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雄人
辛弃疾为人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英雄气质。他不止一次地自称为英雄、自诩为英雄。他狂放的时候，感“叹少年胸襟，忒煞英雄。把黄英红萼，甚物堪同。除非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金菊对芙蓉》）。失意的时候，想“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老了，自伤“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
辛弃疾天生一副英雄模样，身材肥胖魁梧，壮健如虎，红颊青眼，目光有棱，眼睛一瞪，就光芒直射，威严冷峻。挚友陈亮题赞他的画像时，说他“眼光有稜，足以映照一世之豪”（《辛稼轩画像赞》）。词友刘过写诗赞扬辛弃疾，说“精神此老健如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呈稼轩》）。
辛弃疾究竟算不算英雄？我们先看古人心目中英雄的标准。三国时代刘劭《人物志》卷八《英雄》是这样定义英雄的：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草中精秀出众的叫英，兽中特别超群的叫雄。所以人们把文武出众的人与之类比，将智慧超群的称为英，胆力过人的称为雄。英有聪明智慧，但如果没有雄的胆量，他的理想就没法实现。雄有胆略武力，但如果没有英的智慧，也难以成就事业。所以，英以他的智慧做出战略部署、并能把握战略机遇，还需要雄的胆量来付诸行动。雄有过人的力量来服众，超常的勇气排除困难，但需要英的智慧来成就事业。英和雄各济所长，才能成就伟业。如果只有远见谋略，而不善于把握战机，这种人只能坐而论道，而不能实战。有远见谋略，又能把握战略机遇，但如果没有勇气付出行动，这种人只能守常规而不能随机应变，不能解决突发的危机。如果力量过人，但没有勇气行动，只能做力士，而不能冲锋陷阵。力量过人，勇于冲锋陷阵，但如果智慧不足以临机断事，这种人可以为先锋，而难以做将帅。称得上是英的人，一定是有远见谋略，善于掌控战机，而且有胆量做出决断，并能付诸行动。张良就是这样的人。称得上是雄的，必定是武力过人，勇敢无畏，有行动力，而且临事机智果断。韩信就是典范。
综合来看，英雄的特点是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勇能行之，气力过人，智足断事。辛弃疾就是这样的英雄。且看他青壮年时代的几件壮举：
1. 年少从军
人们都知道，二十二岁时，辛弃疾曾聚众二千，起兵抗金，后投奔耿京部下，为掌书记。他在《美芹十论》中说：“辛巳岁，金亮南下。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辛巳岁，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我们要追问的是，他为什么要起兵抗金，起兵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率两千人投奔耿京部下，而不是只身前往？或者说他为什么要隶属于耿京部下，而不是自立山头，独立抗战？为什么偏偏是在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起兵，而不是在此前或此后起兵？
辛弃疾起兵是为民族大义，而不是做绿林好汉。辛弃疾的家乡在济南，他自幼生长在金人占领区，饱受民族压迫与欺凌。《美芹十论·观衅篇》说：当时胡人“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孳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为民族报仇雪耻，所谓“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美芹十论》）。
他起兵抗战的动机是雪洗国耻，收复中原。既然起兵抗战是为收复中原，如果孤军奋战，自不可能成功，必须壮大力量，团结义士，共图大业。对此，他在《美芹十论》中说得很明白：“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辛弃疾不自立山头单干，而要投奔耿京的队伍，目的是共“图恢复”大计。
辛弃疾率众两千投奔耿京，而不是只身前往，这体现出辛弃疾的“聪能谋始”。试想，当时辛弃疾年方二十出头，一个毛头小伙，如果只身前往，短期内必然难以获得耿京的信任重用。带上两千人的队伍投奔，陡然间就壮大了耿京队伍的实力，耿京自然会对辛弃疾刮目相看，而委以重任。
