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读英语的孩子

弄堂里读英语的孩子

记忆中,一段密集、牢固、难以忘怀的岁月。一晃,居然近三十年了。

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一个懵懂的少年,哪里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全靠一股力推动着,一步一步,走上了读书和高考的道路。这股力,无形,又具体,主要源自时代风气,源自社会大环境。

而此前,我几乎就没好好上过学。尤其在初中。好像总在盼着放学。一放学,就在心里欢呼。就去白相。到田野。到河边。到夜晚的林子里。跟着大人钓鱼,狩猎,打甲鱼。到了暑假就游水。整天都游水。就觉得,除了读书,什么都好玩。

只要不读书,哪怕去做小工都心甘情愿。小算盘早已打好:要是能找份小工做做,就不读高中了。我真的去做了,还是通过父亲的关系,否则谁会接受一个毛孩子。正是夏天。炎炎烈日下,我跌跌撞撞,抓手抓脚,勉强递着砖头,挑着水泥,搬运着钢筋和木板。绝没料到,砖头、水泥、钢筋和木板竟那么的沉重。无比的沉重。一旁,有位老师傅一个劲地咕哝:“小把戏,还来做小工,真是开玩笑。”我终于坚持不住,不到半天,就慌忙逃离了建筑工地。

看来,还得读书,还得继续上高中。上高中时,国家已进入另一个时代。恢复高考,学习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少年班,勇攀科学高峰,各种各样激动人心的口号和榜样,上世纪70年代末那种催人上进的氛围……所有这一切,让读书和上大学成为一种光荣。记得有位高年级同学考上了清华大学,名字迅速响彻整个县城。当他走在街上时,所有人都向他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隐约中,想读书,也想考大学了,但还缺乏自信。甚至都有心理障碍。遇到外语,更是心慌。上初中时,有一回,期末考外语,看到试卷上的题目大都不会做,索性交了白卷。难怪。

这时,班主任马应瑞老师出现在我面前。他是外语老师,恰恰要从外语着手。他说:“别人都能学好,你为什么不能?”我稍稍取得一点成绩,他便大加鼓励。适时的鼓励,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多么重要。后来,在我的外语成绩稳步提高后,他又将我树为学习典型。交过白卷,又得了满分,是有说服力的典型。这下,走在校园里和街上时,轮到我接受别人敬佩的目光了。到同学家里去,也颇受同学家长的欢迎。还有女同学的微笑。仿佛是对我刻苦学习的奖赏。在相当意义上,马老师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感激他。

报考外语,也就自然而然。真正的准备和冲刺从高二开始。也就一年的时间。如此的紧迫,一刻都不能耽搁。上课,上夜自习,随后走路回家,喝口水,便从书包里取出书本,接着看书,做练习题。起先,就在饭桌上看书写字。心里其实一直藏着一个愿望:想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我终于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心愿。父亲听后没有说一句话。没过几天,一张书桌摆在了家里。父亲就以这样的方式支持着我。那些日子,我每晚都要熬到子夜时分。子夜时分,母亲准会将一碗水煮蛋放到我的书桌上。母亲心疼我,总在陪伴着我,总是对我说:“别这么苦。考不上也不要紧的。”

清晨,五点不到,又自觉起床。搬一把椅子,坐到弄堂里,一遍遍地读英语,背单词。特别冷的时候,就穿着厚衣裳,站着读。好在南方,即便冬季也不太冷。逢上雨天,我就站在屋檐下,让读书声融进悦耳的雨声。弄堂里,很清静。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几个早起的邻居。只有我的读书声,在轻轻回荡。一般要读上两个钟头。人们纷纷上班的时刻,我也该背起书包上学了。不少人因此晓得了我:弄堂里那个读英语的孩子。

拉开时间距离,我感到了某种少年晨读的诗意。当时,一点都不觉得苦和累。苦和累只是后来的回想。这是实情。整天埋头用功,一切都不知不觉。连时间也不知不觉。转眼就要高考了。考场就在我们中学。7月上旬,考试的三天,反倒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记。很奇怪。

考完,就是期盼。时刻都在期盼。心惊胆战地期盼。期盼得夜不能寐。有时,勉强成眠后也会惊醒。一夜,忽然大叫,说床上有蛇样的东西。父母连忙到我床边,寻找了半天,然后不住地安慰我:“这一年,你实在太紧张了。这一年,你实在太紧张了。”

第二天,父亲决定让姐姐带我出去散散心。我们到常州姨妈家住了几天。从常州归来,便看到了成绩单。可以填志愿了。第一志愿,我全部填写了军校。我从小就有制服情结。这兴许和成长环境有关。哥哥当兵回来探亲时,我就愿意他成天穿着军装。穿着军装,那么精神,让我也感到骄傲。部队到我们中学招小兵,那个幸运的同学让我羡慕得要命。那些日子,我一边等着录取通知,一边想象着自己身着军装的种种情形。姐姐也赞同我上军校。“你将来还要带个穿军装的女朋友回家。”她极其认真地嘱咐我。我也极其认真地点了点头。制服情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庄严感?是一种神圣感?我不知道。哪天,我一定好好想想。

最终,我没有走进军校,没有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

1979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那一年,我十六岁。接到通知的刹那,我一愣,但很快为另一种前景所激动。我奔跑着去告诉家人,告诉老师和同学,告诉邻居,告诉所有我认识的人:我要到北京去看天安门了!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