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批评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现代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一种批评模式。它是20世纪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文艺批评流派之一。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学一直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对意识流、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现代主义流派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创作界，西方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一流作家，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批评界，精神分析学在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虽然在四五十年代由于新批评派的风靡而一度受到冲击，但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拉康、霍兰德等人在理论上的“重新阐释”和在实践中的“创新”，精神分析批评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
4.1 精神分析批评的一般概念
严格地说，精神分析学与精神分析批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精神分析学原本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准确地说，它只是临床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精神分析批评则是把精神分析学等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一种批评模式。但令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从20世纪上半叶起，精神分析学在心理学界的影响远不如它在文学界的影响大，因而在今天的文学批评界，这两个术语常常被混用。
精神分析学是与弗洛伊德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仅因为它是由弗洛伊德创立的，而且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弗洛伊德主义。因此，人们常常把精神分析学与弗洛伊德主义混为一谈。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弗洛伊德主义是以弗洛伊德本人的思想和学说为中心、包括其弟子对他的理论所作的阐释在内的一种理论体系；而精神分析学的范围则要广得多，它不仅包括弗洛伊德的学说，而且包括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如荣格、阿德勒、埃里克森等）的理论和观点，甚至还包括一些从事精神分析批评实践的文艺美学家（如拉康、霍兰德等）的观点。
精神分析学根据其自身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以弗洛伊德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或经典）精神分析学和经过埃里希·弗洛姆、埃里克·埃里克森（1902—1994）等人重新阐释过的新精神分析学。传统精神分析学着重于人的生物性本能的一面，而新精神分析学在继承弗洛伊德学说的同时，强调道德社会化的影响，视社会文化为人格发展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传统精神分析批评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主要受到以下七个方面的启发和影响：一、无意识理论；二、力比多学说；三、关于伊德、自我和超我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四、梦的学说和释梦理论；五、“俄狄浦斯情结”说；六、文学艺术与“白日梦”；七、艺术家与精神病。
在文学研究中，传统精神分析批评家主要根据这些理论或概念进行批评实践。他们或者在作品中寻找象征，以窥探作者的无意识的创作动机，或者把文学作品的文本视为“病例”，通过分析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语言、行为模式等揭示作者的心理和无意识欲望。总之，他们试图挖掘和分析作者在作品中蕴藏的美感经验、变态心理、无意识趋向等。
与传统精神分析批评家不同的是，新精神分析批评家大都抛弃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性本能动因学说，注重人的社会性；他们借助其他哲学或文学理论（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来重新阐释精神分析学，并把这些理论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然后应用于批评实践，于是产生了如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等批评模式。新精神分析批评注重探索读者的心理机制和阅读过程，注意研究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结构及其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等，从而有助于对作家、作品及读者的分析和研究。
精神分析批评根据其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作者、读者、文本（包括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传统精神分析学主要属于第一类，它侧重研究作者的心理和创作活动，旨在揭示作者的创作过程、态度及心理状态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第二类以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为代表，它侧重研究读者的心理、阅读过程和反应，以解决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类精神分析批评主要通过分析文本的语言和结构方式去研究文本、语言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后一种批评模式以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为代表。
4.2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
4.2.1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学的创立
西格蒙·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著名心理学家。他出生于奥地利弗赖堡（今捷克的普莱波）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个羊毛商人。弗洛伊德少年时代酷爱阅读文学作品和史书，1873年进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85年去巴黎，师从著名的神经学家让·夏尔科（1825—1893），1886年回维也纳开设了专门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私人诊所。他在临床实践中创立了精神分析疗法，获得很大成功，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