且看耿京是如何逐步壮大的。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九记载：济南人耿京怨恨金人的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才揭竿而起。先是结集李铁枪等六人入东山，逐渐发展到数十人，攻取莱芜、泰安后，队伍扩展到百余人。莱州贾瑞带领数十人归耿京，耿京大喜。耿京听从贾瑞的建议，将百余名部下分为诸军，各令招人，不久，就招募到了数十万人。辛弃疾带领两千人归隶耿京，耿京自然是大喜过望。率众两千入伙，等于是“投名状”，有了这个资本，辛弃疾在耿京的队伍中就能迅速受到重视，得到重用，才有可能“与图恢复”，实现他远大的战略意图。所以，辛弃疾率众两千投奔耿京，是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是他实现“恢复”大业的第一步。
辛弃疾之所以在绍兴三十一年冬天起兵，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之后，是因为其时金主完颜亮率领百万大军南下侵宋，北方兵力空虚。加之完颜亮南侵前，向中原民众预征五年的租税，致使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中原豪杰，如河北大名的王友直、山东济南的耿京、太行山的陈俊，倡义集众，并起反抗。辛弃疾敏锐地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趁机而起，聚兵反抗。辛弃疾曾说“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所谓“投衅而起”，就是寻找机会起兵反抗。
辛弃疾在《美芹十论·观衅》中曾分析过北方民众适时群起反金的原因：深受民族压迫的中原之民，此前不敢贸然起兵抗金，主要是习惯了苟且偷安，又惧怕金人的诛杀之威。之所以到绍兴三十一年辛巳纷纷揭竿而起，是因为“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只可惜当时南宋朝廷没有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如果南宋朝廷当年能把握这个机遇，与北方义兵相互声援，南北呼应，或者可一举而定中原。很显然，辛弃疾在绍兴三十一年起兵，正是看到了中原的人心对金人已怨恨至极，此时举义旗，聚义兵，容易得到民众的响应。趁金兵主力南下时举兵，金朝也无力顾及，义兵容易立足生存，也容易发展壮大。辛弃疾的“明能见机”，“勇能行之”，于斯可见。
2. 追杀义端
辛弃疾任耿京的掌书记后，遇到一突发事件，差点丢掉性命，但他以雷霆手段处置，转危为安。《宋史·辛弃疾传》记载这件事的原委是：辛弃疾归耿京之后，曾劝说一位义兵头领义端和尚带领千余人归顺耿京部下。不想这义端为人不义，行为不端，是个投机分子。参与耿京的队伍不久，他就盗窃辛弃疾掌管的军印潜逃。耿京大怒，要杀辛弃疾。辛弃疾说：“请给我三天期限，抓不到义端，再来就死不迟。”辛弃疾料定义端是叛逃至金兵军营，把掌握的军事情报献给金帅，以博取个人利益。果然不出所料，辛弃疾很快就追上了义端，义端见辛弃疾追来，求饶说：“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辛弃疾毫不手软，果断地斩其首级，夺回军印。耿京自此更加信任辛弃疾。
辛弃疾能料定义端是叛投金军，表明辛弃疾判断力强，料事如神。义端逃跑之后，他能追上义端并活捉生擒，表明辛弃疾“气力过人”且“勇能行之”。义端喜谈兵，又能聚众千余人，自非等闲之辈。而他见辛弃疾追来就恐惧不已，说辛弃疾的前身是犀牛，足见辛弃疾力大无比，他毫不留情地杀死叛徒义端，足见他行事果敢。
3. 决策南向
辛弃疾任耿京掌书记数月之后，就向耿京献策，把队伍拉到南宋，图谋发展。这就是《宋史·辛弃疾传》里说的“劝京决策南向”。《美芹十论》里也说：“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所谓“决策南向”，“纳款于朝”，是说要带领二十万五兵马，投诚南宋王朝。
为什么辛弃疾要劝耿京“决策南向”？他是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
