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本书所探讨的韩中文学比较研究的范围是指韩国的汉文学和中国的汉文学，韩国和中国的汉文学指以非白话文的中国古汉文创作的所有作品。提到汉文学，人们就会习惯性地联想到以诗、赋、论、策、序、记、跋为主的文学体裁，而这里所说的汉文学囊括所有汉文作品，因此也包括说话、假传体、小说、民谣等内容。
汉字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传入朝鲜半岛
，随着与中国交往的深入，高丽在公元1世纪中期，百济和新罗在3世纪末期左右开始正式学习吸收汉字文化和汉文文学。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可以看到关于《尚书》《春秋》《周礼》《老子》《列子》《管子》《孙子》《韩非子》《史记》等中国文献的相关记载，通过保存至今的《广开土大王碑文》以及《公无渡河歌》《黄鸟歌》《龟旨歌》等古代诗歌也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汉文文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新罗时期，崔致远等留学生前往唐朝留学，甚至担任官职，人员交流十分频繁。直至15世纪韩文被创造出来之前，韩国的文学史可以说是处于汉文学时代。
高丽时代的诗歌《翰林别曲》中就曾经提到《唐书》《汉书》《老子》《庄子》《柳宗元文集》《杜甫诗集》《兰台集》《白居易集》《毛诗》《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太平广记》等。随着宋朝性理学的兴盛，《朱子书》和《二程全书》等儒家书籍大量传入韩国，这为韩国文臣的出现及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苏轼、黄庭坚、欧阳修、陶渊明等人的诗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西厢记》等戏曲以及各种诗话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也传入韩国。中国文化及文学的传入对韩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韩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热情一直未减，成果斐然。而且有些重要发现往往是韩国文学研究者首先提出来的，这些又可以和中国的研究形成互补。因此，本书将对20世纪韩国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进行梳理，为中国学界提供参考，以便进一步探索今后的研究方向。
二、韩国的中韩比较文学研究历史
韩国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问题从高丽时代起就备受韩国文人关注，当时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李齐贤的《栎翁稗说》，朝鲜时代徐居正的《东人诗话》、许筠的《国朝诗删》、洪万宗的《诗话丛林》等诗话集、诗选集、诗文集的序和跋、杂录、日记等各种文献中常常谈论到这一问题。
朝鲜时代初期，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就指出，李仁老的《潇湘八景》源自苏舜钦的“云头艳艳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李混的《浮碧楼》与李白及陈后山的诗句有关；金安老在《龙泉谈寂记》中指出，《金鳌新话》受中国《剪灯新话》影响，李植在《泽堂集》中指出许筠的《洪吉童传》以中国的《水浒传》为母本创作而成。
这一时期为今后韩中汉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许多资料，可以说是以整理资料为主，但并未形成现代研究方法。但这些资料都为下一阶段韩中比较文学研究的正式形成打下了基础，提供了重要支持。时至今日，这一经久不衰的课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崔南善最早开始探索中韩文学之间的关联，对金时习的传奇小说《金鳌新话》与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其后金台俊在对《金鳌新话》和《剪灯新话》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指出，为了正确评价《金鳌新话》的价值，应将作品的内在根源和外在渊源结合起来研究。
1945年8月15日解放之后，韩国重寻民族财富的国学精神兴起，对民族文化的热情及近代治学精神的兴起促使一批研究论文诞生。但关于韩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李庆善、金东旭等人将比较文学理论引入韩国。
然而，韩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尚未深入到韩中汉文学比较研究的层面。20世纪50年代，金庠基、朴晟义、李庆善的三篇论文中，后两位作者虽然意识到了比较文学这一概念，而且是在之前崔南善《〈金鳌新话〉题解》及金台俊《朝鲜小说史》的基础之上完成的，但都没有提及对韩中汉文学的比较。而金庠基的《秋史金正喜一家与吴兰雪在文学上的关联》却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成为正式研究韩中汉文学关系的首篇重要论文。
