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苦难的童年
第Ⅰ-1回 难童小学筹开学 无名灾童来报名
1942年的西安，处处都显露出苦难中国的面容。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都成了难民区。难民区内的天气似乎从来没有晴朗过，总是那么阴霾密布，尘土飞扬，或者是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却拥挤着大量的居民，他们大多是来自东北、华北或者河南的逃避日本侵略的难民。
在城内东部崇忠路上有一座灾童教养院。它是佛教慈善团体捐资兴建的。去不了宋美龄先生兴办的保育院的难童就投奔到这里。这里力量也有限，最盛时期也只有二三百难童。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教养院要兴办小学了。
在一个初秋的早晨，灾童教养院小学准备开学了。一大堆灾童熙熙攘攘地挤在一个不大的小院中，准备报名。其中有一个瘦小的男孩子，留着个平头，平头的头顶并不平，像杂草丛生，有的地方冒出一束头发，有的地方啃出一个低槽。孩子身体很瘦小，相比起来，头就显得大了些。瘦而发黄的脸明显地打上了营养不良的印记。一对大眼睛倒也显得炯炯有神。他身穿一件蓝色的中式褂子，下穿农民式的大裆裤子，既没皮带也没腰带，就是裤边一叠一卷，就不会掉了，这就是当时的灾童服。孩子脚上穿了一双很旧的布鞋，虽然脚趾还没有露出，但表面多处已经磨起了毛。鞋子要是脱下来，不仅臭气熏人，而且可以看见鞋内底糊上了一层黑泥。
孩子并未急着去报名，而是等呀等，直到大多数灾童已报名离去，他才走到老师面前，向老师鞠了一个躬。
“老师，我要报名。”
“你几岁了？”老师漫不经心地问着。
“七岁了。”
“你报几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老师惊奇地问道。“一、二年级的课你都学过了吗？”老师认真地盯着他。
“跟着哥哥学过了。”
“谁知你怎么学的？那要考考。”老师带着怀疑说。
那时的小学没什么正规的考试，更不用说这个灾童教养院的小学了，老师能问问就很不错了。
“你学过加减法，会背九九表吗？”老师带着蔑视的眼光。
孩子流利地背诵了九九表。老师显得有点儿惊讶，就想进一步探探孩子的底线。她出了一道鸡兔同笼的题目。在当时的小学中，鸡兔同笼的题目被认为是神秘之题，广泛在孩子们中传播。
“鸡兔一共6只，在一个笼子中，共有16条腿，你说有几只鸡和几只兔子呀？”老师以为孩子会被吓住，或者至少也要他发愣一会儿。没想到孩子顺口就答出了。
“2只兔子，4只鸡。”
老师认真起来，感到这孩子有些特殊，也想搞个明白，便问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6只鸡兔一共16只腿，如果全是鸡只有12条腿，多出4条腿。每多2条腿就多一只兔子，所以兔子是2只，鸡就是4只了。”这种新奇的思维方式引起了老师的兴趣，老师也多少感到了这个孩子的可爱。
“你怎么学到这些知识的呢？”
原来孩子一直逃难，根本没上过什么学，只是跟着妈妈和哥哥学了一点东西。孩子特别崇拜哥哥，因为他有个好名字叫斌成，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那是父亲精心为他起的。孩子很羡慕哥哥，也就想多向哥哥学习。有一段时间，哥哥在外面上五年级，每天晚上回家做作业。所谓的家就是灾童的大通铺房子前端隔出的一小间，母子三人住在这里。母亲帮教养院管理一下这个宿舍。一张破的没油漆的条桌和两只长凳就是她的办公设备，母亲白天在那里抄写一些灾童名单、分发物品的登记单。晚上它就成了哥哥的书桌。孩子的智力大多在这个桌旁萌发。
哥哥每晚做功课时，点亮一盏一根灯草的油灯。弟弟就坐在对面看，不时地向哥哥发问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个这样？为什么那个那样？哥哥心情好时就给他说说，心情不好时就轰他，“去，去，去，你不懂，别捣乱。”孩子为了能让哥哥同意他坐在对面，也向哥哥讨讨好。帮他研研墨啦，打打水呀。尤其在夏天，屋里的土地上有许多跳蚤，打上一盆水放在桌下让跳蚤跳到水里，就少咬人了，总之就想赖在哥哥的对面。慢慢地，孩子也能插对一两句。哥哥看到他的进步，有时也教他点儿东西。鸡兔同笼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学到点儿皮毛后，就跑到外面向其他灾童显摆，引起许多讨论，自己也越来越懂得透了。有时哥哥也教他念些唐诗，认些字，写写大字。
