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诗的步履：从浪漫主义到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从安德烈斯·贝略到鲁文·达里奥）
人类艺术感知力的细微提升，总是最先在诗歌中迸发光芒：19世纪初拉丁美洲文学创作的新风向，便最先体现在诗歌这一体裁中。最初表现出转变的诗人尚未脱离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这并不利于充分引介这一“新世界”；他们所采用的韵律格式和引喻手法承袭自古希腊和古罗马，依然与18世纪的欧洲诗歌（尤其是西班牙诗歌）一脉相承。
纵观19世纪，拉丁美洲的诗歌一直试图摆脱基于欧洲传统现实和思维模式的语言风格，找到某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一努力往往与争斗相关，首先是脱离西班牙的战争，然后是与各地区地理和人口特征相适应的国家和大陆政府形式的探索之争。
厄瓜多尔诗人何塞·华金·奥尔梅多（1790—1847）以创作赞颂独立战争的诗篇闻名。他最著名的诗作（定本出版于1826年）赞颂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及其在秘鲁胡宁区大败西班牙人的光荣事迹。这是一部史诗级的作品，名为《胡宁大捷：玻利瓦尔之歌》。全诗沿用新古典主义的创作手法，时间跨度从前哥伦布时期到胡宁战役，实可谓鸿篇巨制。
这首诗的创作受命于玻利瓦尔本人，附带的条件是“不出现他本人的事迹”——这自然是无法做到的。通过对罗马诗风（特别是维吉尔）的模仿，奥尔梅多聚焦于对解放者英勇形象的书写，他认为玻利瓦尔建立统一新大国“大哥伦比亚”（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的宏大构想，足以与《埃涅阿斯纪》中所歌颂的罗马的建立相媲美。战争的恢宏场面通过响亮的头韵和大量的拟声词得到展现，战争的崇高通过类比西方古典神话得到强化；很显然，作者试图将胡宁大捷这一美洲事件置于西方文明历史的核心位置。然而，迫于现实历史事件的压力，作家在创作中进行了一处最大胆的转折处理。
胡宁战役打响于1824年8月6日，由玻利瓦尔领军指挥。但实际上，真正将西班牙人彻底逐出南美洲大陆的决定性战役——阿亚库乔（秘鲁）战役，发生于同年的12月9日。后一场战役的领袖人物是年轻将领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而非玻利瓦尔），玻利瓦尔当时并不在场。这使奥尔梅多的创作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需要将玻利瓦尔塑造成一位绝对英雄；另一方面，歌颂胡宁大捷的诗篇已经完工，而新古典主义的传统要求时间与地点的完美统一。奥尔梅多采用了史诗常用的一种手法，让战士看见印加帝国最后一位统治者瓦伊纳·卡帕克的幻象并听见他的预言：即将到来的阿亚库乔之战，将是赶走西班牙入侵者的最后战役。这段对印加帝国统治者的描述，使奥尔梅多得以用大量笔墨记叙殖民时期的惨痛历史，痛斥西班牙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暴行（印第安人的保护者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被剔除在外）。此外，奥尔梅多还想象了一幅玻利瓦尔与印加帝国统治者共同置身天堂的画面。
玻利瓦尔将军是奥尔梅多的第一个批评者。这位解放者对印加帝国统治者的“植入”并不满意，认为对这位人物的冗长描写产生了喧宾夺主的效果。他显然不愿与其他人共享这份无上的荣耀。无论如何，《胡宁大捷：玻利瓦尔之歌》仍不失为一部非凡的现代史诗之作，在新国度建立的重要历史时刻，华丽的基调及风格与建国的宏大主题相得益彰。诗作引经据典，熟练运用倒装的拉丁句式，修辞工整，用词相对晦涩艰深。
这一诗作中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还体现在作者对岁月静好、铸剑为犁的渴望之中。当然，奥尔梅多也有不少跳出文体限制、展现独特自我才学的时刻。他写道：人们因贪慕虚荣而建造的纪念碑“被时间嘲笑/时间用它纤美的羽翼，将它们一一摧毁”。诗中还有不少对美洲水果（如罗望子果、菠萝等）的细致描写，它们悦耳的名称和愉悦的感官联想，在美洲大陆并入世界的当口，为整首诗奠定了清新的基调，为现代拉丁美洲文学带来了一个永恒而又明确的主题。
