各色人等的灵魂，对虚伪的道学家自然不会放过。《肥皂》里，四铭嘴上大骂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搅乱天下”，但他念念不忘光棍对年轻女乞丐的调戏之语，如受“神启”一般买来带有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的葵绿色肥皂，回到家里“尽闹脾气，连吃饭时候也是打鸡骂狗的”，却恰恰暴露了他的隐秘心理。对太太大骂女学生，在儿子面前摆出威严的架势，为报纸拟定诗题《孝女行》，都不过是遮掩其既无法结缘女学生也难以窥见想象中浴后年轻女乞丐的痛切遗憾的假面而已。倒是知夫莫若妻，太太一语戳中了他的隐秘，让他在太太儿女面前顿显狼狈。“他这一夜睡得非常晚”，是因为被太太戳破了假面，还是想象那“咯支咯支”浴后的女乞丐，这实在是微妙的一笔。不过，翌日早晨，肥皂就被录用了，太太“伏在洗脸台上擦脖子，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两个耳朵后，比起先前用皂荚时候的只有一层极薄的白沫来，那高低只有霄壤之别了。从此之后，四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这就在对假道学予以讽刺之余，又增添了几分对芸芸众生体知宽容的幽默。四铭大概早就对太太脖子上尤其是耳朵后的积年老泥有所不满，买回来毕竟是给太太用的，他的可笑在于刻意掩饰，假装正经；太太虽说嗔怪丈夫买肥皂的动力来自街头光棍对女乞丐的淫邪想象，不过莫问动机，只看效果，丈夫终于下定决心买来中档的肥皂，使得她有机会让耳后的粗糙恢复未必人到中年的女性本来的质感，可谓意外的“福分”。“肥皂”的喜剧折射出一点夫妻生活中年危机的光影，其幽默心态及其背后的人性意义恐怕要远远大于道德讽刺。
《高老夫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主人公为表趋新，仿照俄苏大文豪高尔基给自己改字为“尔础”。正像这个名字对他来说不伦不类一样，他的表面与内里反差极大。作为历史教员，可是他自诩最拿手的三国史竟然都是桃园三结义、孔明借箭、三气周瑜、黄忠定军山斩夏侯渊之类的《三国演义》故事，到了唐朝，则有秦琼卖马之类的《说唐》等野史小说故事。平日里，一面跟着一群狐朋狗友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另一面却在报纸上发表冠冕堂皇的《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他在贤良女学校谋了个教席，并非为了传道解惑授业，而是为了去看看女学生。心怀鬼胎而学问匮乏，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便令他草木皆兵，越发失去自信，“逐渐糊涂起来，竟至于不再知道说什么，待到发挥‘石勒’之雄图的时候，便只听得吃吃地窃笑的声音了”。在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与眼睛下“小巧的等边三角形”波峰浪谷的海浪起伏面前，他彻底败下阵来，下课的时间尚早，而讲义已经翻完，窘态十足，成为学生的笑料。高老夫子带着不平回到他所熟稔与亲近的牌桌，等到夜深他快要赢牌的时候，终于忘却了不平，变得轻松自如起来。与《肥皂》相比，《高老夫子》对假道学的讽刺更为犀利，对民国初年文化教育界新旧杂陈的现象亦有生动的反映，另外，描写男性教师初次面对女学生授课的紧张与女学生以多对一面对男教师时的气场优势，也揭示出一点两性心理的幽微，这就使讽刺染上了幽默的色调。
《弟兄》里的公益局办事员张沛君是新型知识分子，兄弟情深，成为同事羡慕的对象。当提到别人兄弟为了金钱闹得不可开交时，他感叹：“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同事恭敬地看着沛君的眼：“像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少有的；我没有遇见过。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这就不容易……”弟弟这几天发烧请假，沛君一听说时症流行，立刻奔向阅报室，赢得同事赞叹：“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要是所有的弟兄都这样，家里那里还会闹乱子。我就学不来……”当从报上得知流行的是猩红热时，沛君想到弟弟满脸通红，立马叫听差打电话请当地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急急地回家，要同事代为请假。本已请了西医，因西医太忙一时未到，便又请中医，中医诊断为“红斑痧”，即西医所称的猩红热。中医说可以医，“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沛君以急切而惶恐不安的心情等待西医。在等待的厌倦里，“凌乱的思绪，却又乘机而起；他仿佛知道靖甫生的一定是猩红热，而且是不可救的。那么，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养活尚且难，还能进学校去读书么？只给一两个读书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后事怎么办呢……”外国名医终于来了，一看才知道是“疹子”，沛君自然如释重负。