老师再问了些识字和语文后，心里已经同意他上三年级了，因为她觉得现在三年级的许多孩子未必比他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呀？”老师准备登记。
“我没有名字，妈妈不给我起名字。”
“怎么会这样？那你家里人叫你什么呢？”老师奇怪地问道。
“小时候父亲讨厌我，不给我起名字，妈妈就叫我娃娃，在我来报名时，又问妈妈，妈妈一想往事，就很不耐烦，没好脸地说那你就叫娃成吧。老师，你说这是名字吗？”
原来在孩子生下来时，父亲没给起名字，父亲去世后，一提到孩子的名字，母亲就伤心。因为孩子的名字问题曾引起过母亲和父亲的争吵，母亲说这是她第一次和父亲红脸。这次又遇到名字问题，母亲又伤心了。
“那怎么办呀？”老师一边思索一边自言自语。
“老师你给我起个名字吧！反正我不想叫娃成。”孩子乞求着。
“那好吧，我来想想，你哥哥叫斌成，‘成’字是你们这辈人共同的字，所以只要选一个字就成了，选个什么字呢？”老师在思索着。
突然孩子说：“有了，我就叫‘华成’好了，因为‘华’字和‘娃’字有点儿相近，而且‘华’字表示我要像父亲一样有技术、有才华。”
就这样，孩子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好名字——向华成，它伴随了他的一生。
老师紧紧地抱住了孩子，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灾童苦难众人怜，
向上好学更得难。
从小恶遇焉非福，
长大回味尚知险。
第Ⅰ-2回 不速男婴降人间 和谐家庭起波澜
20世纪30年代的石家庄，已由一个农村小镇发展成为不小的城市。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在此交会，人流、物流急剧增加。虽然军阀混战影响了这里，但并没有挡住它发展的势头。
在石家庄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铁路高层人员的公馆区，其中有一个有名的向公馆。公馆最早的主人是一位留法的学生，回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担任了正太铁路局的中方局长，另一位是法方局长。当时的局长可说是官僚贵族。公馆的建筑有着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风格，又有着西欧建筑的品质。红砖墙、机器瓦顶，里面的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浴缸等已经达到当时现代化的水平。庭院分前后两院，还有一个西方式的后花园，至少也有20间房。在这个家庭的鼎盛时期，家庭成员就有老爷、大太、姨太、6个男孩、7个女孩，再加上管家、老妈、奶妈、厨子、司机，少说也有20来口，甚至30口。
1929年老爷离世，大儿子向长坤成了掌门人，撑起了这个家。相对于老爷的局长地位，儿子的工程师头衔和铁路段长职位就低了一大截，尽管每月也有200多大洋，但支撑起这个家就显得有点儿紧巴巴的。未成年的弟妹已习惯了大手大脚地花钱，成年的弟妹高不成低不就，没有什么职业。家庭的积蓄耗尽，老爷的丧事又债台高筑。长坤每日心急如焚，愁容满面。老管家建议他以喜冲忧，尽早回福州老家完婚，将大少奶奶接来。
在福州的衣锦坊有一个50多岁的老秀才，自从他20多岁中秀才以后，功名就再无进展。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更不用说做生意，只能以教书谋生，过着清苦的日子。衣锦坊呀衣锦坊，其实大多为这种自命清高、日子清贫的读书人的安乐窝，多数不是衣锦还乡的达官贵人的豪宅。老秀才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娇惯，女扮男装，甚至没有裹足。女儿小时受到家庭的熏陶，也学到一些文化，甚至也出去上过职业学校。十几岁时，虽然个子矮小，但也如花似玉。经媒人介绍，许配给了长坤，从此就忠心不二。长坤多年在外不归，也有亲朋劝说另觅，女儿总以哭泣回答。父母无奈，只好等待。等呀等，盼呀盼，女儿已经29岁，眼看就要跨过30，父母心急如焚。那时的旧社会，不像现在的自由婚姻，女过30就很难找婆家了。听说准女婿要回来完婚，父母喜出望外。无论是为了冲丧，无论婚后就要带到北方，也无论婚事简办，一概统统答应。全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婚礼操办得很简朴，婚后大约在老家待了一个月，小夫妻就搭乘海轮，到上海，再乘火车抵达石家庄。