委内瑞拉作家安德烈斯·贝略（1781—1865）是现代拉丁美洲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和诗人。他广闻博学，同时身为语法学家、哲学家、立法者、研究学者、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他致力于编写西班牙语语法，协助起草智利司法法典，创办智利大学，曾任玻利瓦尔的私人顾问，创办了重要文学期刊《美洲文荟》，并出版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力的新古典主义诗作。贝略的创作风格界于启蒙与浪漫主义文学之间。作为玻利瓦尔的副手，他于1810年前往英格兰，在伦敦一直待到1829年。
旅居英格兰期间，贝略成果颇丰，这也是他的写作风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在那里，他全身心地投入语言、文学、哲学和法律的学习，开始接触一些早期浪漫主义自然诗，并翻译了拜伦的作品。但最令他心驰神往的，要属新古典主义学派。1829至1865年间，他居于智利，潜心起草智利法案，创办智利大学并成为第一任校长（直至离世）。与此同时，他与阿根廷流亡作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后者喜用法国浪漫主义手法进行创作，对贝略的新古典主义文风颇有指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德烈斯·贝略也是浪漫主义的追随者，不过他吸收的是英国浪漫主义流派的精神（尽管他也同时改编过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为万民祈祷》）。贝略的浪漫主义更多地体现在哲学理念而非文学创作中。在那本令人称赞的新西班牙语语法书中，他强调，西班牙语语法不应死板地模仿拉丁语语法，也不应将西班牙本土使用的西班牙语视作唯一标准。这种以美洲为本的观念展现了贝略的浪漫主义本土情怀，也体现在他于智利大学建成典礼的致辞中。他说，美洲科学应该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加注重创新，而非囿于欧洲传统裹足不前；欧洲传统应当被尊重，但绝非原样照抄。
与此同时，贝略倡导从西班牙殖民编年史中汲取养料，提出将拉丁美洲的本土历史追溯至哥伦布时期。这一主动将殖民地文学纳入拉丁美洲传统的做法极具颠覆性和创新性，为各国独立后与前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避免了两者的断裂或冲突。
图2 《美洲文荟》首期卷首图及扉页（下图），该刊由委内瑞拉作家安德烈斯·贝略创办，1826年于伦敦出版
只是，这一充满革新意味的“美洲精神”，在贝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却几乎完全缺席。他的代表作是他的两首席尔瓦：
《致诗神》（1823）和《热带农艺颂》（1826）。席尔瓦采用文艺复兴风格的诗节（即七音节和十一音节交替的自由诗体）写就。作者原计划创作一部以《阿美利加》为名的宏大诗篇，但尚未完成，《致诗神》是其中的一部分。该诗主张摒弃欧洲宫廷文学，转而在美洲本土寻求独创力。《热带农艺颂》是贝略最为重要的席尔瓦诗作，因其迥异的语言风格和创作理念，始终无法与《致诗神》相合并。诗作中，贝略并不着意书写作为神秘与诗意的奇妙源泉的自然界，而是歌颂人们开发美洲自然给社会带来福祉的行为。诗作格律工整，引经据典，令人联想到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创作。贝略的诗作发人深省，说教和劝诫意味较浓。
在这首席尔瓦的部分诗句中，美洲自然的召唤使贝略得以暂时挣脱新古典主义的束缚。与奥尔梅多一样，贝略的笔端畅游于美洲独有的、富有异域气息的水果和植物词汇之中。贝略有时会突破古典主义的韵律规则和修辞技巧。譬如，他用“处于热恋中”来形容炎热地区的太阳；他用迷人的对比修辞手法来描绘自然：“开得最艳的花儿，刺也最锋利。”在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叙事时，贝略的诗句同样富有强大的感染力：“伊比利亚的血液已餍腻/阿塔瓦尔帕和蒙特苏马的魂灵已安息。”贝略的诗作展现出其多面手的创作特质，作品多含泛美主义思想。
