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本卷所收散文写于1935年和1936年（当时我二十二岁），一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出版，印数很少。这个版本早就绝迹，而我一直不同意重印《反与正》。
我执意如此并无神秘的原因。我对这些文章中的思想一点儿也没有抛弃之意，但总觉得它们的形式笨拙。我身不由己地对艺术怀有一些成见（下文另行说明），因而长期妨碍我考虑再版这些文章。这看上去十分虚荣，倒好像我的其他作品已符合种种要求。难道我还需要说明绝非如此吗？我只是对《反与正》的笨拙比对别的作品更敏感，而对后者我也心知肚明。说明此点的唯一办法是承认前者涉及，并且多少暴露出我最重视的主题。这本小书的文学价值问题解决后，我确实可以承认：对我来说，它的见证价值是很大的。我明确指出是“对我来说”，因为它是在我面前充当见证。它要求我忠实，也只有我知道这忠实的深度和难处。我试着解释其原因。
勃里斯·帕兰
常常声称：这本小书包括了我的最佳作品。帕兰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正派的，因此，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凡艺术家都有的那种不耐烦情绪：如果有人妄称他的过去比现在要好的话。不，他之所以弄错，是因为在二十二岁上，除了天才之外，一般人都还不会骂你。但我懂得帕兰想说什么，他是怜悯艺术和怜悯哲学的畏敌。他是想说：在这些笨拙的篇章里比在以后的一切篇章里，有着更多真正的爱。他说得有道理。
这样，每个艺术家都在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源泉，在有生之年滋养着他的言行。当这源泉干涸的时候，作品也就萎缩，甚至破绽百出。这无形的泉流不再浇灌艺术的荒芜之地。这时艺术家的毛发变得稀疏干枯，头顶茅草，成熟得可以缄默无言或被打入沙龙（那同沉默是一回事）。就我来说，我知道自己创作的源泉就在《反与正》之中，在我久久居留过的贫困和光明的天地里；而我留下的记忆至今还使我免遭两种彼此相反的危险，它们威胁着一切艺术家，那就是怨恨和自满。
首先，对我来说，贫困从来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那里散播着瑰宝。连我的反叛也被照耀得光辉灿烂。我想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这反叛几乎始终是为了大家而进行的，是为了使大家的生活能够升向光明。不能断言，我的心灵生来就适于产生这样一类的爱。不过环境帮助了我。为了纠正天生的无动于衷，我置身于贫困与阳光之间。由于贫困，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改造生活，这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改造那个我奉若神明的世界。或许我正是这样走进了如今的事业，天真无邪地踩上一条钢丝，在上面举步维艰地行进，也并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换句话说，我变成了艺术家。几乎可以肯定，没有拒绝和赞同也就没有艺术。
无论如何，那美好的炎热天气伴随我度过童年，使我不会产生任何怨恨。我固然生活在经济拮据之中，但也不无某种享乐。我感到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所需要的就是给它们找到用武之地。贫困并不是这种力量的障碍。在非洲，海洋和阳光不取分文。障碍可以说寓于偏见或愚昧中。在这方面，我曾有过种种机会，发挥一种“西班牙风格”，它已给我造成不少危害，并且不无道理地被我的朋友和师长让·格勒尼埃所讥讽。我徒劳无益地试图改过，直到领悟到那竟是天性所致。于是最好的办法还是承认自己的傲骨，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如香福尔所指出的那样）给自己规定约束天性的种种信条。然而在扪心自问之后，我可以站出来说，我虽有种种弱点，却从未有过世人最大的通病。我是指嫉妒——这种不折不扣的社会毒瘤和理论学说的毒瘤。
这难得的免疫力不能归功于我，首先得来自于家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因而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妒羡的。这个家庭通过仅有的沉默寡言、含而不露的风格、自然而朴实的骄傲感，虽然不会读书看报，却在当时给了我最高尚的教益，使我至今获益匪浅。何况当时我正忙于感受，哪有时间幻想别的什么。直到现在，当我看到巴黎的豪富如何生活时，在引起我觉得离自己遥远之际，也常产生一种怜悯感。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公正的事，但有一件是永远无人谈及的，就是气候的不公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这种不公正的受益者之一。我从这里听见了那些无情的慈善家们的责难，如果他们看到此文的话。