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进入一个没落官僚的大家庭，面对的困境可想而知。好在现在仍处在治丧期，全家老少都还戴着孝，人们都处在悲痛之中，相互之间也较少说话，风言风语也没有掀起。过了丧期，大嫂就开始掌管全家的财务大权。大嫂和全家一起讨论了预算，每个月长坤的薪水，扣除水电、伙食以及工人的工资以后，再计划出每月还债的数目，剩余的钱也以发工资的形式发给弟妹做零花钱，以后不再允许弟妹随时要钱。即使是零花钱，也比工人每月6块大洋要高，面对着家庭的巨大困难，弟妹们也无话可说。经过了几年治理，这个家已还清了欠债，并稍有结余和积蓄。长坤也很满意，全家和睦。更使长坤高兴的还有，大嫂真的争气，第一个孩子就是个男孩，向家有后了。他早早地就为孩子起了个好名字——斌成，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欢乐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当大嫂生下第二个男孩时，欢乐的气氛已是今不如昔。第三个、第四个男孩给家里带来的欢乐已经降低到零点。长坤多么希望有个女孩呀。由于想要女孩的激励，使他没有放弃再生的愿望。有空的时候，就想许多女孩的名字，还兴致勃勃地和他的好友讨论。加之当时家业已有些殷实，这种愿望更得到了加强。“大嫂又怀上孩子了。”小叔小姑们竞相传告。
“这回可一定该是个女孩了。”
“再是个男孩一定会把大哥气坏的。”
1935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向公馆宽大的客厅里，一个中年男子在屋中踱来踱去。看不出他是喜悦还是忧愁，但是掩饰不住他的焦虑。今天，他在等候着妻子的临产。妻子和白衣护士在里屋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喜悦时刻的来临。他多么期待着这个时刻，但又在担心着。
里屋突然传出了小孩的“哇”声，他被这一声惊醒了，停止了踱步，心里“嘣嘣”地跳着。这个孩子的哭声很弱，所以没有使他放弃这久久的期望。
妹妹从里屋走出：
“恭喜你，大哥，你又得到了一位白白胖胖的公子。”
一句话好似晴天霹雳，他多少年的愿望，就在这一瞬间破灭了。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也顾不得对妹妹说一句礼貌的话，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大屋中的人们纷纷离去，他甚至没有听到他们告别的话音，随后他没进屋看一眼就匆匆地离去。
这第五个男孩真是个不速之客，你怎么就来的那么不是时候。
三天以后，当大嫂问他应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时。长坤来了个没好气：“真没出息，又生个讨厌的傻小子。”
“这是天意，再说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妻子怯怯地回答着。
“你还敢顶嘴，不好好看看自己。”
大嫂不再说话了，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慢慢地流出。尽管医生事先早已警告过她。月子里不能哭，否则眼睛一辈子就会老流眼泪，但她怎么能控制得住呢？
这是丈夫对她第一次红脸。
此后这个孩子就一直没名字。不得不叫的时候，大家就叫他“娃娃”。
