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童年时代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被现时代许多工人阶级运动宣布为自己的导师和绝对无往而不胜的革命领路人卡尔·马克思，却出身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概括自己的思想的：人们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成长于德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他传统感，也把他和当时德国不发达的残酷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家庭具有彻底的犹太血统，又作为新教徒迫不得已地生活在天主教地区，所以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环境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就马克思个人的情况来看，由于他未能在大学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根本没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中谋得一个教职，这更加强了他的疏离感。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特利尔城。当时这个城市大约有15 000名居民，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1]，也是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果园，其间几乎全部覆盖着地中海的茂盛植被。这个城市曾经被命名为奥古斯塔·特瑞沃洛姆，一度被称为北部罗马，并曾作为罗马军队最大司令部所在地。马克思（实际上）是在黑门[2]（Porta Nigra）附近长大，这里有第四世纪时期宏伟的教堂，永久纪念着特利尔的庄严与辉煌。在中世纪，该城市作为诸侯—大主教驻所，边界曾延伸至梅斯、土伦和凡尔登；据说它所拥有的教堂数量比德国任何一个与它大小相当的城市所拥有的都多。马克思不仅有着终生来自特利尔城的莱茵河畔口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历史一贯而专注的热情也正源于年少时的这种环境。不只是这座罗马时代的城市影响了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座城市连同莱茵河畔的其他地区都划归为法国，并且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这座城市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1814年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后，这里积蓄了巨大的不满。——特利尔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居民大多数是官员、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是葡萄果园，而葡萄果园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外部的竞争，情景日见萧条。随之而来的失业和物价上涨导致了赤贫、卖淫和外出移民的加剧，致使该城市有超过1/4的人口完全依靠公共救济而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特利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该地区的大主教被迫从传道的立场出发对圣西门的思想进行谴责。而城市委员会书记路德维希·伽尔倡导傅立叶学说，坚持不懈地揭露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立。
由于来自于法定地被排除在社会整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所以马克思更多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很难发现一个人拥有比马克思更多的犹太血统。[3]马克思（Marx）的名字是Mordechai[摩德凯]的缩写形式，Mordechai[摩德凯]后来变化成Markus[马库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1782年出生，是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第三个儿子。后者在他岳父去世的时候成为特利尔拉比，这一职位又被他的长子萨缪尔（马克思的伯父）继承下来。萨缪尔1827年去世。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祖辈很多人是拉比，他们最早从波西米亚来；妻子叶娃来自更为显赫的家族：她是特利尔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父亲和祖父也是这座城市的拉比。莫泽斯的父亲约书亚·希尔舍·里沃夫1723年被选为特利尔拉比，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犹太名人之一；在为真理奋斗的事业中，他以一位无畏的勇士而闻名遐迩。据说犹太世界中任何重要的决定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约书亚·希尔舍的父亲阿伦·里沃夫也是特利尔拉比，后来去了阿尔萨斯的黑森，他在那里又做了20年拉比。阿伦·里沃夫的父亲莫泽斯·里沃夫来自波兰的波兰雷姆堡（德语为里沃夫城），迈尔·卡齐涅伦包根先辈16世纪是帕多瓦犹太法科中学的校长，另一位亚伯拉罕·哈列维·敏茨先辈是帕多瓦的拉比，其父亲15世纪中期由于迫害的原因离开了德国。事实上，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4]