1900年以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逐步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其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学生和追随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奥地利的艾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和瑞士的卡尔·荣格。但由于观点上的分歧，阿德勒后来脱离了弗洛伊德而建立了他自己的“个人心理学”。1911年，弗洛伊德与荣格共同创建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及至1913年，荣格也因与弗洛伊德见解不合而同其决裂，建立了他的“分析心理学”。1938年，弗洛伊德由于受到纳粹迫害而逃离维也纳，翌年因患癌症病逝于伦敦。
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有：《释梦》（1900）、《日常生活的生理病理学》（1904）、《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图腾与禁忌》（1913）、《精神分析引论》（1920）、《超越快乐原则》（1920）、《自我与伊德》（1923）等。
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原本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大约在1896年左右，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人的过程中，发现原先使用的催眠法效果不甚理想，而如果让病人在清醒的状态下回忆和寻找导致某种特殊病症的经历，让病人自动说出精神方面的原因，却能使病人摆脱以往经历的阴影，排除病因，恢复正常的生活。弗洛伊德称这种方法为“心理疏导”。后来他又进一步试验，让病人身心放松地躺在沙发上，根据他们的病例问他们一些问题，尤其让他们回忆他们孩提时代或睡梦中的情况，有时甚至让病人“自由联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胡言乱语。通过病人的回忆、说梦和言谈，医生帮助病人分析隐匿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愿望、情结或受到的挫折，发现他们的病因，帮助他们恢复某些受到损害的心理机制，达到治疗诸如精神错乱、压抑症等精神疾病的目的。这种使用“自由联想”和释梦相结合的“讲述疗法”，弗洛伊德称之为“精神分析法”。弗洛伊德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用于临床实践的精神分析疗法系统化、理论化，创立了一整套关于无意识和梦幻的学说，深入地探索人类精神活动中的无意识领域，建立了对现代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精神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成因是很复杂的，除了科学的巨大发展和当时兴起的形形色色的“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之外，还有一条是不应忽视的。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曾在厄恩斯特·布吕克（1819—1892）的指导下进行过研究工作，而布吕克又是约翰尼斯·缪勒（1801—1858）的门生。缪勒和布吕克都是19世纪著名的生理学家和生机论者。他们认为生命中包含着一些特殊的力，这些力并不同于在无机物体的交互作用中所发现的那些力。布吕克还提出了“生物是一个动力系统”的激进观点。这种生物的力和能的动力学概念对弗洛伊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他在后来的临床实践中常运用这种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他的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这对于他的以性本能或“性力”为基石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形成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主要以无意识、梦、幻想、欲望等人类精神活动为研究对象，因此其理论与观点早已超越心理学的范畴，成了一种理解人的动机、人格和精神活动的科学，并在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宗教、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教育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4.2.2 弗洛伊德的主要学说观点与文学艺术的关系
弗洛伊德一生虽只写过为数不多的文艺论文，如：《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等，但他在许多著作和文章中，对文艺创作、文学批评和美学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相当精辟的观点和看法。他的文艺美学思想，从早期心理学开始，经过精神分析学阶段已基本形成，再经过他的弟子及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推广、应用和重新阐释，最终发展成为一整套文艺批评理论，对现当代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将其几个主要观点及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作一简要评介。
（1）无意识理论
无意识（又译潜意识）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基本概念。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含三个部分，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意识处于表层，是指一个人所直接感知到的内容。它是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心理活动，可以用语言表达，并受社会道德的约束。前意识处于中层，是指那些此刻并不在一个人的意识之中但可以通过集中注意力或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回忆起来的过去的经验。前意识的功能主要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从事警戒，阻止无意识本能欲望进入意识之中。无意识是一种本能——主要是性本能——冲动，它毫无理性，是“一团混沌”；它处于大脑的底层，是一个庞大的领域。这一部分个人是意识不到的，但它却能影响人的行为。弗洛伊德第一次形象地描绘了人的心理结构。他把人的大脑比作大海里的冰山：意识部分就像冰山露在海面之上的那一小部分；前意识相当于处于海平面的那一部分，它随着海水的波动时而露出水面，时而没入水面；而无意识则是没于海水中的硕大无比的主体部分。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意识与无意识是相互对立的：意识压抑无意识本能冲动，使之只能得到伪装的、象征的满足；而无意识则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暗中支配意识。意识是清醒的、理性的，但又是无力的；无意识是混乱的、盲目的，但却是广阔有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定人的行为和愿望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体系中，无意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起支配作用的。
无意识理论是弗洛伊德的独创，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不管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如何修正和背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们都没有抛弃无意识的概念，使它成了区别是不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标志。
