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新书:一片升起来的乡村

第一部 新书:一片升起来的乡村

乡村信仰

古邳镇党委书记乔英风是我多年的好朋友。2016年春节之前,他邀请我到古下邳去走一走,看看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今天发生的巨大变化。昨天来到了惊蛰,我忽然想起岠山顶上那一场大梦,就决定应下他的邀请,到古下邳的春天里看一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乔英风。但我没有告诉他,在古下邳的土地上,会不会找回那幅张良弄丢了的《下邳乾坤图》。

开往古邳的农班车,人不多,空着许多位子。我选择在前排靠窗的地方坐下。初升的阳光格外的好,金亮亮地撒遍了开始苏醒的阡陌,好像一田野全都是明晃晃的金子。麦苗儿翠绿,油菜儿茁壮,我喜欢看油菜现在肥大丰硕的样子,胖乎乎的有些逗人。天也出奇的好,高远湛蓝,没有一丝儿云彩。怎么会没有一丝云彩呢?这么好的春天,如果有几丝白云在飘,那不就是浮动在蓝天上的诗行吗?可能那诗还隐藏在远处吧。不是说诗在远方吗?要等着南归的燕子衔着来吧。虽然昨天是惊蛰,那些该出来迎接春阳的飞鸟和虫兽,估计都如我一样还在路上。路两边高大挺拔的意大利杨树,冬天里枝条收缩得紧紧的,如今都舒展开婀娜的腰枝,在微风里千姿百态,万种风情,显现出羞怯的淡淡绿色,那是它情不自禁的浅笑吧。两条狗在麦田里追逐,麦田也跟着心动。还是春天好啊,春天让杨柳绽放出自己妩媚的美丽来,透露出一股淡淡的泥土的香气。再过一段时日便是清明,它们会周而复始地更加蓬勃起来,它们会飞扬起来。

乔英风安排镇党委宣传委员申宁宁接待了我。在不长的接触时间里,我知道古邳镇正在举行“好媳妇”评选活动,而且还知道有一位被评上好媳妇的村民,认为自己不够条件,做得并不好而拒绝去领奖。这位拒绝去领“好媳妇”奖的人住在吴口村,这使我一下就记住了吴口村。心想,乔英风主政下的古邳镇,让我一进入就遇上了奇事。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神奇大地啊?吴口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它和其他村有什么区别?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负责带着我去采访的镇文化站长柏长河说:“吴口村是江苏省文明村,书记吴风波是省模范村书记。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歪头又看看柏长河,觉得他“白”得很亲切,怎么说呢,把常常用在形容女性的两个字,用在他身上也很适合:文静。我突然感觉到,柏字当中,本身就可能蕴着文静的含义。也许,他就是以这种细致的性格,才先后给五六任镇党委书记开过车吧。他说,我经历的镇党委书记,有十几位呢。

吴口村村部到了,是一个大院,推开大门,一眼就望见院子里堆放着许多待栽的树苗。柏长河说:“这是女贞,全镇都在植树,树种不一样,差不多栽的都是景观树。”这是一个重要变化,说明老百姓指望栽速生树发财的时代,从此过去了。几千年来“栽树防老、打口棺材”的历史,已经被老百姓自觉自愿地掀到一旁了。

村部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奖匾奖牌,大约有几十块,代表着各种各样的荣誉,也是各种各样的面孔。除了这些,剩下的就是必挂的各种制度和宣传语录了。

村部没有人。院子里除了一位模样在60岁左右的男子,捧着小本子在记录着什么之外,显得特别安静。后来知道,这个捧着小本本作记录的男子,是来村里义务看管发放树苗的。他原先是村里著名的老上访户,从村里一直上访到北京,他现在来义务为各小组发放树苗,弥补了村部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这个变化,堪称是奇迹。原来,在乡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柏长河去找村支书。我在院子里四下闲逛。看到东南角有一棵粗壮的意大利杨,用手去丈量一下,腰围大约有二米五左右。北面,靠墙宣传栏后面,立了一块石碑。院子里立了一块石碑,难道是一口古碑?仔细一瞧,发现是一块“鸣谢碑”,文字如下:

公元2004年(甲申) ,吴口村村镇公路铺成。为方便行人及车辆往来,本村路面标外拓宽。其经费由乡亲们自愿募捐,共襄善举。今将捐助者姓名以助资多少和姓氏笔画为序,勒石志之。以表感谢。

捐助5000元:X X X

捐助2000元:X X X

捐助1000元:X X X、X X X、X X X、X X X、X X X。

捐助500元……

捐助300元……

捐助200元……

捐助100元……

落款是古邳镇吴口村党支部、村委会。二〇〇四年五月立。

看后心里浮起一层笑意。这样的功德碑,在许多寺庙里也见过。可是,这块碑为什么要立在这里呢?后来,我同村支书吴风波熟悉了,在村里参观拓宽的水泥道路时,就问他。他说:“原来是准备立在路边的。可有人提出来,立路边被来往车辆撞上怎么办?遇到心机不正的人故意去毁坏怎么办?最后议定立在村部院子里。”

“为什么村里这一段公路要拓宽?”

