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随意的历史读解——我看余秋雨的两篇散文

古耜

在余秋雨先生相当走俏的系列散文中，《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堪称是“俏”而又“俏”的两篇。自它们问世迄今，国内至少有五六家颇有影响的选刊加以转载或摘登；至于学者、作家、评论家的引证、论析与赞赏，委实到了举不胜举的程度，且兴致之浓、评价之高，均属近年来文坛鲜见。不仅如此，这两篇作品似乎也很得作家自己的偏爱——先是一一收入主题散文集《文明的碎片》，后复双双选进散文自选集《秋雨散文》，并被排在全书的前列。而后者安排作品顺序的依据，据说是作家自己对作品钟爱的程度，这就是说，排在全书最前面的作品，也恰恰就是作家本人最喜欢的篇章。《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既然出现在全书之首，那么，它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作家的心爱之制和得意之作。

平心而论，从这几年散文发展的宏观态势和流行意趣来看，《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作为艺术文本，确实不乏属于自己的优长和创造。譬如：它们把审美的目光对准了幽远而驳杂的中国历史，竭力让普通读者远不是那么熟悉的历史时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乃至历史场景、历史细节，伴随着某些鲜见史料的展示，共同构成自身的主要表现对象。这便为题材至今尚有狭小之嫌的当代散文，开辟了新的艺术空间。它们表现历史并不满足于对现成结论的形象图解与演绎，而是善于启动作家的主体思考来驾驭和阐发史实，力求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得出独特而新奇的观点与结论，这便使当代散文始终薄弱的思辨力量获得张扬。它们的艺术构思多有一个明晰的聚光点，但笔力又总是尽量向阔大的历史时空辐射、发散，于是，一派收得拢而又放得开的文章风度遂油然而生。加之在具体叙述过程中，它们自觉坚持激情与想象浸入历史，让历史凭借激情与想象而复活，这就给从整体来讲显得过于规规矩矩的当代散文，平添了一种灵动美与磅礴美……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当代散文界予以充分关注和认真借鉴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被选家、评家乃至作家自己所看重，自有它一定的艺术必然性。

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一篇散文，特别是一篇哲理性、思辨性极强，旨在审美叙述中揭示隐蔽的文化内涵与历史真谛的学术性散文，仅有题材的拓展性，思考的独立性和表现的新颖性，是否就足够，是否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之为真正的优秀作品？对此，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因为大量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在散文创作过程中，新的题材的出现，只是从“写什么”的角度，为好作品的产生提供了某种得天独厚的可能性，而要让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最终取决于作家在“怎么写”层面的切实进取与根本突破，缺少了后者，任何题材上的优势，都只能因无所附着而徒生遗憾。同样，独立思考的坚持，也只是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为好作品的问世创造了某种潜在的有利条件，而这种潜在的有利条件，能否在作品中真正大放光彩，尽展斑斓，还要看它所运载的作家的思想、观念与识见，是不是确实具备了科学的内质和真理的品格，如果不具备这一点，那么，即使是再大胆再奇特的思考，均无异于痴人说梦或哗众取宠。至于成功的艺术表现，虽然不乏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但毕竟更多属于作品的形式因素，它只有同作品科学进步思想观点和精神意涵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时，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根本价值。否则，仍难免花拳绣腿，华而不实之嫌。总之，在我看来：一篇真正无愧于优秀称谓的学术性、文化性散文，除了在题材选择、思维方式、艺术表现诸方面，均应当独具风采、超越寻常外，还必须有一种更为本质、更为内在、更为关键的审美特征，这就是，让整个艺术文体始终贯串着、呈现着体现了客观真理性、历史科学性与时代先进性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流程，从而蒸腾起启悟心智、昭引认知的强大的理性力量。这是优秀文化学术性散文之所以优秀的根本所在，也是一切散文不朽之作的灵魂与神魄。如果以上论述并无悖谬，并且可以作为一种标准、一种尺度，用来衡量、检视《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的话，那么，我不得不坦率地说一句：这两篇赢得了多方面称许的散文，实在算不上什么出色之制和优秀之作，更遑论进入“经典”和“不朽”之列。因为，它们那貌似新颖别致，且不乏语言特色的叙述所含括、所张扬的，实际上是一些经不起认真考究和严肃推理的观点与说法，其中有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判断，这无疑从终极意义上限制了作品的质量，影响了作品的价值。

