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篇
田园生活的描写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但直到东晋，在大诗人陶渊明手里，才成为独立的题材。在东晋探索自然的哲学思想影响下，陶渊明离开虚伪污浊的官场，以躬耕田园的方式实践回归自然的理想，歌颂自食其力的生活和乡村的淳朴宁静，成为中国田园诗的创始人。虽然以后的诗人极少能够达到陶渊明的思想高度，但是把田园视为远离世俗的桃花源，力求在乡村生活中寻找心灵的返璞归真，始终是田园诗的基本主题。
陶渊明（四首）
归园田居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郡（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出身东晋仕宦人家。但到他这一代，家境已经穷困。他早年曾担任过一些低级官职，最后在四十一岁时从彭泽令任上弃官归田。此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刘裕建立宋朝时曾征他为著作郎，他坚辞不出。死后被称为“靖节先生”。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坚决不肯与当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热情赞美淳朴的田园生活，并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体会了农民的生活和感情，提出了乌托邦式的“桃花源”理想。他的诗自然朴素，韵味淳厚，对唐宋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组《归园田居》共五首，作于陶渊明从彭泽令任上弃官归隐之后。由于刚回到田园，心情十分舒畅，觉得乡间的一切都特别清新、美好。这是组诗的第一首，详细描写了所居村巷的风光以及重返田园的愉快生活。
全诗四句一层。开头四句对前半生出仕的经历进行反思，说明自己归田的原因是从小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气质，天性就喜爱山林。后来出去做官，是误入歧途，落入尘世的罗网之中，一去就是好多年。“一去三十年”句，学术界一般认为应该是十三年，可能是版本传写的错误。陶渊明出仕是在东晋太元十八年（393），先任江州祭酒，因不堪忍受吏职的羁束，辞职归田；后来又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职。到弃官时计十二年，次年写此诗，刚好十三年。回顾陶渊明出仕期间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在东晋末年动荡的时代里屡次出仕，一方面是出于生活的逼迫，另一方面也并非没有建功立业的希望。尤其是他跟随过的镇军将军刘裕以及建威将军刘敬宣，都是晋末动乱时代的风云人物。但也正是在这几次出仕中，他看清了这个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序》）的本质，认为自己追求的理想在当时不可能实现，所以说“误落尘网中”。这一反思是写作此诗的出发点，同时也与全篇所写的田园环境形成了鲜明的意义对照。
由于对世俗的决绝，回过头来再看自己出仕以前的家园，就感到格外亲切和依恋。陶渊明出仕以前一直在家务农，所以他把自己对田园的感情比作“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是被羁束在笼子里的鸟儿，没有自由，当然怀念以前栖宿的旧树林。池鱼是被捉来养在池子里的鱼儿，空间浅狭，所以怀念从前游息的水潭。这两句是以意思相同的比喻形成对偶，重复强调自己在尘网中难耐羁束的心理状态。比喻的喻象都取自田园生活中最常见的景物，所以本身就和田园诗十分协调。陶渊明还多次在其他田园诗中把自己比作晚归的出林鸟。由于比喻贴切现成，概括力高，这两句诗在后世经常被人引用，藉以表示厌倦了在外奔走的生活，希望回到故乡的心情。“池鱼故渊之思”甚至可以看成一句成语。
以下十二句对所归田园进行详细描写，远近层次井然。由于前面六句所说都是自己在尘网中对“旧林”“故渊”的思念，所以转到描写归去的生活应先有个交代：在南野开了几亩荒地，回到田园就能过守拙的生活。“守拙”的意思是守着自己的愚拙本性过日子，“拙”相对于世俗机巧而言，是老子、庄子所提倡的不会费尽心机与人争竞的朴拙自然的生存状态。这两句承上启下，作为从“思”归到真归的过渡。然后着重描写自己这个“园田居”的环境：住宅周围有十几亩地，茅草屋也有八九间。房后有榆树、柳树为屋檐遮阴，前面有桃树、李树罗列堂前。这几句有意无意地勾勒出自己的居所四周被树木、田园包围的环境：最近的是屋前屋后的榆柳与桃李，稍远的外面一圈是田亩。联系下面几句来看，这个园田居所坐落的地方不是在邻近市集或交通便利之处，而是在僻远的村庄和幽静的深巷中，这就又在外层的田亩之外再加扩展，以更远处的乡村做了园田居的大背景。这样布局的匠心正是为了一层层将园田居与世俗风尘隔离开来，突显其环境的朴素清净。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两句，是诗人从园田居远望所见，又是从“方宅十馀亩”向外更推远一层的周边景象。