原来，绍兴三十一年冬天完颜亮南侵渡淮不久，就被部下杀死。金兵主力部队全部撤回北方，这对义军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更为严峻的，金世宗继位后，对北方义军采取了攻心瓦解的策略，下令“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放罪”赦免抗金义军。于是北方义军人心涣散，大多解甲归田，不少义军队伍随即土崩瓦解。如王友直部，原有众数十万，自从金世宗下达归农为民的赦令后，只剩下三十多人。因无法生存，王友直只好率三十多名部下南奔投诚南宋。
王友直部队瓦解之后，耿京部队自然是独木难支。如果不及时另寻出路，也很快会像王友直部队一样溃散，或被金兵消灭。所以，辛弃疾劝耿京“决策南向”，而耿京也言听计从，采纳了辛弃疾的建议。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年，敏锐地察觉到部队的生存危机，为二十五万的军队寻找出路，辛弃疾的“聪能谋始，明能见机”，再一次得到充分的展现。
4. 生擒叛将
耿京听从辛弃疾南下投诚的计策后，即委派贾瑞和辛弃疾等十一人前往南宋接洽。贾瑞、辛弃疾一行从山东东平出发，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到达楚州（今江苏淮阴），在淮南转运副使杨抗的安排下，前往建康（今南京）。正月十八日，宋高宗赵构巡幸至建康，闻辛弃疾一行南来，大喜，随即召见，并分别授予官职，耿京部下有二百多人被授官。贾瑞、辛弃疾一行接受任命之后，即返回山东。枢密院委派使臣吴革、李彪二人携带官诰文书随贾瑞、辛弃疾等一同前往，准备到山东当面宣布朝廷的任命。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后，京东招讨使李宝又派部将王世隆率十数名骑兵护送贾瑞、辛弃疾一行。
就在辛弃疾等人准备离开海州前往山东时，原来的部下马全福前来报讯，说耿京被叛将张安国杀害，义兵队伍已经溃散，张安国率部投降了金人。辛弃疾闻讯大惊，立机立断，与王世隆及马全福等相约潜回山东，生擒张安国。将张安国活捉生擒之后，送往临安正法。史载：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宋史·辛弃疾传》）
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洪迈《稼轩记》）
挟安国马上，还朝以正典刑。（《朱子语类》卷一三三）
即帐中缚之，献于临安斩之。（陈泾《通鉴续编》卷十七）
这几条记载，详略虽然不同，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信息：一、辛弃疾率领的是五十骑兵，而金兵营中有五万之众，敌我力量悬殊一千倍；二、辛弃疾是在金兵营帐中活捉生擒张安国的；三、辛弃疾是将张安国绑缚于马上，昼夜不停，越过淮河，将张安国送至临安问斩。
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作战任务，辛弃疾却完成了。这充分体现出辛弃疾超常的智慧、超常的胆略和超常的勇力。
辛弃疾是怎样以少胜多，从五万之众中生擒叛将的？惊心动魄的具体过程已无法复原，但我们可以从辛弃疾一贯的战略战术推测个大概。辛弃疾的《美芹十论》，有《察情》《观衅》两篇。观衅，就是洞察敌人的失误、过失、软肋、薄弱环节，伺机击之。“察情”，就是掌握敌人的动向，了解对手的情报。辛弃疾在《察情》中说：“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辛弃疾强调，两军对垒，必须了解对手，不了解对手就会怀疑，怀疑就会恐惧，在恐惧之中应战，肯定考虑不周详。能充分了解对手，心情就安定，安定就不会被表象所迷惑，不迷惑就能掌握主动权。古代善用兵的，并非能每战必胜，而是能做到不被敌人战胜，立于不败之地，不被敌人战胜，就可以寻找破敌之机，最终获得胜利。
辛弃疾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常常派间谍前往敌占区搜集情报。他曾对友人程珌说：“弃疾之遣谍也，必钩之以旁证，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济南。中山之为州也，或背水，或负山，官寺帑廪，位置之方，左右之所归，当悉数之。其往济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弃疾少年所经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洺水集》卷二《丙子轮对札子》）辛弃疾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也一再强调：“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事有操纵在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可想而知，辛弃疾到山东后，绝对不会是大张旗鼓地强攻进入金人营地活捉张安国，必定是先派人去侦察敌情，了解金兵防守的薄弱环节和松懈时机，对金兵的活动规律和地形地貌了然于心后，再制定出万无一失的突击方案，然后一举而成。