无意识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展示了人的心理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引导人们去注意意识后面的动机，去探讨无意识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这对20世纪的作家、批评家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文学艺术家不再停留在表现人的意识活动上，而是深入到深不可测的无意识领域中，去探索心灵的奥秘，揭示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这些方面，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确实为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表现领域，拓展了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空间，把文学作品中的心理分析手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但是，由于弗洛伊德过分夸大了无意识的作用，把它当作决定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和行为的动力，从而贬低了意识和理性的作用，这对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2）三重人格结构学说和“力比多”理论
弗洛伊德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他的早期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三重人格结构学说。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格也由三个部分构成：伊德（id，又译本我）、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伊德完全是无意识的，基本上由性本能组成，按“快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伊德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在正常情况下，这三个部分是统一的，相互协调的。当这三者失去平衡发生冲突时，即导致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由于伊德总是受到压抑，所以人格的三个部分之间是很难保持平衡的，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这就为他及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在作家和人物身上寻找病态特征提供了理论根据。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是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构成伊德的主要是一种“性力”，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一种本能，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这种本能驱使人去寻求快乐，特别是性快乐。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力比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口腔期、肛门期、生殖器期和生殖期。在第一阶段，性本能是与婴儿的口腔刺激紧密相联的。第二阶段是通过排泄粪便得到性欲快感的。在第三阶段，性的快感转移到生殖器官。恋母情结就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第四阶段是性本能发展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人对异性具有性的吸引力。弗洛伊德认为，这几个阶段对一个人的人格发展极为重要，儿童将来的性生活是正常还是变态，是自恋、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完全取决于这几个阶段的发展结果。
弗洛伊德视性本能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把人的无意识的生物性本能提到首位，把人格与形成人格的社会条件完全割裂开来，这实际上是把社会的人降为动物的人。弗洛伊德还认为，性欲的决定作用并不限于个人，就人类社会而言，性欲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人类社会的许多禁忌和习俗、道德规范、法律条文、宗教戒条等等，最初都是针对人的性欲问题而产生和制定出来的。他甚至把人类的文明创造、阶级矛盾和战争都归为人的本能的原因：前一种活动源自人的“生的本能”，而后者是受人的“死的本能”所驱使。
从上述论点我们不难看出，弗洛伊德的理论基本上是以性本能为轴心的，正如霍兰德所说：“弗洛伊德将他的心理学固系在人的动物性的生物学和精神病学上。他……把人看作是一个性欲存在。”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学》，载《国外文学》，1993年第2期。因此，性本能说就成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支柱和基石。这也是弗洛伊德的学说被称作为“泛性论”的根本原因。这种只注意人的生物性本能而忽视人的社会性的庸俗的、简单化的理论显然是错误的。也正是由于他的泛性论观点，弗洛伊德的学说经常受到攻击，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包括弗洛伊德的弟子）与他分道扬镳。
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方面，弗洛伊德也持这种泛性论的观点。他把性欲看作是文艺创作的动因。作家、艺术家从事创作是受他们“本能的欲望”的驱使。艺术家也和常人一样，由于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便试图在文艺创作中得到感情的宣泄，以获取快乐，因此他们的创作动因就是“性欲的冲动”。弗洛伊德认为，文艺本质上是被压抑的性本能冲动的一种“升华”。经过升华作用，受压抑的力比多便可以通过社会道德允许的途径或形式得到满足。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升华说”。按照这种观点，文艺的功能就是一种补偿作用，作家和读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欲望可以通过创作或欣赏文艺作品得到变相的满足。显而易见，这种文学艺术的“泛性论”无限地扩大了性本能在生活和文学艺术中的作用，把人的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和愿望都与性欲扯在一起，不考虑人的社会性及作家或作品的社会因素，企图用性欲的抑制和满足来解释文学艺术，因而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文艺的本质。
（3）俄狄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又译恋母情结），是弗洛伊德从其“力比多”理论和人格学说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殖器阶段，儿童身上发展出一种恋母情欲综合感。这种心理驱使儿童去爱异性亲人而讨厌同性亲人。于是，男孩把母亲当作性爱对象而把父亲当作情敌，女孩则正好相反。这样男孩就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女孩就产生了“厄勒克特拉情结”（又译恋父情结）。俄狄浦斯和厄勒克特拉都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前者是一位王子，他不知不觉地应验了神灵的预言，走上杀父娶母的道路，最后酿成悲剧；后者是一位公主，她的父亲被母亲谋杀了，于是她怂恿她的兄弟杀死母亲，为父报仇。
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他说：“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之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
