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柳永是北宋时期最受崇拜的词坛偶像，是雄霸词坛一百多年的天王巨星。

他的追星族里，有皇帝，有宰相，也有和尚和太监，一般的芸芸众生那就更不用提了。仁宗皇帝就是一个“柳词迷”。他特别好听柳永词，每次喝酒，都要让宫廷歌手把柳永词唱过几遍，不过足瘾不罢休。哲宗朝宰相韩维和北宋最后一位宰相何栗，也都是超级的“柳词迷”。韩维是“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张耒《明道杂志》）。何栗在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攻汴京、都城即将陷落的危急时刻，仍然“时一复讴柳词”（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何栗都没有减弱对柳永词的兴趣，可以想象柳永词具有多大的魅力。要知道，这个时候柳永已经作古七八十年了，他的词在身后还是那样的火爆流行，受人欢迎。

无独有偶，与何栗差不多同时的一位老太监，也是柳永的铁杆崇拜者。只要听到有人贬抑柳永，他都要奋不顾身地站出来维护他心中的偶像。有一次，诗人刘岑在京城开封相国寺用餐，与朋友神侃歌词时，旁若无人地大肆攻击柳永词。当时这位老太监也在座，听到后，一声不响地找来纸笔，跪在刘岑的面前，说：“阁下刚才说柳词如此这般的不好，那您就写一篇好的给我看看？”把刘岑弄得个大红脸，下不了台。

邢州开元寺的和尚法明，平生像《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一样好喝酒，又特别迷恋柳永词。“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他天天要喝酒，一喝到兴头上，就唱几首柳永词，过把瘾，数十年不间断。临终前，唱完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后便“趺跏而逝”（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五《风和尚》）。

以上几位追星族，只是文献记载的几个典型代表，宋代像这样的柳永迷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柳永词，当时是“天下咏之”，连周边的西夏也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唱柳永词的。

在词坛上走红了一百多年的柳永，身世如何，性格又怎样？究竟有些什么成就和贡献，惹得千人怜、万人爱的？下面我们就来追踪一下。

柳永（987？—1053？），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福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因排行第七，所以世称柳七。他兄弟三人，长兄三复，二哥三接，都先后中进士，当时人称为“柳氏三绝”。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时代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宏图，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陆离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风流的青年才子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靓妹吸引住了眼球，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而且还把他的风流生活写进词里进行“现场直播”：“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罗绮丛中，笙歌筵上，有个人人可意。”“知几度、密约秦楼尽醉。便携手，眷恋香衾绣被。”（《长寿乐》）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此行考中进士的目标，只是他“自负风流才调”，自信“艺足才高”，“多才多艺善词赋”（《击梧桐》），没把考试当回事，以为考中进士、做个状元是唾手可得的事。他曾经向可意的心上人夸口说，即使是皇帝临轩亲试，也“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不料事与愿违，放榜时名落孙山。他沮丧愤激之余，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宣称要“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你皇帝老儿不让我进士及第去做官，我不做官，又奈我何！在词坛上叱咤风云，难道不是一样的辉煌？正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鱼水》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因此，他在科场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战科场。

仁宗初年的再试，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说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给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柳永的牢骚话，皇帝老儿当了真，断送了柳永美好的前程。

前面不是说宋仁宗是柳永词的追星族吗？怎么他就不保护一下心中的偶像呢？这与当时人的词学观念有关。原来在柳永时代，人们感情上很喜欢词，在私下里都爱听词、读词，可理性上却排斥词、瞧不起词，认为词跟正统的诗文相比，不过是小玩意，内容上不是男欢女爱，就是卿卿我我，没有几句正经的载道言志的话，登不上大雅之堂。就像当今的流行歌曲，虽然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再古板的人似乎都可以哼几句，不听都不行，可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学者，从来就没有把歌曲纳入到文学的视野里来，没有把歌曲当作是正儿八经的文学。柳永时代也一样，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谁都没有把它当作是文学创作。更有甚者，在正统的士大夫眼里，写词好像是不高尚、不道德的行为。王安石自己也写过词，可他在谈到晏殊的词时，认为晏殊身为宰相，写“小词”不合他的身份。晏几道曾经把自己的词作寄给老父晏殊的一位下属，让他欣赏，没想到那位老官僚却一本正经地批评晏几道写的词是才有馀而德不足。所以，宋仁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私下里喜欢柳永词，可当他以皇帝的身份来看词的时候，就觉得词这玩意太低级庸俗，更何况柳永在词里公开宣称不要进士、不要功名呢！这种不健康的思想，皇帝老儿当然不满意，一气之下，就把他的偶像柳永给抛弃了。

再度的失败，柳永真个是有些愤怒了，他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引严有翼《艺苑雌黄》），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妓馆酒楼之间，致力于民间新声和词的艺术创作。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妓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才能传世，得到听众的认同。柳永创作的新声曲子词，有很多是跟教坊乐工、歌妓合作的结果。

柳永为教坊乐工和歌妓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就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凭借通俗文艺的创作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表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开始萌芽，为后来“职业”地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书会才人开了先河。

然而，出身于世代奉儒家庭的柳永，无法完全超越当时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不可能以填词为终生的职业，而必须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宦游公关，寻找其他的入仕做官的途径。他曾漫游过江南的苏州、扬州、金陵和杭州等地，也到过四川的成都和湖南的九嶷山，写过一些干谒地方长官的词作，著名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就是歌颂和投献杭州知府的词作，希望能得到地方长官的援引帮助。