生活总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好一阵，坏一阵。长坤不开心的时间也并不长，第二年、第三年大嫂就接连生了两个女孩。真为这个家争气。每一个孩子，长坤都给她们早早地起了名字。大妹叫媚成，小妹叫美成。长坤真是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娇生惯养。全家人也都爱和她们逗着玩，大嫂也整天眉开眼笑。家庭再一次呈现出和谐共处、欣欣向荣的气氛。
在这和谐大家庭的角落里，也有一颗幼小孤独的心，那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整天瞪着大眼睛，在观察着这个世界。
生男万家皆喜欢，
过多也会惹讨厌。
性别本来由天定，
何冤母子受欺凌。
第Ⅰ-3回 民族灾难降华夏 小家难逃生死劫
一列火车急速地飞驰在华北大平原上，直奔山西高原，把初秋的玉米庄稼地快速地抛向后面。它咆哮着，好像被群狼追赶的野猪，没什么威风，倒露出了几分凄惨和无奈。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车顶上、车厢连接处，甚至窗外都挂满了人，人们也不顾自己的行李衣物，只要自己能挂上列车，走一站，算一站。在列车的后上方，远远地看去有几架日本飞机，盯着列车的尾巴紧紧地追赶着。
车上一个旧式的列车包厢里，挤了9口人，包括爸妈，三个男孩，两个女孩，以及孩子的三叔和四叔，还挤了六七个大箱子。因为是铁路职工关系才拿到了这一家的车票。一家人一清早就进入了车厢。因为局里还有点儿公务交代，爸爸长坤来晚了点儿。不想车门口已挤得无法上车，只好由窗户爬进，千幸万幸，好在全家在一起了。稍微定神以后，长坤发现，所带的箱子不对了。问道：
“我准备的书箱怎么没带来？”
“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又抬不动，就拿了一箱您常用的工具书。”大嫂带着怯懦和抱歉的眼光解释着。
“完了，完了，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你们把什么东西都不要，也应当把我的书拿上呀！否则我怎么工作？没工作你们吃什么呀？家产是死宝，知识是活宝，你们懂吗？”长坤气急败坏地叫嚷着，坐在椅子上，拼命地抽烟，眼睛望着窗外，理也不理大伙儿。所有人都愣愣地屏住呼吸，一声不响地望着他，连两岁的他最喜欢的小妹妹都不敢哭，只是哭丧着脸，瞪着怀疑的大眼睛。大嫂没弄明白似的眼睛含着泪水，强咽着怨情，她多么的伤心，这是长坤对她的第二次红脸。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红脸，以后想要看到他的红脸也不可能了，剩下的只有自己的泪水。
其实这也难怪家人，准备逃难时，大伙都是想着出去避一避。说不定出去十天个把月，日本人闹闹退了，就可以回来了，许多值钱的东西也没很好地收拾，仓仓促促地拿了点儿急用的东西就走了，把家交给了老管家让他注意锁好门就行了。谁知就此踏上了不归路，已经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家破”。实际上“人亡”也早已开始。自从1937年日本人闹了卢沟桥事变以后，这一带已经人心惶惶，百业凋零。一般人都不敢踏上从石家庄通往北平的路。长坤的二子、三子生病没能很好地就医，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整个民族的危难中，这点儿家事只掀起了小小的波澜就过去了。整个民族有多少个家庭都在唱着“家破人亡”的悲歌。
“于无声处听惊雷”，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把大家由睡梦中惊醒。接着的是机枪的扫射声，人们的哭喊声、救命声。走廊中有人嚷着，有人在车顶上被机枪射中，掉下去摔死了，有的车厢被子弹射穿了……明显地感到火车比以前跑得更快了。长坤也忘记了刚才的事情，急促地命令大家坐到地下，让孩子们睡到椅子底下。突然一颗子弹射进了车厢，射进了放在架子上的书箱，划破了一本书。大家惊恐不已。接着是短暂的宁静，然后车厢一片漆黑，车慢慢地停下来了。原来是火车开进了山洞。敌人的飞机看见前面快要到山洞了就赶紧拉高，从山顶上掠过，它们在山顶上面盘旋了几圈，也俯冲下来，投了几枚炸弹，又掉头回航了。列车在山洞中等了半个多小时，看见外面已无太大动静，就试探着开出了山洞。