他把这种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从卷帙浩繁的世界文学名著中，找出三个例子：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指出这三部作品都有着一个相同的主题：俄狄浦斯情结。他还认为《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奇的俄狄浦斯情结开放出来的一朵奇葩。
俄狄浦斯情结说对西方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在批评界，许多人把它当作一把文艺批评的万能钥匙，在古今文学作品中遍寻俄狄浦斯情结现象，显得十分牵强附会。虽然俄狄浦斯情结说对于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某些文学作品的主题尚有一些启发作用，但若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遍规律用于文学批评就必然显得荒唐可笑。
（4）梦的理论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的梦的理论。这些理论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中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其主要观点是：人的许多愿望，尤其是欲望，由于与社会道德准则不符而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于是在睡眠中，当检查作用放松时，便以各种伪装的形象偷偷潜入意识层次，因而成梦。换句话说，由于人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便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表现在睡梦中。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本质“就是一种（被压抑的、被压制的）愿望的（被伪装起来的）满足”。由于梦所表现的是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所以它必须采取伪装的形式，因此梦的内容分为“显现内容”与“潜在思想”两部分。显现内容是我们所记得的梦中形象或事件，潜在思想是隐藏在那些形象或事件之下的欲望。
弗洛伊德认为梦有四种作用方式，即“压缩”、“移置”、“表现手段”和“二次加工”。所谓压缩，即多种潜在思想被压缩成一种形象。这种混合梦象的形成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显露内容。所谓移置，即把梦的潜在思想的重点或中心移置开来，用不重要的替换重要的。表现手段是将梦的思想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由于梦所表现的主要是被压抑的性欲，所以梦中的形象多与性有关，如旗杆、手杖、山峰、草帽等象征男性生殖器，而盆、水壶、山谷等一切有凹面的东西都象征着女性生殖器。二次加工就是把梦中乱七八糟的材料加工成近于连贯的情节。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艺术与梦具有许多共同特点：首先，梦表现的是人的被压抑的欲望，而文艺也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升华，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其次，梦的显现内容与潜在思想之间的关系犹如文学作品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它们是通过伪装或象征手段来表现其意义的。文学与梦实质上都是一种替代物，是一种具有充分价值的精神现象；再次，释梦的方法与文学批评类似，都是为了发现并揭示其中的“潜在”意义。
弗洛伊德把梦当作通向“无意识心理活动的平坦大道”，并试图在梦与形象思维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这对文艺创作和批评是有一定意义的。但由于他的梦的理论的核心仍然是无意识和性本能说，而且是建立在治疗精神病的基础上的，并带有极大的主观臆断性，如果不加分析地硬把它搬到文学研究中来，那文学批评——如那种庸俗的在作品中寻找性象征物的批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释梦”，甚至是痴人说梦。
（5）文学艺术与白日梦
弗洛伊德在无意识和梦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艺创作与白日梦相类似的观点。他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指出，白日梦就是人的幻想，它源自儿童时代的游戏。儿童靠做游戏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获得快乐，人长大后不再做游戏了，但不会放弃那种快乐，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这就是幻想。所不同的是儿童并不掩饰他们的游戏，而成年人的幻想由于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羞于启齿的愿望，因而必须加以掩饰。弗洛伊德认为，睡眠中的梦也是幻想，因为它与幻想同理。由于“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所以“夜间的梦与白日梦——我们都已十分了解的那种幻想——一样，是愿望的实现”。
弗洛伊德把作家与梦幻者、作品与白日梦相提并论。他把作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像写英雄史诗的古代作家那样，他们接收现成的材料；另一种则是创造性作家，他们创造自己的材料。他认为这后一种富于想象力、创造力的作家即与“光天化日”之下的梦幻者相似。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他认为“小说中所有的女人总是都爱上主人公”，故事中的人物总是“明显地分为好人和坏人”，都不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而是“白日梦的一个必要成分”；他还认为许多英雄故事的主人公其实就是白日梦的主角。因此，他认为：“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我们幼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
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说虽具有一定意义：它启发作家突破现实生活的界限，充分发挥创造性和主体作用，创作富于想象力的艺术作品，但正如他的梦的理论不具备多少科学根据一样，他的这一论点本身就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的，因为，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所承认的，“我们目前这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还很有限”，因而“只是抛出一些鼓励和建议”。
（6）艺术家与精神病
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还探讨了艺术家与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现实”。这其实和柏拉图所鼓吹的“迷狂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弗洛伊德是从心理学和医学的角度对此作了概括。弗洛伊德从文艺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宣泄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一切艺术都是精神病性质的”这样的结论。