关于卡尔的母亲罕丽达家族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要少一些，但是她所拥有的拉比传统似乎并不比她丈夫的少。她是荷兰人，是奈梅亨城市拉比艾萨克·普列斯波克的女儿。据爱琳娜（马克思的女儿）说，在她外祖母家族中，“子孙们数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拉比”[5]。在给荷兰社会主义者波拉克的一封信中，爱琳娜写道：“非常奇怪，我父亲的半个荷兰血统很少为人知道……我的外祖母家族的名字是普列斯波克，一个古老的匈牙利犹太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由于迫害的缘故移居到荷兰，正如我所说的，它以普列斯波克的名字为人所知，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他们家乡城镇的名字”[6]。
马克思的父亲很少受到数世纪以来这种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声称“公正讲来，除了母爱之外”[7]没有从家庭中得到任何东西。他经常向儿子讲起在他职业生涯起步之时所经历的巨大艰辛。马克思出生之时，他是特利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同时在特利尔地区法庭供职，并且被授以很类似于英国质量管理小组成员的头衔。虽然他主要是在自己的业务圈子中活动，但是多年来一直担任这个城市律师协会的主席，在市民社会中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
尽管亨利希·马克思似乎很少受到他幼年禀受的犹太文化教育的影响，但他“转而皈依”基督教却纯粹是为了能够继续从事他的职业。[8]拿破仑的法律虽然给了莱茵地区的犹太人一定的平等权利，但是也曾试图对他们的商业活动加以严格控制。莱茵地区移交给了普鲁士之后，亨利希·马克思就给新任总督写了一份报告书，郑重请求取消只应用于犹太人的具体律法。他谈到了他的“共同信仰者”，并完全肯定了自己的犹太身份，但是这份报告书没有起到作用。犹太人有两个时期生存状况最为糟糕：1818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继续无限期地使用拿破仑法律；此前两年，普鲁士政府决定莱茵地区使用普鲁士从1812年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虽然赋予了犹太人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但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任职却依赖于国王的分配。省最高法院执行官冯·塞斯，1816年4月视察了莱茵地区，见到了亨利希·马克思，印象深刻，认为他“学识渊博、异常勤勉、表达清晰、绝对正直”。因此，他推荐亨利希·马克思和另外两名犹太官员继续担任职务。但普鲁士司法大臣反对这种例外，因此亨利希·马克思被迫改变了宗教信仰，用冯·塞斯的话说是为了避免“陷入贫困”。他选择做一个新教徒，虽然特利尔新教徒大约只有200人，并在1817年8月之前受了洗。[9]（正是在此期间他把名字改为亨利希，这个名字现在以希舍尔为人所知。）
马克思的母亲身材瘦削，她对犹太信仰的依恋似乎比马克思的父亲要多。当孩子们1824年受洗时，长子卡尔到了入学年龄，她作为犹太人登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一个附加条件：她同意孩子们受洗，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希望推迟自己的受洗时间。她父亲1825年去世，同年她受了洗。仅存下来的她的几封信件是用不成文法的德语写成的，没有任何标点。甚至她给荷兰亲戚的信件也是用这种德语写成的，这个事实表明她在父母亲的家里说意第绪语[10]（Yiddish）。由于她非常依恋自己父母那边的家庭，所以一直感到自己在特利尔有点像个陌生人。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资料表明她是一个朴素的、未受过教育的勤劳女性；活动范围几乎完全局限于自己的家庭，过度操劳，经历了悲伤和枯燥的道德说教。因此，罕丽达·马克思极有可能在家中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这种强大的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1]，他后来写道。犹太传统习惯，尤其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容易就摆脱得了的。马克思的两个亲密朋友海涅和赫斯，一个由于文化原因改信了新教，另一个则公开宣布是无神论者；但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他们都保持着犹太人的自我意识。甚至马克思最小的女儿爱琳娜虽然只是半个犹太人，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集会上也用一种挑衅式的骄傲宣称：“我是一个犹太人”[12]。莱茵地区的犹太人常常被当成这一地区农民贫困加剧的替罪羊，人们认为，这种地位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自我意识。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律下实现了公民平等，但是神圣同盟的成立和它的“基督教国家”政策以双倍的分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中，信仰宗教的犹太人公开承认了一种异教信仰，很多人要求成为独立的人民。在马克思参与的很多极其激烈而艰苦的论战中，例如与卢格、蒲鲁东、巴枯宁、杜林的论战，他的犹太身份不可避免地卷入进去。马克思本人是否具有反犹太倾向，引起了很多争论：无疑，如果浅浅地阅读一下他的小册子《论犹太人问题》，似乎更多地表明了这一倾向[13]；他的信件包含着无数贬抑犹太人的词汇[14]；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一直反犹。一些马克思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已经在马克思的拉比家统中找到了理解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钥匙；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他的一些思想，甚至生活风格都有着先知传统的回声，但是这种传统本身或多或少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世俗化的犹太教，似乎是太简单了。[15]