我们要问，辛弃疾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活捉生擒张安国，而不是像擒杀义端那样就地杀掉？暗杀张安国比生擒张安国要容易得多。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把张安国送回临安正法？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虑？
辛弃疾回归南宋，是想担当大任，成就恢复大业。而要担当大任，就要有政治资本进入仕途，要表现出超常的才干、智慧、胆略为上峰所知。说服耿京把二十五万军队拉到南宋，原本是回归南宋的重要资本和投名状，随着耿京被杀，义军解体，这个投名状立即化为乌有。《美芹十论》说：“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所谓“事乃大谬”，不仅是说原本想带回南宋献给朝廷的二十五万兵马已然溃散，自己个人的“事”业前途也将遭受重创！他必须策划新的方案，重新设计投名状。辛弃疾一直重视战略规划，他的《美芹十论》开篇就说：“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计，则应之常不足。”国家层面是这样，个人层面也是这样。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做好规划安排，一旦事情发生，就可以绰有余裕地应对。事情发生后再考虑处置的方案，应对总会有疏漏不足。八百多年前，辛弃疾就有这样的战略规划意识，实在是非常的超前，他超越的不止一个时代。
耿京被杀，原来承诺带回南宋的二十五万军队全部瓦解之后，辛弃疾回南宋朝廷后怎样解释？谁能相信他所说的二十五万军队是真实的？辛弃疾想到，如果把叛徒张安国活捉到南宋，既能做“人证”，也能在南宋君臣面前展现他非凡的智慧、非凡的胆略和非凡的勇气。于是，他经过精心策划，精心部署，活捉生擒了张安国，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洪迈是这样描述辛弃疾活捉张安国事件的社会影响的：“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稼轩记》）孝宗皇帝闻知辛弃疾的壮举，感叹不已，赞赏有加，从此深加信任器重。可以说，活捉张安国，为辛弃疾打响了回归南宋的声名，打拼出了未来仕途的政治资本，达到了辛弃疾展示自我的预期目的。
5. 预言金亡
辛弃疾是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33岁时（1172）就预言金朝六十年后必亡，金亡而中国之忧更大，后来果然应验。金亡之后，南宋连半壁江山也逐渐不保，最终为元蒙所覆灭。辛弃疾的预言，宋末周密《浩然斋意抄》有记载：“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绍定足验矣。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乾道壬辰，即乾道八年（1172）。六十年后的宋理宗绍定五年壬辰（1232），金都城汴京被元兵攻陷，金哀宗逃离汴京，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等降元。周密所谓“绍定足验”，即指此事。虽然金朝的末代皇帝到1234年才在蔡州自缢身亡，但1232年金朝实际上已亡国。辛弃疾预言金朝六十年后必亡，真是神机妙算，准确得很。
辛弃疾预言金亡而中国之忧更大，指的是北方蒙古对南宋的潜在威胁，可当时南宋朝廷浑然不觉。别说是辛弃疾在世时，就是金朝灭亡前夕，南宋朝廷也没有意识到元蒙威胁的逼近。且看金哀宗亡国前夕、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时派人去南宋借粮，行前对使者说的一段话：“（南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使者到南宋，宋廷不仅没有答应金哀宗的请求，而且落井下石，与元兵联手，最终攻下金哀宗所在的蔡州，而导致金朝彻底灭亡。六十年前辛弃疾已预料到的元兵威胁，六十年之后南宋朝廷当局仍未觉察，实在让人叹息！