此时天色已晚，西下的太阳已无力照亮大地，但在远方的山顶上还发出亮光，朦胧的天色实际上没什么美景，但对于刚从又黑、又闷、又热的隧道中出来的人们，简直就像进入了春光明媚的花园，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好像在享受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欢乐心情。人们都好像感觉到已经逃出了虎口，回到自己的家了。经过这场劫难，人们对日寇彻底丢掉了幻想，而对同胞更加亲切了，相互争抢少了，相互帮助多了。
正如大家想象的那样，以后再没有日寇的干扰了，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旅程，列车到达了太原车站。由于父亲同事的关系，全家很快在第二天就转上了同浦铁路，开往山西和河南交界点的风陵渡。当时风陵渡的黄河还没有大桥，只能靠渡船过河，好在此时的黄河水还算平静，30多个人乘坐一条船，再加上他们的行李，船已经够吃重了，就起航了。这条船也是通过铁路关系预约的，船上坐的大多数也是铁路职工。他们都付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船费。船慢慢地划行着。由于离敌人已经很远，似乎已到了大后方，到达了太平世界，船上的人心情也不急，就等它慢慢地划吧。
船划到河中间，越来越慢，正在众人费解之时，船突然停止了，随着慢流的河水，慢慢地向下游漂着。突然船老大向大家喊道：
“所有人注意了，把你们的所有金银首饰和钱财都给俺留下！”
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沉默了一阵以后，大家嚷嚷起来。
“刚躲过日本人的烧杀，又遇到中国人的抢劫。”
“这让我们可怎么活呀！”
有人也跟船老大讨价还价，说给他们一部分，也给自己留一部分，就是不动手拿东西。船老大说不行。众人看他们船工只有4个人，难民中年轻的男人也有10个左右。看来他们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所以也不怎么怕他们。船老大生气了，3个在船中间的船工拔出了杀猪刀，向身边的难民挥舞着：
“看来不给你们点儿厉害，你们不老实，你们是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说着向一个难民走去。突然，“啪”“啪”两声枪响，船工和难民都惊呆了。也有人以为日本人又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逃难中的铁路警察林强朝天开的两枪。这个警察，20多岁，单身，长坤和他认识，但不熟，他们在铁路巡逻时，看见难民潮，车站秩序大乱，又碰见华成一家老小，就跟着上车了。
“都给我站着不许动，谁动我让谁上西天。”林强一边举着枪，一边嚷着，朝船老大走去。当他走近三个年轻船工时，突然，“嗵”的一声，三个船工同时跳入水中。船老大接着嚷道：
“你们不老实，他们就把船掀翻，咱们一起玩儿完。”
看来这是他们早有的训练，在他们寡不敌众的时候，他们会采取这最后一招，把船掀翻以后，然后再把船和一些东西慢慢推向岸边，能捡到什么算什么。
没等船老大说完，林强一个箭步，跳到船老大的身后。揪住船老大的后脖领儿，把枪口顶住船老大的后心。嚷道：
“你们谁敢乱来我就打死他。”
然后让船老大命令他的伙计们推船。把船向对岸推去。
也有两个年轻的难民上来帮忙，他们为了小心起见，怕船老大也跳水，就找了条绳子把船老大的脚捆到船上的柱子上。
船终于抵达了对岸，小伙计搭好了船板，难民们陆续下船。最后林强押着船老大下船。并命令小伙计把船划到河中间去。然后，押着船老大和难民一起走到一个小镇。林强给了船老大一元钱。船老大没想到会这样对他，还以为要把他送到政府法办，所以感激不尽，不停地鞠躬。林强告诉他国难当头，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同胞。船老大连连点头称是，一转眼就溜掉了。谁知他以后会怎样呢？逃难的人们，相互就好像是一家人，中国人之间都很同情怜悯，甚至对这种打劫的穷人。
几经辗转，长坤一家终于到达了西安。西安这个仅次于重庆的内地大城市，各路人马聚集，给它带来了表面的繁荣。真是霓虹灯闪烁，一片歌舞升平。但是你也能看到贫民窟里许多难民衣不蔽体，食不饱肚，满街的流浪汉。