弗洛伊德这一比较说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他把文艺研究当作一种精神分析学的“科学实验”，用治疗精神病的理论和方法去解释艺术家和文艺作品，因而得出的结论难免失之偏颇。实际上，艺术家在从事创作时，虽然进入了高度的专注状态，如痴如醉，像患了精神病似的，但他始终有一种理智在控制着自己的神经系统，不至于堕入精神病的深渊。如果说艺术家与精神病患者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在幻想；但不同的是，艺术家能主宰自己的幻想，而精神病患者却被幻想迷了心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一个内容庞杂、观点奇特且充满着矛盾的理论体系。它自建立以来就一直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赞扬它的人认为它是与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理论；反对它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反理性的思潮，是庸俗的“伪科学”。我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既有科学的、正确的成分（尤其是在心理学领域之内），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错误和消极的因素，尤其是其泛性论、无意识决定论及机械地搬用治疗精神病的某些规律去解释社会现象和文艺创作活动的做法，对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这是应该注意的。尽管如此，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弗洛伊德是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心理学家和思想家，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想和言行。
4.3 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
精神分析批评始于20世纪初，有人认为始于《释梦》一书的出版。最早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的是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弟子。早期精神分析批评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的欧内斯特·琼斯（1879—1958）。他在1910年就运用俄狄浦斯情结说去研究《哈姆雷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对哈姆雷特的秘密的解释》。从那时起，精神分析批评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纵观精神分析批评发展史并综合西方批评家的观点，我们拟将它分为三种批评模式，即传统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和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本节以及以下两节分别对这三种批评模式予以介绍。
在传统精神分析批评阶段，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传播，作家和批评家们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性欲问题的沉寂，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经验中那些琐细、粗俗和平淡无奇的方面：性欲、梦、玩笑、口误等。在这一阶段，批评家们试图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方法直接应用于文学研究。他们通过探索作家的创作过程，力图发现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如瑞恰兹在他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中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探讨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弗兰克·卢卡契（1894—1967）在其《文学与心理学》（1951）中探讨了这两门学科的渊源及相互关系，并花了很大篇幅对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作了详细的心理分析。正如大卫·戴奇斯所说：“精神分析学以两种方式进入文学批评：其一是对创作活动的探索，其二是对作者心理的研究，目的是揭示作者的创作态度、心理状态与其作品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阶段，精神分析批评是与一系列弗洛伊德式的假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首先，艺术被看作是一种精神病的表现；艺术家都是神经质的、病态的、精神失调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种病态和精神失调的副产品。其次，文学艺术被看作是与幻想或白日梦相类似的东西，被当作作者的幻想投射。根据这种观点，文艺作品便成了艺术家的无意识幻想的象征表现，因而被当作作家的征候来处理，这就导致了作家精神分析学。批评家试图通过详细地研究和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来发掘作者的创作心理。这样，作品的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就设定了。因此，这一时期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主要关心的是作者的无意识以及作者的心理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及弟子玛丽·波拿巴对艾伦·坡（1809—1849）的生平与作品的研究。波拿巴把艾伦·坡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当作意象，这种意象是坡以往经历的结果，它们已冲出坡的无意识而进入了他的故事中。换句话说，坡的故事和人物实际上是坡以往经历的投射，是坡无意识幻想的一种象征表现。波拿巴通过分析坡的作品，试图表明坡在童年时代受压抑的情绪是怎样转移到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上去的。令批评家感兴趣的是，波拿巴把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如“压缩”、“移置”等概念，应用于文学研究中，这可以从她对艾伦·坡短篇小说《黑猫》的分析中看出。她认为，小说的叙述者（她认为就是作者本人）恨那只咬了他而被他断肢并杀死的黑猫，这种恨实际上是一种移置，他是恨他母亲的坏的一面；而第二只猫又通过移置作用被他当作了他母亲的好的一面，因为根据坡的描述，这只猫“有一块大白斑虽然不怎么很明显但却几乎遍布整个胸部”。波拿巴认为，这块白斑从颜色和所处的位置都代表了母亲的奶水。
波拿巴与其他早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家的研究完全局限在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上，他们只注意无意识和本能的作用，忽略了意识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文本的形式和审美因素。他们的研究现在看来有很多局限。
这一阶段中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分析学概念是俄狄浦斯情结。虽然这个概念后来经常受到攻击，但它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被广泛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比如，弗洛伊德本人就论述过《哈姆雷特》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欧内斯特·琼斯也详尽地分析过这一情结；还有批评家运用此概念分析过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的主题。
泛性论对这一时期的精神分析批评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激起不少批评家在文学作品中寻找男性和女性象征物的兴趣。
4.4 霍兰德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