“暧暧”是昏暗不清的样子，远处的村庄依稀可见，但并不清晰，说明园田居离外村尚有一段距离。“依依”形容村墟里炊烟袅袅上升的动态，和“暧暧”对偶，既写出了远处村墟隐约朦胧的美好景色和安宁氛围，又将诗人观望这种景象时内心的安闲和依恋之情微妙地传达出来了。《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林黛玉和香菱论诗时，将这两句与王维的名句“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做过一番有趣的比较。黛玉指出王维这两句是套了陶渊明诗得来的，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比王诗更“淡而现成”。黛玉之意当是指陶诗在浑然天成这一点上胜过了王诗。香菱却理解为：“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上化出来的！”其实陶诗和王诗都写得很好，对偶也很工整，只是陶渊明这两句写景疏淡，主要表现人对景物的亲切感受，仿佛从胸中自然流出，和口语节奏一致，因而不觉得构思工巧；王维这两句是绘诗中之画，重在刻画落日映照渡口和村庄炊烟初升时分的黄昏景色。加上对仗声律的要求，就比陶诗略显用力。由此比较也可以见出陶诗和王诗的传承关系和不同特色。
如果说“暧暧”两句是从远望的角度写乡村的安闲，“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两句则是从近听的角度渲染园田居环境的宁静：深巷中不闻车马和人声喧闹，只听见鸡鸣狗叫，这是只有乡村生活中才能领略的自然情趣。这两句原出自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诗人只是把“高树”改成了“桑树”，“深宫”改成了“深巷”，就将原诗的环境从城市移到乡村。如果说“方宅”四句主要是从自然环境描写园田居的清净和远离世俗，那么“暧暧”四句则是从人居环境写出了园田居的自然朴素。因为田园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山林，陶渊明追求的也不是超出人世之外的隐居场所，而是在最不受尘染的乡村寻找符合自然本性的生活。所以上面八句的描写都是为了烘托“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这两句：在这样远离尘网的环境中，自己的居所之内当然是没有灰尘污杂，极其清净。又因为离开官场，不必再有公务和应酬，在虚空的居室中觉得格外悠闲自在。这就是回归田园的自然之乐。所以，结尾两句再次强调“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樊笼”即羁鸟被关的笼子，也就是尘网。“自然”既是指田园的自然环境，更是指符合天性的自然生活。这两句呼应开头六句，同时用“返自然”三字对全篇的主旨做了鲜明的概括。
这首诗除了首尾六句以外，全都是工整的对偶。但七组对偶句错落参差，或以数字相对，或以叠字相对，句法和构词方式没有一组雷同，从而打破了两晋诗歌对偶呆板、堆砌的格局。虽然全诗布局颇具匠心，却似不费心力，一气呵成，流畅自如。诗中所写都是最平常的景物，又纯用白描，不厌其烦井然罗列，“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黄文焕《陶诗析义》），但一一生趣，处处流露出脱离尘网的欣慰之意。因此，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以自然朴素的风格表现了返归自然的愉悦，体现了陶诗能于平淡中见淳厚的艺术特色。
饮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常被视为一个浑身静穆的诗人，而《饮酒·其五》就是证明其静穆的代表作。开头说，自己虽然在人境中结庐居住，但听不见车马的喧闹。这两句自设了一个悬念：因为人境就会有车马喧闹，两句的关系似乎是矛盾的。所以接着用一句自问来解释：为什么会做到这样？是因为自己的心离世俗很远，自然也就觉得所居之地偏远了。这几句其实是陶渊明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归园田居》可以看出，陶渊明生活在鸡鸣狗吠的村庄之中，并没有为追求自然、逃避世俗而弃绝人居之境，而且和农人们一起劳作，过着最普通的人间生活，这就是“结庐在人境”的意思。但是这个人境中没有车马的喧闹，也就是没有官场中的来往应酬等世俗的事务来干扰，实际上是远离世俗的。这当然是因为诗人已经回到田园，乡村本来就远离朝市的缘故，正如他的《读山海经·其一》说：“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心没有彻底远离世俗，哪怕住得再偏僻遥远，还是会有车马上门的。
事实上这样的隐士很多，与陶渊明同时号称“浔阳三隐”的另外两位隐者周续之、刘遗民的心就不那么清净。周续之因为被刺史请出去讲礼校经，还受到过陶渊明的嘲笑。再说远一些，两晋南北朝的假隐士就更多，很多隐士虽然住在远离人境的山林里，却是为了等待朝廷的征辟。齐梁时甚至还出现了“山中宰相”陶弘景这样的人物，连皇帝都要常常来向他讨教。因此陶渊明这几句诗不仅是对自己心境的表白，更重要的是说出了一个真隐的道理：真正的避世，不论身居何处，都是因为心远而导致地偏，而不是因为地偏才使心远。