长坤一家住到了一个朋友家，经受了这场民族灾难和饥民打劫，全家几天都惊魂难散。长坤忙着找工作，全家小心翼翼地观察这个陌生的城市。
国破家必亡，
全民尽遭殃。
国人需奋起，
共同把敌抗。
国恨家仇记心上，
永世不能忘！
第Ⅰ-4回 为国修路葬他乡 妻儿老小陷困顿
一家在西安进行了休整，长坤在酝酿着找工作，养家糊口。这个家的理念“家产是死宝，知识是活宝”再次得到了验证。长坤，由于自己的一技之长，很快找到了工作。经他的老同学介绍，他将赴云南去建设叙昆铁路。这条铁路是准备由印度洋通过缅甸向中国的西南大后方运送抗战物资的。
他的老同学叫林则彬，他们在老家福州时，同为马尾海军学校的同班同学。当年的马尾海军学校，在海军界的声誉堪比黄埔军校，学员不少以后成为中国海军将领。他们俩学的都是“后学”，“前学”培养开船打仗，“后学”培养后勤基建。虽然他们只学了两年多，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就把他们当成了大专家，认为他们修桥筑路得心应手。长坤不仅很容易地到铁路工作，还被聘到抗战的重点工程。林当时已是铁路局长，他深知长坤擅长技术，就聘他为工程师，负责设计技术。
在西安的同学、老乡、朋友都为长坤能找到这样高级的工作感到羡慕，一起为他饯行，全家在这苦难的时刻难得有这么一段短暂的欢乐。昆明的工作待遇不菲，全家更加相信长坤的能力和理念，也忘记了家庭破产的悲痛。但在当前一家同行还是有困难的。只好长坤先乘飞机去昆明，尽快地投入工作，全家乘汽车慢慢地赶赴昆明，大伙儿心想反正家人也没有什么紧急任务，不用着急。没想到就此一别，永世再没有见面。
长坤一走，四叔找工作不顺，就参加了国军，做军需工作。据说以后也转到了缅甸，就此再无信息。三叔由于小时得了小儿麻痹症，腿手均有残疾，只好跟着大嫂。这样大嫂一人带着三男二女五个孩子和三叔一个残疾人，最大的孩子也只有九岁，慢慢地向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走去。汽车行走得很慢，每天只能走几十公里，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才走到了四川的北大门——广元县。全家人实在疲惫不堪，就决定在广元暂住。
广元是四川的北大门，嘉陵江和南河在此交汇，城东城西都是山丘。城市坐落在嘉陵江东岸的河滩上，东面是山，南面是南河，地势呈三角形，北面东山和嘉陵江夹着的地域越来越窄，最后的交界处，急流峭壁十分险峻，公路是从峭壁上挖出的半开式蜿蜒的山洞中通过，这就是蜀道难的第一课。这里气候宜人，冬天不很冷，夏天不很热，雨水丰足，宜于各种农作物生长。这里的土地大多是丘陵上的山坡梯田，整体面积不大，但人口不多，也显得农产品丰富，市场热闹。相比于西安，这里战争的气氛淡多了。为了进行休整，一家没有住进旅馆，而是租了间民房住，这是一个地主家的大院中的一间房，大院有一边靠着嘉陵江，临江有一片沙滩地，不涨水时，沙滩地很大，涨水时，水面就接近房子的地板，倒也显得风景这边独好。
孩子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觉得什么都新鲜，华成到河边沙滩捡石头、捡贝壳，还在地板和地基处的缝隙中找到了一个放玩具的洞穴，藏了他的这些宝贝，他玩得真是开心，真想长期住下不走了，一家带着美好的梦想，欢度着美好的休闲时光，根本没想到更大的灾难正在前面等待着这一家。
一天，一封电报带来了天大的噩耗，父亲在云南暴毙。母亲得知，决不相信。经过多次电话电报核实，他们说，当天工程竣工，开庆功会，饮酒，庆祝后，父亲回屋休息。第二天未来上班，同事们说他累了，让他多休息会儿吧！谁知到中午仍不见人影，去看他时，嘴上已爬有苍蝇，没气了。母亲闻讯，马上瘫了，众人搀扶，她泣不成声，说：“就怪我，没跟他一起去云南，要是我在身边照顾，发现他不舒服，及时抢救，绝不致这样。都怪我呀都怪我。”华成此时才4岁，不懂事，不知什么是死，以为像童话那样，死了以后还能回来，他没像哥哥妹妹那样乖乖地待在母亲身旁流泪，而是跑到他的玩具洞里去折腾玩具了，众人找不到他，很着急，妈妈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他也大哭起来。
一家人在众人帮助下举行了父亲的葬礼，母亲领着孩子们，披麻戴孝，奔赴南河边，对着南方，母亲号哭。