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者们倾向于文献实证主义研究，关于《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洪吉童传》与《水浒传》、《春香传》与明代戏曲、韩国军谈小说与《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杜甫、陶渊明与韩国汉诗之间关系的研究层出不穷。代表性研究有朴晟义的《中国小说对韩国小说的影响》、李钟殷的《中国小说对韩国小说的影响》、丁奎福的《韩国古代军谈小说考———以〈三国演义〉的影响为中心》、丁来东的《中国作品对〈春香传〉的影响———以〈西厢记〉〈玉堂春〉等为中心》、李炳赫的《〈诗经〉对韩国文学的影响》、李家源的《明曲对〈春香歌〉
的影响———以〈三元记〉〈还魂记〉为中心》，李丙畴的《杜诗研究———以对韩国文学的影响为中心》、李昌龙的《高丽诗人与陶渊明》等。
这些研究者大都从小学习汉文，在中国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因此可以识别出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作品的具体影响，包括中国的诗歌和《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的影响，以及《西厢记》等作品对韩国戏曲的影响等，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充分了解中国文学作品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权五惇的《韩国文人之中国文学评论》和李钟灿的《韩国乐章与中国乐府的对比》这两篇论文尤其值得关注。前者从材料层面收集了金昌协、正祖、李睟光、李瀷等人对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之后中国文学影响情况的评析，后者从中国乐府及韩国乐章均为四言形式、均始于王朝初建之时两方面对它们进行了对比分析。虽然这两篇论文是作者站在汉文学者的角度著述的，堪称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文，但并没有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前者，只是单纯的材料收集而已。
同时，为了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向人们阐述中国文学对韩国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还引入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朴晟义的《从比较文学视角看〈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李相翊的《〈洪吉童传〉与〈水浒传〉的比较研究》、叶乾坤的《〈春香传〉与诸宫调〈西厢记〉的比较研究》、金起东的《〈彩凤感别曲〉的比较文学考察》、李明九的《李朝小说的比较文学研究》��，权五惇的《韩国文人之中国文学评论》��，李钟灿的《韩国乐章与中国乐府的对比》��、李庆
��［韩］李明九：《李朝小说的比较文学研究》，《大东文化研究》第5辑，成均馆大学出版部，1968年。
��［韩］权五惇：《韩国文人之中国文学评论》，《东方学志》第5辑，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1961年。
��［韩］李钟灿：《韩国乐章与中国乐府的对比》，《国语国文学》第7辑，东国大学，1969年。
善的《韩国军谈小说〈九云梦〉〈玉楼梦〉与〈三国演义〉的比较》、李丙畴的《杜诗的比较文学研究》、金铉龙的《韩中小说说话比较研究》、韩荣焕的《〈剪灯新话〉与〈金鳌新话〉构成的比较研究》等。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尤为盛行，但这种比较文学层面的研究与以文献实证主义方法进行的影响研究没有本质区别。当时的比较文学研究以传播论为前提进行，这种研究方法论过于重视文学作品创作者的作用，从而低估了传播者和接受者对作品的发展及再创造，将所有文学现象都理解为以一种文化为中心进行放射性传播的过程。这种方法论虽然揭示了外来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但却忽视了韩国作为接受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由此来看，这种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观点与主张以影响为主的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别无二致。
这一时期的论文在数量上明显超过了以前，关于诗歌研究的论文在此时期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又以围绕陶渊明和杜甫进行研究的论文最多，其他关于诗歌、小说、批评的论文主要是从研究史的角度出发的。诗歌领域的论文之所以远远多于小说等其他体裁，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学本身便是以诗歌文学为中心形成的，因此，在韩中汉文学比较研究方面，诗歌文学自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一步讲，屈原、陶渊明和杜甫均为中国诗文学史上的领军人物，韩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推崇陶渊明和杜甫也不足为怪。