由于精神分析批评从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就使得这一批评流派从一开始起就孕育着一种多元发展的态势。荣格、阿德勒等人在20世纪初便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并在精神分析学的大旗下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这些学说对文学艺术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在弗洛伊德时代，这一流派并未完全摆脱弗洛伊德的影响，早期精神分析学始终是以弗洛伊德主义为核心的。但在弗洛伊德去世以后，他的追随者们以及其他许多精神分析批评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或强调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某一侧面，或相当自由地对精神分析学进行再阐释，使得后来的精神分析批评与传统的或称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批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进入60年代以后，以弗洛伊德主义为核心的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以拉康、霍兰德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精神分析批评家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对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理论上的改造和重新阐释，并在实践中加以创新，使得精神分析批评出现了许多变体。
诺曼·霍兰德（1927— ）出生于纽约。1947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入哈佛大学学习，195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任教。1983年起担任佛罗里达大学“马斯顿-米尔鲍尔”教授席位至今。
霍兰德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他迄今已发表著作11部，论文150多篇，其中有不少已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十多种文字。霍兰德说他从1957年开始涉及精神分析研究，但他最初的两部著作《早期现代喜剧》（1959）和《莎士比亚式的想象》（1964）仍属纯文学批评。他与精神分析学的不解之缘始于他的第三部著作《精神分析学与莎士比亚》（1966）。在此书中，霍兰德对精神分析学及这一理论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的运用作了简要而具体的概括。此书为确立他在精神分析批评领域中的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他随后发表的两部著作《文学反应动力论》（1968）和《本人的诗歌：文学精神分析学引论》（1973）是他的批评理论中关于建立人的个性身份与其文学经验之间的关系的核心著作。他在1975年出版的《五种读者阅读》中深入地研究了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反应。在《笑：幽默心理学》（1982）一书中，他将这种反应理论扩展到玩笑和幽默领域。在《我》（1985）一书中，霍兰德把精神分析学与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科学哲学和控制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可以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模式。他在《批判的我》（1992）中，又运用《我》的模式去批评当代文学理论。
霍兰德早年受训于波士顿精神分析学院，系统地学习过精神分析理论，后受到“个人的性格或‘身份’可以作为主题和变体”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便开始在这一方面进行研究。在七八十年代，霍兰德发现认知科学和大脑研究领域内的新成果证实了这种个人主题和变体的理论。科学研究证实：每个人的大脑都不相同，这种差异源自儿童时代的经验，用精神分析学术语来说，即儿童时代使每一个人发展出一种与他人不同的个人风格或身份主题；“大脑科学”还证实，我们每一个人即使观察最简单的事物也都通过一个能动的过程：我们能动地观察世界，能动地建构现实。而这一能动的过程是受个人的风格或身份控制的。霍兰德认为这种个人的风格是由人体、文化和个人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构成的。换言之，人的身份也包含三个方面：人体身份、文化身份和个人身份。霍兰德认为这种模式很容易应用于文学研究。他曾专门请读者做过文学反应的实验，并在《文学反应动力论》和《五种读者阅读》等书中论述了这种模式和理论。霍兰德的结论是：所有文学反应都由包括人体身份、文化身份和使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独一无二的个人历史的那种身份所控制，认为这就是读者反应之下的思考。
霍兰德既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也是一位读者反应批评家。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霍兰德的主要兴趣在于把个人反应当作精神分析的对象。从《精神分析学与莎士比亚》至《批判的我》，霍兰德一直在朝着越来越注重读者反应的批评方向发展。霍兰德自己也承认：我的真正的兴趣从未离开过读者反应问题。正因为如此，霍兰德的批评方法才被称作为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
在具体做法上，霍兰德把读者反应批评的某些理论与方法置入精神分析批评的框架中，试图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来分析阅读过程和文学反应的原动力，以解决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读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一种本我幻想与自我防御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把读者的潜在愿望与恐惧转变成了社会可以接受的内容，因而可以给读者带来快乐。与波拿巴相同的是，霍兰德也把文本看作是一种掩体，一种具有掩饰作用的信码系统；但与波拿巴不同的是，波拿巴把文本看作是作者心理的表征，而霍兰德却把文本看作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场所。
在《文学反应动力论》一书中，霍兰德认为文本的“原义”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一种动力过程。霍兰德试图重新调整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他的着眼点从发现文本的组织结构转移到发现读者的阅读机制上。他认为，阅读首先是一种个性的再创造，是一种“个人交易”，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主题主动地去理解文本。比较一下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反应，可以说文本中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都发生在读者身上，读者的阅读再创了独特的个性。阅读过程是一种从主观到主观的作用过程，也就是说，阅读是接受他人所表达的意义的过程。
霍兰德的批评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第二心理地形”理论之上的。这一理论关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的固定结构，认为艺术本质上是被诱导出来的，是一般经验的一种修复性的延伸，把文学文本作为其作者的个人存在对于外部现实的反应的产品。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分析批评还认为，如果幻想存在于作者的无意识中，它们也存在于读者的无意识中，因此批评家应更多地关注读者的心理或者自我，关注读者的阅读过程和反应。这样便建立了以读者与文本关系为核心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
