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长为国学名家
（一）浙东一少年
范文澜，字仲沄，号芸台，于1893年1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旧式书香家庭。先辈世代读书，父亲范寿钟，继承祖业有地三十亩，本人科场落第，居家治学，相当博学，亲自教育子弟。叔父范寿铭，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在河南任辉县知县、河北道尹，喜研究金石学，著有《循园金石文跋尾》等书。范寿铭对范文澜青少年时代影响不小，范文澜在自传体文章中称他是“和蔼可亲的叔父”，与“严肃可怕的父亲”正相对应，范文澜以后来到北京求学，再后来又在河南汲县教中学、在开封教大学，都和叔父有直接的关系。
范文澜自幼在私塾读《四书》，又由父亲自教五经、古文和《泰西新史揽要》等，并教写策论文章，准备将来应举。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学堂。1907年春，十四岁的范文澜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堂，插入三年级。范文澜平常极少谈论自己的经历，他说过：“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1940年他初到延安不久，曾应《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要求写了自传体文章《从烦恼到快乐》，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叙述他自童年至到达延安之前的经历。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读到，同范文澜历史著作的严谨、深沉，以及他处处留给人们谦虚、温和的印象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童年和少年时生性特别好玩和淘气，这实在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这样叙述他好玩的童年：
我生在旧社会所谓“诗书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性格极严肃，对儿子们很少表示喜笑的和蔼态度。母亲当然亲爱得多，但儿子们怕她，不比怕父亲差多少。这样，挨打挨骂的危机到处潜伏着，只有“小心翼翼”“循规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骂的行动，才能获得眼前的和平。
现在想来，不能埋怨父亲母亲对我的过度管束，因为我的过度好玩，实在使爱我者为之惊惧不安。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虾蟹泥鳅，有一次几乎淹死。乱草堆捉蟋蟀，时常被蜈蚣黄蜂螫伤，有一次几乎被蝮蛇咬死。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眺望，送子观音殿偷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赤脚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弹（鸡旦壳装石灰）等武器和邻舍儿童打架。诸如此类的玩闹，害得父母担忧生气，花钱请医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烦苦恼，怎能不使他们讨厌头痛呢。
在父母面前，装得十分恭顺，“无懈可击”，一出监视范围，就雀跃鼠窜，畅所欲为。玩的时候，决没有想到闯祸的后果，挨打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的不再玩。客观方面，打骂与玩是联系着的，主观方面，打骂与玩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骂制度，毫无用处。
童年时代的玩耍嬉戏，决不妨碍日后能成长为大学问家，而严厉的打骂，也无法改变儿童好玩的天性，这是我们读了这段自述自然留下的强烈印象。自七岁入私塾后，在老师的严厉管教之下，活泼的儿童变成了终日背书和受罚的机器人，老师冷酷无情的体罚，给幼小的范文澜造成肉体上和精神上无尽的痛苦，少儿的乐趣被残酷地剥夺了：
我七岁进书房，老师姓赵，据说他的“坐功”在蒙师群中很著名。的确，他从不生病，从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个月假，其余三百多天，总是像机器人一样，依规律教书。我开始读司空图《诗品》，接着读《大学》《中庸》等所谓“四书”“五经”。我记忆力很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似乎还好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那一套，真觉得唠唠叨叨，纠缠不清，背书挨打，总是为了注文欠烂熟。心里怒骂“朱熹是什么东西，造出这许多狗屁，让我吃苦，非烧掉你不可”。
书房学生共三个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赵老师夏天爱睡午觉，我们三人约定午睡时间，提高嗓子，拼命朗诵。如此日久，赵老师自动放午假，让我们暂时休息。春秋冬三季读夜书，瞌睡得要死，赵老师放轻脚步，从后面轮流猛击瞌睡者头部。这在书房术语，叫做“吃栗子块”。老师紧握着右拳，中指节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击头，照例起块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师的拳忙着送栗子块，学生的头忙着吃栗子块。油灯暗淡，书声高低断续，栗子卜卜作响，这就是书房里大小四个机器人的工作。
在科举制度下，世世代代训练出一批又一批不会独立思考，只会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古老经书和拼凑八股文章的“机器人”，根本不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更无丝毫尊重儿童人格和改进教育方法的意识，而认为无情的体罚就是训练死记硬背的惟一手段，严重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这种情景拿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实在感到残忍！
范文澜十四岁进县立高等小学堂，虽然新式学堂有音乐、图画等功课，但是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因为他被校长“优待”插入三年级，英语和数学课以前全没学过，入学以后听不懂，跟不上，虽然得到一位热心的同学帮助补课，但拼命追赶使他苦不堪言：
