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兴中会前期
第五章 组织兴中会
孙中山上书失败，知清政府积弊已深，无可救药，“怃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于是，他和陆皓东两人在天津和北京等地考察政治形势，得知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是“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黩，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2)。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6月，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到朝鲜牙山。当月，日本也乘机派兵在仁川登陆。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和牙山附近的成欢驿袭击清军。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清军在平壤、黄海战役中连遭失败。这年农历十月初十是西太后60寿辰，从国库提出白银540万两，从正月开始便准备盛典，对日作战，不以为意，却令各省府县先期到京点景。从京城西华门到西郊颐和园沿途搭彩坊、戏台、乐亭等共60段工程，准备寿辰奏乐、唱戏，仅此项花掉白银219万两。当时有人要求西太后停办点景工程，西太后大怒，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3)
10月，孙中山偕陆皓东回到上海，与两年前在广州结识的宋跃如叙谈上书李鸿章受挫情况和清政府积弊已深无法挽救非彻底改造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宋跃如深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华夏”革命壮志的激励，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必须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宋跃如，1866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商人家庭。1886年毕业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1886年回国到上海任基督教牧师。翌年，与名门闺秀倪桂珍结婚。1892年弃教职经营美华印书馆（入股）和福丰面粉厂（任经理）。他还参加了反清组织三合会。但他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为创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走遍全国几大城市，1892年，他为创办基督教青年会到广州，经陆皓东介绍与孙中山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孙中山与宋跃如两人在思想、经历等方面，有着共同之处，都是广东人，都受过西方教育，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都受过基督教的洗礼，都有炽热的爱国思想，都有反清革命意识。以后，宋跃如和他的全家都投入了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工作。宋跃如是孙中
山早年的挚友和热情的革命支持者之一。孙中山长年流亡海外奔走革命，宋跃如在国内20余年一直暗中配合革命党人做许多革命工作。
此时，宋跃如有两个孩子，长女宋霭龄三岁，18年后1912年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次女宋庆龄一岁，20年后1914年任孙中山的秘书。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孙中山“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4)在上海请郑观应到江海关领了出国护照，赴檀香山。行前嘱托宋跃如经常把国内情况通报给他。
宋跃如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刊登在由美华印书馆承印的基督教会的刊物《万国公报》上。(5)
孙中山到了檀香山，决定组织革命党，举行起义。先到茂宜岛与大哥孙眉商议，孙眉被弟弟的反清政治理论折服，也被弟弟的炽热的救国之心所感动，表示支持，并准备拨产变卖相助，但因为当时侨民“民气未开，人心固塞”(6)，应者寥寥。
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正当西太后在皇极殿行受贺礼庆祝她60寿辰这天，日本军队攻占了大连等地，光绪帝后及诸臣陪西太后观戏三天，军政诸事延搁不办。22日旅顺失陷，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当地居民。
与此同时，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正在加紧进行。
11月24日，在檀香山正埠的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何宽、李昌、邓荫南、宋居仁、许直臣、侯艾泉、钟木贤、夏百子、李杞、刘卓、刘寿、刘祥、程蔚南、郑金、郑照、黄亮、黄华恢、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曹采、陈南等20余人。(7)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他提议定名为兴中会，并宣布了由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会章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九条规章中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会议推举刘祥、何宽为正副主席，程荫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李禄、黄亮、邓松盛等为值理，另设差委二人。规定了活动的时间、办法。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比1893年冬在广州广雅书局南抗风轩成立的兴汉会宗旨多了一项重要内容“创立合众政府”(8)，不仅是驱除满清政府，而且也要根除封建帝王专制的制度，这便是带有共和政体色彩的政治纲领，兴中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个政党，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按仪式加入了兴中会。会费每人5元，会股每股10元，孙眉认股200元。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派人在茄荷蕾、百衣等地建立分会，会员总数约130多人。