在这一时期，12篇诗文学论文中关于陶渊明和杜甫的各占了4篇，明显多于王维和苏东坡，其原因正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许世旭的《韩中诗话渊源考》一书在台湾发行。此书首先叙述了中国诗话传入韩国的内容，接着通过李仁老的《破闲集》、徐居正的《东人诗话》和李睟光的《芝峰类说》等30篇诗话纵观了中国诗话对韩国的影响。尽管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部著述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在当时研究环境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这本书作为韩中汉文学比较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仍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学和韩国汉文学的比较研究正式起步，特别是李昌龙首次运用了当时引入的比较文学方法论，对陶渊明、杜甫与韩国文学的关联进行了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昌龙的《高丽诗人与陶渊明》在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一部分学者认识到了实证主义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开始采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来探索韩国汉文学的能动性及自我发展过程。例如，李慧淳的《韩国乐府研究》就指出汉乐府在传入韩国之后不仅发展为小乐府、咏史乐府、记俗乐府等多种形式，还在朝鲜时代后期摆脱原有素材的束缚开始融入本民族的历史人物和风俗民情，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一乐府文学研究的论调之后在沈庆昊的《海东乐府体研究》、张孝铉的《朝鲜后期竹枝词研究》以及朴惠淑的《形成期的韩国乐府诗研究》等研究中得到延续。诸如此类强调民族主体意识的自我发展论是在当时时代背景及学术需求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并且取得了许多成果。
20世纪80年代之后，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主要课题是加深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并研究中国文学在传入韩国后是怎样对韩国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
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来看80年代以后的研究成果，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金明昊的《燕岩文学与〈史记〉》，作者为了更广泛深入地阐释朴趾源小说的价值，着眼于东方文学的传统脉络，首先对司马迁《史记》中的“列传”的散文特色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出朴趾源小说的文学及历史意义。作者认为朴趾源对司马迁的文学成就融会贯通，并进行了发展再创造。
此类研究还有朴熙秉的《〈金鳌新话〉的创作渊源与背景》。朴熙秉认为韩国小说的起源应追溯到新罗末期、高丽初期的传奇，对《金鳌新话》创作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综合探索，认为其内因在于传统说话，外因则是受到了《剪灯新话》的影响。更为具体地说，内因包括与龙相关的说话、檀君神话、东明王神话等民间说话及民俗信仰，新罗和高丽时代的传奇小说、《列女传》之类的汉文文学传统，充满了忧愁、悔恨、孤独与悲伤的作家个人审美情趣与旅行体验等。而外因则在于金时习对于《金鳌新话》格外关注，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对《题〈剪灯新话〉后》进行了缜密的分析，认为金时习正确地认识到了《剪灯新话》综合了多种汉文文学体裁、具有戏谑滑稽的风格，并理解了其文学手法的感动效果，对《剪灯新话》的审美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对其中的艳情小说印象深刻。通过这一研究可以确认《剪灯新话》对金时习关于小说的认识以及创作过程产生的深刻影响。
此外，尹柱弼的《道家谈论的反模仿性与寓言小说的近代意识》也属于同类研究，既承认中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不忘挖掘韩国小说的内在价值。该论文认为，老子和庄子的寓言中体现了一种以类比语言观为基础的反模仿性写作方式，而金时习的《南炎浮洲志》、林悌的《愁城志》、权
的《酒肆杖人传》、柳梦寅的《虎阱文》、崔孝骞的《柳与梅争春》、洪大容的《医山问答》、朴趾源的《虎叱》等寓言小说都体现了道家思想在文学上的变相接受。
尹柱弼、李慧淳和丁奎福都同时研究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丁奎福注重发掘中韩文学的相同点，李慧淳却注重探索中韩文学的民族性，尹柱弼则重点关注表现方式。