第一次上英文课，就读《皇家读本》第二册《乌龟和兔子赛跑》那一课。连字母都没有认过的我，一进课堂，即刻变成“傻瓜蛋”，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立誓学乌龟，无奈使不上劲，想慢慢爬也不行。后来坚决要求校长设法“救济”，校长准我课外学一个月的Primer，总算学得些字母，拼音，最简单造句法。我拼命赶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难忘的同学陶治安先生帮助我学习，晚上“非法”偷开夜车，大概一年后，我追上同学们。算学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车”只能躺在床上偷开，因此正式自习时间全部费在算学上。我连阿拉伯数字都没有见过，凭空学起“命分”来，也幸得陶先生的帮助，使我逐渐克服困难。英算两大负担以外，还要背诵《易经》《书经》（前清学校必须读经，而且很认真）。至于唱歌、图画、手工之类，只好敷衍塞责，骗取及格分数就满意了。[1]
尽管功课对他压力很大，他要拼命追赶，可是也制止不住童年范文澜的好玩天性。第一天进学校，同宿舍八个幼童，姓名还没有记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把戏，他当老虎头，其余当虎脚虎尾，上面蒙着老虎毯子（范文澜的卧具），大声吆喝，撞进别人宿舍去。结果老虎毯子被没收，他被扭着去告校长。校长将他训斥一通，第二天早晨挂出“校长示”的木牌来，说他“性非驯良”之类的许多缺点，结尾是“姑念该生未习校规，从宽免予记过，特此训诫，以策后效”，并按惯例把他搬到校长室贴邻一间宿舍去住，以便校长严加管束。如此受罚，但也改变不了他贪玩的性格，读了两年书，记大过两次。“学校讨厌我，又似乎不想斥退我，几次都‘从宽免予记过’，我糊里糊涂毕业了。”[2]
范文澜在小学堂虽因拼命追赶功课和游戏受罚而很感苦恼，但实际上这段时间中他有两项主要收获。一是他在原来背诵“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读了《易经》《书经》，对他后来在国学领域深造有用处。二是当时正好反清革命家秋瑾和徐锡麟在绍兴紧张地从事准备起义的活动，少年范文澜目睹了革命志士的英勇形象，使他从小就受到爱国思想的感染，这对范文澜以后的人生道路更有深远影响。
秋瑾和徐锡麟都是范文澜的绍兴同乡。秋瑾（1875—1907），号鉴湖女侠，她的丈夫是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王因纳资捐得户部主事之职，秋瑾随之入京，生活条件优裕。但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1904年冲破家庭压力，自己筹资留学日本。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发起组织“共爱会”“十人会”，并创办《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提倡男女平权。1905年回国，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再度赴日，加入同盟会。次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及《中国女报》。随又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起义，未果。为了培养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她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被推为学堂督办。大通学堂离范文澜家很近，其兄范文济即为学堂学生。这段时间，秋瑾的革命活动达到最高潮，她往来于沪、杭间，联络沪、浙军队与会党，组织光复军。计划7月在金华起义，不料，6月绍兴会党暴露目标，清政府得奸人密报，派兵包围大通学堂。她与少数学生持枪抵抗，失败被捕，牺牲在绍兴轩亭口。徐锡麟（1873—1907）原先是绍兴府学堂算学教师、副监督。1903年游历日本，积极参加浙江留日学生营救章炳麟因苏报案入狱的活动，并受拒俄运动的影响，产生反满革命思想。回国后从事革命排满的活动，加入光复会。陶成章（绍兴人）授以浙东会党机密，遂于1905年到诸暨、嵊县、东阳、义乌等地，联络会党。办大通学堂，设体育专修科，招金华、处州、绍兴三府所属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兵操训练，规定凡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员，毕业后仍受学校领导人统辖与指挥，借此积累革命力量。次年冬再赴日本，欲入陆军联队学习军事，因眼患近视被拒。次年回国，北游京师及辽、吉，察看形势，旋捐资为道员，分发安徽，得到巡抚恩铭重用，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1907年与秋瑾准备于浙、皖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枪杀恩铭于安庆，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四小时，失败被捕，英勇就义。范文澜十四岁上高小学堂时，常常见到大通学堂学生操练和秋瑾骑马外出，并目睹了清朝官兵包围大通学堂，和当时秋瑾不幸被捕、严肃镇定的情景。半个世纪以后，他撰有《女革命家秋瑾》一文，对此作了真切的回忆：
秋瑾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即现在的浙江绍兴县）人。她主持的大通学堂，离我家不到半里路。大通学堂实际是一个军事学校，操场就在我家对面，中间仅隔丈把宽的小河。我和一群小孩很喜欢看他们背着洋枪上操，听到洋号响，就不约而同地跑到河岸上去看。有几次看到一位矮小的戴眼镜的人在操场里看操，有些人指点说，这是徐锡麟。
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她骑着马来了，我们跑到马左马右瞪着眼看她。她也看我们。现在想来，她这双慈善的眼睛，可能是在看马是否会伤害我们，也可能是在看我们这些无知小孩，长大了是否也会跟着她去革命。我们这些小孩的心是单纯的，我们没有像顽固派那样用腐朽的观点去反对她，也没有意会到她是反对腐朽社会的女豪杰，我们只是为好奇所驱使，她来了我们就要看她。
我哥哥范文济是大通学堂的学生，他上操上得好，被提升为一个学生队长。1907年暑假，大通学堂放学了，我哥哥还住在学堂里。有一天午饭后（阴历六月初四），我母亲煮熟了两只螃蟹，叫我去找他回家吃蟹。我走到学校大门口，正好，不需要请门房进去通知，他摇着芭蕉扇已经走出大门来。他说蚊子咬得慌，睡不着午觉，想回家来休息。我们到家不过几分钟，听到外面有枪声，他把螃蟹放下，叫我出去看看有什么事。