“那也是村民要求的,说我们自己出钱,也要拓宽。要知道今天公家会花钱给拓宽,就没有当初这回事了。老百姓捐的钱,由老百姓自己管,村里不插手。怎么花他们自己说了算。完工那天,摆了五六桌,还请了喇叭班子。他们说,这个钱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出的,自己庆贺一下,与你们村部没关系,你们不用管。那一天,村里可热闹了。村里也真的没去管,人家吃的是自己钱,由一位大老板出的。干的是公益的事,庆贺一下,我们怎么去管?”他在向我解释,为什么会在那一刻,出现了有违上级领导指示精神的吃喝事件。我表示理解,干吗去管这些事呢?

回到当下,等村支书的间隙,我同那个手捧小本本的男子闲拉起来。

他说他叫王思甜,今年60岁了。1976年去当兵,退伍回来安排在水利局姚集指挥部工作。他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土地分到户了,干这份工作还不如回家种地。一个月30元工资,加个班一小时给三毛钱,不干了,回家。

“现在该后悔了吧?”

“谁也没长后眼,能看到现在。”

“你当的什么兵呢?”

“在国防科委第21试验基地,告诉你,就是搞原子弹试验的!”

我还真的吃了不大不小的一惊,说:“原来你是参加原子弹试验的功臣啊!”

“嗯。我现在有参战生活补助费,一个月五六百元呢。”

“你是村干部?”

“不是,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村里植树,人手不够。凡是享受低保补助什么的,都来参加义务植树了。白干,一分钱不要。人家传说,我原来是村里的老上访户。其实不是,我那怎么能叫上访?就算是上访,也是被村里逼的。提留款本来一人只该要120元,村里要300多元。家里养几只鸡一只猫,也算收入,还收什么车船使用费,谁家使用车船了?我就不给。村里就告我,起诉我,还盖了镇里大印,说我带头不交一人333元的提留款。镇里怎么会给村里盖上大印呢?你想一人9分地,种金子银子啊,交这么多?你告我,我也得告你。我就去上访。法院把我传去,我就把带去的材料朝法院的人面前一放。法院的人说,拿国家文件来,跟文件走。我就说材料里都有。后来镇里要求调解,还认了我800元误工钱,官司我打赢了。我答应了调解,按120元交钱,多交的给退回来。可是村组又按240元要。我说我120元交齐了,剩下没有了,过本过利了。他们说要收我苔干特产税,一家400元。我不听摆布,就去徐州、省里找文件。我对镇里说,你打我我没意见,可不能你打我不准我跑,情给你打。你打我,我就得跑。你起诉我我没意见,你不能不让我去上面咨询。那个时候,派出所派人来蹲守,不交钱的还要扒人家粮食。

“我也兄弟六人,我是名军人,我老大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在工作单位还被选为市人大代表。你想,你要理我的头,我能不理你的头吗?你不让我过去,我又会让你过去吗?村里捣蛋,都是干部捣的蛋,不是老百姓捣的蛋。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他们不憨,得过日子,没有时间跟你干部倒饬事。可你把他逼急了,他就有时间了,狗急了还爬墙呢,我一碗饭正吃着,你给夺走了,行吗?”

“现在村干部怎么样了?你们现在的书记?”

“现在的书记还用说吗?村主任也干正事,天天忙,大小事都是他跑在前头。村书记人不孬,正气,从不喝群众家里酒,谁请也不去,从来不打牌,看二行也不看。见到群众就掏烟,对人特别和气。我都这么大年龄了,人家瞧得起俺,还给俺钱花。马大值钱,人大还值钱吗?村里打仗斗殴没有了,一顺百顺。书记人家名字起得好,叫吴风波。人家一上来干,快有20年了,村里真的无风波。对农村干部,老百姓要求不高,一不要胡来,二不要拥孬,三要公平公道,四要看得起人,高矮平等,一视同仁就行了。”

“你这只胳膊好像有问题?”