“你这没良心的，你自己走了，撒下我们，你就不管了，我可怎么办呀？”
“我不如也跟你去吧！”
“你没有死，你别吓我呀，你回来吧，你再对我多红脸几次吧，我不生气。”
母亲几次想寻短，均被众人劝阻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么多孩子怎么办呀？母亲强忍着悲痛，联系着出路。她给许多亲友打电话发电报，回音寥寥，真是像鲁迅先生所说，当一个家庭由小康堕入困顿，才知道世事的冷落和人情的淡薄。有权有势者本可帮个小忙，例如，找个劳工，但他们又怕丢了面子，说怕让大嫂屈就了，每人捐了点钱，以后就不理了，母亲真是感到“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每天泪流满面。最后还是一个穷朋友帮忙找到一个进教养院的机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都办有救济难民的机构，最有名的是宋美龄先生倡议办的保育院，那里条件较好，但它主要招收国民党军队的子女，那也已人满为患，不堪重负。像现在“国企”员工的孩子根本别想。华成一家所要进的单位，名为“陕西灾童教养院”，据说是和佛教有关的慈善组织办的，人也不多，条件很差。但母亲现在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差点儿都要流落街头讨饭了，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就答应前往。
灾童教养院位于西安，华成一家又要按原路返回。和上次一样，他们找了辆回程的货车，不过这次可是个空车，上面只载了华成一家七口，走得也很快，一两天就到了灾童教养院。一看，都是土坯房，里面就是裸露的土地，房顶还是瓦的，屋里是土炕，厕所就是院里挖的土坑。妈妈一看，不觉辛酸，这是不是已经到了生活最困苦的点？她强忍着眼泪，装笑着对孩子们说：“到家了！”
祸不单行噩耗连，
到底有完还没完。
孤儿寡母何所去，
活人真比死人难。
第Ⅰ-5回 灾童生活似地狱 九死一生听天命
灾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再低，孩子就无法生存下去了，稍高，当局就想方设法“抠门”。为了省粮食，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九点，晚四点，起得晚，睡得早，凑合着养着。早饭前，孩子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一开饭，就像饿狼抢食。省粮食之招儿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早上稀，晚上干。稀的就是玉米糊，干的就是玉米窝窝头，总之就是和玉米打交道。菜，就是一盆青菜汤，本来说一个星期打一次牙祭，可是只见一点点肉星，连一点儿油星也不见漂。为了抢食，有的灾童学会了一些窍门，先盛半碗粥，很快吃完，马上盛一大碗，这样就可以吃一碗半，否则吃完一碗，去盛第二碗时就已经没了。平时，孩子们饿了，到处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吃，荠菜、柯达菜、猪毛菜、槐花、榆钱、椿树芽、榆树皮等，还有房顶上长的酸溜溜，甚至还有一种土，叫斑斑土。有些东西没一点儿营养，只是填充肠胃空间，去除饥饿感。在这种饮食条件下，孩子的身体都十分虚弱。孩子的体形都是头大、肚子大、个矮、胳膊细、腿细，三毛的形象就是从这些孩子的身上提炼的。
灾童们的衣着可说是褴褛至极。一年就发两款衣服，夏天是两套中式单衣，上着中式短褂，下穿中式大裆长裤，只要将裤裆一叠，再向下一卷，裤子就不会掉了，根本不用皮带。再热的天气也没有短装，只是把裤腿或袖子卷起来，更热了，干脆就脱去上衣，打赤膊。冬装就是一套空心棉袄。夏天太热，还可忍受，冬天挨冻，那才是凄惨难忍。只好两手互插进袖筒里，双臂捂着肚子，双脚不停地跺地。无奈肚子也饿，没有能量可以发出，只有全身打战，鼻涕滴流。有些孩子棉袄破了，自己不会补，棉花露出，甚至掉光，哪里挡得住寒冬凛冽的寒风。在这苦难中，只要有一点儿机会，孩子们都会及时地抓住，缓解一下痛苦。偶尔，冬日有一缕阳光，孩子们一排坐在墙根晒太阳，敞开胸怀，在抓虱子。路人怀着怜悯的眼光看着他们，其实那是他们感觉最幸福的时刻和最舒服的情景。