现在，我们不妨具体探视一下《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的症结所在。

首先，这两篇散文在评价有关历史现象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观念缺憾。以《一个王朝的背影》为例，它从清代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写起，在历史风云的铺展和文化意涵的发掘中，梳理和把脉清王朝由勃发到委顿的命运轨迹，其字里行间明显渗透着一种为清王朝“鸣冤”和“正名”的情绪与意向，并不时跳出“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清代还是很可看看的”的提示。从历史评价允许有个人创见的角度讲，这原本无可挑剔，只是按照一般的思辨逻辑，此种创见是必须伴之以充分依据的。而《一个王朝的背影》所提供的为清王朝“正名”的依据，既不是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形势，而是与其相关，但又最终不同的清代皇帝，特别是康熙大帝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同时，还有作为避暑山庄和康熙大帝之对比物、反衬物的窳败的万历深宫和许多“无赖儿郎”状的明朝皇帝。这就进入了观念的误区。粗通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同志大约都懂得：衡量一个历史王朝乃至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高下，并由此选择我们对它的评价与态度，其科学的标准和最终的尺度，绝不是这个王朝、这个社会最高统治者一己人格、道德、胆识、才智的可褒与可贬，而是这位最高统治者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先进或滞后，强固或腐朽。换句更为直白也更为透辟的话说，一个历史王朝或一种社会制度，如果经济形态是悖逆历史潮流、妨碍生产发展的，那么，其最高统治者个人资质再英明、再超凡，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尴尬而可悲的处境；相反，这个王朝、这种经济形态是顺应了历史前进方向的，那么，即使最高统治者不怎么励精图治，光彩照人，甚至有几分小丑无赖状，亦难以最终消解该王朝或社会固有的历史进步意义。正是从上述基本支点出发，我们不能一味贬抑朱明王朝和明代社会，因为恰恰是在它们留驻中国的二百几十年间，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获得了长足发展，以致有效地加速了落后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同样是从上述基本支点出发，我们亦很难违心地推崇和赞许爱新觉罗氏王朝和清代社会，因为正是这个王朝和社会，施出“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的残暴，把一种带有奴隶制特征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强加于具备了相对先进生产力的中原大地，从而导致中国正常的社会进程一下子延缓了几百年，由此拉开了民族与世界各国在经济实力上的距离。显而易见，这里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之上；而《一个王朝的背影》仅凭康熙皇帝个人的才能与政绩便企图重新评价清王朝的思路，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唯心主义的倾向。

不妨再看《抱愧山西》，它的历史观的倾斜属于另一种性质。这篇作品由作家的山西之行切入，通过历史的搜寻与审视，发掘出山西商业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同这种辉煌紧密联系的晋人特有的商业人格，这些都是大致不错的。然而，在谈到山西商人于近代的整体败落时，作品把主要原因归咎于社会历史方面，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并由此进一步写道：“人民的生话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是极其强大的……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形成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这就是说，在作家眼里，历史上山西商业的最终败落，完全是因近代革命爆发而导致的一场悲剧；类似的悲剧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其要害在于离开了社会世俗的经济秩序和民众日常的生活形态，而奢求革命的轰轰烈烈，或者说是只求革命的轰轰烈烈，而不顾这种轰轰烈烈对社会经济秩序和人民生存本能的破坏与伤害。这样一种观点，如果说是针对十年“文革”中极左思潮的泛滥而发，自然堪称切中肯綮；但是，用之于批评包括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在内的近代革命运动，则分明是鲁莽而发、大谬不然了。众所周知，在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或一种暴力革命，都难免给当时的经济秩序、生活形态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或伤害。但是，对于那个时代宏观的经济发展来说，这种破坏或伤害却又因革命性质的差异而包含了全然不同的实际意义。具体而言，大凡脱离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无视经济生产发展规律、凭着某种主观愿望而掀起的一厢情愿的所谓“革命”，其对经济和生产的破坏与伤害，是真正的破坏与伤害；相反，那种由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引发的，代表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前进性的革命，其随之而来的暂时的经济损失与生产停滞，则只能是社会冲破束缚、变革图强所必须付出的、无法回避的代价，它最终的结果，是换来更大规模的生产发展和更高层次的经济繁荣。以上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的关于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之关系的科学坐标。从这样的科学坐标出发，我们来审视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便不能不承认：它们属于后者，属于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暴力行为。关于这两场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无须做更多的理论引证，只要客观地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用屈辱和血泪写成的历史景观，便可以不言而喻。当然，这两场革命所具有的经济解放意义，在当时因革命本身的初级性、幼稚性和不彻底性，而未能及时地、迅速地从效果下反映出来，它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才首次获得了物质的实证。至于后来我国的经济没能持续发展，不曾出现预想中应有的飞跃，相反几度走上了弯路，这是当代人令人扼腕的失误，其板子似乎打不到洪秀全和孙中山身上。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抱愧山西》以山西商业在动荡中败落为事实依据，不加分析地埋怨和责备近代革命，是相当主观、相当随意的，它在貌似雄辩的议论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机械唯物论的泥淖，其结论自然无法服人。