长期在外漂泊流浪，柳永始终没有找到仕途上的晋身之阶，倒是丰富了人生体验，扩大了艺术视野，从而创作出大量的羁旅行役词。柳永的几十首羁旅行役词，表现了升平时代下层的落泊文人复杂苦闷的心态，他既想博取功名利禄，又渴望官能享受，而二者又不可兼得。对于达官贵人来说，功名利禄与官能享受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有钱又有闲来满足自身官能享受的需要。而对于还没有进入仕途的柳永来说，事情就要困难得多。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长期在外宦游漂泊，又耽误了与所爱佳人的蜜意幽欢，“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娇多媚，咫尺千山隔。都为蜜情深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但“利名牵役”，又不得不离拆：“走舟车至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定风波》）。未能满足的功名心与享受欲，始终困扰着“荡子”柳永。在宋代，虽然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但毕竟考中进士进入仕途的是少数，而没有考中进士浪迹江湖、沉沦民间的文人是多数。所以，柳永这类写羁旅行役、漂泊流浪的歌词，特别能引起同类人的情感共鸣，引起失意者的精神共振。

到了中年，奔名竞利的柳永，在仕途上仍然毫无进展，内心非常失望，有时觉得“干名利禄终无益”（《轮台子》），“屈指劳生百岁期，荣瘁相随。利牵名惹逡巡过，奈两轮玉走金飞。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看花回》）！但是，柳永毕竟对功名十分执着和热衷，一时的鄙视并不等于彻底的否定，尽管他终年凄凄惶惶地临水登山，在“孤馆渡日如年”，却仍然是“念利名，憔悴长萦绊”（《戚氏》）。

在羁旅行役中度过了数十年的艰难岁月后，柳永又回到汴京应试，终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考中了进士。虽然是及第已老，但毕竟实现了平生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他格外兴奋，挥笔写下了一首《柳初新》词，表达他由衷的喜悦：“别有尧阶试罢。新郎君、成行如画。杏园风细，桃花浪暖，竞喜羽迁鳞化。”进了仕途，脱了凡胎，从此他“洗心革面”，当年出入风月场中倚红偎翠的风流公子变成了勤于职守的能官良吏。

登进士第后，柳永被安排到浙江的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市）做团练使推官，到任一个多月，就显示出他的干练与勤政，得到知州吕蔚的赏识，并被破格向朝廷举荐。由于朝中有人作梗，最终柳永没有得到升迁。几年后，转任昌国县（今浙江省舟山市）晓峰盐场的盐监。在晓峰盐场，他目睹了盐民的苦难生活，曾写下《煮海歌》，对盐民的不幸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曾几何时在绮罗丛中、笙歌筵上流连的柳永，于今也这样深情地关心民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精神境界。

柳永一生仕途坎坷，进士及第后一直沉沦下僚。本质上是才子词人的柳永，在词坛上可以尽逞才华，出尽风头，但在风波险恶的官场上总是连遭跟头，而且常常是为写词所累。仁宗皇祐年间，柳永因写歌颂祥瑞的《醉蓬莱》词无意中得罪了皇上，不得改官进用，曾去找宰相晏殊说情，晏殊也是写词的同道，按理说也应该提携提携，谁知晏殊嫌他写词太俗气，责备他不该写“针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词句，求官不成反讨了个没趣。柳永总结了多次失利的教训，常常是由于填词给当权者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于是将本名三变改名为永，试图将以歌词著称的柳三变与他本人“隔离”。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他就被磨勘转为京官，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后人常称他为“柳屯田”。

柳永虽然在官场上是一个失败者，但在歌词的创作上却是一位成功的开拓者和革新家。他创制了许多新调，特别是慢词长调，现存宋词的词调有800多种，其中100多种调子是柳永创制或最先使用的，占了宋代全部词调的八分之一，论创调之功，在宋代词人中，他是绝对的大哥大，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创造的这些慢词，扩充了词的体制，打破了小令一统词坛的旧格局，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词体的容量，开创出宋词发展的新局面，为后来词人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形式规范。要是没有柳永在形式上的探索和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能不能创造出那些辉煌的慢词篇章，还真说不定呢！

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语言上追求的是贵族化和高雅化。柳永却反其道而行之，率先面向市民大众来创作，尽可能用市民大众能理解的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表达市民大众关注和喜欢的世俗生活情调。因此他的词，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和崇拜。那些文化水准不高的人，特别喜好柳永词，因为柳词通俗易懂。所以宋人常说柳词俗，“不知书者尤好之”。柳永词，改变了当时流行的审美趣味，也改变了一种创作方向，为后来文学的通俗化进程开辟了道路。

在词的创作方法上，柳永也有开拓和创新。原来的小令，习惯于用比喻、象征等手法，也就是传统的比兴手法，借景言情，以表现瞬间性的情绪和心态。而柳永却将铺陈叙事的方法，也就是赋的手法，移植到词里，注重对人物情态心理进行多方面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过程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了，结构变化了，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好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从词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说柳永是北宋词坛上第一位功勋卓著的革新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本书所选词作，主要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薛瑞生先生校注本《乐章集》，注释上也多有参考，谨此说明，并致谢忱。

王兆鹏 姚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