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的志向：读马林·索雷斯库
1996年12月6日，马林·索雷斯库因患癌症逝世，年仅六十。又一位过早离去的罗马尼亚诗人。罗马尼亚著名评论家尼古拉·马诺内斯库不禁悲叹：“索雷斯库之死令我不知所措，令我悲痛不已。多么残酷的岁月啊！我们的诗人正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面对死亡，索雷斯库本人倒显得十分的坦然，仿佛只是一次离去，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他走了，没有检查一下
煤气是否关上，
水龙头是否拧紧。
没有因为新鞋挤脚
需要穿上旧鞋
而从大门返回。
从狗的身边走过时，
也没有同它聊上几句。
狗感到惊讶，然后又安下心来：
“这说明他
不会走得太远。
马上就会回来的。”
——《离去》
最后的时光，他写了不少诗，谈论死亡主题。这便是其中的一首，离去世仅仅几天。我在《罗马尼亚文学报》上读到这组诗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依然的平静语调、依然的朴实手法、依然的温和气息，只是稍稍有些伤感，而适度的伤感令这组诗格外的动人。诗人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我愿意郑重地称之为：索雷斯库的方式。
在罗马尼亚当代诗坛，索雷斯库享有极高的声望。他的诗歌题材极为广泛，爱情、死亡、命运、瞬间与永恒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与融合、世间的种种荒谬、内心的微妙情感等都是他常常表现的主题。于是，人们想一定是丰富的阅历使他写出了丰富的作品。其实，他的阅历简单得几句话就可以概括：1936年2月19日出生于罗马尼亚多尔日县布尔泽西狄乡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中学期间，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发生兴趣。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雅西大学语言文学系，诗歌写作正从那时开始。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大学生生活》杂志、《金星》周刊担任编辑。其间，曾到联邦德国和美国短期学习和考察。从1978年起，长期担任《枝丛》杂志主编。1994年至1995年，也就是在罗马尼亚“剧变”后，担任过罗马尼亚文化部部长。
他的“从政”在罗马尼亚文学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多多少少影响了他的声誉。好在创作实绩已为他确保了足够的“底气”，也为他赢得了难以替代的文学地位。在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索雷斯库出版了《孤独的诗人》（1964）、《诗选》（1965）、《时钟之死》（1966）、《堂吉诃德的青年时代》（1968）、《咳嗽》（1970）、《云》（1975）、《万能的灵魂》（1976）、《利里耶齐公墓》（3卷，1973—1977）等十几部诗集。其中，《诗选》、《利里耶齐公墓》等诗集获得了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大奖、罗马尼亚科学院奖等多种文学奖。罗马尼亚文学史、文学报刊和无以数计的研究专著都对他的每一部作品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他的诗歌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等几十种语言。除了诗歌外，他还写剧本、小说、评论和随笔。
他富有象征意味的剧作《约安娜》曾获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大奖。罗马尼亚评论界因此称他为一位难得的“全面的作家”。
中国读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通过《世界文学》等刊物读到了马林·索雷斯库的诗歌。许多中国读者，包括不少中国诗人，都对索雷斯库的诗歌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和喜爱。关于索雷斯库，诗人车前子在《20世纪，我的字母表》一文中写道：“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罗马尼亚诗人索雷斯库的诗作，感动之余，我觉得该做点什么：必须绕开他。诗歌写作对于20世纪末的诗歌写作者而言，差不多已是一种绕道而行的行为。”绕开他，实际上是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最大的认可和敬意。而诗人蓝蓝如此评价索雷斯库：“他正是从日常生活‘特定的场合’捕捉观察自身和事物时闪电般的感受，并将此化为令人震惊的诗句，而这一切都是在专制统治、个人独裁背景下发生的。”毋庸置疑，相似的经历，相似的背景，使得中国诗人更容易贴近东欧诗人，包括索雷斯库。