在这样一种远离世俗的心境中，人才能对万物悠然兴会：在东篱下采菊，无心之间抬头看见南山。斜阳西下，山间的夕岚分外美好，飞鸟结伴纷纷归来。对此佳景，兴与意会，不觉沉浸在一片忘机的天真之中。这几句写出了诗人闲淡静穆的风神，深受后人激赏。甚至出现了关于“望南山”还是“见南山”的版本争论。苏轼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题跋》）“见”字比“望”字好，就是因为现成精妙，写出了诗人“偶而见山，初不用意”的神情。只有无心见到南山而不是刻意去张望南山，才不会损害诗人自然的风致和诗境的神韵。
苏轼称赞这几句诗“境与意会，最有妙处”，是极为中肯的评论。可以做两层意思来理解，首先指诗人与自然的默契和会心。在陶渊明的时代，流行老庄哲学，又称玄学。当时讨论的主要命题是“群动群息”的自然之道，即对万物生息变化等自然规律的体悟，这种体悟主要在山水田园景物中见出。陶渊明这几句诗所写山气、夕阳、归鸟同样体现了他对大自然“群动群息”的领悟，这是一种“意会”。其次是指景物描写与人格的契合。“菊”和“飞鸟”其实都不是偶见之景。两晋士大夫有“服食”的风尚，即服用某些食物或药物以求延年养生，菊花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菊花本身有凌霜耐寒的品格，深得陶渊明喜爱，所以又有人格象征的意味。“采菊东篱”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往往代指陶渊明形象，可见其在陶诗中的特殊意义。而飞鸟在日夕之时归山，也是陶渊明诗中常常写到的景色。如《咏贫士·其一》：“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归鸟象征诗人的归隐，在陶诗中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比象。意境和景物的人格化，是陶诗的鲜明特色之一。所以苏轼说“境与意会”，就不仅是指诗人对大自然的会心，更有对菊和归鸟所包含的人生启示的会意。
陶渊明在结尾明白说出了他对此境中的“真意”有领悟，但又说想要辨析清楚，却又不知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这是用庄子“得意忘言”的意思。《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得意忘言”也是两晋玄学集中讨论的一个命题，认为意和言是有差距的，言不能充分表达领会意，所以领会之后不必说出来，得意忘言是一种玄妙的境界。末句正是此意，但用在这里非常巧妙含蓄。实际上，诗人在所见之境中所会的意，本来也是不需要说出，而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的，这正是诗歌的含蓄之处。
陶渊明所说的“真意”，其内涵也就是苏轼所说的“境与意会”中的“意”。不过，要透彻理解诗人所会之“真意”，还要联系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看。《饮酒》是陶渊明归隐后写的一组诗，共二十首，主题侧重于歌咏坚持高尚节操的生活，以及贫、富两种人生选择的思想矛盾。陶渊明在弃官以后虽然没有再出仕，但是并非从此心如止水。真正回到田园，尤其是要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对于一个士大夫来说，并非易事。实际上，他在辛勤劳作中已经亲身体会到田家的苦处：“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其八》）虽然亲自劳作从未停止，但还是经常要以糟糠充饥。加上火灾、虫灾和风雨之害，没有收成，日子甚至苦到“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程度。为此诗人也曾经彷徨动摇过，但“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贫富穷达的交战也就是向现实屈服还是坚持对抗的思想斗争。《饮酒》组诗的后十首从各个角度反复诉说了这种矛盾，真实地流露了一生守节的枯索和寂寞：“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十五》）如果不是将穷达置之度外，他还是为自己不能实现平素怀抱的壮志感到可惜的。了解陶渊明的这些思想矛盾，才能对他在田园中坚守“君子固穷”之节的可贵有更深入的认识。由此可见，《饮酒·其五》虽然在诗中展示了一个浑身静穆的诗人形象，而诗人内心却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但大自然和他坚守的“道”最终让他在“境与意会”中获得了平静，所以才能写出这样一篇辞淡意远、自然高旷的佳作，并使采菊东篱的诗人形象永远在文学史上定格。
和郭主簿 其二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
陶渊明的诗歌继承了《诗经》和汉魏古诗多用比兴的传统，同时又善于将兴寄融入对自然美的描写之中。由于他的景物描写主要取自日常的田园生活，而他的比兴形象也往往取自这些自然景物，如青松、菊花、归鸟、孤云等，这就形成了陶诗景物描写人格化的特色以及鲜明的个性。这首《和郭主簿·其二》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首诗写的是清秋时节眺望附近山林的感触。虽然全篇主旨在秋景，但第一句先从三春说起：春季三个月雨水调和，才有了清凉的素秋季节。这两句为下文描写天色的清朗说明了原因，与末句的“良月”遥相呼应。风调雨顺对于田家来说，是十分难得的，遇到这样的好年景，诗人自然十分欣慰。三春之后立即转到清秋，两句之间紧密的连接也隐隐含有光阴迅速的感慨。