我出去一看，满操场都是兵，也有一些衙门里人打扮的，簇拥着一个披袍褂的人立在操场的河岸上。那边又响了几枪，操场上的人都显得非常紧张，披袍褂的人慌忙钻进一只小乌篷船里，看的人都笑了，说这是会稽县知县。一忽儿，看见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缚，被一个兵推着走，前面有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都端着上刺刀的枪，冲锋似地奔过我家门旁的锦鳞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秋瑾严肃镇静的神情和那群狗子们疯狂凶恶的可憎相，我虽然是个小孩，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但是看得很分明，自然要同情秋瑾，厌恶那群狗子们。
同乡前辈秋瑾这位女杰英勇反抗腐朽的旧社会、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清朝官兵的凶恶，永远烙记在范文澜这位绍兴少年的心中，加上他的哥哥在大通学堂受过教育，因此范文澜自然从小深受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所”，古人所总结的这一令绍兴人振作奋起的光荣传统，在20世纪初年由于秋瑾、徐锡麟、陶成章，以及蔡元培、章太炎这些爱国志士的革命行动，而得到极大发扬和空前提升。无疑地，当年在范文澜心中所播下的进步思想种子，是后来他走上“集学者与革命者于一身”的人生道路的深层原因之一。《女革命家秋瑾》一文的结尾，表达的正是他少年时代直接由于秋瑾被捕和遇害事件而引起的对清朝反动统治当局的仇恨：
清政府杀害秋瑾，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当时我能接触到的人当然很少，这些人又都是守旧派不同情革命的，可是他们也不同情清政府的凶暴行为。他们纷纷议论，我从旁听取，大致是：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剐刑和绞刑，秋瑾不应该用斩刑。不管他们议论的是什么，反正并不同情清政府。不多久浙江巡抚、绍兴知府都调走了，显然是由于社会上各种舆论的压力，清政府不得不调走这些“有功”的走狗。[3]
范文澜作为浙东人，从学术思想的渊源说，他不能不受到历史上有名的“浙东学派”的影响。清代浙东学派，又远绍两宋浙东学者之遗绪，可谓源远流长，蕴蓄深厚，沾溉后代浙东学子。
早在东汉初，浙东大地已哺育出进步思想家王充这样杰出的学者，南北朝至唐代，有撰著《晋书》的史学家虞预，撰著《晋书》《后汉书》的史学家谢沈，撰著《易注》的经学家虞翻，编纂类书《北堂书钞》的学者兼书法家虞世南。这些人物的产生，说明中原文化早已在浙东有力地传播，并显现出越来越多的成果。但浙东地区之形成既渊源于中原文化而又具有本地区文化的特色，是在两宋时期。此时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书院林立，讲学风气大盛。南宋时，浙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人文荟萃之邦”。浙东地区产生了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陈傅良、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陈亮提倡事业功利、有补于“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他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许，指摘理学家只讲主观动机而空谈性理，“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4]。他力主抗金，虽遭当权者嫉恨，屡次被捕入狱，却毫不气馁，出狱后志气益励，表现出为国家民族利益而无畏抗争的精神。叶适是与陈亮并称的“事功学派”。他曾任权兵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在对金和战问题上，主张积极图谋雪耻和恢复失地，曾成功地组织对金兵的抗击，并制定出一套防御计划，加强了两淮、江北的边防。被罢职后，以十六年的岁月究心学术，“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在多方面作出建树。他在理学盛行的情况下，明确持批判态度，有力地针砭“专以心性为宗主”，主张“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5]。叶适提倡治学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务实而不务虚”，故申言“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6]。他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四库提要》作者有见于此，称叶适《习学纪言》中“论唐史诸条，往往为宋史而发，于治乱通变之原，言之最悉”[7]。叶适研治史学还特别重视当代史的编撰，推崇孔子作《春秋》具有“用于当世以为援据折衷者”[8]的了不起的价值，又称赞司马迁著《史记》“序次高祖至《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示当世得失之林，正应史职”[9]。
南宋末，浙东有著名学者王应麟、黄震，对后世浙东学术影响尤大。王应麟，浙东鄞县人，主要著作有《困学纪闻》《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编纂有《玉海》《玉堂类稿》，及文集《深宁集》。全祖望称其治学特点为“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吕祖谦）”[10]。尤其在考史和辑佚方面对清代学者有很大影响。《困学纪闻》中之“考史”部分内容颇广，有对历代史籍的作者、取材、体例、版本等的考证、评论，有对史实和地理的考订，也有对事件和人物的评论。王氏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注》，奠定了后世辑佚法的基本路数，故被梁启超称为中国辑佚学史上的第一人，他对搜集三家诗说的重视上绍朱熹，下启清代学者。黄震，浙东慈溪人，著有《黄氏日抄》九十五卷，大部分是他读经、史及“本朝诸儒之书”的劄记。全祖望称“《日抄》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黄百家也称“《日抄》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也不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11]《四库提要》称他治学“反复发明，务求其是”[12]。总之，宋代浙东学者根据国家社会情势的要求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创立了各具特色的学说，且互相讨论、砥砺和辩难，实在从诸多方面为后代学者提供了思想营养和启迪。