辛弃疾的预言，是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战略分析与政治预判。他在《美芹十论》的《审势》篇和《观衅》篇对金朝必然亡国有过细致的分析：“金国今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非如前日尼雅满、乌珠辈之叶，且骨肉间僭弑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臣抑闻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师，袁绍未遽弱也，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阳之都，会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为酷。虏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怀袖。知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敌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冯妇虽攘臂，其为士笑之。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敌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辛弃疾从人心向背与皇位继承权争夺不定两个方面来分析判断金朝必然灭亡。金朝内部民怨深重而不可疏解，皇位继承的嫡庶不定也埋下永久的祸根。这两重矛盾如果不断激化，加之外部势力的攻击，金朝非亡不可。辛弃疾如良医切脉，切中金朝的脉理，故能料定其六十年后必亡。
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弃疾入朝面见宋宁宗皇帝时又明确提出金朝必乱必亡，请朝廷早为之预备。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载：“会辛殿撰弃疾除绍兴府，过阙入见，言金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宋史·韩侂胄传》也记载：“会辛弃疾入见，言敌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
辛弃疾作为卓越的战略家，不仅成功预言金朝必亡，而且也预言过南宋开禧北伐必败。程珌《丙子轮对札子二》载：“甲子之夏，辛弃疾尝为臣言：‘中国之人，不战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盖方是时，朝廷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明年乙丑，弃疾免归。又明年丙寅始出师，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邓友龙败，朝廷以丘崈代之，臣从丘崈至于淮甸，目击横溃，为之推寻其由，无一而非弃疾预言于二年之先者。”嘉泰四年甲子（1204），南宋朝廷在韩侂胄的主导下准备北伐，辛弃疾时知镇江府，为之做开战的准备，多次派遣间谍至金，侦察金人兵骑之数，屯戍之地，将帅的姓名，帑廪的位置等，并拟招募沿边士丁以应敌。后来深度了解了韩侂胄的所作所为后，辛弃疾又深为失望，预言北伐必然失败，曾为程珌分析过北伐必然失败的原因和地点。两年后，即开禧二年丙寅（1206）五月，南宋下诏伐金，出师即败，结果完全如辛弃疾所预言。辛弃疾的远见谋略，足以称“神”！
6. 平定茶商之乱
辛弃疾不仅神机妙算，还善于实战，能打硬仗。淳熙二年（1175）平定茶商赖文政之乱，就充分展现出他过人的指挥才能和作战方略。
南宋的茶商之乱，时有发生，一般规模比较小，时间比较短，很快就被平息。只有赖文政之乱，延续时间长，影响地域广。南宋之所以频繁发生茶商之乱，根源在于南宋的“榷茶”制度。南宋延续北宋茶叶专卖制度，商人要卖茶叶，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即茶叶特许经营凭证。商人凭“茶引”，到茶园、茶户购买额定数量的茶叶，然后去贩卖。南宋的“茶引”，不是购买一次就可以获得长期的售卖权，而是一道道地购买，买一道茶引，只能售卖额定数量的茶叶。据淳熙年间左司郎中李椿奏疏所言，茶商每卖一百二十斤茶叶，支付的税费高达四五十贯，这还不包括官吏的违法克扣等隐性支出。连李椿都感叹茶引费实在太高。由于茶引的价格昂贵，自愿购买的很少，于是茶商就私下贩卖。