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父亲
在父亲百年诞辰前，家人商讨来宾名单，吴良镛是其中之一。唯虑吴先生已届90高龄，又刚刚中过一次风，恐不惊动为好。见我划掉吴，妻子发表不同意见，毕竟是多年的同事、邻居，关系非同一般。她建议我试试，不可失了礼数。碰巧的是，转天我们就碰到吴家二公子吴晨。一听此意，吴晨满口答应回家请示老父，征求他的意见。
断没想到，当晚获吴晨来电，告知其父定会参加，并且转述原话：“我这一辈子最敬重两位先生，一位是梁（思成）先生，一位是张（维）先生；张先生的事我一定出席，放心，不用来接，我自己到场。”
我和妻子呆了，此话怎讲？
梁先生是吴先生最敬重的人好理解，毕竟是业师；父亲和吴良镛既不是一个专业，也没有共同的课题，咋就成了两者之一呢？
纪念会当天，吴良镛在秘书的陪同下提前到达会场，且积极发言。当日活动程序紧凑，杂事缠身，我们没有机会请吴先生当面答疑解惑。一晃三年，直到2016年，因为写父亲的传记，我需要采访相关人员，方有机会再次接触吴先生。
在心头埋藏三年之久的问题终于问出。吴先生微微一笑，他从新中国成立前夕两人相识开始，说了四段记忆。
第一段是共事。1952年三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建设委员会成立，吴是副总规划师，父亲是负责清华工程的主任。吴对父亲的认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人能干，有本事，肯吃苦。清华工程在父亲的主持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第二段是在“文革”后期。当时父亲被并入清华校革委会任副主任，彼时虽然教学已停止，但有些不甘虚度的人还在默默钻研，吴乃其中之一。每有外宾来校参观，父亲必是主要陪同者，这时他总会带外宾去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展示一些精彩的篇章。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教授带队来清华，此人为国际知名建筑师，父亲便将他们带到建筑系请吴良镛讲中国城市规划。那次讲解，图文并茂，内容全是吴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该教授一行深受震撼，自此，吴良镛进入了该教授的视线。回美后，该教授不仅向清华伸出了橄榄枝，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也将橄榄枝伸向吴良镛，邀请他去美国访问，同时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吴先生。可惜，当时尚处在“文革”期间，出国访问一事不了了之。
“文革”结束，父亲重任副校长，仍然主管教学科研和外事工作。1979年，他争取到了几个留德名额，吴良镛被推荐为首批访问学者之一赴德交流，为期一年。转眼一年过去，吴在德国留下良好的口碑，德方希望再续一年，但吴先生决定履行约定按时回国。就在打点行装时，他突然接到使馆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他被选为学部委员（院士）。
吴先生一脸懵懂地回国后，立即找到我父亲，果然，推荐人是父亲。
第三段是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父亲乃6个发起人之一，具有推荐权，便推荐了吴良镛，可首届工程院院士名单中没有吴良镛。转年，在讨论院士名单之际，父亲再一次在会上郑重推荐吴良镛，他的发言掷地有声：如果工程院不接受吴良镛为院士，那将是工程院的损失！这一年吴良镛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当时清华园里三位两院院士之一。
吴先生谈到这里，顿了一会儿，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一位当时在场的朋友很久以后告诉他的，并说当时张维先生很认真，说完这话后就离开了会场，留下大家讨论。