无论是从陈亮、叶适的抗金精神、民族气节和重视事功、“经世致用”的思想，还是王应麟、黄震博综文献、躬行自得、务求其是的学术旨趣和治学方法，我们都可以从清代浙东学者黄宗羲等人身上看到其影响。
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是黄宗羲。他在青年时代与阉党英勇斗争，嫉恶如仇，赴京用铁锥刺伤陷害他父亲的阉党奸人。清兵南下时，他组织家乡子弟为“黄氏世忠营”以抗清。复从鲁王政权，先后授监察御史、左副都御史，曾会合其他义军渡钱塘江西进，直抵乍浦。后退入四明山结寨自守，坚持斗争至南明灭亡，晚年从事著述，在经学、史学、天文历算、地理学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他学识极其渊博，而首先重视学术经世，所著《明夷待访录》，便是总结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要求实行变革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政论。他又强调治学贵求得真知灼见，而且要重视别人的独立见解，故在《明儒学案·凡例》中申明：“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黄宗羲特别究心于史学，著成《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此书系由全祖望续成），且重视当代史的撰述，著有记载南明史实的《行朝录》等九种。对于黄宗羲继续了宋代以来的学术，特别是发扬了宋代浙东学者的成就，而融会贯通，达到新的高峰，全祖望有中肯的概括：“以濂（指周敦颐的濂学）洛（指程颢、程颐的洛学）之统，综合诸家，横渠（张载）之礼教，康节（邵雍）之数学，东莱（吕祖谦）之文献，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水心（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13]全祖望所总结的黄氏继承和博采的，几乎包括宋代理学系统的所有重要学者（“濂洛之统”当然也包括朱熹和陆九渊），而特别一一道及南宋浙东五位学术名家，这对认识黄宗羲（当然也是整个清代浙东学派）学术渊源之深而广，是很有意义的。
宋代浙东学者思想营养的浇灌，清初时代环境的刺激，加上后继学者本人的创造、拓展，形成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继黄宗羲之后，有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邵晋涵等学者，他们的故里都在浙东，或学风相似，或有师承关系、朋友关系，故历来有“浙东学派”之称。梁启超、何炳松、钱穆等人都持这种见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则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从黄宗羲至章学诚这些学者，他们的学术，前后有一种旨趣联系着，因而显示出学派的特点。学派，不应只限于直接的师承关系，有相同的学术旨趣，并且加以发扬，就可认为是“学派”。章学诚的名著《文史通义》中，专门写了《浙东学术》一篇，对黄宗羲以下清代浙东学派的传统作了精彩的论述：“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指朱熹），然自三袁（指南宋袁燮、袁肃、袁甫）之流，多宗江西陆氏（陆九渊），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梨洲黄氏（黄宗羲），出蕺山刘氏（刘宗周）之门，而开万氏弟兄（万斯大、万斯同）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4]章学诚又极称许邵廷采（余姚人，字念鲁，邵晋涵之叔祖），邵廷采曾受业于黄宗羲，为学主于经世，重民族气节，虽穷居里巷，而其志常在天下。所著《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及《东南纪事》《西南纪事》，或寄托故国兴亡之隐痛，或保存南明史迹，用心良苦。其《思复堂文集》，尤显著地标出“思复明朝”的志向，且多明人传记。故综合章学诚对清代浙东学术之传统的阐释，及黄宗羲以下学者的精神和著述，我们对于清代浙东学派的旨趣，可大致归纳为三项：一是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学术要切于人事，反对空言“义理”；二是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重视表彰民族气节，并重视记载当代史；三是贯通经史、博综文献。
至晚清，浙东学派仍有明显的影响。同治年间，平步青极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陶庵杂识》《三不朽图赞》，黄宗羲《南雷文定》，全祖望《鲒埼亭集》，章学诚《实斋劄记抄》，及张煌言、祁彪佳的论著，他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平步青所著《樵隐昔寱》卷四《答章筱同书》，是答章学诚曾孙的信，述其本人志愿为：少时，“妄以习闻先正自期”，弃官归里后，“亦思稍理旧业”。信中论浙东学术源流，云：
浙东学术，自东发（黄震）、深宁（王应麟）以来，远有代绪。国初黄南雷（宗羲）、万石园（斯同）兄弟及邵念鲁、全谢山（祖望）氏而下，惟令曾祖（实斋）先生，远绍独肩。先生殁，而浙东学术不绝如线。道咸间，宗涤甫观察颇以起衰自任，而接受无闻。