官府严查禁止，茶贩就结伙抱团武装对抗。官府查禁极严，茶贩无利可图，难以生存，就变为盗匪，从事抢劫等违法活动。为了争夺地盘，他们有时互相火拼仇杀，有时肆无忌惮地抢劫居民，有时抢夺客人买下的茶货，有时强掠妇女，以致民不奠居。过去有人认为，茶商之乱是农民起义，完全是误解。那些叛乱之徒，根本不是农民，而是以失业的茶商为主体，加上刺配逃军、恶少无赖之徒等等。以前学界把茶商叛乱者称为“茶商军”，也是误解。南宋的茶商军，其实是专门应对茶商叛乱的官军。《宋史·郑清之传》记载：“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总领何炳曰：‘此辈精悍，宜籍为兵，缓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趋者云集，号曰‘茶商军’。后多赖其用。”意思很清楚：时任江西总领所准备差遣的郑清之，见湖北茶商常常群聚暴乱，于是向总领何炳建议，组建专门的军队来应付精悍的茶商团伙。何炳言听计从，立马下令召募士兵，响应者云集，于是将这支军队称为“茶商军”。魏了翁《直焕章阁淮西安抚赵君墓志铭》也提到“置制使留茶商、忠效一军补兵籍”之事，意思是置制使留下茶商军、忠效军以补兵籍。由此可见，茶商军是兵籍之外的预备军队。
以赖文政为首的湖北茶商之乱，始于淳熙二年（1175）四月，先在湖北、湖南交界的常德、益阳一带为盗，不久，就向湖南、江西进攻。朝廷调派宋金前线的正规军——鄂州军前往镇压，居然无济于事。赖文政的队伍，只有四百来人，而鄂州军有三千人，“最号精锐有纪律者”，双方交手的结果是“一胜一负”，官军没打败茶商，自身却“十百为群，逃窜而归”（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三八《论军士纪律》）。六月，赖文政等攻入江西吉州永新县，占禾山险要之地为据点。江西安抚使汪大猷派副总管贾和仲率数路之兵前往讨捕，因为不熟悉地形，反而被茶商武装打得落花流水。贾和仲又用招安之策，茶商诈降，虚立旗帜为疑兵，由小路遁去，过了两天才被发现（楼钥《攻媿集》卷八十八《汪公行状》）。
朝廷先后调换三任提刑（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厅厅长）、动用上万兵力围剿，也没能控制局势。据权兵部侍郎周必大说：当时参加围剿的有“江鄂之师，益以赣、吉将兵，又会合诸邑土军弓手，几至万人，犹未有胜之之策”（《文忠集》卷一三七《论任官理财训兵三事》）。彭龟年也说：“茶寇方盛时，江鄂大军、诸路禁军、土军、弓手、百姓保甲，动以万计。”（《止堂集》卷十一《上漕司论州县应副军粮支除书》）江鄂大军、诸路禁军、地方土军等多兵种联合作战，也没打垮这支茶商武装。
宋孝宗见事态难以控制，由宰相叶衡推荐，委派仓部郎中辛弃疾任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寇”（《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辛弃疾于六月十二日受命，七月初离开临安，赶赴江西提刑司治所赣州，专力督捕茶商武装。
辛弃疾到达赣州后，经过缜密侦察，了解战况后，实施了三大战略战术。
第一步，重兵转困。茶商武装利用山深险阻，打游击战。辛弃疾吸取正规军背负铠甲不利于山中作战的教训，用正规军扼守要道，而用弓兵土军及大量民兵将茶商武装围困山中，以消耗断绝其给养，迫使出山。果然，茶商武装无法在吉州山中久呆，被迫向岭南逃窜。
第二步，多路伏击。茶商武装向南窜入广东、江西交界处后，被广东提刑林光朝率领的精锐之师摧锋军迎头痛击，其势始衰，只好折回江西。八月底，赖文政等从安福逃到萍乡，辛弃疾派鄂州军统制解彦祥率部围剿，茶商武装死伤甚多，又折回逃至安福高峰寺，辛弃疾又派遣土豪彭道到高峰寺合力搜捕。从此，茶商武装大势已去，遂逃至赣州兴国县作最后挣扎。
第三步，招安诱降。赖文政等逃到兴国后，只剩百余人苟延残喘，随时准备投降。辛弃疾就派兴国县尉黄倬前往招安，茶商武装全部投降，历时半年的茶商赖文政之乱，在闰九月，终于被辛弃疾平息。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投降之前，赖文政先带几名首领来见辛弃疾，“约日束兵。既退，谓其徒曰：‘辛提刑瞻视不常，必将杀我。’”茶商武装投降后，辛弃疾果然杀了赖文政。
边防作战的三千正规军打不败茶商四百人，后来又加上诸路禁军、土兵上万人，依然不能阻扼其气焰。可见赖文政确实是足智多谋、难以对付的高手。而辛弃疾坐镇指挥后，迅速扭转局势，不到三个月就平定叛乱。这次成功平叛，再次彰显辛弃疾聪能谋始，明能见机，智足断事，胆能决之，勇能行之的英雄气质。
7. 建立飞虎军