在这清凉的秋天，露水凝结，看不到一丝飘浮的雾气，天空显得格外高朗澄澈，于是眺望的视野也特别开阔清晰。远处大大小小的山峰挺拔耸立，看去各自显出奇绝的姿态。这些山陵其实都是陶渊明平时见惯的家乡附近的景物，但诗人却像第一次见到它们一样，刚刚发现它们飞逸奇绝的美，这就写出了天空特别清朗的视觉印象。
正因为空气清新，能见度高，不但山峰的姿态历历分明，诗人还能看到山上树林里的菊花，以及山顶上整齐排列的青松。“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两句充分显示出陶渊明在提炼字句、刻画景物方面的功力：“耀”字可见芬芳的菊花开得正盛，在深林的衬托下愈显得光彩辉耀，“开”字本可以理解成花开的意思，但和“耀”字呼应，就产生了奇特的效果，似乎其光耀将深密的树林都打开照亮了。“冠”字写丘陵上青松繁茂挺立，整齐地沿着山脊的坡度排列，远看好像戴了一顶帽子。以名词为动词，也十分生动形象。这些语词的提炼不但清晰地勾勒出景物的轮廓，而且通过色彩的夸张又更进一步强调了空气的清澄。
前面通过天色和山陵姿态的描绘，将芳菊和青松在全诗的中心突显出来，目的正是要赞美松菊的品格：诗人怀想的是它们坚贞挺秀的姿态，并赞美它们是能够经得住严霜的俊杰。而这种贞秀杰出的品格正是隐者赖以自勉的精神力量。所以下面紧接着说：“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从“衔觞”二字可见诗人正在自己的园子里，一边饮酒一边欣赏秋天的景色。幽人是那些和陶渊明一样隐居的人，“尔”指历史上的隐者，“诀”指那些隐者的生活准则。诗人千载之下犹在追想他们的处世原则，可见陶渊明是把他们当作楷模的。幽人之所以值得陶渊明怀想，就因为他们坚持其“诀”，具有芳菊和青松一样的贞秀之姿，是霜下之杰。至此，就不难明白诗人前面对秋景和松菊的描写，落脚点正在这里。
诗人虽然通过赞美松菊和怀想幽人坚定了自己隐居的信念，却没有完全消解心里的矛盾，所以这首诗结尾说：“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检点平生，总觉得怀抱不得施展，因此对此良辰美景，不免怅然。“厌厌”即“恹恹”，无情无绪的样子。结尾说想到自己壮志难酬，整个良月都只能在低落的情绪中度过。良月是十月，但也有良辰之意。因而此句语带双关：人生的良辰能有几何？不能趁此良辰有所作为，当然对光阴的虚度感到伤怀。这种情绪与前面对幽人的赞美是矛盾的，但也是一致的。如果终生成为幽人，自然是默默无闻地埋没于人世。对于不甘心平庸地度过一生的诗人来说，幽人只能鼓励他坚守节操，而终不能使他一展怀抱。但反过来说，在素抱无法获展的情况下，能够支持其精神的也只有这幽人和松菊的品格了。理解这种矛盾，才会懂得陶渊明对于松菊的赞美绝非泛泛之词，而是饱含着对生命价值的痛苦思索的。
陶诗的风格是平淡自然，向来不对自然景物做刻意的描绘，如此清晰、细致地描写其家乡附近景色的作品非常罕见。但即使是这首诗，诗人的意向也仍然在于对清节的歌颂。这幅肃穆澄澈的秋景图其实也是诗人的静穆气质和高尚节操的自然化，毫无尘染的“肃景”、光辉耀目的芳菊、挺拔秀杰的青松，无不是诗人心境和品格的比兴形象，只是融化在景物的真切描绘之中而已。全诗选字精确庄重，意境清远高爽，仅从纯粹的写景技巧来看，也是可以代表东晋最高水平的佳作。
移居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说“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意思是说，凡是写清淡的古诗，一定要有朴实的道理和沉稳深刻的语言作为诗歌的骨干，才能流传不朽。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是当时诗坛的风尚，因而以理为骨、臻于平淡都不算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试读陶诗《移居·其二》，即可领会这种境界。
陶渊明于义熙元年（405）弃彭泽令返回柴桑里，四年后旧宅遇火。义熙七年（411）迁至南里之南村，这年四十七岁。《移居》作于搬家后不久，诗共二首，均写与南村邻人交往过从之乐，又各有侧重。其一说新居虽然破旧低矮，但南村多有心地淡泊之人，因此颇以能和他们共度晨夕、谈古论今为乐。其二写移居之后，与邻人融洽相处，忙时各纪衣食、勤力耕作，闲时随意来往、言笑无厌的兴味。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逸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绝非整天优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呢？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画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目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做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何等实在，何等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致，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