摆脱新古典主义传统并向浪漫主义诗歌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是古巴诗人何塞·玛利亚·埃雷迪亚（1803—1839），尽管其作品时常披着新古典主义的形式外衣。埃雷迪亚早年成才，孩童时就喜欢研读拉丁美洲文学作品，青年时期开始诗歌创作；20岁前，已经出版了几部颇有影响力的诗集。与奥尔梅多或贝略不同的是，埃雷迪亚的祖国古巴当时尚未独立，但他很早就立场鲜明地站在了西班牙政权的反面。他参与的反殖民活动使他不得不流亡异国——先是美国，然后是墨西哥。在流亡的日子里，他有了名气并完成了大多数的作品；同贝略一样，埃雷迪亚自此成了最先被迫流亡的拉丁美洲作家中的一员，而他们的流亡处境反而成为其写作的重要主题；同时，流亡异国赋予他一种特殊的诗性立场或人格。这与19世纪早期主导西方艺术和文学的浪漫主义的疏离感颇为契合。埃雷迪亚还是一个著名的“激进分子”，作为反叛者被西班牙政府迫害。他后来跻身墨西哥政界高层，但最突出的贡献却不在政治，而在诗歌：他笔下的诗作是现代拉丁美洲时期公认的开荒之作。
同奥尔梅多和贝略一样，埃雷迪亚也曾为玻利瓦尔书写赞歌。在这首赞歌中，埃雷迪亚痛斥了数百年来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暴戾，讴歌了为拉丁美洲带来独立的解放者。他也为乔卢拉宏大的阿兹特克神庙（或称金字塔）创作了一首赞歌，批判古印第安人祭典的残酷仪式，赞扬神庙的宏大精妙，并对其已成为废墟的事实扼腕长叹。
这些诗作保留了埃雷迪亚一贯的新古典主义书写风格和韵律格式，诗作的情感基调独特，彰显出个性化的创作特征。埃雷迪亚的创新之处，恰恰在于诗歌语言与诗歌主题的高度统一：其诗作关注自然，尤其是反映诗性自我不安状态的动荡自然。这种自然不同于华兹华斯笔下轻柔唤起自我反思的自然，而是动荡的自然，它动摇了地球的根基，唤起了恐惧、敬畏的心绪和全知全能的、怒不可遏的神明的幻象。其中最负盛名的一首诗在拉丁美洲家喻户晓，名为《尼亚加拉瀑布颂》（1824）。
《尼亚加拉瀑布颂》因诗人对瀑布激流精妙的动态描写，成为震撼文坛的力作。汹涌的激流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迫使他审视苦痛的内心世界，生发出崇高的美感。面对震人心魄的北部风景，望着瀑布边的松林，诗人胸中涌起一股思乡之情，他以无限的柔情，怀念起自己的祖国古巴：在那里，炽烈的热带阳光下点缀着摇曳的棕榈树。这段追忆构成了诗作最出彩的章节，其中有三句这样写道：“迷人的棕榈树/在祖国母亲那炎炎平原/是太阳的孩子，在欢笑，在生长。”埃雷迪亚是拉丁美洲第一位值得大力书写的浪漫主义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被视作浪漫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
在拉丁美洲南部（尤其是阿根廷），浪漫主义以一种相对激进的方式横扫文坛。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
向拉丁美洲引入了浪漫主义。他20岁时前往巴黎待了四年；其时，缪塞[3]、拉马丁[4]、大仲马、雨果和其他法国诗人正处于创作高峰期，他们的作品令他大开眼界。一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便开始以浪漫主义的基调和风格发表诗歌；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一个推进新运动的文学俱乐部“五月协会”（“五月”
得名于阿根廷获得独立的月份）。“五月协会”是一个兼负政治使命的文学组织，从事反对胡安·马努埃尔·德·罗萨斯[5]独裁暴政的斗争和文学活动，很快发展壮大，影响力扩大至各省乃至邻国乌拉圭。身为自由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践行者，埃切维里亚积极投身反独裁运动，后流亡蒙得维的亚，直至去世。
巴黎之旅与余生不懈的政治、文学活动，使得埃切维里亚成为拉丁美洲典型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追随。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五月协会”：作家们（尤其是诗人们）聚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换阅读他们正在创作的作品，密谋反抗独裁政权。