第四段记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吴先生搬到10公寓12号房，和我们家14号做邻居。这下两人的来往就更密切了。有一天，吴先生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写了一个大纲（共有十章），准备出书。他给父亲看，希望父亲提点建议。没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天，父亲便找到他，极为高兴地说这本书太有意义了，有新意又有自己的观点，建议他将每一章都写成一本书，越详细越好。吴先生听了以后很高兴，真的将第一章写成了一本书，在业界引起轰动。第二章内容也被出版成书，反应很热烈。可惜，后来太忙了，他至今没能将十章写成十本书。吴先生谦虚地说，愧对张先生对他的期望。
……
父亲常告诫我们：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父母常交换对张三李四的看法。我们小时，他们这种交谈用德语；等我们成年了，就用中文，也不避讳我们了。但我不记得他们在外面议论别人，尤其是父亲。
父亲自己不传话，也不喜欢听别人传话；遇到话不投机，父亲会很有技巧地转换话题；如果我们在场，那么事后他会复盘，分析一下并告诉我们这人哪里说得不得体，为什么不得体。
父亲朋友众多，自然有远近亲疏，他却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让人人都感到如沐春风。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我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像父亲那样，纵横捭阖、面面俱到，却常感觉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父亲在时，没能及时请教一二，终成憾事。
父母均从小就失去父亲，也因此从小尝遍人间冷暖。他们对于处于困境的人，常常感同身受，愿意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出手帮助他们脱困。
“文革”中某日，父亲去王府井外文书店找书，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与一疑似熟人擦肩而过。父亲转身跟了几步观察，确认那人是汪道涵后，父亲从后轻拉衣袖，将他引入旁边小巷中，低声问何以如此落魄。汪告知因自己被定有叛徒嫌疑，停发了工资，目前靠每月20元艰难度日，才落得这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境地。在问明他目前居处后，父亲与汪分手。几日后，曾担任父亲在清华的助教的黄仕琦（曾任板门店中国代表团英文翻译，后在教育部工作）敲开汪的门，与他用英语聊了起来。不久后，父亲安排汪道涵去机械出版社当了外文翻译（父亲是《机械工程手册》副主编），每月可赚150元，生活可小有改善。
我和妻子曾就此事向黄仕琦求证。他告诉我们，当时父亲虽有心施以援手，却又担心汪道涵的英文多年不用捡不起来，特地交代他前去考察，得知汪的英文没问题后，才出面推荐的。
“文革”后，父亲有一次在上海出差，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打了个电话，汪立即安排在锦江饭店与父亲饭聊。这顿饭吃得父亲后悔不迭。饭间，汪的兴致很高，谈古论今，可汪的秘书进来好几回，不是有要件要他签字，就是有要事要他接听电话。父亲觉得自己闲人一个，以私犯公，十分不应该，早早就应感谢告辞。自此之后，再去上海，他再也没有联络过汪。
基于此次经历，在父亲80诞辰纪念会时，他坚持不让请在职的领导出席。我建议有几位关系跟他走得比较近、一直来往的，还是试试通知一下，来不来由他们定。父亲近于生气了，说不要为难他们，通知人家不就等于表示希望他们来吗？怎么能让他们为我浪费时间？副部长以上的，一个都不要请，他们有正事要忙，等我90岁、100岁时，他们也退下来了，再请吧。
……
1977年高考恢复，插队的清华子弟纷纷抓住这失而复得的机会报考。
某天，我在清华西南门碰到陈小悦，想当然地问他是否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了。他沮丧地告诉我他被录取到陕西师大了。
怎么可能？小悦从来都是我辈中的佼佼者，是永远拿第一的标兵，怎么可能考不上清华？
我请小悦到近在咫尺的家中细说。
父亲正好要出门，见了小悦，顺口问道：你报的哪个专业呀？
听说是被陕西师大录取了，父亲停下脚步，拉开的纱门又被关上。他坐到沙发上仔细问小悦，几个志愿都报的哪几所大学，什么专业。得知全报的清华，父亲立即叮嘱他：你不要去陕西师大报到，就待在家里等我的消息。