此时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种乐趣岂不比什么都美吗？不要匆匆离开此地吧！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说“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意思是说，人这一辈子和人的相交，有时因怀抱相同，可以在一室之内对面交谈，有时则可以有所寄托，而不拘形迹。虽然人和人的取舍各异，性格的安静和浮躁不同，但是当欣欣于一时的相遇，能相得相益，便觉得愉快满足，甚至忘了自己快要老去。这个道理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门第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璞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此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只是）耽（沉溺）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显然，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勤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浑然天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然重要，但更可贵的是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盛，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分常为后人所非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虽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故而能达到从容自然的至境。
孟浩然（一首）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早年在家乡隐居读书，四十岁以后入长安求仕，失意而归，漫游过长江南北各地。晚年在张九龄任荆州长史时，担任过不到一年的幕府从事。不久在家乡病故，享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生活在初、盛唐之交，生平经历简单，基本没有做官，是一个典型的盛世隐士。他与社会现实接触较少，同时又不愁隐居的生计。虽然也有做一番事业的远大志向，但无论是追求还是失意，都表现得比较平和。他的田园诗主要写于隐居家乡期间，表现了盛唐文人寻求人格独立、内心自由以及崇尚真挚、淳朴之美的理想，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基本旨趣。但缺乏陶渊明诗中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社会批判精神，更多地反映了农村的盛世气象。
《过故人庄》是孟浩然田园诗的代表作，描写作者在故人村庄做客时见到的田园风光和宾主间淳朴、真挚的友谊。开头先交代故人做好了鸡黍饭，邀请自己去田家做客的缘由。“鸡黍”一词含有典故，最早出于《论语·微子》荷蓧丈人留宿子路“杀鸡为黍而食之”。黍是黄米，鸡黍是古代农村所能准备的最好的饭菜。所以，“具鸡黍”既合典故的出处，又切合现实的生活情景，朴素自然地写出了故人邀请自己到田家去做客的热情和隆重。故人的身份虽然不一定是真正的农民，但是既然称为田家，至少也是隐居在乡村的隐士，其生活的俭朴和田家无异。
中间四句从不同角度写故人庄园的景色：“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两句是视野开阔的外景：绿树合抱村庄，青山斜出郭外，画面包含着四个层次：村庄是故人庄园所在，村外有茂密的树林环绕，再远处是城市的郊外，最远处是郭外的青山。古代城市分内城和外城，外城称为“郭”。可见故人庄在离城不太远的郊外。这两句由近到远，不但层次清晰，而且构图明快简洁。其妙处不仅在于写出了故人庄外围环境的景色特征，更在于诗人勾勒田园景色的典型性和概括性：这种坐落于平原而远接青山的村庄其实非常普通，大江南北到处可见。即使是在现代，如果坐着火车在平原上旅行，观看车窗外的景色，也还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村庄，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孟浩然这两句诗。