“那是打工时伤的。这里人做板材加工的多,输送带咬着我了,神经断了,粉碎性骨折。”

没看到王思甜的脸上有痛苦不幸的表情,反而还露出来无所谓的笑容。他是一个很快就会忘掉痛苦并知道感恩的农民。毕竟,他当过兵。在普通人的眼里,当过兵的没有坏人,更不可能有犯罪的人。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军队里也有吃人的“老虎”。现在的王思甜,还原了当兵人本来的样子。

吴风波——被王思甜说是吴口村无风波的人来了。62岁的他,留着整齐的大背头,他的全身只有这个发型,像个村干部,而且是主职干部。一张经过风吹雨打的脸,像岠山的山峦一样,被冲刷出道道沟壑,条条渠纹,流着和善的笑意。看面相很善,相由心生,是个诚实忠厚、小心谨慎的模样。他说,在支部书记的位置上,他至今干有18年了。我就很惊讶。18年了,这么多的岁月流经他的家门口,他竟然会一尘不染,显得是如此的自信和心安理得。这样的书记,应该心里是一直平静的,腰板一直是硬朗的,所有的闲言碎语——假如是针对他的话,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因为他自己明白自己,心正不怕影子斜。

他说:“我原先在徐州工程集团当过焊工,后来于20世纪80年代,回到家乡的农机修造厂,做过生产厂长、经营厂长。2000年11月任吴口村支部书记。而在我之前,从1996年开始,换过5任支部书记,其中还有两任是跨队担任的。小组长换了80多人,有一个小组先后换了18任小组长,几乎家家都有人当过小组长。自从我担任支部书记后,村组干部就几乎没有换过。我上任时,挑选了8个人,任8个党小组组长,现在活着的还有3个,其中最大的都90岁了,走了5个。走的人到走时还是党小组长,活着的3个人,现在还是党小组长。直到现在,每年的正月初一,党小组长要到我家里聚一聚,喝一杯春酒,谈一谈村里一年里的大事小事,新一年里主要想为村里做些什么。当然喝的吃的全是由我个人出,不花村里一分钱!就我和这几位党小组长,其他人一个也不参加。他们干党小组长,可是一直到干到死还是党小组长啊!”

吴风波开始抽烟,点燃后他说:“我们村现在2460多人,526户。我是县十五、十六、十七届人大代表,是徐州市十五、十六届人大代表。我去开代表会,许多真实情况不敢说,说了下次开会就不会找你来了。农村琐碎的事太多,我们只说大局的事,群众满意的事。比如低保办了。60岁以上的有补助了,虽然说钱不多,但在群众手里管用。皇粮国税不用交了,群众很满足,个别人不满意的是他个人素质太差。吃喝不用愁了,看病不花钱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村里人三分之一以上不在家,家里有年龄大身体不好的,就留一个年轻人在家,剩下的都外出打工去了。在家里70岁的照样干活,60岁的算是好劳力。我家属在家也坐不住,天天去板材厂上班,一天一百多块钱,在家干什么?实在不能干动活的,村里也有三四户,上面计生口的一年给2000多,养老保险给2000多,整个生活还是没问题。小孩占一半以上都去城里上学了,剩下这一半在学区上,有的上镇上去上。

“现在的老百姓,也不好管理,他们常常不服管理。他们用不着村组干部给他办什么事,你倒过来还得给他些什么,像各种补助。对老百姓来说,在管理上都是软杠子,没有硬杠子。你比如流转土地,他不同意流转,你就没有办法。地里有几棵树要锯掉,他不同意,你就锯不掉。你说的让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不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我这个人真跟别人不一样,我做的事,群众基本满意哦。18年不吃百姓饭,老百姓家里有红白喜事,我都去出礼,和大家一块坐席,去挤,一个样。亲近房家里有事,我必须得去,否则不像话了。群众家里来了客人,需要我了,我只是提前到跟前去坐坐,问问要帮什么忙,到吃饭前必须走,留我也留不住。时间长了,习惯了,人家都知道也就不再生我的气,说我不给面子不架势了。到了后来,谁家来了客人,有什么事要吃饭的,干脆都不来找我了。过去村里干什么都是倒数第一,负第一,现在是正第一了。我还参加过省委党校学习,干部培训班,是第33期学员,其他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只有我和另外几个人,是村支部书记。在我们村里,召开过全省计划生育现场会。计划生育专干是我兼的,不兼怎么办?找不到人干,从2003年兼任到现在。一开始干的时候,领导说你不能干一年就不干了。原因是过去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干过两年的。后来我不准备干了,老百姓又不愿意了。我在2008年被评为市五星村书记,连续被评上8年。2012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2015年被评为江苏省吴仁宝式优秀村支书,你问我多高文化,高中没上完就下学了。”