然而，先前的焦虑与对未来生活的设想并未轻易退去，悄然进入了梦境：弟弟死去，自己忙着收殓，独自背了一口棺材，许多熟识的人在旁交口赞颂……自己的三个孩子进了学校，侄子哭嚷着要跟去，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批了过去。侄子满脸是血，哭着进来，后面跟上一群来攻击他的人，他为自己辩解，“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可是又举起手掌批向侄子。恶梦中惊醒，弟弟的药已经买到，弟弟盘算着好起来后的翻译计划。沛君又去上班，“仿佛觉得这办公室和同事都和昨天有些两样，生疏了”。因为日有所想，夜有所梦，他在未曾忘却的梦里看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另一面。当同事再拿他与别人相比，称许他们“兄弟怡怡”，甚至表示“五体投地”时，沛君不再开口应和或谦虚，待到来了公事，他“便十分安心似的沉静地走到自己的桌前”，开始办理公益之事。如果弟弟不幸病逝，沛君未必会用大巴掌批那年幼的侄子，但在家计紧张之际，优先自己的孩子上学恐怕会是发自本心的决定。为此他醒来之后还后怕，幸亏弟弟不是患上要命的病，从而维系了自己在众人心中的“兄弟怡怡”的形象。在现实中，鲁迅曾经有过为二弟生病而奔波的辛劳与焦虑，虽然他总是尽力帮助两个弟弟，而且那时他还没有自己的孩子，沛君似的心理未尝没有萌发。《弟兄》通过对沛君的心理刻画，揭示出即使在道德楷模的心理深层，也有一些平时看不见的东西，这倒不是张沛君的道德瑕疵，而是人性中本来就藏有许多隐秘的黑洞。通常意义上的好人，只是成功地用善良的美德控制了各种原始欲望而已。
在《彷徨》里，《长明灯》与《示众》显得有点另类，仍像《呐喊》多数作品一样侧重描写环境与人的冲突，而非人的心理刻画。《长明灯》通过一个疯子执着地要求熄灭佛前长明灯、不让他吹熄就要放火的出格意向，来反衬村民们集体性的固着的迷信心理；《示众》则描写北京市民无聊地围观巡警牵着一名犯人示众及人力车夫跌跤的景象，借以抨击无聊、怠惰、冷漠的国民性弊端。可以说，这是《呐喊》启蒙主题的延续。但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之声也不同程度地回响在其他作品里，诸如《祝福》里的礼教与舆论合力噬人，《离婚》里个性深层的奴性，《孤独者》里个性的退婴，等等。
1932年12月，鲁迅对《彷徨》里的小说曾自我评价道：“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1933年3月，他为日本友人所作《题〈彷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更是诗性的象征。新的战友虽在寻觅，精神与艺术的探究却未中止，呐喊进击后的曲折徘徊，反倒给他提供了一个深入审视精神世界与细致打磨艺术技巧的契机，所以才有刻画的深切、技巧的圆熟，才有一篇篇至今读起来仍然回味无穷的精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彷徨》留下了鲁迅在精神与艺术两个方面孜孜探索的闪光足迹。
(初刊《东岳论丛》2016年第12期)
- 《论语·八佾》。
- 《鲁迅全集》第8卷，第30页。
- 参照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初刊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鲁迅全集》第3卷，第 12页。
- 参照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225～232页。
- 连载于1921年7月至12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至第12号，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1927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改版本。
- 参照林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第十章《〈幸福的家庭〉和“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与郭沫若、张资平、许钦文等小说的比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第167～179页。
- 参照秦弓《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第四章《易卜生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第120～150页。
-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353页。
- 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四铭买回的“肥皂”现在叫“香皂”，这里的分析依照原文的叫法。
- 四铭太太长子十五六岁，当时女性大多20岁以前结婚，据此推想她的年龄在35岁左右，在当时算是中年，今天看来尚属青年。
- 《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 《鲁迅全集》第7卷，第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