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韩愈张扬儒道,义正辞严,常常以忠诚的卫道士的面貌出现。他的卫道的态度是真诚的,也有相当的贡献。对这一方面还可以另做分析。而他一生着力却在于“文”,他要通过杰出的“文”来捍卫纯正的“道”。所以他一再表白:“虽愚且贱,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上襄阳于相公书》);“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早年,他上书宰府,说自己“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上宰相书》)。这里后一句话很值得注意。《旧唐书》作者说他是“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就是说,文章宗旨是明道的,但形式并不是模拟六经,而是继承司马迁、扬雄的文风。所谓“约六经之旨”,是指遵循宗旨,而不是模拟文字;“成文”,则是要成就称得起“文”的有艺术力量的文章。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刘禹锡讲的一个故事:“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共说著文章,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韩愈为人好作讥戏之言。但在这种讥戏中正表现了他对“文”的自负。他的重视文学,后人也看到了。胡震亨说:“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辟李、释硬推入孔家庑下,翻令一步那动不得。”(《唐诗音癸签》卷二五《谈丛》一)程廷祚则是从反面讲的:“退之以道自命,则当直接古圣贤之传,三代可四,而六经可七矣。乃志在于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戛戛乎去陈言而造新语,以自标置,其所操亦末矣”,因而说“以退之之才,而使天下唯知有记诵词章”,也评他为“文人之雄”(《复家鱼门论古文书》,《青溪集》卷十)。近人张伯桢记载康有为的一种相似意见:“……时朱先生次琦力尊昌黎先生,独谓昌黎道浅无实。言道当如庄、荀,言法当如申、韩,即《素问》言医,固亦自成一宗。若昌黎不过工为文耳,与道又何曾与?”(《南海康先生传》)这类议论,未免偏激。说韩愈完全不懂儒学,也并不合乎实际。但韩愈一生努力于文章,在散文艺术上下了更大的力量,则是确实的。

这里又涉及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艺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艺术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例如韩愈要卫道;但重要与第一位并不意味着要人们下主要力量。艺术终究是艺术。没有艺术技巧与艺术力量谈不到达到什么目的。因此艺术手段在很多时候是创作的主要矛盾。例如韩愈,为了卫道则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文”上。另一个是艺术本身有其独特的规律,研究和掌握这个规律要下大力量,是非一朝一夕所能臻于完善的。韩愈在这方面是做出巨大努力的。

总之,不管韩愈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哪些弱点和局限,他的“文以明道”的“古文”创作纲领在理论上是有科学内容的,在实践上也是积极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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