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诸弟(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正月初十日发第一号家信，二月初八日发第二号家信，报升任礼部侍郎之喜，二十六日发第三号信，皆由折差带寄。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乔心农处寄第四号信，计托带银七十两、高丽参十余两、鹿胶二斤、一品顶带三枚、补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道转至湖南，大约须五月端午前后乃可到长沙。
予尚有寄兰姊、蕙妹及四位弟妇江绸棉外褂各一件，仿照去年寄呈母亲、叔母之样。前乔心农太守行时不能多带，兹因陈竹伯新放广西左江道，可于四月出京，拟即托渠带回。
澄弟《岳阳楼记》，亦即托竹伯带回家中。二月初四澄弟所发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六七之信，则至今未收到。据二月四日书云，前信着刘一送至省城，共二封，因欧阳家、邓星阶、曾厨子各有信云云。不知两次折弁何以未见带到？温弟在省时，曾发一书与我，到家后未见一书，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此书遗失，我心终耿耿也。
温弟在省所发书，因闻澄弟之计，而我不为揭破，一时气忿，故语多激切不平之词。予正月复温弟一书，将前后所闻温弟之行，不得已禀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禀告而误用诡计之故一概揭破。温弟骤看此书，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间，一言欺诈，终不可久。尽行揭破，虽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终能相谅。
现在澄弟书来，言温弟鼎力办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辞劳，又耐得烦云云。我闻之欢喜之至，感激之至。温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荡佚一路，归入勤俭一边，则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
我待温弟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问此心，尚觉无愧于兄弟者，盖有说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阉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去年所寄亲戚各项，不知果照单分送否？杜兰溪为我买《皇清经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
京寓一切平安。纪泽《书经》读至《冏命》。二儿甚肥大。易南穀开复原官，来京引见。闻左青士亦开复矣。同乡官京中者，诸皆如常。余不一一。
兄国藩手草
再者，九弟生子大喜，敬贺敬贺。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我平日最不信风水，而于朱子所云“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二语，则笃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家中买地，若出重价，则断断可以不必；若数十千，则买一二处无碍。
宋湘宾去年回家，腊月始到。山西之馆既失，而湖北一带又一无所得。今年因常南陔之约重来湖北，而南陔已迁官陕西矣。命运之穷如此!去年曾有书寄温弟，兹亦付去，上二次忘付也。
李笔峰代馆一月，又在寓抄书一月，现在已搬出矣。毫无道理之人，究竟难与相处。庞省三在我家教书，光景甚好。邹墨林来京捐复教官，在元通观住，日日来我家闲谈。长沙老馆，我今年大加修整，人人皆以为好。琐事兼述，诸惟心照。
评点
不存做官发财之念
曾氏对诸弟谈到他的终身大规模，即立身的大宗旨：不存做官发财之念。信上说他三十岁，即刚进京为官时，便认识到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三十岁时就已立下此志，但为何过去从未说过呢？估计是因为那时官小禄薄，尚不够说这些话的资格，现在位居侍郎，已到向诸弟交底的时候了。
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各级官员本是社会有序存在的管理者及保护者，与“发财”是不相干的，想发财者应去经商做买卖。但是，既是管理者便有权力，权力则有可能为自己及他人谋私利，于是“做官”与“发财”便这样联在一起了，以至于不可分割。据专家考证，中国两千年封建官场，真正的一丝分外之财不要的清官，不过四五十人而已，其他无法数计的官员都说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清廉，差别之处只在程度上而已。曾氏也不在这四五十人之列。当然，综其一生来看，他还是较为廉洁的。
且放下人性中的贪欲一面不说，在中国，要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难的。难就难在这个官员身上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太多太重，尤其是清寒家庭出身的官员。当初是整个家庭(甚至还包括族戚)为你付出，现在你出头了，理所当然地要回馈。如果家庭成员们期望过高，非他的俸禄所能满足，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分外的金钱，几乎便不可避免了，贪污、中饱等等也便由此而生。所以，一个人要想做清官，必须要得到家庭的支持和配合。现在的家庭都只是小家庭，曾氏那个时代，富贵之家多是大家庭，尤其是曾氏这种四世同堂之家，自然是不能分开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眼下及今后年代里，扮演重要角色的显然是他的四个弟弟。所以，这封家信，与其说是曾氏在向诸弟说明自己做清官的志向，不如说是曾氏希望诸弟断绝非分的期待，请他们予以支持和配合。
他从两个方面来表明自己的公心：一、自己小家的主要财产即衣服、书籍，卸任回籍后便交与大家处理；二、不留财富给儿孙。
笔者以为，曾氏此信所说的“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这番话，凡做父母者，都可书之于绅。
疼爱子女，乃天下父母之心，而中国父母由于深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于此更甚。自己可以省吃俭用，却要让子女吃好穿好，还得为他们留下丰厚财产，不少父母甚至一辈子做牛做马地为子女服务。冷静地想一想，这样做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做牛做马”，则更是可悲。
自古奋斗出英雄，从来纨绔少伟男。清贫，常能激励人去追求向上；过多的金钱，反而诱惑人走向堕落。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世间许许多多的痴心父母就是看不到这一层。曾氏家教严格，亦不留财产给子孙，其家人才辈出，余庆绵绵。而另外许多“中兴将帅”的子孙们，由于勋爵和财富的坑害，重蹈八旗子弟的覆辙，结果抽大烟、进赌场、逛窑子，很快便把父祖辈的家业败落得一干二净。今天，当我们重温曾氏不蓄银钱给儿孙的话时，不仅仅感悟到一种深远的历史智慧，更从中感受到一个长者对后辈的真爱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