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让母亲再受穷

为了探寻袁世海先生那迷恋精神的原始成因，我们在1997年访问了他：“袁老师，是什么原因使您迷上了京剧？”

袁世海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京剧接触较多，我和四大爷常去天桥听戏。时间长了，耳濡目染，自然就喜欢上了京剧，并和喜爱京剧的人有了更多的来往。第二个原因是我家里太穷了，没有别的活路，我才下定决心进戏班吃苦学戏，为的是不能再让我母亲受罪了。”

我们非常不解地问袁世海：“您下决心吃苦学戏，怎么和家里贫穷还有牵连？”

袁世海深深地叹了口气：唉！那个时候，富人家的孩子谁去学戏呢？戏班里绝大多数是家里养活不起的穷孩子。戏班管吃管住，总算是一条出路吧！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积劳成疾去世了。父亲去世时，我大姐13岁，二姐11岁，三姐7岁，哥哥5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就是一辆马车，他去世后给我大伯使用，以此每月得到他的部分接济，但生活仍难维持。母亲、大姐，后来加上二姐，只得给裁缝铺缭贴边，给鞋铺纳鞋底。她们终日起早贪黑，一家人往往还是吃了上顿少下顿，东求西借，苦度光阴。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们相依为命，我们几个孩子就是她生活的目的和希望。她平日舍不得说我们一句，什么都是由着我们的性子干。我从小爱看戏，爱唱戏，想学戏，母亲都清楚，但总不太愿意让我学戏，怕的是学戏太苦，还要挨打。但是不学戏又能学什么呢？我最终下决心学戏，还与我大姐的去世有关系。

多少年来，我大姐都是尽全力与母亲分担家务，怜惜弟妹，什么都让出来给我们。有时饭不够，她总是同母亲你推我让，不肯再吃。家里的活计，她默默地忙个不停，日子久了，就造成她体质很差，加上忧思愁虑过度劳累，终于得了肺痨。最初，她怕母亲着急，忍耐着不愿明说。后来等母亲发现时她已是病入膏肓。请医生、吃药没有钱，只好请个巫婆来，这当然救不了大姐的性命。可怜大姐只活了18岁，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眼睁睁地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大姐的死，对母亲打击太大了，母亲总觉得对不住大姐，一天不知哭多少次，掉多少眼泪。我站在门槛上，手扶着门框，看到母亲顿足痛哭的情景，心都碎了。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家里的收入一天天减少，我和哥哥却一年比一年大了，家中开销日益增大。旧债未偿，又负了新债，每月都要付利息。真可说是债台高筑。每逢年关，母亲更是愁上加愁。腊月二十三之后，讨债的就会踢破门槛。母亲强忍悲痛，听他们说着难听的话，苦苦低声哀求着。

有一天，母亲对我们姐弟四个说：“我盼着你们了。你们长大后只要有一个有出息，咱们全家就不会再受这些窝囊气！”我紧咬嘴唇，不住地向母亲点头，心里暗暗发誓说：“这个家靠我了，我得学本事挣钱！只要能学到本事，多苦我也不怕。我长大了，决不让母亲再受穷。我们家一定得过上好日子，给他们看看。”

我们一声不吭地听着袁世海那低沉、痛苦的回忆，接着又问起他学戏时苦练的情景。他讲：“那苦得很啊！学生在科班挨打是家常便饭，‘不打不成材’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每天练功排戏，老师手中总是拿着藤条、竹板。如果认为谁偷懒、谁学得慢或学走了样，举板就打几下。

科班的规矩是，早晨5点钟起床，洗脸漱口，5点半就把练功鞋拿好，整好腰带等着。铃声一响，大家全挨着墙根蹲下，一声命令，全体拿顶。罩棚底下，顺墙根一拉溜排着。拿顶最苦，最怕的是老师数着又倒回去数，没完没了。时间长了，眼泪、鼻涕一块儿往外流。

拿完顶就是练毯子功、翻虎跳、毽子、小翻。练完功，就是文的了。先学念词，练口齿清楚，学员念不对，老师就拿根筷子在学员嘴里搅，有时候嘴都搅出了血。学生跑虎跳，老师真抽。他抽下来，你翻过去了，就抽空了，只要稍微慢一点儿，就正打在胯骨轴上，那就是青一块、紫一块。”

我们问袁世海：“科班为什么这样残酷训练呢？”

袁世海说：“科班是要赚钱的，学生学了戏，跟着就要演出，谁都不能闲着。初入学的，先要跑龙套，然后唱个扫边角色什么的，慢慢地才能唱重头戏。那会儿学戏，今天学了，念了，明天就要背出来。科班的学生大多数是苦孩子，没念过什么书，不认字儿的居多。要把一出一出的戏都背下来，可不是容易的事，不下苦功可不行。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一定要学成，戏学成了，我妈妈就不受穷了。所以我私下里还要比别人多练。白天时间排得满满的，没有工夫练，也没有场地练，我就在夜里大家睡觉以后，借口上厕所，悄悄地起来到后院去练私功。后院挺深，夜晚去，怪瘆人的，一般孩子们都不敢去，我不怕。白天看了别人排戏，夜里我偷偷照着练。别人走一遍两遍，我走三遍五遍、十遍八遍，不辞辛苦，一定要练到会，练到熟。自己一个人练，没人给纠正身段动作，我就借月光投下的身影，自己瞧着改，光练到会、练到熟还不满足，总还要搞点创造，这个私功，重要得很。因为练私功是自觉自愿的，练的时候肯于用心；而且一定要练会练熟，才肯罢手。因此就练得多，记得牢。”