近年来，霍兰德的批评理论又有所发展。他认为批评已成为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从理论上说没有结尾，没有终结。所谓的结论总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它依赖上下文，依赖同行的评价，依赖未知的未来的发展。批评家应该加入到那种永不停息的讨论之中，从他人的阅读中学到东西并为他人的阅读作出贡献。
4.5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
一般认为，当代西方批评界影响最大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家无疑是法国的雅克·拉康（1901—1981）。他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又在巴黎大学学习精神分析学，后从事精神分析的教学与医疗工作。其主要著作有：《文集》（4卷，1966）、《自我的语言》（1968）、《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1973）等。
拉康本人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贡献和其理论的局限是比较清楚的。在他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固然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其理论上的不完善却有碍于它的传播与发展，必须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对它进行反驳和修正。他作为哲学家，试图借助于结构主义的“科学力量”来修正精神分析学的过分主观性和任意性。具体说来，拉康运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就与人的主体问题有关的所有方面，尤其是无意识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改造和重新阐释，提出了自己的阅读和批评策略。他既反对精神分析学的“医学化”、“科学化”和行为主义，又反对萨特对精神分析所作的解释。
首先，拉康把精神分析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说霍兰德用“个人交易”的术语来阐释精神分析学的话，拉康则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术语来解释它。拉康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尤其是他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拉康把索绪尔的概念颠倒了过来，强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裂，使能指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主要成分——重新阐释了弗洛伊德主义，把侧重点放在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概念上。他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先于语言这一观点。他不仅认为这二者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而且还把无意识看作是语言的产物；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混乱的、任意的、无规律可循的，而拉康则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有规律或有结构的，这种结构的规则受制于语言经验。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通过“压缩”和“移置”来表现其内容的，而拉康则认为这两个概念与隐喻和转喻的修辞过程是相似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无意识是一种本能的代表；而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无意识则是语言的一种特殊作用，是语言对欲望加以组织的结果。反映在梦中也是这种情形：“梦具有句子的结构，或者用弗洛伊德书中的话说，是一种猜字画谜的结构，也就是说，梦具有某种文字形式的结构。儿童的梦反映了原始表意文字学的特征，而对成年人来说，它同时再现了符号成分的语音用途和象征用途。”显然，拉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一次“语言革命”。
拉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弗洛伊德主义的重新阐释，使我们有可能探讨无意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无意识并不在我们身体的“内部”，而在我们的“外部”，或者说在我们“之间”，是我们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果。无意识之所以难以搞清楚，倒不是因为它处于我们的意识深处，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巨大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把我们包围在其中。而能说明这种网状体系的最好手段就是语言。由此可见，拉康进行的这场“语言革命”确实打破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可知的神话，为无意识更有效地应用于文学找到了一个中介物——语言。他曾大胆地假设道，如果无意识存在的话，它是不会自行发挥其功能的，而应该通过语言这个“中介物”才能产生作用。而拉康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十分注重语言的中介作用。
其次，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也作了重新阐释。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在早期还没有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界限。这种缺乏任何确定的自身中心的生存状态拉康称之为“想象态”。在讨论想象态和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时，拉康提出了著名的“镜子阶段”的概念。“镜子阶段”指的是前语言期。他认为“自我”在意识确立之前并不存在，所谓意识的确立就是指人有了自我的概念。拉康认为，意识的确立发生于某一神秘的瞬间，这一瞬间他称为“镜子阶段”。镜子阶段这一概念是在猿与人之间的比较中产生的。猿在镜中可以发现随自己的活动而动的东西，但它对自己的发现毫无兴趣；而婴儿却能发现镜像活动与自身活动之间的关系，并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高兴，于是拼命向镜子靠近。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对镜像的自我欣赏说明了婴儿在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际而获得更为清晰的自我概念之前，在语言为他提供“我”这个词之前，怎样开始产生最初的自我概念的。随着婴儿长大，他逐渐发现镜中的形象与自身的同一性，发现前者是随着后者的活动而活动的，进而发现作为主体的他的自身的存在，而他的自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后，幼儿就从“想象态”转入拉康所说的“象征性秩序”，即预先确定的社会与性的作用以及构成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结构。
拉康的独创性在于他从语言方面重新阐释了我们在弗洛伊德对婴儿早期发展，尤其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中已经领会了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把在镜子前打量自己的婴儿看作一种“能指”——一种能够给予意义的东西，而把他或她在镜中所看到的形象当作一种“所指”。婴儿看到的形象似乎就是他的“意义”。这里，能指与所指就像在索绪尔的符号中那样和谐一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照镜子的情景看作是一种隐喻：一方（婴儿）在另一方（形象）中发现了自我的同一体。拉康认为自我是在与另外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