淳熙七年八月（1180），辛弃疾在长沙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时创建飞虎军一事，也能见出他的胆略、勇气和智慧。
辛弃疾鉴于湖南控带两广的特殊地理位置，又盗患严重，武备空虚，于是向朝廷提出，依广东摧锋军、湖北神劲军、福建左翼军之例，别创一军，号称飞虎军。获得朝廷许可之后，辛弃疾雷厉风行，在长沙马殷营垒故址建立兵营，招步军两千人，马军五百人，并在广西买马五百匹，战马铁甲皆备。
辛弃疾建飞虎军，并非一帆风顺。先是组建期间，枢密院就有人反对，数次阻挠，而辛弃疾不为所动，加速进行。后来因花费巨大，动以万计，辛弃疾亲自协调斡旋，“事皆立办”（《宋史》本传）。可朝中又有人弹劾辛弃疾聚敛民财，以至于降下御前金字牌，勒令即日停建。辛弃疾受而藏之，不动声色，继续督责监办者，令一月之内建成飞虎营栅，违者军法从事。最终如期落成。军营建成后，辛弃疾向朝廷陈述始末，并绘图缴进，孝宗皇帝才释然。由此可见辛弃疾临事果断，有胆有识，决策力、行动力超强。
两日内置瓦二十万，更见辛弃疾的超群智慧，如同诸葛亮草船借箭般的传奇。飞虎军营寨将成，适逢秋雨连月，负责施工者向辛弃疾报告，造瓦不易。辛弃疾问需瓦多少？回答说二十万。辛弃疾说不用担心，不日可办。僚属不信。他随即命令厢官除官舍、神祠外，号召每户居民取沟瓦二片，结果不到两天，二十万片瓦就全部备齐。僚属为之叹服不已。这是《宋史·辛弃疾传》记载的故事。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情节略有不同：属吏报告辛弃疾“唯瓦难办”，辛弃疾即“命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前瓦二十片，限两月，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一说是每家取瓦二片，一说是用一百钱向每家住户买瓦二十片，传闻虽有差异，但都体现出辛弃疾随机应变的智慧和解决困难的能力。罗大经对此评论说：“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弭患济事者是也。”
飞虎军建成之后，辛弃疾又加强训练，使之“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本传）。后来任湖南安抚使的朱熹也说：“飞虎军，元系帅臣辛弃疾创置，所费财力以巨万计，选募既精，器械亦备，经营葺理，用力至多。数年以来，盗贼不起，蛮徭帖息，一路赖之以安。”（《晦庵集》卷二一《乞拨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札子》）飞虎军的意义和作用，越到后来越显著。辛弃疾作为飞虎军的创始人，功不可没。
由上述诸事可以看出，辛弃疾不仅有张良那样的智慧谋略，又有韩信一般的勇气胆力。依刘劭《英雄论》的标准，辛弃疾可谓是兼张良之英、韩信之雄的真英雄、大英雄。
辛弃疾同代人早就持有这样的看法，把他誉为张良、诸葛亮。刘宰在《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中就赞美辛弃疾是“卷怀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子房，即张良。黄榦致书辛弃疾，称其“果毅之姿，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与辛稼轩侍郎书》）。卫泾在辛弃疾除知绍兴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制词中以宁宗皇帝的口吻，称扬辛弃疾是“谋猷经远，智略无前”（《后乐集》卷一）。刘宰《上安抚辛待制》又说辛弃疾“命世大才，济时远略，挺特中流之砥柱”，“雅有誓清中原之志，乾旋坤转，虎啸风生”。可以说。辛弃疾的英雄气质、宏大志向、远见卓识、谋略智慧，为当时的君臣所共知，并得到广泛的认可。
只可惜辛弃疾生不逢时，不能像岳飞那样建立盖世功勋。洪迈在《稼轩记》中曾感叹：“使遭事会之来，挈中原还职方氏，彼周公瑾、安石事业，侯盖饶为之。”意思是如果有机会，辛弃疾完全可以收复中原，建立周瑜、谢安那样的勋业。宋末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也说：“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然而辛弃疾终其一生，没有等到大显身手的机会，一辈子只牛刀小试了几回。时代注定了辛弃疾只能是一个悲剧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