介绍到这里,还要说几句本不可以说的话。吴风波说,按上级的文件规定,连续8年被评上省级好村支部书记(吴风波已经连续被评上9年了) ,会有额外的补助。他认为他的条件够享受这一待遇,到上面去找了,谁知回答他的,和他理解的并不一样。他就想不通。他想起来在省党校学习时认识的一位同学领导,就向他诉了心中的苦闷和不解。他的这位同学领导说,我来替你问一下吧,结果没有多久,地方的领导找他个别谈话了,问他你作为基层的优秀党支部书记,怎么会带头去上访呢?吴书记向我说到这些,几乎是趴在我耳朵上问我,你说,我这叫上访吗?我只是给我的朋友说了啊,又是一脸的委屈和无奈,意思是像这样的话,他以后没法再向谁说了。又不十分甘心,我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村里的事干不好,是不能埋怨老百姓的,全压干部身上。我们那8个党小组长,以前全是当过大大小小干部的,从我干开始,他们是义务小组长,没有一分钱工资的。他们之间有的以前关系还不好,后来都好了。正月初一在我家聚会,年龄大的自动坐上位,大家暖心。每个党员去世时,村两委、每一位党小组长都要送花圈去,开追悼会。有往来的个人出礼,没有往来的烧一把素纸。这样做,让群众看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的荣誉和自豪,也让活着的共产党员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给老百姓做个榜样。我们村部墙上挂的这么多奖状,省里的市里的县里的镇里的,这都是大家干出来的。这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挂不上了。18年先进,从来没掉过链子。这个有名的上访村,18年来没出现过一例上访的,连一个信耶稣的也没有。原先有一个信的,女的,人家走了。

“离开吴口村的人越来越多。有在北京、上海两地都买房子的。有一个组50多户人在外地买房子住。有的组小汽车超过30多辆。这里的人出去,有的是搓背的,有的是在建筑工地支壳子的,有的是掏下水道的,有的是修树收树枝子的。有的一家连小车加大车,有十来辆。一家二三口人,一年多的挣三四十万,少的挣二三十万,最少的也有八九万、十来万,日子都过好了。”

我就这么听着吴风波的叙说,竟然忘了要去看看那位不愿意领奖的“好媳妇”。

见到了那位90岁的党小组长曹鸿启,他是8个党小组长中年龄最大的。老人家耳不聋眼不花,还可以自己做饭。长着一对长眉。他做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1983年分田到户时,他才退下来。吴风波干村支部书记时,他又带头出来当党小组长,直到现在,还是党小组长。他说:“当一名党员,嘴要有笼口,不能乱吃,更不能胡扯。如果不这样,就没有群众理你了,群众对我们就会有看法,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他和吴风波,细数着各位党小组长的名字。我把他们的名字,记在这里:

王原组党小组长,曹鸿启,原大队副书记,大队长,人在。

赵楼组党小组长,赵培振,原老书记,已去世。

胡塘组党小组长,王思龄,原老主任,人在。

吴一组党小组长,张兆全,原小学校长,已去世。

吴二组党小组长,王洪志,原联队会计,已去世。

吴三组党小组长,张荣彬,原治保主任,已去世。

吴四组党小组长,张兆文,原小队长、村支委,人在。

欢口组党小组长,陈成章,原小队长,已去世。

曹鸿启老人回忆说:“原来的吴口村是个捣蛋村,来一个书记,群众不服,给捣跑了。来两个书记,群众不服,还是给捣跑了。谁来这里当书记,都够头,不愿意干。吴书记也是经党员群众推荐上来干的,大家对他有好感。我们这几个老党员,经常在一起,对党员进行评价。我们都觉得吴书记工作踏实,一身正气,他能干好。吴书记一上来,首先刹的是吃喝风,刹干净了。他不参加吃喝饭局,连群众一根烟也不接,倒过来给群众,谁还敢再去吃吃喝喝?我们老同志拥护他,也该拥护了。再不拥护他干好,上级党委对吴口村没有好印象,吴口村人不后悔吗?栽树、修路,上级党委都支持,我们能不扶持吗?我们不扶持他,还能发挥什么作用?无论如何不能让吴口村再翻个了。别说他没有缺点,有些小缺点也支持他干。他身上就一个字:正!正了就能服人,老百姓就能照着他说的去办。过去没路走,现在有好路走了,过去不栽树,现在树成行了。大家都好好干事,这个村的工作就好干了。”