在文本阐释方面，拉康对精神分析批评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把文本当作探究作家心理或人物心理的线索。拉康通过重新评估语言的作用，对这种传统的批评理论及实践提出了异议。在《论〈窃信案〉》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拉康以对一个具体的文本——艾伦·坡的短篇小说《窃信案》的分析为范例，说明了一种新的结构精神分析方法，并通过这种方法来运用精神分析学的原理去解释文本的结构方式与作家、人物或读者的大脑活动方式之间的差异。在这篇论文中，拉康未去分析文本的文学框架及作者的种种修辞手段，他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的兴趣集中在关于歧义的传统概念不能解释清楚的一种语言效果上，即强迫重复一种无意识欲望的结构，不断试图给能指注入已经失去了的意义。因此，如果说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家注重的是文本和作家的话，那么拉康关注的则是文本、语言和读者。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已经超越了文本阐释的界限，并以一种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所始料未及的哲学成分扩展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话语领域。
拉康的思想体系十分复杂，他既热衷于精神分析学，又投身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他与存在主义哲学和女权主义批评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在当代不少学术和思想领域里见到他的足迹。但他主要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位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是当代精神分析批评的主要继承者、捍卫者和发展者，他使精神分析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学阶段。
在拉康之后，精神分析批评的现状又如何呢？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当西方文学批评界正热衷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流派时，一批受过拉康的训练或受到他的影响的法国批评家开始再度修正和拓展精神分析学，他们把精神分析批评直接运用于解释社会、文化与思想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女权主义批评家，如埃莱娜·西克苏斯（1937— ）把拉康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批评实践，但并未改变精神分析学的话语模式；但后来有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则运用拉康的话语模式在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提出质疑，并重新思考诸如性别、女性身份等问题。80年代又兴起了“转换生成”精神分析批评方法，其代表人物有吉尔·德勒兹（1925—1995）和费利克斯·加塔里（1936—1992）。德勒兹和加塔里虽然接受了拉康的一些关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阐释，但却与弗洛伊德和拉康观点迥异。为了完全超越弗洛伊德和拉康，他们提出了一种反弗洛伊德的批评策略。他们从三个方面——即揭示压抑和阉割恐惧的本质，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把无意识视为静态的“存在”而不是动态的“生产”，反对把批评置于俄狄浦斯叙事模式的统治中——对精神分析学进行了解剖和反驳，试图“在旧的文化废墟上为当代文化建立起新的理解和话语模式”。
在80年代，还有一些批评家试图运用俄国形式主义的叙述理论来阐释精神分析过程中的叙述。他们认为，读者必须把“法布拉”（事件本来发生的顺序）和“休热特”（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顺序）区别开来，因为他们像精神分析批评家一样，面临着故事中出现的事件，必须找出事件与原因之间的关系，为重新找到意义而追根寻源。这种观点说明了所有叙述的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通过重建虚构来把握现实。这也是新精神分析批评所要做的工作之一。
除此之外，以霍兰德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批评家仍在继续他们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他们的研究领域包括：读者反应批评和精神分析学、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学和文学批评、第三种力量心理学和文学批评、认知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等。
自从弗洛伊德在1900年发表《释梦》以来，精神分析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这里无法对它作全面的评价，但我们应当正视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和取得的进展，研究它对许多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文艺现象的解释，尽管其中许多解释有错误或失之偏颇，但它毕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作为一种深层的批评模式，精神分析批评不再停留在作品的表面层次上，而是进入作者和读者的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开拓文学批评的视野也是十分有益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精神分析学本身存在的错误，尤其对泛性论和无意识决定论等唯心主义和反理性的思想观点，要以科学批判的眼光充分认识它的消极因素。
-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 弗洛伊德：《释梦》，伦敦1913年版，第136页。
- 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40、143、143页。
- 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40、143、143页。
- 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40、143、143页。
- 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40、143、143页。
- 转引自高宣杨《弗洛伊德传》，南粤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 大卫·戴奇斯：《文学批评方法》，伦敦1981年版，第329页。
- 拉康：《自我的语言》，纽约1968年版，第30页。
- 拉康的《论〈窃信案〉》不仅是精神分析学发展史上而且也是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它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讨论：德里达曾专文分析或“解构”过这篇论文，巴巴拉·约翰逊（1947—2009）又专文对德里达的“解构”进行了再“解构”；霍兰德后来又专文阐释了《窃信案》，并在阐释中表达了自己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的观点。
- 戴维斯、施莱弗：《批评与文化：现代文学理论中批评方法的作用》，朗曼1991年版，第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