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一次的本科生学术讨论题目由学生定为“我的鲁迅观”，同学们从小学读《朝花夕拾》说到中学时代对鲁迅的种种印象，其中也言及中学生中的俏皮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做作文、三怕周树人”，最后自然说到当下读到本科二年级时对鲁迅之深邃与复杂的新认知。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对鲁迅的认识尚且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何况已逾花甲之年的我。
究竟何时何处何因知道鲁迅，现在竟然记不起来了。最初给我深刻印象的，还要说是“文革”时期。那时整天价喊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横扫一片，唯一留下的只有鲁迅。对鲁迅当然也有选择，报纸上流行的是“痛打落水狗”“横眉冷对千夫指”等锋芒毕现的警句，教材里选进的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火药味十足的杂文。那时我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就是领袖称许的骨头“最硬的”三个“伟大”
，写文章少不了去鲁迅那里寻章摘句，以增强战斗性。
但鲁迅也给我以温馨的慰藉。《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觉得鲁迅仿佛先知，说的不止于他自己，分明道出了天下所有命运跌宕者的心声。1969年1月一个酷寒的日子里，因那个年月的莫须有罪名，我家从城镇被赶回乡下老家，我变成一个不齿于人间的“狗崽子”。寄居在亲戚屋檐下，在感受到温情的同时，也难免体验轻蔑、歧视的寒意。在学校，有同学遇到难题找我，我毫无保留地伸出援手，可是得到的回馈却是夹杂着嫉妒的敌意。1971年九一三“副统帅”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之后，有了“批林批孔”运动，但凡运动就要上挂下联，可是，十几岁的中学生能有什么可以与“批林批孔”挂上钩的呢？终于发现我有几个同村的沾亲带故的小伙伴，放学一起走，课间也有时在一起交流——这不就是“小集团”吗？“小集团”与林氏“小舰队”岂不是一丘之貉！于是，我便加倍咂味到孤独的苦涩。
1973年，中学毕业后务农的第一年，我买了自己的第一本鲁迅作品单行本：《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至今记得这本集子的封面，左上方是鲁迅侧面头像，冷峻的面容上，嵌着目光深邃的眼睛。一位知青朋友问：“你能看懂吗？”我不敢说全能看懂，但我的确与这本书产生了深深的共鸣。《题辞》的第一句就让我感到亲切：“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当我的人格尊严受到践踏时，我觉得胸中冲撞着岩浆一般的话语，可如果真让我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又能够说些什么。“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我在生活中就有沉重的原罪感，无论怎样努力，都感觉不到解脱的轻松。我那时对基督教不甚了然，对耶稣更谈不上信仰，但看到《复仇(其二)》里的耶稣在四面的敌意、辱骂、戏弄、讥诮中被他所献身的人们钉在十字架上，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楚与悲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当年与其唤起共鸣的裴多菲话语，此时于我心有戚戚焉。无论怎样为高压、欺侮而战栗，无论前路还有多少荒凉破败的丛葬，我都要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执着前行。
1978年初春，我走进了位于长春市解放大道的吉林大学。我的中学理科老师，不止一位对我不选理工科表示惋惜，而我之所以选择中文系，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念鲁迅在酷寒之际给我以温暖。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中国现代文学的任课老师是刘中树先生，后来我还上了刘中树先生的选修课“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先生循循善诱的教诲引导我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与现代文学史上认识鲁迅，我永远感念这位引我走上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启蒙老师！在吉林大学，我还上过刘柏青先生的选修课“鲁迅与日本文学”，这门课开拓了我的眼界，为我后来赴日留学做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我本科三年级的学年论文题为《论阿Q的革命》，得到刘柏青先生的鼓励；学士论文仿照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写的是《〈阿Q正传〉人物谈》，遗憾的是自己基础薄弱，用功不够，我从刘柏青先生那里看到了失望的眼神。
本科毕业后，1982年2月，我从冰雪尚未消融的东北来到春雨霏霏的武汉，入读坐落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在毕奂午先生与陆耀东先生的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毕先生1930年代以诗歌登上文坛，曾在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掘金记》和《雨夕》，后来，政治的波诡云谲给他带来了重重磨难，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就有《野草》之《题辞》《秋夜》的解读。毕先生解读《野草》的诗性笔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毕先生说，鲁迅研究要想做得好，必须下苦功去读鲁迅读过的书，此言诚然有理，但我辈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却是不啻古时蜀道之难。陆耀东先生的鲁迅研究，一是关注鲁迅的思想演进，二是探究鲁迅小说的独创性，这些都给我以方法论的教益。
1985年2月，我到西北大学工作，被分配到鲁迅研究室。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张华先生，1957年被打入“右派”另册之后，长期在资料室工作，直到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重新回到讲台。新时期再度高涨的杂文热潮，唤醒了张华先生自1957年便冬眠了的杂文热情，他一边在报刊发表出手不凡的杂文，一边策划组织中文系老师编撰学术史上第一部《中国现代杂文史》。我受命撰写“新文学第二个十年杂文概观”“鲁迅后期杂文”等四章，这给我系统地探寻鲁迅的杂文世界带来了契机。鲁迅研究室的工作之一是编辑与发行《鲁迅研究年刊》，我在蒋树铭主任和闫愈新主编的带领下参与这项工作，扩大了对鲁迅的认知视野。