很明显，正统的犹太人想法与马克思父亲的整个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据爱琳娜回忆，他“深深地沉浸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16]，完全赞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并推动这个世界的进步。在这样的信念中，法国思想家们把洛克和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与诸如莱布尼茨等德国的古典形而上学哲学家的独断的理性主义调和起来。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说明人类本质上是善的，并且都同等地具有理性；认为人类的不幸完全是由于无知，这部分源于悲惨的物质状况，部分源于那些掌权人对真理人为的压制或歪曲（无论是在世俗的层面还是宗教的层面上都是如此），并长期为了显而易见的利益维持这种欺骗，让人类在这种欺骗之中劳作；认为消除这种境况的一条主要途径是教育；另一条途径就是改变物质生活条件。
从保留下来的亨利希·马克思的信件来看，用他孙女爱琳娜的话来说，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17]。他的宗教信仰是表面化的、道德说教式的自然神论：卡尔·马克思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把亨利希·马克思描述为“具有莱辛信仰方式的新教徒”[18]。他的生活观在他给卡尔的建议中作了很好的概括：“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19]。
亨利希·马克思与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运动也有密切联系。他是特利尔卡西诺俱乐部文学社的成员。该俱乐部成立于法国管辖时期，名字来自于集会地点。自由主义运动在法国1830年革命后日益壮大。为了纪念特利尔莱茵地区议员的自由主义代表，该俱乐部1834年（当时卡尔16岁）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宴会是争取更有代表性宪法的筹划活动的一部分，是在普鲁士举行的唯一的一次，此类的其他很多宴会都是在德国的非普鲁士地区举行的。虽然作为这次政治性宴会的五名组织者之一，亨利希·马克思极为积极活跃，但他最后的敬酒提议却典型地温和顺从。与自由主义者要求最为接近的地方，是他热情洋溢地感谢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所以我们拥有第一批受人欢迎的代表制度”。最后他说：“让我们充满信心地面对美好的未来，因为它掌握在仁慈的父亲、公正的国王的手中。他高尚的心灵将永远会愉快地接纳他的人民正当而合理的愿望。”[20]接着大家唱了几首革命歌曲。一份警察报告向政府汇报说亨利希参加了歌唱。这次宴会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愤怒，这种愤怒由于两周后更为激进的示威游行而升级了。这次示威游行是为纪念卡西诺俱乐部成立而举行的，当时人群高唱《马赛曲》，挥舞三色旗。普鲁士政府严厉批评了莱茵省总督，同时对卡西诺俱乐部进行了更为严密的警察监控。亨利希·马克思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第二次示威，但是没有唱歌：他不是亲法国者，他憎恨被他称作拿破仑的“荒谬意识形态”的东西。[21]虽然对普鲁士所抱有一定程度上的爱国精神一直冲淡着他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他有着对被压迫者权利的关切，这一点不能不说影响了他的儿子。[22]
马克思家庭有足够的金钱过相当舒适的生活。亨利希的父母生活曾很贫困；虽然他的妻子带来了相当多的嫁妆，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成功。马克思出生的地方是一幢建筑相当好的三层楼房，有一个带走廊的院子。[23]然而，亨利希只租了一层的两间和二层的三间房子。这里住着他们7个人，并且他也在这里处理法律业务。卡尔出生18个月后，他们家在特利尔买下了另外一套房子入住。这套房子比先前的要小得多，但是却有十间房，并且在庭院里有一套别墅式的房屋。[24]他们家中有两个女仆，并且在城市边缘还有一个葡萄果园。然而亨利希·马克思付的收入税收并不高，他给儿子的信中的一些言论（他敦促卡尔把几封信用包裹一起邮寄，这样会便宜些）仍表明了家中的积蓄不多了。[25]
马克思家中有九个孩子，卡尔排行老三；最大的莫里茨·大卫4岁时夭折了，当时马克思已经出生，因此卡尔成了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姐姐，索菲娅。他孩童时期，似乎对姐姐特别依恋。索菲娅后来嫁给了一位律师，住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马克思的两个弟弟都早早地死于肺结核，他的两个妹妹也是这样。剩下的两个妹妹，路易莎和荷兰人犹塔结了婚，移居到开普敦；另一个妹妹埃米莉嫁给了一位工程师，住在特利尔。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些姐妹们。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26]。
马克思极有可能一直到12岁都是在家中受教育。接下来的五年（1830—1835）里在特利尔读中学，这所学校原先是耶稣会学校，后来定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曾由特利尔后来的特利尔选帝侯克利门斯·文采尔引入该校。他采用了著名前任费布罗尼乌斯的基本原则，努力从康德哲学的观点出发调和信仰与理性。为了对抗神职人员的无知，他把这所学校变成了一种小型学院。在法国占领期间，这所学校降到了极小的规模。但莱茵地区归并后，它重新调整，吸收了几位极有才华的教师。[27]学校有影响的人士主要是校长胡果·维滕巴赫，他是马克思的历史老师，也是马克思家庭的朋友。歌德对他颇有好感，说他是“康德哲学专家”[28]。他参加了卡西诺俱乐部的成立。1832年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汉巴赫大游行之后，维滕巴赫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学校受到了搜查：在学生的物什中发现了汉巴赫的演说稿和反政府的讽刺文学作品。1834年，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校第四年，作为卡西诺事件的结果，数学老师被指控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希伯来语老师由于参加唱了革命歌曲而被指控。维滕巴赫本人受到了免职的威胁；而最后，反动的副校长廖尔斯被认为反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卡尔·马克思此时的态度可以通过他父亲的信中对他的埋怨看出来，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以故意藐视廖尔斯而闻名。在他们离开学校时，向所有老师辞别，而唯独没有理睬廖尔斯。[29]