其次，这两篇散文在分析论证有关问题，进而确立自己的历史观点时，常常流露出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和“六经注我”的浮躁学风。譬如：《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为了使自己为清王朝“正名”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便在正面阐述理由的同时，以扶误和拨正的口吻，引发了一个历史话题：“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达久远，却包容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申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一言以蔽之，在作家看来，今天许多人之所以“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盖因为一种包含了“极大不公正”和“很多盲目性”的“民族正统论”在作怪——满人不应当入主中原。我觉得，这是一种将局部事实扩大化、膨胀化了的说法。事实上，纵观中国的历史，“大汉族主义”的情绪和眼光，虽然的确左右过某些偏狭短视者的是非判断，但是，它从来不曾作为汉民族观照历史、臧否人物、指导实践的权威圭臬，更没有能够上升为现代人评价过往、褒贬社会、抑扬时代的规范坐标。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汉唐时期朝廷重臣中有多少位系“胡人”身份，也不说“和亲”之举中包含了几多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意味，而只要体味一下华夏文史长廊里作为鲜卑族的唐太宗和作为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的光彩鲜亮的形象，便不难感受到汉民族在整体上并不封闭、傲慢与独裁；相反，它极具开放性和兼容性，是一个善于容纳和融合各兄弟民族精英的集体。唯其如此，我认为：《一个王朝的背影》将民族正统论的责难加在近现代的汉民族身上，如果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以偏概全，那么便是扭曲史实、肢解现象的为“我”所用。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现象的描述，它是经不起认真检验和深入探究的。

同样的毛病也出现在《抱愧山西》中。这篇作品为了强化近代革命破坏了社会经济自然进程的核心观点，不惜用酣畅淋漓的笔墨，展示了山西商业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如此描述，乍一看来貌似有理，但细一琢磨，依然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主观臆断和惊人的只取所需的“历史注我”。不知作者可曾想到：上一世纪乃至更早些的山西，虽然确曾有过因商贾发达而导致的经济繁荣，但是，这种商业经济的繁荣，毕竟只是一种地域景观，而不是普遍现象；况且无论就其赖以运作的经营机制看，抑或就其作为归宿的利润消费言，均属于传统的商品流通在封建经济母体之内自然而然的循序渐进。它既不意味着山西一地生产水平和经济形态的本质飞跃，更不能说明当时整个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利益冲突已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面对这种繁荣，我们可以祈祝它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却没有理由因此而否定由更为普遍、更为深广的社会龃龉所催发的一系列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否则，我们将无法令人信服地把中国近代历史说清楚。

最后，这两篇散文在史料运用和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上，亦表现出明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如《一个王朝的背影》在赞许康熙大帝个人的生命力时，信手拈来了一段主人公记录自己狩猎成绩的文学。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段文学作为“御笔”的真实性，但是，它的字里行间无疑包含着康熙自我吹嘘的成分，因为“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云云，不仅超出了人体能力的极限，而且违背了生态环境的真实。作家将这样的记述作为立论的依据，其观点是很难让头脑清醒者心悦诚服的。又如，仍是这篇作品在写到康熙皇帝基于修补长城既无军事意义，又劳民伤财的考虑而反对此举时，禁不住大加称赏，写道：“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读了康熙这段话，简直是找到了一个远年的知音。”这里，我不得不坦率地说一句：作者同康熙实在是谬称“知音”了。因为虽然同样是由长城引出的话题，但康熙的“长城意识”同国人的“长城情结”并不是一码事。前者不同意修长城，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权衡得出的一种旨在节省财力、休养生息、讲究御边实效的朝政方略；后者崇仰长城、热爱长城是从心灵与情感的港湾出发，表达对民族伟力、华夏文明的认同感与归宿感。前者不涉及对长城的精神的、文化的评价，后者不包含对长城的功利的、实用的思考。作者将它们混为一谈，并通过扬前者而抑后者，显然缺乏逻辑上的同一性与严密性，因而既难以自圆其说，更无法以理服人。我觉得，在长城评价问题上，王蒙先生有一段话似可抄给作者参考：“如果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大可不必把长城拽过来抹黑。长城如果有罪过，也早就超出了追诉期而应该享受‘大赦’了。长城的价值在于它又长又险又古又美。长城的价值在于它使海外游子梦寐难忘……我们对待长城的态度可以超脱一点，否则就会走上‘彻底砸烂’、‘破四旧’的结论上去。用单一的思潮，其实是只侧重其经世致用即功利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如衡量长城是否具有民主科学人权精神这种贫乏性和偏狭性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之一。在批评传统文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要带着偏狭的胎记去批评古人的偏狭。”（《且说长城与龙的评议》）

类似的粗疏悖误之处，在《抱愧山西》中亦不乏其例。如该篇在充分肯定山西农民以“走西口”的方式而自救谋生时写道：“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权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这种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而将逃荒出走与揭竿起义、以农为本与为贾经商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并有绝对地扬此抑彼的意向，便很有可商榷和挑剔之处。只是限于文章的篇幅，同时也考虑到这并非什么复杂的理论问题，个中是非读者稍加分辨，自可胸中有数，所以，笔者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胪陈拙见了。

综上所述，不难断言：《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相当随意的解读和颇为主观的褒贬。如果质之以历史的本真，它们当中的许多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这样两篇历史观明显有误的作品，却赢得了极为普遍的喝彩声，这是否说明我们的读书界、评论界乃至艺术传媒，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出现了某种价值失衡与理性盲点呢？我认为，这是很值得文坛予以深省的问题。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