灾童们住的是一个大的长长的平房，两边有两排长长的木板大通铺。靠着大通铺的是两排窗户，木格子，糊上纸，根本挡不住冬天的风和夏天的阳光。在寒冷的冬夜，孩子们很会适应环境生存，学会了抱团取暖，他们懂得互相挤着睡。长长的大床，一头挤满了人，另一头却是空着。为了挤得更紧，两个孩子睡进一个被窝筒，一个孩子的脚捅到另一个的胸口，两床被子重复盖上，相当于盖了两床被子。被子很久没洗，本身气味就很重，因而脚的臭味已经不是问题，他们并不在乎脚伸到同伴的嘴边，只要现在能缓解主要矛盾——寒冷。孩子的生命力很强，他们很能适应环境，适应以后，他们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华成回想起自己小时受的苦，使他后来承受苦的能力超过了常人，他感激这段经历，有时坏事并非全坏，如果你能在坏的环境中吸收到好的东西，那么苦难会变成经验，华成甚至希望后人如有这种境遇，不要把它当成纯粹的坏事。
穷人的难关总是一个接着一个。教养院里闹起了传染病，麻疹流行。华成和四哥、两个妹妹均感染了麻疹。只有大哥和妈妈没感染。四个孩子都发烧昏迷，不吃饭。妈妈坐在身旁看着他们，一脸的无奈。当时灾童生病基本上都不看医生，因为没钱，只能让他们休养，自己慢慢地好起来。有时也请些小破中医，抓点儿中药喝喝，难怪死亡率很高，过不了两三个月就有孩子被抬走，处理也很简单，用张草席卷着，抬到郊区，找个空地埋了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苦难太多，穷人区，尤其是教养院中，自适应地形成一种潜规则，饭菜中发现了蛆，扔掉就是，不要嚷嚷，免得影响别人吃饭。有人死了不要大张旗鼓地吊唁，以免让大家陷入沉痛。这些孩子走了，就让他们悄悄地走吧，只愿他们在对岸能比此岸更好。
只过了一两个月，华成的四哥和两个妹妹相继离世。妈妈再次陷入沉痛的绝望中，五个孩子一下子少掉了三个，哪个妈妈也是受不了的，现在只剩下老大和老五了，老五还在重病昏迷中，看来十之八九也是要告别了。妈妈再次开始了对爸爸的埋怨，“你这个没良心的，这么早一走了之，留下我们经历这么多苦难”，“三个孩子又去了能怨我吗？我有什么办法呀？”，“娃娃（华成的小名）若再有什么不测，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妈妈只顾自己流泪，傻傻地坐在华成的病床边，呆呆地瞪着华成。几个穷大婶安慰她，陪着她，扯扯闲话，她们在剥着鸡蛋吃。突然华成抓住她们的鸡蛋，要吃。大家大为惊奇，妈妈不敢给他吃，大婶们说，反正也没办法了，要吃就给他吃吧，满足他临走的愿望吧。谁知道吃完了鸡蛋，华成说话了，说要喝粥。这下可惊喜了大家。赶紧给他熬粥，忙着给他擦手擦汗。哪知道华成就这样慢慢地好起来了。
长大以后华成说，也许是爸爸嫌他是多余的男孩，不给他起名，不愿带他到彼岸，也许阎王爷见到他后，查了半天生死簿，说没他名字，回去吧！反正他是奇迹般地再一次躲过了劫难。看来中国人的习俗，给男孩起个贱名，叫什么“屎蛋”啦，“狗娃”啦，也许有点儿道理。小时候还是“贱”点儿好。
好事不说多磨，至少也不会那么利落。大病好了以后，余震不断。陆续的疹毒发作纠缠了华成好几个月，浑身起包，尤其是前额起了个鸡蛋大小的包，里面似乎是充满了脓液。涂了好多土药一点儿用也没有。急得妈妈到处问人求医，也都无着。到了完全无助的时候，却来了个“柳暗花明又一村”。抗日战争中期，美国人来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在中国总体上还是做了些好事的。他们在西安办了个医院，名叫广仁医院，它为穷人看病不要钱。妈妈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想去试试。她抱着或背着华成走了约一小时，累得气喘吁吁，来到了医院。没什么挂号，也没什么诊断，也没征求家长意见，医生将华成抱进手术室就动手术了，妈妈在外面等得提心吊胆，约莫半个多小时，医生抱着华成出来了，华成头上严严实实地包着白绷带，奄奄一息地，鼻子忽闪忽闪地，苦着脸。妈妈刚接过华成，一句话没说，医生扭头就进去了，也不用交费，也没什么手续，甚至连名字也没问，妈妈就把华成抱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