这就是盛唐诗的好处：它在当时就是新鲜的，因为在孟浩然之前没有人写过这样的景色；它在千年以后仍然是新鲜的，因为它的典型意义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是从人在室内向外观望的角度写故人庄的近景：打开门窗，可以见到外面的打谷场和菜园。而把酒闲话桑麻的收成，又是通过闲谈见出田里的庄稼，前者是眼见，后者是谈及，但都通过不同的角度把室内外的景色打通，使眼前的场圃、话里的桑麻和远景融成一片，构成了一幅完整而常见的田园风光的图画。这两句和“绿树”一联相同，内容非常紧凑，十个字里包含了农家田里种的主要庄稼种类，打谷种菜的主要场地，把春种到秋收的四季农活都涵盖在内了。构图则由内到外，由虚到实，不但层次清楚地展现了从场圃到田野的宅外景色，而且可以令人见到诗人与故人一边饮酒、一边闲谈、一边眺望轩外景色的惬意和闲适，并联想到陶渊明“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的诗句，这就又不动声色地化入了陶诗的意趣。因此，内涵虽然丰富，对仗虽然紧凑，节奏却从容而舒缓。
由于以上两句的角度是由人见景，作为过渡，结尾写主人和诗人的下次约会就很自然了：“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如此优美清新的田园风光，如此亲切自在的聚会，必定会使主客双方在离别时觉得意犹未尽，所以都希望下次再来相聚。这两句究竟是主人约客人呢？还是客人约主人呢？其实无关紧要，也不需说明，唯其如此，才更见出主客相处的率真，这就像陶渊明《移居·其二》中和邻里的交往一样，写出了诗人和“田家”之间不拘虚礼的真挚情谊和自然之趣。更值得注意的是，主客相约的内容是到重阳来亲近菊花，这不仅是以重阳节日作为约定的时间，而且点出故人和诗人都是爱菊之人，那么其赏菊的含义必定也与陶渊明相同，这就又借这一意味深长的结尾将陶诗的意蕴包含在内了。
这首诗通过田家留饮的生活场景，将一个普通的村庄和一餐简单的鸡黍饭写得极富诗意。虽然文字经过精心提炼，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典型的表现力，却又浅易、省净，不见雕刻的痕迹，以至使声律严格的五律都变得轻松自由了。恬静优美的乡村景色和宾主间淳朴、真诚的情谊表现得既朴素自然，又包含着从陶诗中吸收来的深厚内涵。因而，浅而能深，馀韵悠然。
王维（三首）
春中田园作
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
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
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
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从他父亲开始，迁居于蒲（今山西永济市）。年少时即有才名。唐开元九年（721）进士，任太乐丞。后谪官济州。曾在淇上、嵩山一带隐居。唐开元二十三年（735）被宰相张九龄提拔为右拾遗。后迁监察御史，奉使出塞。在凉州河西节度幕兼任判官。唐天宝年间先后在终南山和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安史之乱”后，他被安禄山强迫做官。乱平后降为太子中允。笃志奉佛。后官至尚书右丞。六十一岁去世。他在绘画、书法、音乐、诗歌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山水田园诗的成就尤其突出。文学史上将他与孟浩然并称。
这是王维田园诗中的一首名作。诗人从“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生活体验着眼，敏锐地捕捉住田家准备农桑之事的若干细节，写出了春中田园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
首二句以屋上鸣叫的春鸠与村边盛开的杏花对偶，仅用两笔，一句写声，一句写色，便勾勒出远近村舍处处花发鸟鸣的美景。布谷鸟叫了，催着人们赶快准备春耕播种。野杏色白，盛开时花朵繁密，多于村野道旁可见，开花较早而花期较短。因此全诗一开始，便以清新朴素的笔调准确鲜明地概括了农村仲春时节最典型的景色特征。
春气刚发，尚未到采桑耕种之时，但农忙季节即将来临，须提前准备。先要取斧将桑树上扬起的、离手较远的长枝条砍下，以便采桑养蚕。同时要到地里去探测伏行在地下的泉水，以便耕种灌溉。《诗经·豳风·七月》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之语。“持斧”句虽由此化出，但又是直接来自眼前之景。“远扬”虽然也是《诗经》中的古老语汇，但生动地表现了桑树经过一年的生长，枝条越来越长，朝远处伸展招摇的动态，所以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丝毫不见用典痕迹，可见诗人在用典时选择语言的精心考虑。“觇”字写窥探泉脉的动作，将眼神和动作都传神地表现出来了。北方的冬天泉水干涸，第二年春天要浇灌土地，必须先找到泉水的源头，而泉脉是伏在地下的，所以必须去探测，并用锄头试掘。蚕桑、耕作是春天主要的两大农事，这里选取砍伐桑枝与察看泉脉这两个动作，都是养蚕、耕作之前的准备工作。既可见出诗人对农务的熟悉和观察的细致，以及从生活中提炼典型情景的功力，又唤起了人们对春天的新鲜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