在马克思的同学伙伴中，4/5是天主教徒，大部分出身中下阶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据说卡尔的“同学伙伴对他既爱又怕，爱他是因为他可以随时开始男孩子式的玩闹，怕他是因为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写讽刺诗文嘲笑他的对手”[30]。在后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他轻蔑地谈道：“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主教的），大多数人领取助学金”[31]。马克思在学校没有交到长久的朋友，虽然他打算发展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伙伴的友情，这就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他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把他描述为“我孩童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偶像”。
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他们中有一半通不过最后的考试。马克思的智力虽不是十分突出，但也在一般以上。在班里的32名学生中，他大约排第八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班里平均年龄大约是20岁。学校非常重视语言学，马克思的拉丁和希腊诗文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是弱项，奇怪的是他的历史最糟糕。[32]保存下来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是他为德国学校毕业考试而写的三篇文章。拉丁语作文是关于奥古斯都元首的，意义不大。但是，关于宗教的一篇作文和一篇德语作文却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这两篇文章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洋溢着要通过一种方式把人的个性完全发展出来的热情，即规避权力和荣誉、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宗教作文的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33]马克思由阐述历史开始：“这个人类的伟大教师”，向我们表明了从古代以来，人的本性一直是在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平。“由此可见，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但是，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34]。虽然罪恶的引诱会吞没这些自然的本性，但是信徒与基督的一致能够克服这些罪恶的引诱，并提供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35]。
这篇作文包含着相当多的悲情和愉快的虔诚，但是基本上还有一种理性的架构，说明了基督教的出现为何对人类全面的道德发展是必需的。马克思有一种异常遥远和毫无色彩的自然神论上帝观念，类似于他父亲和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观念，后者在学校讲了宗教的教育指导作用，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居佩尔还掌管着特利尔的一个小型新教教区，是亨利希·马克思的朋友。他对伦理问题尤其感兴趣，对宗教的态度受康德的强烈影响，认为要达到“真正的人”，教育是最好的途径。居佩尔把自己的教学建立在基督这个人和《圣经》的基础之上，他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规避任何宗派主义。[36]马克思的文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老师的看法，这位老师称赞了这篇文章，虽然他也公正地评价说“一致的实质并不明确，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谈到”[37]。
德语作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表现出了更多的新意。[38]马克思的主题是：虽然人选择职业不能完全地随心所欲，但正是选择的自由使他区别于动物。一个人不应该由于野心或突然的热情失去理智：重要的是在为人类服务中把握住工作机会，同时避免由于抽象的真理迷失方向。这篇文章以充满激情的、对生命价值的信仰宣言结束，而这种价值，就是为人类利益而牺牲生命。
在主题和结构上，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和他同学的一样，基本理念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的人道主义者的理想观念——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人群共同体的全面发展。[39]马克思的文章中没有任何超验的上帝的痕迹：上帝、自然和创造这些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历史过程是内在的。马克思开篇写道：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40]