吴风波插话说:“我原先在企业干,对农村工作一点也不懂,刚干书记那阵子,多亏了老书记和几位党小组长的支持。老书记对我说,你在群众中的威信在,一点一点学着干吧。老书记说当党小组长,没有补助,不准向群众要钱,就坚持下来了。所以,党员去世时,悼词都是由我来写的,是对死去的人怀念尊敬,也是念给活着的人听的。我们有十几位老党员去世了,可我们发展了新党员。现在全村有62名党员,比过去多了。大过年,我们也给全体党员上党课,老党员新党员全来。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就有什么样的老百姓。

“去年9月,换届选举,我不想再当县人大代表了,原因是年龄大了,但镇领导不同意,选市人大代表时,我得的票数和县委书记一样多,357票。”说到这里,他叹口气,说:“像我这样的市人大代表,原先有3个,其中两个进去了。有一个市人大代表,去开会时,身上带了许多钱。我问他:‘我一分也没带,你带这么多钱干什么?给吃给住,要花什么钱?你带这么多钱,怎么花?’他说:‘去金鹰店买衣服啊!后来我看他光包买了三个、衬衣买了三件,又坐高铁去了南京玩。村里三个副书记,一个计生专干,开会时又给他送钱来。我对他说你可要注意,这么干早晚会出事的。可他不听。结果,他出事了,被判了四年零六个月。问他钱是哪来的?他说是村里的。你这么干,老百姓能不反对吗?给什么都要,给辆小车也敢要。孬人在哪里都孬,好人在哪里都好。使人家这么多钱,能安眼吗?不给钱不办事,来者不拒,越送越多,还能不出事?我连老百姓一颗烟也不敢接,接了一颗,我就是孬熊了,拿就是祸害。有一年,有一位村民送我两瓶酒,我推来推去不要,他不愿意。我怕弄砸了,天也黑了,就先收下来,天一亮就给他送去了,对他说,我闺女多,不缺酒喝。后来,他找我要宅基地。我就想,幸亏没喝他的酒,不然,我就不好开口说话了。”

可是,我就想,进去的那两个市人大代表,是怎么被选上代表的呢?老百姓投的票吗?

老书记曹鸿启接着说:“不参加党员活动,我心里就憋得慌,不明亮。看电视也不知道村里事,心里就闷。村里有党员活动,我去了,回来心里就亮堂。”我说:“你住的这房子,是老房子啊!”老书记说:“我这是泥踩的墙,水泥棒,水泥笆。水泥棒当时本地没有,我是从县里人家盖汽车站那匀来的。有一个生产队,要送三棵脊棒来,说是这树是我栽的。我说是我栽的我也不能要。我去一个朋友那里,买了三棵洋槐树当脊棒,当场给了钱,不要钱不扛。为了解决村里困难,我去找一位老领导,他教我说,你给县里写个报告,不批准不回来。结果给村里解决了3万元钱。为了蒙这位老领导的情,我买了两条大前门不带嘴的烟,提了自己榨的十斤豆油,去上门感谢。老领导不在家,他老婆在家,对我说,老曹,大兄弟,你赶忙拿走,我收了你的东西,等他回来,我的罪就来了。他要发起了火,我怕。他会审我啊,还得逼我给你送去,我受不了那个罪。我没听她说的,放下东西就走了。老领导的老婆一直撵我到东方红(旅社)门口,到底把东西让我带回来。她说,要人家东西,人会骂我们是孬种。一晃多少年过去了,老领导的孩子因为贪进去了。老领导开车来接我去玩,对着我流了眼泪,说孩子不听他话,现在真是没脸见人了。真是啊,脚崴了,都是自己走的。”

吴风波说:“我带你去村里走走,去看看几个‘好媳妇’。”

阳光灿烂而安静。大片的麦苗,大片的蒜苗。一眼的青翠,一地的生机。我问:“这里到底是麦苗多,还是蒜苗多?”他说:“当然还是麦苗多。”他指着远处说:“你看,原来这四周,都是树,看不到村庄。现在都砍了,杨树长毛毛,容易失火,去年村里就失火了。现在上级号召更新,换树种。”我应道:“也真的该换了。”