1988年9月，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林非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林非先生在鲁迅研究、散文史、散文理论与散文创作等领域均有独创性的贡献，出版过的鲁迅研究著作有《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鲁迅传》(合著)、《论〈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历史意义》、《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等。这些著作自然成为我研究鲁迅的入门书。林非先生主编《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吸收我参加，安排我撰写鲁迅的小说集、散文集、散文诗集与两部文学史著作的导读。林非先生的著述、授课，以及带领我们编校《鲁迅著作全编》、撰写导读的过程，引导我全面走进鲁迅世界。
我在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之后，于1991年4月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在丸尾常喜教授指导下从事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丸尾先生灵性的诗人感悟，把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等方法引入鲁迅研究的方法论创新，使我眼界大开，在后来翻译丸尾先生两部鲁迅专著的过程中，我对其新颖与深邃体味更深。在日本短短一年，我还有幸聆听丸山昇先生的鲁迅研究课及伊藤虎丸教授、北冈正子教授、田仲一成教授等日本一流中国学学者的学术报告，后来，又通过与中井政喜教授的合作，与藤井省三、尾崎文昭等先生的交流，对日本学者的求是精神、实证功夫、思想史方法等有了深刻的感受。
正是在前辈学者的引导、同仁交流的促动与学术界成果的启迪之下，我在鲁迅研究方面一步一步探索前行。回顾起来，自己对鲁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单纯到复杂的过程。最初是火药味十足的时代共鸣，接着是苦闷中的朦胧慰藉，由此形成了衷心崇拜；在如此认知与感情的基础上，无论是写作，还是讲授，都曾经是清一色的正面阐释，面对质疑与批评鲁迅的观点时，都持一种坚决捍卫鲁迅的立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解放种子的萌芽生根以及阅读面的扩大，尤其是近代史视野的打开，我对鲁迅的认识变得复杂起来。重要的转折发生在2006年4月前后，中国鲁迅研究会与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在广州举办“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我最初拟提交的论文题目为《鲁迅对于1930年代文学思潮的评价》，想把鲁迅对1930年代各种文艺思潮的评价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可是，在准备过程中察觉到这个题目过大，因为鲁迅对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等都有不少论述，很难用一篇论文说清楚。尤其是把鲁迅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放回到1930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中去考察，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在鲁迅看来，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当局的“宠犬”，它的兴起是为了“压迫无产阶级”，但因其属于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沉滓”，所以出笼不久即显出了“沉下去”的“运命”。然而，实际上，即使民族主义文学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也无法否认其归根结底是民族危机加剧的必然反映，因而并未在左翼文学的激烈抨击下顷刻瓦解，反倒是逐渐壮大起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左翼文学一方面对其批判力度未减，另一方面奉献出表现抗日救亡主题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1935年问世的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典型例证。这一问题发现之初，我不禁感到震惊，但历史如此，史料俱在，学术研究只能实事求是。那么，以前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从方法论来看，是用鲁迅与其左翼战友当时锋芒毕现的杂文来证明鲁迅与左翼的正确性，就是“自证清白”；从历史观来看，以前的研究与叙述都是遵循新民主主义历史观，以此为标准，材料合则用，不合则舍。而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恐怕用更为宽广的民国史视角来观察更为有效，于是，我把论文题目改为《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而后又发表了从民国史视角研究鲁迅的系列论文。换一种视角看鲁迅，把单一政治视角下的鲁迅置于宽广的历史视角下重新审视，不仅使鲁迅从各种主观色彩强烈的政治阐释中走出来回到鲁迅自身，而且使之返回晚清到民国的历史现场，回到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近现代外国文化交汇的文化场域，这样必然会看到与以往的认知不尽一样的鲁迅。
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不仅是新文学、新文化的伟大创造者，而且是传统文学的杰出整理者与承传者、外国文学的出色译介者。鲁迅虽然少有西方思想家那样系统的理论著作，但他对中国历史的深邃透析，对国民性的洞幽烛微，对社会文化弊端的犀利批判，对中国现代精神建构的积极探索，足以当得起伟大思想家的光荣。对这样的伟大人物，我们自然应该爱戴、尊重，否则，正如郁达夫1936年10月24日在《怀鲁迅》中所说，“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但是，对鲁迅仅有热爱、尊重显然不够，还必须努力把握其整体，认识其内部矛盾，理清其与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传统的复杂关联，只有这样，才算得上真正认识鲁迅及其历史价值，才能有效地承传鲁迅精神遗产，充分发挥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才不至于辜负鲁迅的伟大贡献。这才是真正的爱戴与尊重。
作为一个对鲁迅作品有半个世纪阅读史的读者，一个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为职业的学者，我通过本书表达我对鲁迅的理解，呈现一个由崇拜到对话的认识过程。希望能对读者诸君认识鲁迅有所裨益，若有偏谬，自然欢迎批评与讨论。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8页。
- 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初刊于上海《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沉滓的泛起》，初刊于上海《十字街头》第1期，1931年12月11日。均收《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19～333页。
- 郁达夫：《怀鲁迅》，《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1日。收《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第162～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