对每个人来说，他们在生活中都配有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通过“轻柔而真实的”内心声音指示出来。它很容易被对虚荣的野心和渴望所迷惑，因此细心体察是必需的，看他真正适合做什么。一旦冷静地考虑了所有因素，那么就应该充满热情地去从事所选择的职业。“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41]这句话作为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萌芽而受到热烈的欢迎。[42]但是，人的活动持续地受到已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已经在一个17岁中学生的头脑中出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种观点应是错误的，即认为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了他后来给出答案的一些问题：他后来的著作，是在受了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强烈冲击后形成的，包括很多全然不同的问题，因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无论如何，这篇文章接下来的段落，提到了人的身体或智力的缺陷，表明马克思这里的意思仅仅是当一个人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应该考虑他所处的环境。
接着马克思阐述了应该选择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赋予人人生价值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43]。这种完美的观念在职业的选择中具有首要的支配作用，它一直存在于马克思的心灵中：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44]
在这里，一些学者也竭力寻找马克思后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45]的思想萌芽。同样，这里需要比前面部分更为深入地解读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的完整意思是指从事一种关于抽象观念的职业应特别谨慎，因为“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46]。问题首要是实践的问题，而完全不是依据理论提出来的。
文章结尾带有理想性，揭示了一种纯粹的、年轻的理想主义：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47]
维滕巴赫批改了文章，认为“非常好”，他因为文章富有思想、结构合理而赞扬了马克思，同时也正当地批评了马克思“过分追求非常精致的形象表达”[48]。
马克思在大学的头几年就表现了对夸张比喻的热情和对诗歌的热爱，这种热情和热爱由于他与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友谊而加强了。后者是除了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之外，第三个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的人。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比亨利希·马克思大12岁，1770年出生于新近显贵的家庭。他的父亲菲利浦·冯·威斯特华伦，是一位正直、坦率、极富能力的正在上升中的德国中产阶级议员，七年战争期间曾是布伦瑞克公爵的私人秘书；在以明登战役为高潮的几次军事战争中是上司极为重要的助手；后来被英国乔治三世封为贵族。战争期间，他与苏格兰贵族女子珍妮·威沙特结了婚。当时她到德国来看望她的姐姐，她姐姐的丈夫贝什维兹（Bechwith）将军掌管着英国军队。珍妮·威沙特是英国阿盖尔郡伯爵的后裔，带着一些物什，其中有一冠形的银器，这一器件后来被马克思和燕妮多次典当。[49]他们最小的儿子，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秉承了父亲自由与进步的思想：普鲁士失败后，他进入拿破仑的威斯特伐利亚统治区的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成为萨克森北部萨尔茨韦德尔城镇的地方副长官。他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后来去世了；他又和一个驯马师的女儿卡洛琳结了婚。
路德维希和卡洛琳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燕妮在他们移居特利尔的前两年1814年出生。在特利尔他调任（级别稍微降了些）为城市顾问：他不完全赞同普鲁士新政府的政策，据说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前法国莱茵地区的家中更加强了。威斯特华伦一家移居到了一座离马克思一家相当近的、非常好的房子里[50]，虽然他们本不是有钱的家庭。[51]由于亨利希·马克思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两个人都是在城市法律机构工作，又都是同一个新教徒小团体的成员，所以很自然两人成了朋友。燕妮成了索菲娅·马克思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家庭经常来往。男爵当时60多岁了，渐渐对马克思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他极其有教养，讲英语，也讲德语，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尤其喜爱浪漫派诗歌。爱琳娜·马克思记述道：冯·威斯特华伦“灌输给了卡尔·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他的父亲和他一起阅读伏尔泰和拉辛，而男爵给他阅读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是他整个一生最喜爱的作家”[52]。男爵在年轻的马克思身上投注了大量的时间，两人为了谈论思想，漫步穿过附近“美丽如画的小山和树林”。除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外，男爵还热心于进步的政治思想，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的兴趣。