他对浙东学术的渊源有深刻的理解，对于章学诚所曾起过的“远绍独肩”的作用评价尤为恰当，因而希望有人对乡邦学术的传统继承和振兴，发出深沉的感慨。他还曾为全祖望《鲒埼亭集》写了一篇跋，同样充满感情地历述浙东学派的源流传统：“环顾宇内，深宁、东发之学，绍述者谁？而浙东南雷、石园、思复（邵廷采）、南江（邵晋涵）、实斋诸家，渊源具在。”[15]至20世纪初年及“五四”前后，浙东地区产生了一批在近现代史上有巨大影响、彪炳史册的人物，对于思想学术界影响尤大者，即有章炳麟、蔡元培、鲁迅、范文澜等人。我们从章炳麟、蔡元培的反清革命活动和民族气节（章炳麟在《訄书》等论著中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学术又作了许多研究、论述），从鲁迅对“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一古语的称扬[16]，都可看到清代浙东学派的深层影响。关于蔡元培深受浙东学派思想的影响，在蔡氏为反清革命奔走活动期间与之有过密切接触的黄炎培曾说过：“当满清季年，国政不纲，外侮洊至，先生生长浙东，凡明清之际，黄梨洲、张苍水、全谢山诸大儒‘民族思想’，亦既潜接而默识之。至是感于环境之日益恶化，卓然立此为思想中心。当炎培等受学时，所以昕夕昭示，一以国家民族主义为基点。乃有‘孑民’二字之更名。”[17]（蔡元培早年自号“民友”，至1904年主编《警钟日报》时，取《诗经》中“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字，改号为孑民）而范文澜日后之所以成长为令人景仰的新史学大师，究其原因，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深厚的营养对他的培育，和时代精神对他的洗礼、引导，这两项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其中也应包含清代浙东学派的优秀精神对他的启迪。我们从范文澜称扬秋瑾等反清英雄，他对近代人民革命运动的高度评价和对残酷屠杀革命民众并以此竭力向满清主子表示效忠的大奸曾国藩的严正讨伐，他对晚清《国粹学报·史篇》呼唤民族意识和研究近代史的重视，以及他经由先是博综文献的国学家到走上将著史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的道路，都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对于浙东人民来说，范文澜无疑同样是值得他们骄傲的杰出儿子。
（二）北大求学时代
1908年，范文澜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次年考进上海浦东中学堂，时年十六岁。由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教学的课程高出于当时一般的高小学堂，因此他是插班进入上海这所中学堂，而且入学后感到课业轻松，对此他曾回忆说：“我们的县立小学，程度相当高，毕业时英文读完《皇家读本》第三本，文法读完‘内司飞而特’第三本，算学也不算差。我投考浦东中学堂，插入二年级，还似乎有些余力。”[18]浦东中学校长黄炎培，后来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政治家、教育家。他是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次年中乡试举人。后返乡办小学堂，并于1905年经蔡介绍参加同盟会。1906年在川沙办浦东中学。此后任江苏谘议局议员、教育司司长、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校长当时办学很有革新思想，学校奖励体育，有各种球类游戏，每天像排课程一样安排一定时间，规定学生上操场，至少必须散步。少年范文澜爱玩，是喜欢自由随意地玩，学校这样规定集体活动，他很不习惯，觉得正想读书，强迫去游戏，正想游戏，强迫去读书，读书游戏，总不合拍，这样他玩的兴趣逐渐消失了。在浦东中学堂，范文澜印象最深、最具性格化的事件是剃去长头发以表示他对满清政府的憎恨，而受到黄炎培校长的称赞，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对此他有详细的回忆：
我在小学，已经自发的憎恶满清皇帝，不知道怎么去反对他，只知道辫子是可恨的东西。每次剃头，总敦嘱理发匠剃去一圈长发。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头顶仅存烧饼那样大的一块长头发。正面看去，很像和尚。在那时候这是极不美观的。提倡质朴的校长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不趋时髦，值得夸奖，曾被提出算作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那知我这光头，多少含些“大逆不道”的意义。[19]
因此范文澜在浦东中学堂读书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与黄炎培先生的关系却远比一般的校长与学生之间深得多，直到四五十年代他们都成为社会知名人士以后，俩人仍然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次年，范文澜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堂。在安定中学堂三年的生活中，他印象深刻的两件事，一是星期日经常陶醉在西湖幽深的山林、美丽的景色之中，二是曾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欣喜若狂：
安定管理宽松，功课也不紧，我感觉很“自由”。星期日照例跑西湖，既不进茶楼坐赏风月，也不泛小舟追慕少艾，我却有独自的目的。说来可笑，小学时代，读《桃花源记》《鲁滨孙飘流记》及其他神仙小说，给我强烈的印象，曾几次计划找荒岛去。西湖山深林幽，使我幻想桃花源也许不远，神仙可能碰见。辛亥革命爆发学生们高兴得像疯狂一样，我也被“共和”这个名词全身麻醉了。像我这样落后得想求神仙的学生，一遇革命，就直觉地拥护赞成，证明任何愚民教育，掩不住青年爱好前进的热情。
中学四年，没有学得什么。现在回忆，那些是中学教育给我的东西呢？我想，只有西湖跑的次数算不少。
所以他在回忆文章中称自己是“游荡的中学生”。这段时期，他还经常读章太炎的文章和《国粹学报》，思想上深受影响。
中学毕业，范文澜依照叔父的嘱咐，报考北京大学，于1913年入北大预科。次年转入北大本科国学门，至1917年毕业。在北大四年，是范文澜打下做学问基础和考察其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可惜能搜集到的材料不多，主要靠范文澜前后作过的简短的回忆，更具珍贵的史料价值。《从烦恼到快乐》中专写了“到北京去”一节，回忆当时情景如此：
我叔父在河南，拍电报来教我考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是虚名颇大的京师大学堂，一般认为很难录取。我冒险去上海应文预科考试，自觉卷子写得不成模样，录取绝无希望。我叔父鼓励我，仍教我去北京进私立大学。我去北京，表弟许君在车站接我，说我已经录取了。一刹那间，我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动了一下。