埃切维里亚发表的诗作数量不多，但影响力却极为深远。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女俘》，收录在诗集《诗韵集》（1837）中。该诗描述了玛利亚与丈夫伯里安历经阿根廷与印第安土著的战争，出逃潘帕斯草原的故事。战争中，土著居民抱着对白人的复仇心理顽强作战，而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与之对峙。伯里安身负重伤，在他弥留之际，玛利亚穿过汹涌激流和烈火草原，漏夜将他带离危险地带。最终，他仍因伤势过重死去，而玛利亚被士兵搭救后，得知儿子已被印第安人杀死，当即倒地而亡。这对夫妇被埋在一个十字架和一株翁布树下，树长得强壮而结实，象征着他们的英勇行为。该诗颇有奥维德的遗风。
尽管《女俘》的情节有些夸张，甚至有些老套，诗中展现的一些创新之举却不能不提。与贝略、奥尔梅多和埃雷迪亚相比，埃切维里亚摒弃了流行诗作中使用的传统的短诗行和典故。或许更重要的是，诗中描绘了阿根廷的自然环境，包括美洲特有的动植物，它们的俗名来自印第安语言的方言（如“翁布树”）。
但诗中最令人叹服的，还要数被潘帕斯无垠草原激起的无尽之感：那是一片无沙的“沙漠”，丰盈的草植延伸至天际。埃切维里亚的浪漫主义情怀在这种找不到方向的宇宙空虚感中得以升华：“沙漠/广袤无垠，辽阔无疆/又充满奥义。”
19世纪中叶，文坛出现了一批有志于追随贝略的主张和着力构想“拉丁美洲文学”的诗人、评论家和学者。他们或作为外交官驻守他国，或因自己国家的独裁政权而流亡；他们在巴黎及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城市聚集；他们怀揣浪漫主义情怀，多为阿根廷人，其中也不乏秘鲁人、智利人、委内瑞拉人和哥伦比亚人的身影。他们对于彼此文化和政治的认同感，在其结集出版的散文和诗歌中得到充分展现。这些作者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但编辑却不是。
哥伦比亚作家何塞·玛利亚·托雷斯·卡塞多（1830—1889）也是一名外交官，同时写作散文和评论，他于19世纪中叶居于巴黎，与那里的拉丁美洲文人相交甚笃，出版了一套名为《拉丁美洲主要作家、历史学家、诗人、知识分子之传记与评论》的丛书。此外，托雷斯·卡塞多在巴黎还办有刊物《海外信使》，刊登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智利人迭戈·巴罗斯·阿拉纳（1830—1907）策划了一套丛书《美洲图书馆：美洲作品拾遗》，计划在巴黎出版16至17世纪的美洲佳作（尽管最终得以出版的只有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雷多将军的一部作品《不屈服的普伦》）。
所有的出版作品中，最杰出的要数阿根廷著名作家胡安·玛利亚·古铁雷斯（1809—1878）的文集《诗意美洲》，作者与埃切维里亚同属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圈。作品最初发表于作者的流亡地智利的瓦尔帕莱索。《诗意美洲》开篇以贝略的《致诗神》作为解释性引言，彰显了古铁雷斯试图为美洲诗歌建立传统的宏伟雄心。这股浪漫主义潮流在拉丁美洲还感染了多位文坛巨匠，并催生出世纪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作：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高乔[6]文学史诗《马丁·菲耶罗》。
在众多浪漫主义作家中，古巴诗人赫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1814—1873）可谓拉丁美洲继17世纪墨西哥女诗人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后最杰出的女诗人。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出生于太子港（今卡马圭省）省会，母亲为古巴人，父亲为西班牙人。她22岁离开古巴，创作高峰期基本都在西班牙。她创作诗歌、小说，剧作也小有名气。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的个人感情经历颇为丰富，有过两段婚姻、一个非婚生女儿，以及若干情人。或许是由于青年时大量阅读西班牙新古典主义诗作，她的写作风格浪漫而克制。她在西班牙文坛颇有名望，西班牙文坛已将她纳入“西班牙作家”之列，但因身为女性，未能获准进入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