他还在美籍老师芙兰谛文任教的学校里对李杞、侯艾泉、许直臣、程扆臣、宋居仁、陈南、陆灿等20多名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请了一个曾在中国、南洋当过教习官的丹麦人教练兵操，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中日甲午之战中，朝鲜、旅大、威海卫先后失陷，津京也岌岌可危。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人心激愤。在上海的宋跃如，函促孙中山回国，乘机举事。孙中山算了一下会员的会费和银会股金，两项不足二千元，远不敷举义需用。因事机日迫，急于返国，焦灼万分。兴中会文案干事邓荫南广东开平人，早年到檀香山谋生，后经营蔗园、榨糖、商店，雇工千余人，颇为富有。性情慷慨，乐于助人，深受众人敬重。与孙眉交往甚密。接受孙中山救国思想，加入了兴中会。他决定变卖家产，充革命经费，投身国事，去而不返。(9)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把农场的牛，以每头六七元的低价售出，共集港币一万三千元。(10)于第二年，1895年1月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由檀香山赴香港。
香港与广东交通便利，组织革命团体、策划起义、运送武器、失败后的隐匿转移，都是最好的地点。
孙中山由檀香山赴香港，经过日本横滨时，在船上向归国侨民宣讲逐满救国的道理。陈少白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11)这时，正在船上推销货物的广东南海侨商陈清，听了他的讲演，就登岸向文经印刷店主人冯镜如，致生印刷店主人冯紫珊，均昌洋服店司理谭有发报告说：“船上有一个高谈反清造反的人。”这三个人，平素热心国事，愤恨清政府的政治败坏。他们听了陈清的话后，就叫谭有发跟着陈清登船来邀请孙中山上岸交谈。孙中山回答说：“船就要开行，不及登岸。”(12)就给了他们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一大束，说：“转交冯等照章设立分会，广州不久即起义，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并问了他们的姓名住址。数月之后，陈清得冯镜如川资三千元，到香港参加了兴中会。在这年的重阳节广州起义时。他执行施放炸弹的任务。
当时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弟弟）统治粤桂两省，六年中（1889年8月8日至1895年4月14日）肆行无忌，巧取豪夺。一次过生日，就收到僚属贺礼达一百万两银。(13)他规定，凡在任或新补缺的官员，须向督署交官税。官吏们乘机巧取豪夺，把这些额外负担加在百姓头上，人民苦不堪言。他又推行卖官制度，用三千两银就可买得一名科第。李瀚章的所作所为，官府内外积怨甚多，人心激愤，连一些清军官兵后来也参加了兴中会和起义活动。孙中山认为李瀚章的倒行逆施“足以增兴中会势力，而促吾党起事者”。(14)
孙中山到香港后，即开始筹建兴中会总会。他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进行研究，准备发动起义。他素知辅仁文社也以改革政治为宗旨，遂与该社领导成员杨衢云、谢缵泰商洽，联合组党。2月中旬，租下中环士丹顿街13号楼房为总会所，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于2月21日召开兴中会总会成立大会。大会仪式是举右手向天发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香港兴中会宣言总则与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相同，在措词上小有改动。十条章程的项目是：一、会名宜正；二、宗旨宜明；三、志向宜定；四、人员宜得；五、交友宜择；六、支会宜广；七、人才宜集；八、款项宜筹；九、公所宜设；十、变通宜善。比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的九项规条内容更具体详细。宣言仍保持了盟会式的格调，措词上也还是比较婉转。政治纲领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比誓词少了一句，纲领只列在入会誓词里，而不见宣言中。
在香港入会的有黄咏襄、周昭岳、朱贵全、丘四、余育之、徐善亭等几十人。
2月，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召集党人回粤举义，住在洋泾浜的全安栈，正遇康有为、梁启超等师徒。他们进京会试路过上海，也正住在这个客栈内。因孙中山“久欲延揽他们同办大事”，陈少白就去访见他们，和康有为讲“现在中国情况已很危急，清政府实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康有为只是点头称是，谈了几个钟头，没有具体结果，陈少白只好告辞而退。(15)
这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国内传闻，各界激愤，有爱国志士在北京城门上写了“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年败绩，割地求和”几个大字。正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约集了18省举人1300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集会上书，反对与日本议和，请求变法。5月，请求都察院代为转呈，遭拒绝，未能上达光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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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
(2) 同上。
(3)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5页。
(4)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
(5) 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6)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
(7) 冯自由：《革命逸事》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
(8) 《孙中山年谱》，第28页。
(9) 《革命逸史》第四集，第4页。
(10) 同上。
(11) 《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3页。
(12) 《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5页。
(13)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5页。
(14) 同上。
(15) 《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