我有意把工人说成富有者，把资产阶级说成贫困者，以便更长久地保持前者受到的可喜的奴役和后者的权势。不，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当贫困与看不见天空，与前途无望的生活相结合（那是我在成年之后，在我们城市可怕的近郊区发现的）时，就铸成了登峰造极的、非常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的确，应当竭尽全力，使这些人摆脱贫困和丑陋的双重屈辱。我生来贫困，呱呱坠地于工人区，但在了解咱们冷冰冰的城市郊区之前，却不知真正的不幸为何物。在大相径庭的天空下，即使阿拉伯人的极端贫困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但只要一见识工业化的郊区，我想人们就会有一种永被玷污的感觉，并且认识到自己也对他们的存在负有责任。
我说过的仍旧是真实的。有时我碰到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我连想都不敢想的豪富之中。但我须作出努力，才能理解有人会妒羡此类豪富。很久以前，在一周之中，我享尽世间的乐趣：我们在海滩上露宿，吃的是水果，半天时间泡在一望无际的海水里。这期间我学会了一条真理，使我在看到舒适或安居的迹象时，总是有一种讥讽、急躁，间或是愤怒的感觉。虽然我现在过的日子无须为明日操心，也就是特权人物的日子，我却不会占有财产。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被提供的，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我不能留下一丝一毫。我觉得这不是由于喜欢挥霍，而是出自另一种吝惜：我珍爱那种自由，它在福泽过分时便立即化为乌有。在我看来，最大的奢侈总是与某种赤贫同时出现的。我喜欢阿拉伯人或西班牙人空无一物的住房。我宁愿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旅馆房间（不大常有的想法是：也不在乎在旅馆房间里死去）。我从来未能够沉醉于所谓室内生活（它常常是内心生活的反义词），一般所说的资产阶级生活使我厌倦，令我害怕。而且此种无能毫无光彩之处，它对助长我的种种坏毛病颇有贡献。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妒羡，这是我的权利，但我不常想到别人的妒羡，这就减少了我的想象力，减少了某种善良。的确，我为我自己制定了一条格言：“要把信条用在大事上，小事只要有怜悯心就够了。”天知道，人们为自己制定格言是为了填补自己天性的漏洞。在我身上，我所说的怜悯，最好称之为麻木不仁。不难想象，结果并不那么神奇。
然而我只是想强调：贫困并不一定就必然产生妒羡。即使到了后来，一次重病使我暂时丧失了生活能力，并使我的内心一切改观。虽然有了无形的残疾和我从中发现的新弱点，这时我可能产生恐惧和失望，但从来不感到辛酸。除去我原有的障碍之外，这次患病无疑又增加了新的障碍，也是最痛苦的障碍。最终，它促成了心灵的自由，亦即对人的利益稍稍拉开距离，它使我急于产生怨恨。自从我在巴黎生活后，我知道这特权是王公贵族式的。但我在享受它时既无限制，也不后悔。至少到现在为止，它还启示了我的一生。比如，作为艺术家，我开始生活在被赞赏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人间天堂。（众所周知，今天在法国常见的做法是：为了在文艺方面起步，有时甚至是为了终结，恰恰要选择一位艺术家来嘲弄一番。）同样，我作为人的热情从来不是“下行”的：我所热爱的总是比我好、比我伟大的人。我所经历的那种贫困并没有教给我怨恨，而恰恰是某种忠实以及默默的韧性。如果说我有时会忘记它，那是由于我本人或我的缺点，而不是我生长的那个天地。
也正是对于那些岁月的记忆，使我在从事这一职业时永不感到自满。这里我要尽可能朴素地说出的，是一般作家绝不提及的。我甚至不谈人们对得意作品或篇章可能有的满足心情。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艺术家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我来说，似乎在重读已写完的一页时，从未感到过得意。我不怕授人以柄，甚至要承认，有少数几本书的成功并不在我意料中。当然，你会习惯于成功，并且相当不光彩地习以为常。不过直至今日，在我按其真才实学而深表敬重的当代作家面前，我仍觉得自己是一名徒工。其中名列前茅的一位，便是二十年前我题赠这些散文的那个人。作家自有为之而生存的乐趣，可叫他们心满意足。但对于我来说，是在构思时感受到此种乐趣。在那一刹那间，主题豁然明朗起来，突然产生一种醒脑的敏感，作品的前后衔接也有了眉目，那是美妙无穷的时刻，想象与智慧浑然相通，融合到了一处。这样的瞬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剩下的便是实施，也就是长时间的受苦受累了。