在我读过的罗马尼亚诗人中，马林·索雷斯库是最让人感觉亲切和自然的一位，亲切到了就像在和你聊天。自然到了没有一丝做作的痕迹。写诗，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做作的味道。当今社会，道德力量和心灵力量日渐枯竭，这种做作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浓了。要避开这一点，不是件容易的事。所谓大艺无痕，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而面对索雷斯库这样自然的诗人，你就很难评说。所有的评说和归类都会显得极不自然。
要理解索雷斯库，有必要稍稍了解一下罗马尼亚诗歌的历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异类。它实际上是达契亚土著人与罗马殖民者后裔混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属于拉丁民族，同意大利民族最为接近，语言上也是如此。在历史上，罗马尼亚长期被分为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尔瓦尼亚三个公国。这三个公国既各自独立，又始终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作为弱小民族，长期饱受异族侵略、统治和凌辱。19世纪起，借助于几次有利的发展机遇，罗马尼亚文学出现了几位经典作家：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和克莱昂格。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尼亚文学始于那个时期。1918年，罗马尼亚实现统一，进入现代发展时期。
由于民族和语言的亲近，罗马尼亚社会和文化生活一直深受法国的影响。一到布加勒斯特，你就能明显地感觉到法国文化的影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布加勒斯特甚至有“小巴黎”之称。那时，罗马尼亚所谓的上流社会都讲法语。作家们基本上都到巴黎学习和生活过。有些干脆留在了那里。要知道，达达主义创始人查拉是罗马尼亚人，后来才到了巴黎。诗人策兰、剧作家尤内斯库、音乐家埃内斯库、雕塑家布伦库西、文学和哲学家齐奥朗，也都曾在罗马尼亚留下过自己的人生印迹。
统一给国家的发展注入了异常的活力。文化最能体现这种活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活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文化，包括哲学、文学和艺术，曾出现过空前的繁荣。诗歌领域就曾涌现出图道尔·阿尔盖齐、乔治·巴科维亚、伊昂·巴尔布和卢齐安·布拉加等杰出的诗人。他们以不同的诗歌追求和诗歌风格极大地丰富了罗马尼亚诗歌，共同奠定了罗马尼亚抒情诗的传统。这些诗人中，卢齐安·布拉加（1895—1961），对于罗马尼亚当代诗歌，更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然而，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罗马尼亚紧随苏联，全面推行苏联模式。极左路线在上世纪5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文学自然也无法幸免。文学评论家阿莱克斯·斯特弗内斯库在其专著《罗马尼亚当代文学史：1941—2000》中形象地说道：“文学仿佛遭受了一场用斧头做的外科手术。”布拉加等诗人建立的罗马尼亚抒情诗传统遭到否定和破坏，罗马尼亚诗歌因而出现了严重的断裂。言论和创作自由得不到保证，不少作家和诗人只能被迫中断创作，有些还遭到监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诗人和哲学家布拉加同样受到种种不公待遇：作品遭禁，教研室被取缔，教授生涯中止，被迫当起图书管理员。从1949年直至离世，诗人索性选择了沉默，在沉默中保持自己的尊严，在沉默中抗议这野蛮和黑暗的岁月。这段岁月后来被小说家马林·普雷达称为“苦难的十年”。