文预科几乎专读外国文，中史（中国史）、中地（中国地理）、国文都在下午上课，而这些课学生照例是“藐视”的。“上东安市场去”是午饭时候热烈的提案。四五人里推选一人上课，其余畅玩东安市场去了。教员低着头点名，“被选上课人”发各种不同声调的“应卯”。真不愧是“公开的秘密”。
我从预科转到本科，功课好像更专门了，而用功好像更不需要了。军阀混战，政治污浊，学校腐朽，学生醉梦。这是“五四”运动大风暴前的寂静时代，我生性迟钝，而又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到来，只感觉得百无聊赖罢了。我曾向佛经找出路，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大乘起信论》是随身密伴，“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课。我虽然迷信学佛，可是反对学校不合理的措施，却无所顾虑，因此几乎被斥退。
“五四”以前两三年，我算是毕业了。学得些什么呢？学得些“头脑顽固”，一切都立在腐旧方面，我那时候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现在想来，真是觉得惭愧。
关于考入北大和在北大学习的往事，范文澜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曾对助手作了如下回忆：
我小学是在绍兴念的，后来到上海念浦东中学。那时同学有九个人。有八个人都得了软骨浮肿病，肿到胸部，有一个人死了。只有我没有得这个病。当时去日本的很多，我的同学陈建功等人都去了日本。我也很可能去。那时去，不要花钱。我来北京，很偶然。我在上海考得很不好。卷子都是用英文，不过可以带字典。我想一定考不上。那时我叔父在北京，叫我一定来北京念书。他当时有些维新思想，主张考不上北大，还可以上国民大学（中国大学的前身），那是国民党办的，在当时算作维新。我来北京时，碰上我表弟（按，据上文，应是表弟许君在车站接我），说我已考上北大了。
那时北大的教员，我们前一班是桐城派的姚永概。我们这一班就是文选派了。教员有黄季刚（黄侃）、陈伯弢（汉章）、刘申叔等人。辜鸿铭教西洋史，其实根本不讲课，上课就骂洋人，说只有中国才是礼义之邦。那时北大有点“百家争鸣”。姚永概上课宣传桐城派，骂文选派。黄季刚上课就骂桐城派。
当时北大的学生良莠不齐。“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北大西斋宿舍，一排排的平房，中间隔成小间，彼此不隔音。他经常读书到深夜，隔壁的同学却常在夜间打麻将牌，使他不胜干扰。他有时忍耐不住，便敲敲墙壁，说：‘喂！喂！天不早了，该睡了。’对方却回答说：‘快了，快了，再有四圈就完了。’”[20]
在以上材料中，范文澜对当时北大学习情景的回忆是真切的，他对自己受到国学家深刻影响的描述是坦率的，所作的自我解剖是严格的。此中，有三点需特别予以论及。
一是当时社会的污浊和学校的腐朽。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之后，清朝倒台、民国成立曾经带来的一些新气象，很快烟消云散，国家处在袁世凯之流的反动军阀统治之下，成为政治黑暗、社会空气极度恶浊的一段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也依旧嬗继昔日京师大学堂的腐败气习。学生到校并非为求学问而来，而是为混个资格，以后可到北洋军阀的衙门里求个一官半职，故旧北大被称为“官僚养成所”，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蔡元培于1917年初任校长、着手改革学校之前。正如蔡校长所说：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之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其稍认真者，且反对之。独于行政司法界之兼任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为毕业奥援也”[21]。蔡元培接长北大之后，正是针对这种腐败情形，而大力进行整顿和改革的。他“首先着重改变学生科举时代的旧观念”[22]。蔡在其就职演说中，即对此一往日积弊最深者大加针砭，指出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学生在“讲堂之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23]。因此他在就职演说中勉励学生三事：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强调指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机关，“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因此，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非为做官，非为致富，“宗旨既明，自趋正轨”。为了转变旧风气，引导北大学生对读书和研究学问发生兴趣，蔡元培推行了诸项卓有成效的改革：充实教员阵营，吸收进步学者；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实行学制和体制的改革。由于蔡元培实施了这些意义重大的改革，“才使北京大学洗刷了旧积垢，面貌为之一新”，并终于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和中心。[24]范文澜进北大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实行整顿和革新之前度过的，处在弊病丛集的环境中，却能一心问学，这比起周围一些满脑子升官发财、平日里游手好闲的朋辈，显然是一个特殊的好学生，因而才能在学术上打下深厚的根基。
二是应当怎样看待范文澜当年沉浸在训诂考证路数的利弊得失。