亨利希·马克思赞同儿子热爱男爵，同时告诫他：“你是幸福的，像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能得到这样的幸福是少有的。在你刚踏上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程的时候就找到了朋友，而且是一个比你年长又比你老练的可敬的朋友……你能不能对这个朋友信守不渝，永远做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将是对你的性格、你的才智和心肠，尤其是对你的道德的最好考验”[53]。马克思对男爵的友好心怀感激之情，以至于1841年把博士论文热情洋溢地献给了他：
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54]
注释：
[1]进一步参考资料，参见W.Bracht, Trier und Karl Marx（Trier, 947）;H.Monz, Karl Marx und Trier（Trier, 964）;H.Hirsch, “Marxens Milieu”,Études de Marxologie（Aug 965）。
[2]罗马城墙的北门，早期基督教大教堂的大厅。——译者注（本书中脚注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3]对马克思家谱详细考察，参见B.Wachstein, “Die Abstammung von Marx”,in Festskrift i anledning of Professor David Simonsens 70-aaroge födseldag（Copenhagen, 193）pp.77 ff.;E.Lewin-Dorsch, “Familie und Stammbaum von Karl Marx”,Die Glocke, Ⅸ（Berlin, 194）309 ff.,40 ff.;H.Horowitz, “Die Familie Lwow”,Monatsschrift fllr Geschichte und Wissenscbaft des fudentums, LXXⅡ（Frankfurt, 198）pp.487 ff。
[4]参见马克思家谱表。
[5]Eleanor Marx to Wilhelm Leibknecht, in Mohr undGeneral（Berlin, 1965） p.159.
[6]Eleanor Marx to Henri Polak, in W.Blumenberg, “Ein unbekanntes Kapitel aus Marx'Lebe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196）and J.Gielkens, Karl Marx, und seine niederländischen Verwanden（Tier, 1999）pp.32 ff.
[7]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 K.Marx-F.Engels, Historiscb-kritiscbGesamtausgabe, ed.D.Rjazanov and V.Adoratskÿ（Berlin, 1927 ff.）ii（2）p.242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EGA）.
[8]F.Mehring, Karl Marx（London, 1936）p.3,is mistaken on this point.
[9]详细资料，参见A.Kober, “Karl Marx, Vater und das napoleonische Ausnahmegesetz gegen die Juden, 10”,Fahrbuch des kölnischen Geschichtsverein, XⅣ（1932）。
[10]意第绪语，中欧或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国际语。
[11]K.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in K.Marx and F.Engels, Selected Works（Moscow, 135）,i247（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ESW）.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61。
[12]Cf.E.Bernstein, Die neue Zeit（1898）p.122.
[13]See the text and comments on pp.72 ff.below.
[14]See particularly his remarks on Lassalle, pp.292 ff.below.
[15]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大量有意义的文献，但很少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英国这方面最好的研究成果有两个：S.Bloom, “Karl Marx and the Jews”,Fewish Social Studies（1942）,and E.Silberner, “Was Marx an Antisemite?”,Fudaica（1949）。比较详细的研究，吸取所有有价值的资料（有时是无价值的），证明马克思的反闪族主义和犹太人极端的自憎的文章是，A.Künzli's Karl Marx:Eine Psychographie（Vienna, 1966）。与此持相反观点的是，A.Massiczek in Der Menschliche Mensch:Karl Marx's jüdischer Humanismus（Vienna, 1968），此文章认为马克思人道主义中一切积极因素都来自于他所受的犹太教育。进行全面讨论的有价值的文献是H.Lamm, “Karl Marx und das Judentum”,in Karl Marx 1818—1968（Mainz, 1968）。
[16]Eleanor Marx, “Karl Marx”,Die neue Zeit（1883）p.441.