进入1960年代，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罗马尼亚文化生活开始出现相对宽松、活泼和自由的可喜景象。这一时期已被史学家公认为罗马尼亚的政治解冻期，时间上，大致同“布拉格之春”吻合，也不排除“布拉格之春”的影响，因此，也有罗马尼亚评论家称之为“布加勒斯特之春”。这一时期，卢奇安·布拉加等作家的作品被解除了禁戒。人们重又读到了两次大战之间许多重要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尼基塔·斯特内斯库、马林·索雷斯库等诗人，仿佛听到了诗歌神圣的呼唤，先后登上诗坛，努力恢复和延续布拉加等诗人建立的罗马尼亚抒情诗传统，并以自己具有独特风格的诗歌，为诗坛吹来清新之风，开始致力于罗马尼亚诗歌的现代化运动。
在某种意义上，索雷斯库是以反叛者的姿态登上罗马尼亚诗坛的。为了清算教条主义，他抛出了一部讽刺摹拟诗集《孤独的诗人》，专门嘲讽艺术中的因循守旧。尽管在那特定的时代，他还是个“孤独的诗人”，然而他不同的声音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在以后的创作中，他的艺术个性渐渐显露出来。他的写法绝对有悖于传统，因此评论界称他的诗是“反诗”。
有人说他是位讽刺诗人，因为他的诗作常常带有明显的讽刺色彩。有人称他为哲理诗人，因为他善于在表面上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叙述中突然挖掘出一个深刻的哲理。他自己也认为：“诗歌的功能首先在于认识。诗必须与哲学联姻。诗人倘若不是思想家，那就一无是处”。有人干脆笼统地把他划入现代派诗人的行列，因为无论是语言的选择还是手法的运用，他都一反传统。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诗人索雷斯库”。一位罗马尼亚评论家说：“他什么都写，只是写法与众不同。”
写法不同，就需要目光不同，就需要想像和创造，就需要一双“不断扩大的的眼睛”：
我的眼睛不断扩大，
像两个水圈已覆盖了我的额头，
已遮住了我的半身，
很快便将大得同我一样。
甚至超过我，远远地超过我：
在它们中间，
我只是个小小的黑点。
为了避开孤独，我要让许多东西
进入眼睛的圈内：
月亮、太阳、森林和大海，
我将同它们一道
继续打量世界。
——《眼睛》
自由的形式，朴素的语言，看似极为简单和轻盈的叙述，甚至有点不拘一格，然而他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出一个象征，说出一个道理。表面上的通俗简单轻盈时常隐藏着对重大主题的严峻思考；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时常包含着内心的种种微妙情感。在他的笔下，任何极其平凡的事物，任何与传统诗歌毫不相干的东西都能构成诗的形象，都能成为诗的话题，因为他认为：“诗意并非物品的属性，而是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观察事物时内心情感的流露。”
电车上的每个乘客
都与坐在自己前面的那位
惊人地相似。
兴许是车速太快，
兴许是地球太小。
每个人的颈项
都被后面那位所读的报纸
啃啮。
我觉得，有张报纸
正伸向我的颈项，
用边角切割着我的
静脉。
——《判决》
这已经是世界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了。个性和创造力的丧失，自我的牺牲，私人空间的被侵入，恐怕算是现代社会对人类最最残酷的判决了。如此情形下，诗人面临的其实是个严重的时刻，甚至是个深渊，就连上帝都是个聋子，他的声音还有谁听得见呢。我忽然发现，骨子里，索雷斯库原来是那么的忧伤和沉重。
目光和思维，始终都在不停地转动，然后，不得不用诗歌表达，这就是马林·索雷斯库。“你内心必须具有某种使你难以入睡的东西，某种类似于细菌的东西。倘若真有所谓志向的话，那便是细菌的志向。”诗歌因此成为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是个什么都要看看、什么都要说说的诗人。而且每次言说，都能找到一个绝妙的角度。对于诗人，对于作家，角度，常常就是思想，就是想像，就是智慧，就是创新。索雷斯库极为注重创新。他也十分明白创新的艰难。他认为诗歌的艰难到最后实际上就是创新的艰难：“写诗就像弹钢琴一样必须从小学起。我们创作活动中的艰难阶段常常与我们自我更新的愿望紧密相连。我所谈的是主观上的障碍。就我个人而言，我总尽力避免使自己在一种类型中衰老。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努力。但一旦成功，你便会享受到一种来自新天地的喜悦。你必须时常努力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
当然，角度也就是情感。索雷斯库自称性格内向，喜欢含蓄。生活中，他不善言语，在公开场合，常常会由于不知所措，不停地捻着自己的胡子。诗人，仅仅用诗歌说话。他是个典型。因此，他的情感往往都潜藏于诗歌的深处。
可惜，罗马尼亚始于1960年代的开明时期并没有持续太久。而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可以说是专制统治最为黑暗的时期。但恰恰是这种黑暗，能让我们看到一名真正的诗人的智慧、勇气和力量。