北大文科，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一直是桐城派古文家占据优势。先是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当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请了桐城派文人林纾、陈衍等到大学堂当经文科教员。此后严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兼任文科学长，姚永概这位桐城派人物即为他所聘请。1914年8月，夏锡祺被委任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聘了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学者来任教。“黄侃挺身崛起，打破桐城派的学风，主张起晋宋之文，一时靡然成风，音韵考据之学大盛。”[25]范文澜在北大国学门师从的老师，主要是黄侃、刘师培、陈汉章。黄侃（1886—1935）湖北蕲春人。20世纪初年，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章太炎任《民报》主笔时，黄经常撰稿，并拜章为师。章对其颇为器重，悉心授以小学、经传。回国后，又佩服刘师培在经学上的造诣，遂再拜仅比他年长两岁的刘师培为师。此后，专力从事小学、经学、考证的研究。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出身于朴学世家，曾祖父文淇、祖父毓崧、伯父寿曾三代治《春秋左氏传》及其他经史考证之学，刘文淇所撰《左传旧注疏证》最为有名。刘师培于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炳麟、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遂赞成革命。次年加入光复会。1907年赴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为夺取同盟会干事职权，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被拒，遂变节。1909年，为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入其幕。1915年追随杨度，参加发起“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1919年初，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学术兼容并包”的宗旨，因其在经史考证之学有深邃的研究，聘为文科教授。陈汉章（1863—？）字伯弢，浙江象山人，清末名举人，学问以渊博见称。时在北大文科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据听讲者之一顾颉刚所述，“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26]。
范文澜在北大受这三位老师的影响是很大的，加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他在经史考证方面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八年，于1925年即撰成第一部著作《文心雕龙讲疏》，而后又在此基础上，经过改撰，成《文心雕龙注》这部很受学术界称誉的力作，便是显证。黄、刘、陈三位都属古文经学派，他们承受的学术传统是深远的。古文经学派在汉代即已形成。其优点，是崇尚实事求是，重史实、重考证，尤擅长文字训诂、辨析古义。至清代乾嘉年间，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学术的演变，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文字音韵、考订史实的学者，由考经与考史，形成汉学或朴学极盛的局面，诸如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及刘师培之曾祖父刘文淇，章炳麟的老师俞樾（俞氏年代较后）等人，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乾嘉朴学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考证方法，形成了搜集和处理史料的很有特色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这套方法不惟使传统考证学达到高峰，而且很符合近代科学方法。因此，20世纪以来一些著名学者，如章炳麟、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垣、陈寅恪等人，都很推崇乾嘉学者的考证成果和方法，他们根据20世纪学术演进提出的课题，继承了乾嘉学者的严密考证方法而发扬光大之。考证之学既然在20世纪还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范文澜又是在新文化运动高潮到来之前就读于北大的，他师从黄侃、刘师培这些学者，服膺他们的训诂、考证之学，以至完全沉浸于其中，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由刻苦钻研而深有体会，被视为高材生，其勤苦向学的精神，也是值得钦佩的。他一直到大学毕了业，仍然保留这种心境，决心当这些国学大师的传人：
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27]
考证学派曾在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严密考证方法有科学的因素，历史研究者必须以熟悉史料、钩稽搜集史料作为基本功，把充分占有材料、务求将基本史实考订准确，力戒腾空立说、证据不充足立说和人云亦云——这无疑都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反对轻视考证的态度。并且认为，单纯作认真、严密的考证，只要材料可靠，言之成理，也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这些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搜集材料和深入考证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历史研究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即在大量材料的内在联系中去探求一个时期社会的特点，弄清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中总结出治乱盛衰的道理，考察时代嬗变的轨迹和法则，以求得对当今社会的有益教训，以帮助推动时代前进。这些应是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工作。所以，考证功夫和探求史实间的内在联系，二者应交相为用，缺一不可。轻视考证，将导致学风空疏；相反地，视考证为全部目的，将造成眼界狭窄。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做学问有更高的目的，认识到为了推进“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要冲破千百年来古文经学派造成的思想藩篱。