到了66岁老人吴成光的家。他有两个孩子,名字起得好!一个叫吴忧,一个叫吴虑。他的儿媳妇嫁过来11年了,11年里没有红过脸、吵过仗。种了15亩地,有麦有蒜有苔干。儿媳妇叫魏玉红,她说:“在家也有父母,到这,老人就是自己的父母,没话说。”吴成光说:“我去住院,有肺气肿,她送水送饭,真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一大家人,没有分家。住院时,送老衣她都准备好了,可我又活着回来了。我拖了孩子的后腿了,她也无法出去打工。”儿媳妇说:“我们也拖过你的后腿啊!”老人又说:“看病得花钱,要不是共产党给报销药费,不然真的扛不动。”

在拉家常中我知道,他的孩子在无锡那边干修树收树枝的活,给城市修树枝给工钱,落下树枝子又可以卖钱,一车能卖千把块。村里有的人在那里干,还成立了公司,都过得有钱了。说到家里有老人,儿媳妇脱不开身,儿媳妇说“有老人就比没有老人强”。

在77岁的刘贤菊家里,她说儿媳妇给她吃,给她穿,陪她去洗澡,帮她搓背。儿媳妇进门20多年了,对她一直是这样。她就一个儿子,在镇上上班,照顾她的事都是儿媳妇做的。伤风感冒去医院,儿媳妇就会说:“有病就要看,别心疼那点钱,钱是人挣的。”她要是不去,儿媳妇就会打电话,叫儿子回来劝她去。儿子接到电话,会赶忙回家带她去医院。这位老人说:“有些活,我能干的,都尽量自己干,舍不得使儿媳妇。儿媳妇结婚后,一直住在东下屋,堂屋不住,留给我住。生活好了,盖上新楼了,我这个当婆婆的,再怎么说也不住正屋了,我要自己住在前屋过道房,这样住方便,自由,不烦心。再说,住在楼房,进门台阶那么高,我也不好上下。儿媳妇怎么劝我住楼房,我就是不听。儿媳妇和两个小孩姑姑也处得极好,像胞姊妹一样。我要给孙子洗脚,儿媳妇就会说:‘你还是不累的,七八十岁了,他不伺候你,你倒过来伺候他?’我说我怕热水烫着孩子脚。”

在残疾人吴祥民家里,我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吴祥民的腿,是在砖厂干活时伤的,安了假肢,当然就无法再出去打工了。他养了一头母猪,一年两窝。他也喂过牛,赔了。养猪,他说去年也没赶上行情。他母亲这样说:“俺儿媳妇对俺就是好,不吵不闹,讲吃讲穿,这就是福。她没有孬处,净是好处。一寒天我的衣服,都是她洗的。”她儿媳妇说:“也不能光说我好。天底下也难找你这样的好婆婆。”她丈夫指着她说:“你就会和我吵。”她回他:“我怎么不和好人吵呢?那不是你娘啊,你咋呼什么的?”她又说:“能忍的,忍忍忍,谁家都有父母,我做的都是给小孩看的。我对这个妈不好,我娘家弟媳妇对我那个妈也不会好,我早晚回去又怎么办?”

这一对夫妻俩,生活很乐观,从他们谈笑中,看得出来。但我一直想看的不好意思去领奖那位“好媳妇”,吴风波说她忙去了,我也没找到她。

时隔两个月后,我又去了吴口村。

原因是吴口村的村支书吴风波一句话,他说:“刘少奇曾经在他们那里工作生活过。”

这可是件大事,从未听说过刘少奇曾经在吴口村生活工作过。吴风波说,吴口村那时叫湖堂乡。

据他描述说,湖堂乡当时的地盘很大。乡驻地有一位细长身材的年轻人,负责管理账务,化名姓周。后来这个人走了。老一辈人发现,电视上的刘少奇,就是当年湖堂乡管账务的那个细长身材的年轻人,惊讶得不得了,也惊喜得不得了,好像是全村人的面子、荣耀。

我到的时候吴风波正在新办公大楼里打扫卫生。县里一个部门资助的造价百万元的村部新办大楼,看来很快要启用了。这是他两个月前,在党员活动日面对党员和群众代表承诺过了的,现在看可以兑现承诺了。老村部的院子大门紧锁着。新楼当然很气派,有几位中年妇女正在清理卫生。

吴风波带我去见一位退休教师,说他知道的事很多。这位教师告诉我的却是另一个版本。他说刘少奇当年从胶东去延安开会,在这里停留过,当时是秘密路过。我问,陈毅从这里路过,也是去延安开会,留下一块拴马石,在花家大院里,还有两首诗,这个可以证明。刘少奇路过这里去延安,留下什么证据呢?比如有人亲见过,比如留下了物证,或文字,或别的回忆?他说这个还没有。