[17]Eleanor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Moscow, n.d.）p.130.
[18]Quoted in B.Nicolaievsky and O.Maenchen-Helfen, La Vie de Karl Marx（Paris, 1970）p.19.
[19]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 MEGAii（2）18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0]这篇文稿重印出版，H.Monz, Karl Marx und Trier, p.88。
[21]Cf.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 MEGAii（2）20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61页。
[22]进一步的资料参见H.Monz, “Die rechtsethischen und rechtspolitischen Anschauungen des Heinrich Marx”,Archivfllr Sozialgeschichte（1968）。
[23]这所房子当时是Brückengasse 664，现在是Brückenstrasse 10，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和图书馆，里面存放了大量的照片，第1版书籍和马克思的原始手稿。
[24]现在它是一家营销光学仪器的商店，Simeonstrasse 8在黑门旁边的主街道上。
[25]进一步的细节，可参见H.Monz, “Die soziale Lage der elterlichen Familie von Karl Marx”,in Karl Marx 1818—1968。
[26]Eleanor Marx, “Karl Marx.A Few Stray Notes”,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 p.251。
[27]参见C.Grünberg, Archiv fll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1926）pp.239 f。
[28]J.Goethe, Die Campagne des Frankreichs, 25 Oct 1792.
[29]参见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 MEGA ii（2）186。
[30]Eleanor Marx in Progress（London, May 1885）.
[31]Marx to Engels, in K.Marx and F.Engels, Werke（Berlin, 1956 ff.）,XXXⅣ87（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EW）.
[32]参见C.Grünberg, “Marx als Ahiturient”,Arcbiv fllr die Gescbicb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Ⅺ（1925）pp.424 ff。
[33]First published in MEGAii（2）171 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18页。
[34]MEGAii（2）1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19页。
[35]MEGAii（2）17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22~823页。
[36]关于居佩尔进一步的资料，参见W.Sens, Karl Marx, Seine irreligiöse Entwicklung（Halle, 1935）pp.13 f。
[37]MEGAii（2）17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949页注释170。
[38]First published in MEGAii（2）164 ff.Translated in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K.Easton and L.Guddat（New York, 1967）pp.35 ff.（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Easton and Guddat）.
[39]马克思的文章和卢梭的《爱弥儿》之间有惊人的相似，详细的论述参见G.Hillman, Marx and Hegel（Frankfurt-am-Main, 1966）pp.33 ff。
[40]MEGAii（2）164;Easton and Guddat, pp.35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3页。
[41]MEGAii（2）165.;Easton and Guddat, p.37.
[42]例如可参见F.Mehring, Karl Marx, p.5;A.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Paris, 1955）164。
[43]MEGAii（2）166;Easton and Guddat, p.3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6页。
[44]MEGAii（2）166 f;Easton and Guddat, pp.38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6页。
[45]参见A.Cornu, op.cit.,165;G.Mende, Karl Marx' Entwicklung vom revolutionen Demokraten zum Kommunisten, 3rd ed.（Berlin, 1960）p.26。
[46]MEGAii（2）167;Easton and Guddat, p.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6页。
[47]Ibi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7页。
[48]MEGAii（2）16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913页注释1。
[49]家庭总谱系，参见Mehring, “Die von Westphalen”,Die neue Zeit, X（1891—1892）481 ff。
[50]马克思与“隔壁的女孩”结婚这样的提法广泛流传，但可惜这是不准确的。
[51]燕妮的母亲1856年留下了非常少的遗产。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详情，参见H.Monz, “Unbekannte Kapitel aus dem Leben der Familie Ludwig von Westphalen”,Archivfllr Sozialgeschichte（1968）。
[52]Eleanor Marx, “Karl Marx”,Die neue Zeit（May 1883）p.441.
[53]Heinrich Marx to Marx, MEW, Ergsbd.[suppl.vol.1 6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31~832页。
[54]MEGAii（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