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哈尔滨

五 在哈尔滨

我们必须在哈尔滨住上几天,置办长途旅行在火车上吃的东西。这在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必须照办的。

这是我第一次到哈尔滨来。第一个印象是,这座城市很有趣。楼房高耸,街道宽敞,到处都能看到俄国人,所谓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出来的。其中有贵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坏,差别相当大。我久闻白俄大名,现在才在哈尔滨见到。心里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让自己紧张的精神松弛一下。在车站时,除了那位穿长筒马靴的“朝鲜人”给我的刺激以外,还有我们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学心理学的,但是他的心理却实在难以理解。就要领取行李离车站,他忽然发现,他托运行李的收据丢了,行李无法领出。我们全体同学六人都心急如焚,于是找管理员,找站长,最后用六个人所有的证件,证明此公确实不想冒领行李,问题才得到解决。到了旅店,我们的余悸未退,精神依然亢奋。然而敦公向口袋里一伸手,行李托运票赫然具在。我们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却怡然自得。以后在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中,这种局面重复了几次。我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此公凡是能丢的东西一定要丢一次,最后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关于这样的事情,下面就不再谈了。

在客店办理手续时,柜台旁边坐着一个赶马车的白俄小男孩,年纪不超过十五六岁。我对他一下子发生了兴趣,问了他几句话,他翻了翻眼,指着柜台上那位戴着老花眼镜、满嘴山东胶东话的老人说:“我跟他明白,跟你不明白。”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一笑置之。

在哈尔滨,山东人很多,大到百货公司的老板,小到街上的小贩,几乎无一不是山东人。他们大都能讲一点洋泾浜俄语,他们跟白俄能明白。这里因为白俄极多,俄语相当流行,因而产生了一些俄语译音字,比如把面包叫作“裂巴”等等。中国人嘴里的俄语,一般都不讲究语法完全正确,音调十分地道,只要对方“明白”,目的就算达到了。我忽然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离不开语言;同外国人之间的交际离不开外国语言。然而语言这玩意儿也真奇怪。一个人要想精通本国语和外国语,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穷一生之精力,也未必真通。可是要想达到一般交际的目的,又似乎非常简单。洋泾浜姑无论矣。有时只会一两个外国词儿,也能行动自如。一位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的大使,只会意大利文“这个”一个单词儿,也能指挥意大利仆人。比如窗子开着,他只念“这个”,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子关上。反之,如果窗子是关着的,这位大使阁下一声“这个”,仆人立即把窗子打开。窗子无非是开与关,绝无第三种可能。一声“这个”,圆通无碍,超过佛法百倍矣。

话扯得太远了,还是回来谈哈尔滨。

我们在旅店里休息了以后,走到大街上去置办火车上的食品。这件事办起来一点也不费事。大街上有许多白俄开的铺子,你只要走进去,说明来意,立刻就能买到一大篮子装好的食品。主体是几个重约七八斤的大“裂巴”,辅之以一两个几乎同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另外再配上几个罐头,共约四五十斤重,足供西伯利亚火车上约莫八九天之用。原来火车上本来是有餐车的。可是据过去的经验,餐车上的食品异常贵,而且只收美元。其指导思想是清楚的。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外国人一般被视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只要有机会,就必须与之“斗争”。餐费昂贵无非是斗争的方式。可惜我们这些“资产阶级”阮囊羞涩,实在付不出那样多美元。于是哈尔滨的白俄食品店尚矣。

除了食品店以外,大街两旁高楼大厦的地下室里,有许许多多的俄餐馆,主人都是白俄。女主人往往又胖又高大,穿着白大褂,宛如一个白色巨人。然而服务却是热情而又周到。饭菜是精美而又便宜。我在北平久仰俄式大菜的大名,只是无缘品尝。不意今天到了哈尔滨,到处都有俄式大菜,就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以无意中得之,真是不亦乐乎。我们吃过罗宋汤、牛尾、牛舌、猪排、牛排,这些菜不一定很“大”,然而主人是俄国人,厨师也是俄国人,有足够的保证,这是俄式大菜。好像我们在哈尔滨,天天就吃这些东西,不记得在那个小旅店里吃过什么饭。

黄昏时分,我们出来逛马路。马路很多是用小碎石子压成的,很宽,很长,电灯不是很亮,到处人影历乱。白俄小男孩——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在旅店里见到的那样的——驾着西式的马车,送客人,载货物,驰骋长街之上。车极高大,马也极高大,小男孩短小的身躯,高踞马车之上,仿佛坐在楼上一般,大小极不协调。然而小车夫却巍然高坐,神气十足,马鞭响处,骏马飞驰,马蹄子敲在碎石子上,迸出火花一列,如群萤乱舞,渐远渐稀,再配上马嘶声和车轮声,汇成声光大合奏,我们外来人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禁顾而乐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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