写到这里，我们发自内心地钦佩袁世海的吃苦精神，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其功夫真是练到家了，练到常人不可想象的地步。正是这不可想象的吃苦，使他仅用了三年时间，竟然在富连成这个科班里，学习了近百出戏，已经能够扮演五十个以上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各种人物，成为戏班里的骨干力量，而此时的袁世海才十四五岁，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我戏瘾大得很！

著名戏剧评论家张庚先生是这样评价袁世海的：“世海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他既有师承，又能不守一家。因此，他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形象鲜明的人物，令人难忘。”

以京剧行当来讲，号称生、旦、净、丑。事实上，只是旦行中的青衣和生行中的老生这两个分支比较发达。在净行中，又分成铜锤、架子花及武二花几个分支。在净行的分支中，架子花似乎经常处在“没运气”的状态，长期以来处在“傍”的地位，提供给架子花“出人头地”的机会，实在不是很多。早年的黄润甫，一辈子傍人。到了郝寿臣，他硬是要从没路的地方踩出一条道来，突破了架子花以往只能挂四五牌的惯例，居然和杨小楼、马连良、高庆奎先后“并挂”起来。

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袁世海以《黑旋风李逵》作为发端，开始了架子花“独挑”主演整本大戏的尝试。净行终于脱颖而出，几乎达到与“老生”“青衣”鼎足而立的局面，这就是袁世海在京剧舞台上的杰出贡献。他所塑造的京剧人物曹操、李逵和《红灯记》中的日本鬼子鸠山等等，永存京剧史册和亿万观众的心中。

我们问他：“您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架子花这个并不热闹、发展前途也不是很明朗的艺术小分支呢？”

袁世海说：“在富连成科班里，刚一开始，我是啥都学，主要是学习老生。在我13岁那年，萧长华先生认为我是一个唱花脸的架子，虎头虎脑的，就让我转学花脸。在那个时候，在花脸上要唱出名声来，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从小就喜欢花脸戏，特别是郝寿臣、侯喜瑞的戏看得多。萧先生也觉得我像郝寿臣，所以就坚定了我学好的信心。我想，学什么都一样，只要自己使劲儿，多下私功，肯定能够赶上师兄们，在花脸行争一席之地。”

谈笑风生的袁世海。

“袁老师，在您的艺术生涯中，对您产生终生影响的老师是谁？”

“是郝寿臣！”

1940年12月29日，是袁世海艺术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他终于拜上了郝老师，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参加这一仪式的有300余人，京剧界盛评一时。

袁世海在郝寿臣老师的培养下，艺术之进步令人刮目相看。郝寿臣不仅将自己一生的艺术体验传之得意门生袁世海，并把自己的全部行头连同箱子赠送给学生，还把很多演出的机会让给学生去创造、去实践。如此老师，真良师也！人生得一良师，大幸也！

直到今天，袁世海和我们念叨起他的老师，仍以十分崇拜、敬慕的心情说：“没有郝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是我的恩师，师恩如山啊！我最忘不了的，是他告诉我如何做人演戏的道理。他讲：作为演员一定要洁身自爱、勤奋谨慎，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艺术的青春。酷爱自己的艺术，要一头钻进去。困难再大，咬咬牙就能闯过去。科班里不读书是个缺点，演员应该有点书底子，郝老师要求我多看书，从书中求知识，揣情度理，找出人物的性格、体会人物的性情。有一次，他指着家里悬挂着的‘名能寿世’匾额，高兴地说：你瞧，‘寿’连着‘世’。看来，早就注定咱爷儿俩的关系了。”

拜访81岁高龄的袁世海，给人印象特深的是他的旺盛精力。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他不时地唱上几句，还摆出某个身段，那京剧味、那精气神儿都使他对京剧艺术的热爱溢于言表，使我们忘记了他的年龄。我们似乎不是在他的家中采访，而是在长安大戏院的舞台上欣赏他的演出。可见，他的日常生活全部弥漫着京剧的风味，他的人生是地地道道的京剧人生。他是把舞台生活化了，他把生活京剧化了。

因酷爱“袁剧”而与之成为莫逆之交的著名戏剧家翁偶虹先生曾说：“袁世海已是年近古稀，难得的是其精力充沛，依然不减当年，活跃于舞台之上，他是—位名副其实的表演艺术家。”志在千里的袁世海，在积累了近30年艺术实践的基础之上，厚积薄发，终于使京剧净行架子花这一艺术分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表演高峰。其划时代的代表剧就是《黑旋风李逵》——这“黑旋风”终于开创出以架子花“独挑”大戏的从未有过的先例。紧接着他又演出了《李逵探母》和《九江口》，把架子花艺术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