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曹靖华
幼年读书，遇“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曾想：衣所以蔽体、御寒而已。怎么穿得不当，还足招祸？遇孔子“微服而过宋”，曾想：像“万世师表”那样方正、古板，连走路都“行不由径”，吃饭也“割不正不食”；一旦人要杀他，为了避免人注意，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当年都不求甚解，终以不了了之了。
辛亥革命初年，我满身“土气”，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到县城考高小。有位年纪比我约大两倍的同乡说：“进城考洋学堂，也该换一身像样的衣服，怎么就穿这一身来了。”
我毫不知天高地厚，一片憨直野气，土铳一样，这么铳了一句：
“考学问，又不是考衣服！”
这一铳非同小可，把对方的眼睛铳得又大又圆了。他连声说：
“了不起！了不起！言之有理！有理！”
我当时不辨这是挖苦，还是正语。不求甚解，仍以不了了之了。
总之，书是书，我是我。不识不知，书本于我何有哉！
“五四”风暴中，作为一个北方省城的中学生，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这宛如一枚刚出土的土豆，猛然落入金光耀目的十里洋场。“土气”之重，和当年从深山落入县城的情况比来，真是天上人间了。
如此“土气”的穿着，加之满口土腔，甚至问路，十九都遭到白眼。举目所至，多为红红绿绿，油头粉面。不快之感，油然而起。碰壁之余，别有一番从所未尝的涩味在心头。我咀嚼、回味……”后来读到鲁迅先生有关文章时，才恍然悟到：甚矣，穿着亦大有文章也！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少女》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啊，原来如此。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鲁迅先生尚未行之于文字的，这姑且放下不表。
且说当年北京，我总觉有所不同。尽管岁月飞逝，人事沧桑，而阴丹士林一类的蓝大褂“江山”，总稳如磐石。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无不甘为“顺民”。春夏秋冬，时序更迭，蓝大褂却总与其主人形影相随也。溽暑盛夏，儒雅之士，倘嫌它厚，改换纺绸、夏布之类的料子而已。但其实，那也不见得真穿，出门时，多半搭在肘弯上作样子，表示礼貌罢了。短促的酷暑一过，又一元复始了。其他季节，不管“内容”如何随寒暖而变化：由夹而棉，或由棉而皮，也不管怎样“锦绣其内”，外面却总罩着一件“永恒的”蓝大褂。实在说，蓝大褂在长衣中也确有可取之处：价廉、朴素、耐脏、经磨，宜于御风沙……对终日在粉笔末的尘雾中周旋的穷教书匠说来，更觉相宜：
这不仅使他雪人似地一出教室，轻轻一掸，便故我依然，且在一些富裕的同类和学子面前，代他遮掩了几许寒酸，使他侧身“士林”，满可无介于怀了。
不仅此也。在豺狼逞霸，猎犬四出的当年，据说蓝大褂的更大功能，在于它的“鱼目混珠”。但其实也不尽然。同样托庇于蓝大褂之下，而竟不知所终者，实大有人在！不过同其他穿着相比，蓝大褂毕竟“吉祥”得多了。这虽然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的偏见呵，某年秋夜，一个朋友把我从天津送到北平。另一个朋友相见之下，惊慌地说：
“呀，洋马褂！不行，换掉，换掉！”
我窘态万状，无言以对。殊不知我失掉“民族形式”的装备也久矣。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转身到卧房里取了一件蓝大褂，给我换上，就讲起北平的“穿衣经”来。
实在说，我向来是不喜欢“洋马褂”，钟爱蓝大褂的。不过这以前，此一地，彼一地也。穿着蓝大褂在异邦马路上行走，其引人注目，正不亚于狗熊在广场上表演。而现在和蓝大褂重结不解之缘，恰是“适怀我心”了。
不久，我就穿着这“适怀我心”，而且又能“鱼目混珠”的蓝大褂，到了阔别的十里洋场。
不知怎的，也许因为久别重逢，分外兴奋了吧，我这如此“土气”的蓝大褂，昨天整整半日，鲁迅先生仿佛都没有发现。第二天用过早饭，一同登楼。坐定之后，正不知话题从何开始。窗明几净，鸦雀无声，旭日朗照，满室生辉。我们恬淡闲适，万虑俱无。如此良辰，正大好倾谈境界也。这时鲁迅先生忽然把眉头一扬，就像哥伦布望见新大陆似的，把我这“是非之衣”一打量，惊异地说：
“蓝大褂！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感慨地说：“北方之不行也，洋马褂……”
他没待我说完，就接着说：
“南方之不行也，蓝大褂呀！洋马褂倒满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一面答有，一面把那顿成“不祥之衣”的蓝大褂下襟，往起一撩，露出了皮袍面：这是深蓝色的，本色提花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丝织品。堪称大方、素雅，而且柔和、舒适。
鲁迅先生一见，好像发现了我的保险单一样，喜不自胜地说：
“好，好！满及格！”
他放心了。面露微笑地喷了一口烟说：
“没事别出门。真要出门时，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此地不流行。否则易被注意、盯梢，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
当时的确是“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
接着他就谈到不但要注意穿着，而且要注意头发梳整齐，皮鞋擦光等等。蓬首垢面、衣冠不整、外表古怪，都足引起注意，闹大乱子。连举止也都要留神……
“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