没有就不可信啊。

吴风波似乎还不甘心,他又亲自去找来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请他们回忆一下。然而,他们的到来,讲的是湖堂乡出了多少大干部,父母是谁谁。当时乡长、指导员是谁谁。吴风波说,那时指导员就是我这样的,不过,他们不叫书记,叫指导员。他们的语气里,都透露着为地方出过这样的大干部而自豪。

老人说,邓子恢到过湖堂乡:“他是骑马来的,住在这里,和大人小孩都接触,待人很和气。他问当地人,问的是蝎子,说这个东西不拿头咬人,光拿腚咬人,是个什么东西?”又转头问我:“邓子恢算不算大官?算不算名人?”我说:“他当过国务院副总理,你说官大不大?”他们现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不过,我见到了从大蒜地赶过来,当年最初的8个党小组长之一的王思玲。这个1983年任过第一届村委会主任的王思玲,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吴风波书记讲起了另一段村人曾经的事。不过,我没有记住。倒是柏长河对他说:“镇里要组织检查验收今春栽下的树,成活率到底有多少。前几天乔英风书记还在会上表扬吴口村,这次你能经得起一棵一棵检查吗?”吴书记说:“查就是了,没问题。死了的那几棵,我已经预留树苗了,明年再补上,现在是没法补了。”

我忽然问起他关于镇里布置的,培养村级后备干部的事:“你们村里选好人了吗?”他说:“没有选出来,年轻人都在外打工挣钱了。没有想当村干部的,跟他们说他们根本也不理你。我跟别人说,村里没有人想当村、组干部,也没有人相信。”

“你将来连个接班人也找不到啊?”他听了我这么问他,没有回答我,好像没听见一样。他在担心忧虑吗?

是的,不仅村里成了空壳村,而且还找不到将来为村里干事的人!

松翠半山

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采访。采访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令我震惊并痛惜,它将在我一生中都难以忘记。

沈强是半山村党支部书记,前一阵子听说要被提拔为副镇长,后来又传出来说弄不成了。问为什么?回答说在年龄上出现了问题,超过提拔年龄界限两个月零几天。于是,这个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机遇他没有抓住,擦肩而过。这两个月零几天,是一道无法翻越的山,是跳不过去的河。提起这事,沈强一笑,看起来他并不十分在意。而我却为他报亏,不就超龄两个月吗?对于一个人才,干吗要规定的那么死?

沈强除了身体健壮之外,还有另一个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他在全军硬骨头六连当过兵,任8班班长,入了党,和全连战士一起,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军最高首长的多次接见,至今还保留着合影照。总政歌舞团的大牌演员们,都到过他们的连队慰问演出,也留下了合影照。提起部队的生活,沈强说,我们8班,在全连里是最棒的,军事素质过硬。这让我十分羡慕。我当年想到部队去当兵,可是个子矮,带兵的不要。我想就是要了,地方上也会以种种理由,比如家庭历史原因,不让我入伍的。保卫祖国?没你的份。

见到沈强,确实感觉到一股力量扑面而来。怪不得一路上柏长河说,沈强是一位很能干的村书记。上面交待给他的什么事,人家都能不声不响给干成干好。看起来他的话说得不虚。

沈强是1988年从古邳中学毕业的,1989年入的伍,在“硬骨头六连”尖子班8班当班长,当了3年半。本来是该当3年的,因为这一年调整新兵入伍时间,又让他多当了半年。毫无疑问,在一支与南京路上好八连齐名的连队当兵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笔精神财富,塑造了他一身英气逼人的军人气质,和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品质。

部队首长还希望沈强能留下来,说以他的表现和能力,提干是大有希望的。而沈强对于一个“官”字,似乎并不贪恋。他选择了退伍回乡,报效父老乡亲。而他的老乡——表现几乎与他齐肩的九班班长选择留在部队,后来,老乡提干了,人家早已经是正营级了。

沈强退伍回乡,成为了一个热门人物,因为他的身体素质政治素质俱佳,许多部门都希望接收他。他选择了到县水利局水上派出所。半年之后,他跳槽到了古邳抽水站。干了一年,他干脆回家创业搞运输,买船买车干个体。再后来,他进旧城湖开发公司,做副经理兼总账会计。1998年,他成了镇规划办副主任,一年后兼任城管队队长。后来,村里老党员、老干部要求他回村里干。他们说,半山村现在太需要他了。但镇里却又不放他回去。2010年村里换届选举,无论沈强本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被选进了村领导班子,任村里总账会计。2012年,因原村支书身体不好,他就被镇党委直接宣布为村支书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他是党员,党员是有组织的,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纪律,他在部队时就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的半山村,用村民的话来形容,是又穷又乱,村支书,没有人干,谁也不敢接。