父亲立即去清华招生办公室，要他们查陕西考生陈小悦的录取情况。在确认没有陈小悦的材料后，他将此事通报了校长刘达，说明小悦是“文革”前清华附中预科的特优生，此次报考清华，被陕西省截留，并表示准备上报教育部，与陕西省交涉要人。刘达听后也认为此风不可长，支持父亲的做法。父亲遂亲带清华招生办公室的人去教育部交涉，派人拿上教育部的公函去陕西省要人。
几经交涉折冲，等陈小悦踏进清华课堂，已开学一个多月矣。
……
对子女的教育，父母似乎有分工：母亲负责人格培养，父亲则管智力开发和纪律养成。
姐姐和我，算是伶牙俐齿，这要归功于父亲的调教。
父亲认为学好中文和外语的先决条件是舌头，因此把舌头练溜了十分重要。他教我们的那些顺口溜，我至今没有忘记。
天上一只鹅，地上一只鹅，鹅飞鹅跑鹅碰鹅。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喇嘛端汤上塔，汤洒汤烫塔。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妞妞牵牛，牛拧，妞妞拧牛。
板凳宽，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山前有个崔粗腿，山后有个粗腿崔，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崔粗腿的腿粗还是粗腿崔的腿粗。
山前有个袁圆眼，山后有个圆眼袁，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是袁圆眼的眼圆还是圆眼袁的眼圆。
墩墩葫芦，压压葫芦，好汉数不了二十四个葫芦（深吸一口气）：一葫芦二葫芦三葫芦四葫芦五葫芦六葫芦七葫芦八葫芦。
…………
姐姐受的训练比我多，又传给了她的儿子，结果她的儿子高晓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加伶牙俐齿。
……
父母留学德国，受到严格的纪律训练，对规则极为重视。
就说排队吧，他们认为凡事要按先来后到才公平，无关年老年幼、官大官小、男人女人。
20世纪90年代，父亲看牙总找一位前门外的马大夫。马大夫手法好、收费合理，病人要起大早、排大队才能挂上号。他对父亲挺尊重，父亲可以随到随看不用排队，可父亲不愿接受这份情，坚持排队挂号。
有一次我回国，赶上牙疼，父亲就叫我和他一起去看马大夫。
我们早上6点出门，7点前赶到前门外拿了号，然后便到大街上去吃豆浆油条。
排得好好的，快轮到我们时（前面还有三个人），来了个小伙子插队，直接上前就买。父亲不干了，上去理论：
小伙子，你怎么插队呀？
插队？我从来就没排过队！
我这把年纪都老老实实排队，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不能排排队？
我就不排队，你个老不死的，管得着吗？
我就要管，你不排队，就不行！
眼看就要动手，我赶紧上去把父亲和小伙子隔开，开口劝小伙子排队。见父亲有人跟着，小伙子没再吭声，转到后面去了。
事后，父亲对我没及时制止乱插队很是不满。我跟他分析：跟这种人没道理可讲，万一动起手来进了派出所，再被得知是一个八十好几的两院院士跟一个二十上下的小流氓打起架来，还不立刻成了晚报的头条？父亲一想是这么个道理，也就没再说什么。但在我心中，这件小事使我深受教育，对父亲的敬意又增加几分。
我生性顽劣，小时候招猫逗狗常惹祸，也因此没少挨父亲打。
父亲是学力学的，知道怎么借力打力，他从不用手打我，大多是借助笤帚，倒着用，虽比不上新加坡鞭刑会留下终身阴影，但也够我喝一壶的。而且，父亲都是按家中规矩打我，要我自己上楼，脱好裤子趴到床上。他只负责锁好门，免得母亲干预，然后问：犯了禁令第几条，该不该打，按律该打几下。如果说得对，便立即执行，但一般都手下留情，减量伺候。
大概8岁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连得了几个2分，应对责问又不得体，把父亲激怒了。任母亲怎么拍门，父亲也不停手，这次我着实离新加坡近了些，屁股被打肿了。第二天上课，疼得我不敢沾座椅，只能靠着课桌站着。下了课，老师领着我回家，把父亲好好地训了一顿，说你一个大学教授，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打儿子？弄得父亲很没面子。老师走后，父亲拉着我的手向我保证，今后不会再打我了。从那以后，免了皮肉之苦，我也幡然醒悟，知道用功读书了。经此一役，我倒记下了一个成语：因祸得福。
如有来生，我愿还做父亲的儿子。这回，我要把他的本事多学上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