他结论似地这么来了一句，又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下，接着说：
“在上海过生活，就是一般人穿着不留心，也处处引起麻烦。
我就遇到过。”
他又喷了一口烟，停顿了一下，用说故事的口气，从容不迫地一边回忆，一边说起来：
有一次，我随随便便地穿着平常这一身，到一个相当讲究的饭店，访一个外国朋友。饭店的门丁，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直截了当地说：
“走后门去！”
这样饭店的“后门”，通常只运东西或给“下等人”走的。我只得绕了一个圈子，从后门进去，到了电梯跟前，开电梯的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连手都懒得抬，用脑袋向楼梯摆了一下，直截了当地说：
“走楼梯上去！”
我只得一层又一层地走上去。会见了朋友，聊过一阵天，告辞了。
据说这位外国朋友住在这里，有一种惯例：从来送客，只到自己房门为止，不越雷池一步。这一点，饭店的门丁、开电梯的，以及勤杂人员等等，都司空见惯了。不料这次可破例了。这位外国人不但非常亲切而恭敬地把我送出房门，送上电梯，陪我下了电梯，一直送到正门口，恭敬而亲切地握手言别，而且望着我的背影，目送着我远去之后，才转身回去。刚才不让我走正门的门丁和让我步行上楼的开电梯的入，都满怀疑惧地闭在闷葫芦中……
他喷了一口烟，最后结束说：
“这样社会，古今中外，易地则皆然。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呀。”
1961年9月3日
[鉴赏]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原名曹联亚，著名翻译家、作家、教授。1920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苏联顾问团翻译。1927年再赴苏联，任教于中山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回国后，历任中国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世界文学》主编，著作有散文集《春城》《飞花》，《飞花集》等。
这篇散文写于1961年，作者回忆了自己以往生活中穿着的琐屑小事，以小见大，夹叙夹议，寓深意于平淡之中，发人深省。
衣着本是琐屑小事，“所以蔽体、御寒而已”。然而在作者的记忆中，却不是这样，“穿着不当”，不仅遭人白眼，还可能惹祸上身。作者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道理，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鲁迅先生的亲身经历来作说明。除了叙事之外，中间还夹以议论，精当贴切，因而既形象生动，又富有说服力。
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作者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到县城考高小时，因为“满身土气”，受到了同乡的劝诫和挖苦。“五四”风暴中，作者作为北方省城的中学生，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由于衣着仍然象“一枚刚出土的土豆”，加之“满口土腔”，以至于作者“甚至问路，十九都遭到白眼”。作者非常喜欢穿价廉、朴素、经磨的蓝大褂的，这在当时的北京，无论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如此。可是作者一到上海的十里洋场就不行了，鲁迅还为此而替作者担心过，告诉他“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此地不流行。否则易被注意、盯梢，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作者又举例说明了鲁迅先生当年如何因为穿着不当，饭店的门丁不让他走正门，也不让他坐电梯的轶事。这样作品就形象、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十里洋场上势利虚荣的恶习，同时反衬出旧社会的种种黑暗现实。我们还了解到，在当年人们为了不“引起麻烦”，“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上，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当然我们现在对此不必“杞人忧天”了。不过，读过此文，联系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以穿着打扮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以及“金钱至上”等错误观点，我们仍觉得受到了启发和教育，所以说这篇散文还是有时代意义的。
总之，这篇散文是一篇说理性散文，作者取材都是旧社会的事，这对于新时代的我们恐怕不是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作者别开生面地一面注意叙述和议论的形象性，一面采取循循善诱的办法，从自己幼年读书时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这个问题入手，提到问题，然后再由远及近、层层深入地加入阐述，而我们也就在这种漫话家常式的谈论中，逐步理解了作者的深意。文章虽然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论，但处处紧扣“衣着”问题，放而能收，因而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借鉴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