另外，艺术家也有一些虚荣式的欢乐。作家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的职业，尤其是在法国这个社会中。我这样说并不含有鄙视的意思，也几乎没有什么遗憾。在这一点上我同别人相像。谁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这种可笑的弱点呢？无论如何，在一个注定会有妒羡和讥诮的社会里，总会有这么一天，我们的作家在饱尝讽刺挖苦之余，会为这些欢乐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恰恰是在二十年的文学生涯中，我的职业很少给我带来这类欢乐，而且随着年华流逝，此种欢乐越来越少。
由于对《反与正》中瞥见的真理记忆犹新，促使我在公开操作职业时不那么舒适自如，并使我拒绝了不少邀请，那是有损人缘的。难道不是这样吗？说真的，你若对恭维或致敬不予理睬，就会使恭维者以为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而我仅仅是对自己有所怀疑。同样，如果我像在文学界常见的那样表现出刚柔并济，甚至热衷于自我炫耀（像许多人那样），我就会人气兴旺，那总算是加入了“游戏”嘛！但真是无可奈何，我偏不喜欢这“游戏”！吕邦泼雷或于连·索雷尔式的野心幼稚小气令我生厌。而尼采、托尔斯泰或梅尔维尔式的雄心壮志又令我哀叹不已，那正是因为他们壮志未酬。在我内心深处，谦卑之感仅对赤贫者的生平或披荆斩棘的思想家油然而生。在两者之间如今只有一个专事嘲弄人的社会。
有时碰上剧院“首演式”，那是我唯一能巧遇被妄称为“全巴黎”上流社会的处所。我总觉得大厅会销声匿迹，这场面在我心中并不存在。我觉得有血有肉的是另一些人：那些在舞台上大喊大叫的剧中主角儿。为了不立即逃之夭夭，应当牢记每位观剧者都另有私人约会，他也明知如此，并且过后定会赴约。那时他又会人情味儿十足：交际场合使人貌合神离，独处一隅却会让他们重新聚首。明知如此，又怎能讨好这个阶层，谋取那不足挂齿的特权，勉力恭维所有作者的一切作品，堂而皇之地鸣谢顺耳的评论？为什么要试图诱惑对手，干吗非要接受这恭维、这赞颂（至少应当面称颂，作者就要走开哩！……）？须知法国社会满口赞词，有如开胃酒和桃色新闻那样屡见不鲜。这些我全都做不到，这是事实。也许这与我那骄傲的恶习很有些关系，我深知它在我是既广且深、颇具法力。但如果仅仅是这，仅仅关乎我的虚荣心，我觉得就会适得其反，我会徒有其表地领受虚荣，而不是一再感到局促不安。不，我与同等地位的人一样，全都有虚荣心；我觉得只是对基本真实的评论，它才起作用。在恭维面前，我自知是一副懒散高傲的面孔，但其根源不在骄傲，而是顿生一种古怪的感觉：“这不对劲儿……”（同时也由于那根深蒂固的麻木，那是我天生的缺陷。）不，不对劲儿！诚如常言所道：名声来之不易，有时似乎故意使坏来败毁名声！截然相反的情况是，为了目下这个版本，当我多年后重读《反与正》时，看到某些章节，虽有种种败笔，却本能地明白：这对劲儿！“对劲儿”，就是指那位老妇人、那位沉默寡言的母亲，就是指贫困、照在意大利橄榄树上的阳光、孤独而内容充实的爱。总之，就是指在我心目中一切反映真实的东西。
自从写出那些篇章以来，我渐渐老了，也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我更有自知之明了，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以及自己几乎全部的弱点。对于别人，我增加的了解不多，因为我的好奇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多于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而命运常常彼此重复。但我至少了解到他们是存在的，而自私心理虽不可否认，至少也应头脑清醒。自我享受是不可能的，我明白这一点，虽然敝人在身体力行方面不乏才能。如果孤独是存在的（是否如此不得而知），那么人们不时应有权梦想如此的天堂。我像众人一样，有时做这种梦。但有两位不事声张的天使拦着我不许进这天堂；一位显出朋友的面孔，另一位露出敌人的狰狞。是的，我了解到所有这一切，而且还懂得了，或差不多懂得：爱须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关于生活本身，我如今所知，并未超过《反与正》中以不高明的笔调所说到的东西。
“没有生存的痛苦，就不会热爱生活”，我在这本书里不无夸张地写过。那时我并不知道此话有多么真切；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痛苦的时期。这样的时期来到了，摧毁了我的一切，恰恰除去不时仍有的生存欲望。这种热切的欲望既孕育一切，又具有毁灭性，而在《反与正》最阴暗的篇章里也显而易见。有人说：我们实在只过着一生中的几个小时。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错的。因为在后文中随处可感的、如饥似渴的热忱，我从来也没有失却过；归根结底，它是生活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一切。我大抵是想改正它在我身上造成的那些最坏的东西。像大家一样，我勉强试图以道德来纠正我的天性。真可惜，这使我付出了最最沉重的代价！只要有毅力（我是有的），有时可以做到按照道德来行动，但却不可能按照道德来生存。而如果你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那么梦想实现道德，那就等于在谈论公正的同时，使自己命中注定地陷入不公正。