沈强在不断地折腾自己,挑战自己,考验自己,实践自己。

上任村书记,他考虑干的第一件事,是建村部。村部就是村子的家,一个村子,不能没有家。村部是村里老百姓过日子的保障,是遮风挡雨奔向好日子的指挥部。必须建个像样的村部。如果再不建个村部,连那点可以建村部的地方,也快被村民挤占完了。

新标准,新形象。半山村的村部建立起来了,迎面是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有了村部,他想到该怎么为村集体赚钱。

关于这一点,他有特别的认识。他说早几年他不愿意干村干部甚至村书记,是因为家庭经济基础没打好。作为一个村支书,自己家里过得很贫困,还当什么书记?群众能服气吗?作为一个村子,集体没有收入,起步都得向群众腰包要钱花,还是个村书记吗?村书记,自家的日子不能过穷,村里的日子更不能过穷。

半山村是省扶贫村,他找省扶贫工作队队长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肯定和支持。他向镇里和县扶贫办汇报了自己的计划,也同样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在省扶贫工作队的大力扶持下,很快,投资100万元的四栋标准化养猪大棚建起来了,并且他们村与广东温氏集团签订了养猪合同。此项业务可增加村集体年收入14万元。家有斗金,不如日进分文。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过日子得有长远谋划,沈强深知这其中的道理。

接着,他们又利用争取来的扶贫资金80万元,建起了半山村生活服务中心,转租了农资超市、吉庆服务中心,为全村及周边群众带来了便捷,增加了村民就业岗位,还每年为集体增加4万元的收入。

沈强的能干,沈强的责任心,不仅得到了群众的肯定,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欣赏。有了富民工程,就会想到他。镇里的景区连接线,其中4公里多要从他们村中通过。土方工程就交给了沈强,沈强把它作为增加村集体收入的大项目,集中人力、物力,按照要求严格施工。工程做下来,沈强高兴地说,可为村里增加20万左右的收入。

村集体有了钱,沈强想到了要为群众多办些实事。

他组织民间艺人杨新明,在村里成立了“怀中抱子扇”培训班,成功培训了100余人次,他希望抱子扇可以在网上销售,可以在线下预定。

修复一座旧电站,新建一座新电站。

投资120万元,建村水泵房一座,让全村吃上自来水。

投资13.8万元,建成省级规范化村医疗卫生室,大大改善了半山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解决了村民看病难的难题。

投资4万元,建成了600平方米的舞动乡村广场。

全村安装了10个高清探头,改善了治安环境。

然而,沈强心里还是感觉有点堵。什么堵的?路!村子里还有3个小组没有铺上水泥路,一遇雨天,寸步难行。他要把这些小组的路铺好,他要把心口窝的堵去掉,他要把老百姓的出门难改变过来。铺路,钱从哪来?有人说,一事一议,向群众筹集。

沈强立即否定说:“不能向群众筹集。”

“那怎么办呢?”

沈强说:“号召捐款,我带头。”

“能行吗?”

“我看行。”

会后,沈强捧出了3000元钱,对大队会计刘为举说,这是我以一名普通村民身份捐的修路钱。

号召发出去了,一连三天,根本没动静。眼看号召捐款修路要化成泡影。

“怎么办?上门口要去吧。”

“坚决不行,我不信没有人捐款,是不是看我们还没有真正行动?”

村里开始丈量,测算,清除障碍物。很快,有人来捐款了,100元,3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而且全都是自动送到村部来的。村部设有一个专门小组,负责修路一切事务。村路经过的人家,没有一户不捐款的……

沈强笑了,说:“我不相信半山村父老乡亲不会捐款。”

这些钱原封不动,上交给了负责施工的单位,有了这十几万元的捐款,就可以争取到上级的配套资金支持。4公里的村组路铺成了,群众早上出门,晚上归来,鞋子上再也不沾泥了。

沈强提议,为村里:

上二本的大学生,奖励500元。

上一本的大学生,奖励1000元。

重大疾病的,救助1000元。

志愿入伍的,支持500元。

全村保洁费由集体出,村民免缴。

秸秆还田的费用,集体负担。

下一步还将建村养老服务中心,建村民洗浴中心,建村民集中居住小区,发展特色生态采摘一日游……

从2013年开始,沈强连续获得了这些荣誉:

徐州市五星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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