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在评论立陶宛诗人温茨洛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艺术是抗拒不完美现实的一种方式，亦为创造替代现实的一种尝试，这种替代现实拥有各种即便不能被完全理解，亦能被充分想像的完美征兆。”这段话适用于所有在专制政权下生活或生活过的诗人和艺术家。当然也适用于马林·索雷斯库。在专制政权下生活，也就是在禁忌下生活，也就是在夹缝中生存。夹缝中的生存需要勇气、坚韧和忍耐，更需要一种有效而智慧的表达。诗歌以其婉转、隐秘、浓缩和内在，成为最好的选择，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自己隐秘却不可忽视的作用。
于是，我们便可理解，为何在专制统治最为严酷的1980年代，在小说、戏剧、散文受到压抑，相对难以发展的情形下，罗马尼亚诗歌却一直如暗流般悄然奔突着。有一些作家，包括诗人，以沉默对抗着专制，也有一些诗人选择了流亡和出走。但更有一些诗人，立足于主流之外，不求名利，不畏专制，只顺从文学和内心的呼唤，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诗歌创作。他们将笔触伸向日常生活，伸向内心和情感世界，关注普通人物，关注所谓的“琐碎题材”和“微小主题”，或者充分调动想像，以象征和寓言手法迂回地影射政治和现实。他们重视诗歌形式，重视角度和手法，重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把艺术价值放在首位，同时也并不忽略社会效应、道德力量，以及同现实的连接。通过诗歌探索和实验，表达对专制的不满，对自由的向往，对教条和空洞的反叛，也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动力。尽管诗歌抱负相似，但他们各自的写作又呈现出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也听出了各种语调，感到了各种气息，看到了各种风格。反讽、神秘、幽默、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文本主义、沉重、愤怒、寓言体、哀歌，等等等等，正是这些写作上的差异和不同，让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于文学而言，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的重要。而不同的声音的交融，便让上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诗歌有了交响乐般的丰厚，以及马赛克似的绚丽多彩。而在这些诗人中，斯特内斯库和索雷斯库以各自的方式，成为领军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发意识到了他们的意义：他们实际上在一个关键时刻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和诗歌行动，重新激活了罗马尼亚诗歌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让罗马尼亚诗歌再度回到了真正的诗歌轨道，并为罗马尼亚诗歌的未来积蓄了巨大的能量。
每天晚上，
我都将邻居家的空椅
集中在一起，
为它们念诗。
倘若排列得当，
椅子对诗
会非常敏感。
我因而
激动不已，
一连几个小时
给它们讲述
我的灵魂在白天
死得多么美丽。
我们的聚会
总是恰到好处，
绝没有多余的
激情。
不管怎样
这意味着
人人责任已尽，
可以继续
向前了。
——《奇想》
怎么能没有诗歌？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诗歌。它可以帮助你寻找灵魂、抵御灰暗和孤独。它甚至就是你的灵魂。诗人何为，尤其在苦难和灰暗的年代？索雷斯库似乎在告诉我们：对于诗人，生命意识、社会担当和道德责任，都同样的重要。
诗人蓝蓝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谈论罗马尼亚诗歌。她在其中说道：“语言是生命的居所，是一切隐秘事物的幽居地，也是爱和意义的诞生之处。诗人的作用在于激发出语言的某种独特的形式，使无语中的事物开始说话和表达自身，这即如对生命和爱的呼唤，以便和人内心对爱的渴望和牺牲付出的愿望相对称。在这两者交汇的雷电中，生命和诗互相被照亮，洞彻我们晦暗不明的存在。”
蓝蓝说得真好。她显然就是在说马林·索雷斯库，在说尼基塔·斯特内斯库，在说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说所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2012年7月12日修订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