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刚当上小说家那会儿

第二章 刚当上小说家那会儿

三十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与普通人或者说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接着就业,隔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后再结婚成家。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或者说,马马虎虎地以为大概会顺理成章变成这样。因为这么做,呃,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而且我(好也罢坏也罢)几乎从来没有过狂妄的念头,要与世情背道而驰。实际上,我却是先结婚,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还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总之人生很难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针运作。

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至于为什么要结婚,说来话长,姑且略去不提),又讨厌进公司就职(至于为什么讨厌就职,这也说来话长,姑且略去不提),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现在也经常听),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啦!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总之是拼命攒钱,然后再四处举债。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

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演奏会。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手,尽管演出费低廉,大家却(好像)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像向井滋春啦,高濑亚纪啦,杉本喜代志啦,大友义雄啦,植松孝夫啦,古泽良治郎啦,渡边文男啦,可真让人开心啊。他们也罢我也罢,大家都很年轻,干劲十足。呃,遗憾的是,彼此都几乎没赚到什么钱。

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毕竟负债累累,偿还债务颇为艰苦。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还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几年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每天早起晚睡、省吃俭用,终于偿清了欠债,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时我们(所谓我们,指的是我和太太)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

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过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不知该说是共时性原理[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指“有意义的巧合”,用于解释因果律无法解释的现象。],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第二天再还不上贷款的话,银行就会拒绝承兑了,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我的人生路上不知何故经常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可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对不起了……事到如今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呃,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

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总之是想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当然,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在他们看来,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但一归一二归二,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铺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须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社会学习。说“社会学习”似乎太直白,显得傻气,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遭人使坏,闹得满腹怨气。当时,仅仅因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不单得残酷地驱使肉体,还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外。狂风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扛。总之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慢慢还清欠债。

不过,总算心无旁骛地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而且没有遭受重创,好歹得以保全性命,来到了稍稍开阔平坦一些的场所。略作喘息之后,我环顾四周,只见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全新风景,风景中站着一个全新的自己——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回过神来,我多少变得比以前坚强了一些,似乎多少(不过是一星半点)也增长了一些智慧。

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毫无疑问,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只怕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如今回想起来,开始工作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男孩”而已。在阪神地区宁静的郊外住宅区长大,从不曾心生困扰,也从来不出去招惹是非。虽然不怎么用功,成绩倒也说得过去。只是从小就喜爱读书,捧起书来便心花怒放。从初中到高中,像我这样读了许许多多书的人,周围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另外,我还喜欢音乐,沐雨栉风般听过各种音乐。于是在所难免,我怎么也腾不出时间来应付学校的功课了。我是独生子,基本是饱受关爱(不如说娇生惯养)地长大成人的,几乎从未遭遇过挫折。一句话,就是不谙世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我考进早稻田大学来到东京,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恰逢“校园纷争”的风暴袭天卷地的时节,大学长期被封锁。起初是因为学生罢课,后来则是因为校方封校。其间几乎不用上课,(或者说)拜其所赐,我度过了一段荒诞不经的学生生涯。

我原本就不善于加入群体,与大家一起行动,因此没有参加任何派系,但基本上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在个人范围内采取了力所能及的行动。但自从反体制派系之间的对立加深,“内讧”轻率地致人丧命之后(就在我们一直上课的文学院教室里,有一位不参与政治的学生被杀害了),与众多同学一样,我对那场运动的方式感到了幻灭。那里面隐藏着某些错误的、非正义的东西。健全的想象力不复存在了。而当风暴退去、雨过天晴之后,残留在我们心中的只有余味苦涩的失望。不管喊着多么正确的口号,不管许下多么美丽的诺言,如果缺乏足以支撑那正确与美丽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一切都不过是空洞虚无的说辞罢了。我当时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至今仍然坚信不疑。语言有确凿的力量,然而那力量必须是正义的,至少是公正的。不能听任语言独行其是。

于是,我再一次迈入了更个人化的领域,安居于其中。那便是书籍、音乐、电影的世界。当时,我长期在新宿歌舞伎町通宵营业的地方打工,在那里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人。不知道如今情况如何,但当时歌舞伎町一带深夜里有许多让人兴趣盎然、来历不明的人游来荡去。既有好玩的事儿,也有开心的事儿,相当危险和棘手的事儿也不少。总而言之,比起大学教室,或者由趣味相投的学生组成的社团之类的地方,我倒是在这种生机勃勃、五花八门,有时候还上不了台面的粗鄙场所,学到了有关人生的种种现象,获得了一定的智慧。英语里有个词叫作“streetwise”,意思是“拥有在都市里生存所需的实用知识”,对我来说,与学术性的东西相比,这种脚踏实地的东西反而更对脾胃。老实说,我对大学里的功课几乎毫无兴趣。

婚也结了,工作也有了着落,再去讨一纸大学毕业证书其实也没什么用处。不过,当时早稻田大学采取按照所修的学分缴纳学费的制度,我余下的学分也不多,便一边工作一边抽空去听课,花了七年时间总算毕了业。最后一年,我选修了安堂信也先生关于让·拉辛的课程,由于出勤天数不够,眼看学分又要丢掉了,我便跑到先生的办公室向他解释:“其实是这样的,我已经结婚了,每天都在工作,很难赶到学校来上课……”先生还专程来到国分寺,到我开的小店里看了一趟,说着“你也很不容易呀”就回去了。托他老人家的福,学分拿到了手。真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当时大学里(现在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不少像他这样豪爽的老师。不过,上课的内容我几乎都没记住(对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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