我有时感到人就好像是不公正的化身：我是说我自己。如果说此时我感到，我在某些作品中弄错了或说了谎话，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老老实实写出我的不公之处。当然，我从未说过我持身公正。我只是有时说过，要力求做到这一点，还说这将是一种苦难和不幸。但差别果真有那么大吗？而如果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不能让公正主宰诸事，还能够真正提倡公正吗？能在体面中生活就蛮不错！体面乃是不公正者的品德。但我们的社会却认为这个词可憎可恶；贵族一词也成了文学和哲学上的辱骂用语。我不是贵族分子，我的答复就在这本书里：请看我的家人、我的师长、我的谱系吧，请看我是怎样通过他们与大家联结的。不过，我还是需要体面，因为我没有伟大到足以不要体面的程度！
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想指出：自出版这本书以来，虽然我走过了许多路，却没有前进多少。常常自以为前进，实际上却后退了。但是归根结底，我的错误、我的无知和我的忠诚，都让我重新踏上这条旧路：我是以《反与正》开辟这条路的，而在我后来所做的一切中均可窥见它的踪迹。比如在阿尔及尔的某几天清晨，我始终带着微醺又走在这条路上。
如果是这样，那又为什么久久不肯再版这微不足道的证词呢？首先要重申的是：我有一种艺术上的抵触心理，犹如别人有道德和宗教上的抵触一样。作为某种自由天性的子孙，“不能这样做”之类的禁令和想法对我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但作为严格艺术传统的奴隶，并且是由衷赞叹的奴隶，却牢记此种禁令。也许此种提防针对我的无政府沉疴，还有些用处。我了解自己的混乱无序，某些本能狂暴激烈以及我可能陷入的、不体面的放肆。艺术作品为了能树立起来，首先就得运用这类晦暗不明的心灵力量。但为此也要将它们纳入轨道、筑上堤坝，好让潮水也能上升。直到如今，也许我的堤坝失之于过高，因此有时便出现这种生硬的文笔……不过，总有一天在我的为人和言论之间将出现平衡。我斗胆写下，也许这一天我可以建成自己梦想的事业。我在这里是指：那作品应多少类似《反与正》，并且诉说某种形式的爱。读者就可以理解我将这些青年时代的散文保留给自己的第二条理由了。我们最珍视的那些秘密，常常会在笨拙和混乱中和盘托出。而在过分矫饰之下，往往也会流露心曲。最好等到有了赋予这些秘密以一定形式的专业技巧，同时也不断让读者听到这心音，等到能差不多均衡地结合天然与艺术。总之是等到学会如何生活。因为只有会生活，才同时会做各种事情。在艺术上，要么一切同时涌来，要么一无所有。没有火就没有光。司汤达某日惊呼：“可我的灵魂如果不熊熊燃烧，就会变成经受磨难的烈火。”在这一点上与他相像的人，就只能在这熊熊烈火中创造。在烈火的顶端，突然爆出的是呐喊，是回荡这呐喊的词句。我们是些尚无把握成为艺术家的人，但又确知自己不是别的材料。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这种人日夜期待的前途，对此我们才终于愿意生存。
既然是在等待，而且很可能是白等，那为什么如今又同意再版呢？首先是因为一些读者找到了说服我的理由。其次是因为在艺术家一生中，到一定时候他要总结过去，接近自己的根源，以便今后坚持下去。今天就是这样的，我无须赘言。既然奋力建立一种语言并复述一些神话故事，如果我最终不能重新写出《反与正》，那我就注定一无成就了，这便是我心中的信念。不过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梦想自己必将成功，在这部作品中仍然着重表现一位母亲难能可贵的沉默寡言以及一名男子如何竭力讨回公道或讨回一种爱，以抵消这沉默。在生活的梦境里，就是这样的人，在死亡之地找到了真理，又得而复失，然后又回到平静的祖国，那里就连死亡也是幸福的沉默。其间他历经战乱、呼喊、对爱情和公正的疯狂追求，最后是揪心的痛苦。还有……是的，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梦想，即使在流亡中也是如此。因为我至少确确实实知道：人的创作不过是借助于艺术，通过漫长的道路，重新发现那两三个淳朴而伟大的形象。而心扉首次敞开就是向着这些形象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二十年的劳动和创作之余，我过日子的同时仍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的创作尚未开始。借此再版的机会，回首写下的处女篇章，我立刻想到要申明的便是这些。
勃里斯·帕兰（1897—1971），法国作家。——译者注
吕邦泼雷、于连·索雷尔，分别为巴尔扎克《幻灭》和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人物。——译者注
梅尔维尔（H.Melville，1819—1891），美国小说家，作品多反映航海生活。——译者注
这理由很简单：“这本书已出版，但印数很少，书商以高价出售。为什么只有富裕的读者才有权读它呢？”确实，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