在运动达到高潮时，有的人态度更加激烈，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一篇通信，指斥先后霸占北大文科讲坛的两派学者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其言词显属偏激，但其要求学术文化进入新境界的大方向则是正确的。此后范文澜经历二十余年多方面的社会实践和学术实践，达到了唯物史观的崭新境界，把自己的学术与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密切结合起来，重新审视当年“沉溺于训诂考据圈子里”的经历，作了严格的自我解剖，这正是他思想和学术产生飞跃的表现。1949年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他所撰写的纪念文章还表示自己的追悔：“我在‘五四’运动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术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流行的白话文、新学说，把自己抛弃在大时代之外。后来才知道错了！错了！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感谢时代不抛弃任何一个愿意前进的人，我算是跟上时代了。想起那时候耳不闻雷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如何不后悔呢！”[28]他从决心做古文经学大师的传人，认为追踪“乾嘉老辈”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的国学家，到成为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无比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这一经历在20世纪前期的学人中是很典型的，也是极大的成功。实际上，他在北大打下的深厚国学根柢又成为他日后取得杰出成就的基础。对此，周恩来的一段评论是很恰当的：“（‘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29]
三是，范文澜当时因社会黑暗、学校腐败而陷入苦闷，于是向佛经找出路，迷信学佛。他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这段经历，在学术上的意义是：他以后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严正批判历史上佛教迷信盛行造成的严重祸害，是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进行的，较之局外人的批判更能打中要害，故其学术价值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范文澜在北大求学时，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住在宣武区山会邑馆（即绍兴会馆）。暑假中，范文澜常常去看望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八岁的同乡前辈。范文澜曾在纪念文章中忆及当日的情景：
民国初年，他在教育部做佥事，单身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槐树院（好像长班叫做槐树院，记不清了）。暑假期中，吃罢晚饭，我同一位表弟许君，照例散步到槐树院去。我们走到的时候，他也照例正在书桌上吃晚饭。一小桶饭，一碗自己炖的肉，一碗汤，好像从不改换菜蔬似的。他对金石学兴趣浓厚，所谈的无非碑帖之类，我们年轻，听了等于不听。天快黑了，我们就告辞回去。一个暑假，几乎天天如此，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没听说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行事。[30]
新文化运动高潮掀起，鲁迅成为新思想的闯将，当时范文澜对此却很不理解，感情疏远了：“《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潮，认为没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当时所谓新人物疏远起来。但是经过颇长时期以后，我觉得老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看与议论符合。我不便也不愿举出实例，总之，凡是口头上说些道德伦常或装扮得俨然道貌，望之肃然的人，细细查究一番，十之十被我发现人欲横流，出人意外的不道德行为。于是我灰心了，所谓满口道德仁义的老师宿儒，只是披一身吓人的道袍而已，肌肉上未免汗垢累积，到澡堂子好好洗刷一番才成。我重新想起新人物中至少像鲁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怎样也找不出使人怀疑的地方来。怪不得他有资格奋笔教训别人。我对被教训者的同情心，不由得移到教训者方面了。”[31]范文澜重新认识鲁迅是以后的事，当时他甚至认为鲁迅走错了路：“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我甚至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了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谒见他。”[32]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步高涨面前，范文澜陷入思想矛盾之中：他对国势日颓，痛心疾首，但“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真出路”；他拒绝与守旧的师友合在一起撰写反对新思潮的文章，但又自行其是，不愿与革命亲近。[33]
1917年夏范文澜在北大毕业后，经叔父介绍，给校长蔡元培当私人秘书。两人既是师生，又有乡谊，关系融洽。但范文澜一向专心向学，缺乏应对社会事务的经验，加上蔡元培要的是语体文，他却习惯于写文言文，所以半年后辞去秘书的职务。[34]此半年中，他还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员，继续进修。当时的北大文研所由本校文科毕业生自愿入所做研究员。在校的本科高年级学生经主任教员认为合格，也可以入所。范文澜在本科毕业前已在该所研习。毕业后和他同在文研所的本科生，有三年级的冯友兰，二年级的傅斯年、俞平伯等。担任文研所国学门各研究科目的教员，音韵是钱玄同，训诂是陈汉章，文字学是黄侃，文学史是刘师培、吴梅（瞿安）等人。在文研所期间，范文澜继续得到诸位名师的指点与熏陶。[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