这一时期关于诗文学的论文依旧是以陶渊明和杜甫为中心进行的。关于陶渊明和杜甫的论文各有8篇，其中宋政宪的《陶渊明与李穑诗之比较研究》和南胤秀的《韩国和陶辞研究》值得注意。宋政宪的论文对于李穑作品中与隐逸思想相关的诗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两人田园诗的对比结果：陶渊明的特点是亲身体验了田园生活，但李穑却并非以农夫的身份而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田园诗进行了浪漫的创作。遗憾的是，作者虽然指出了这一点，但却没有更为深入地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这是韩国韩中汉文学领域首篇以陶渊明为研究对象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
除上述论文外，还有一些韩中汉文学比较研究的单行本出版，例如柳晟俊的《中国王维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和金昌龙的《韩中假传文学研究》等。柳晟俊的论文将中国的王维和朝鲜时代的申纬进行对比，并以此论文获得了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作为对王维和申纬进行系统研究的首篇论文，它具有非凡的意义。
赵钟业的《中日韩诗话比较研究》首次对以中、日、韩为中心形成的东亚文明圈的内部关联进行了探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到了20世纪90年代，李秀雄的单行本《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综合了之前的研究成果，从性理学角度出发，首次将二者的诗分为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受台湾《〈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和《〈剪灯新话〉的激荡》两部论文集的影响，韩国学者张介钟和全惠卿各自著有同样题为《韩中越传奇小说比较研究》的论文，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越南。
此外，研究发现，这一时期韩国汉文小说《九云梦》在清朝时传入中国，并衍生出《九云记》这一长篇小说。这证明了韩中汉文学乃至韩中文学方面的比较研究都可以摆脱过去韩国文学隶属于中国文学的单线影响论观点，而转向如西欧国家一样的比较文学相互影响论，因此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文学在韩国的接受问题在中国学界同样受到关注，这一点从在台湾留学的韩国中文专业学者们的学位论文题目中即可看出，如柳晟俊的《中国王维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80年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宋政宪的《陶渊明与李穑诗之比较研究》（1985年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金周淳的《陶渊明诗对朝鲜诗歌影响之研究》（1985年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等。除这些留学派外，许多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对这一课题尤为青睐，出现了如李炳汉的《对中国与韩国古典小说发展与影响的比较考察》、车柱环的《中韩词文学比较研究》等多篇论文。
三、结语
古代的韩国致力于学习中国文化，韩国文学的研究者们不仅注重关于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同时也十分注重关于中国文化的接受方式和创造性发展的研究，这些从20世纪末的汉文文学研究成果中也可窥见一斑。例如，对崔致远与李齐贤的诗歌文学研究，朝鲜王朝后期四家与《韩客巾衍集》，对中国出版的朝鲜诗选与海东诗选的研究，金明昊对董文涣与《韩客诗存》及中韩文学交流的研究等。关于中国文学在韩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后应从更新的方法论方面继续研究，并以对中国文学的深度理解为基础，考察探索其在韩国的变化和创新过程。
现有研究成果中，赵东一关于东亚文学比较研究的一系列宏观论述颇为引人注目。《既成一体又各自独立的东亚文学》一书中关于“汉诗”的看法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定的启示，作者着眼于东亚文学这一广阔的视角，对乐府诗在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地区的多样性发展进行了考察。赵东一认为，中世纪时期中国的汉诗处于文学的中心地位，其他地区深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在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中心地位。韩国、日本、越南在接受乐府之后，对汉诗的传统规范进行了创新，开拓了多种形式的乐府诗，如韩国的小乐府、咏史乐府、纪俗乐府，日本的翻译乐府、咏史乐府、纪俗乐府及被称为“狂诗”的戏作乐府，越南的纪俗乐府。这些正是东亚文学统一性和多样性共存的表现。赵东一的这种构想和展望日后仍然需要通过其他学者不断研究来具体证明，但从韩国文学对外国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考虑，这一视角十分新颖，值得我们参考并开阔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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