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
理想
写得最艰难的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
那是小学某天的课后作业，童年时期的小孩子可以写的东西太贫乏，除了记录周末做了什么一类的流水账，就是写写形而上的东西，比如理想。回家以后，她把作文纸整整齐齐铺在书桌上，刚提起笔，妈妈就过来了。
她的手在围裙上乱揩两下，眯起眼睛看了看题目，问：
“那你以后想做啥子哪？”
她豪情万丈地宣布：
“卖麻辣鱿鱼！”
校门口有个卖麻辣鱿鱼的老头，生意火爆。他的做法跟别人不同，一般来讲，离海较远的城市出产的海鲜腥气重，制作过程都重麻、重辣，而他只是把鱿鱼穿成串，往浓郁的酱料里一蘸，就可以吃了。外面那层调料只是提味，人们可以明显吃到里层肉质的鲜。
他没有店面，只是推个推车，勉强算个小摊。鱿鱼用竹扦穿起来，吃完肉，要把扦子还给他。孩子们就握一把鱿鱼串，站在他的推车旁边吃，吃完了，就把扦子投进他搁在一旁的塑料桶里。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齐刷刷站着，远远望去，把他的摊位扎成了个巨型海胆。
“你再好生想想。”妈妈心平气和地说。
她跟妈妈面面相觑，咽了一口口水，迟疑道：
“那……科学家？”
妈妈凭借枯竭的想象力否定了她：
“不得行，科学家赚不到钱。”
“工程师？”
这下妈妈满意了，眼睛亮晶晶的，工程师要做的事妈妈不清楚，妈妈只晓得很赚钱。
事实证明，她也一直秉持着“赚不赚钱”这个钢铁原则严以律己。对于她这种古怪的小孩子，妈妈就像一款高速运作的杀毒软件，精确扫描出她脑壳里冒出来的不那么经济、正确的职业理想，然后挨个儿掐死。她想当超市的广播员，每天耷拉着眼角，瞌睡连天地对着小喇叭喊：
“茄子，特价，一块五一斤……”
她想当小区的保安，穿身灰扑扑的制服，戴顶灰扑扑的帽子，拿起手电筒百无聊赖地穿梭在灰扑扑的楼道间。她想摆个麻辣烫摊子，用大骨熬汤，择质量最好的菜，一揭锅盖，满屋子都是咸鲜味儿。她端坐于中央，如一尊神佛，边数扦子边收钱。
她想逃避一切消耗脑力的职业，赚一点点钱，给自己留条活路即可，像一株植物，敞亮地盛开在赤贫的沙漠里。
妈妈坚决不允许：一来是因为，这些职业的平均工资都没到两千元；二来，她觉得不高级。
众所周知，她妈是个开茶楼的。茶楼算是洋盘的叫法，通俗点叫茶馆，再直白点叫搓麻将的地方。她妈虽学历不高，但心气很高，每当别人说茶馆，她就把脸一垮，正儿八经地纠正说：
“茶楼，茶楼。”
“楼”和“馆”怎么可以归为一码呢？在大家眼里没有任何区别的两个字，在她眼里就像律师跟法师一样，中间隔了条雅鲁藏布江。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女儿出人头地，给她挣好多好多钱，而且是那种可以很问心无愧地讲出来这些钱是怎么挣来的高级职业，这样她就可以在未来被别人问起职业的时候，蜻蜓点水一般提一嘴她的小茶楼，然后补上一句“不过我女儿是干××的”。
天晓得，她就这么一个小孩要上哪里给妈妈挣这么多钱。
她们走在街上，身旁嗖地驶过一辆奔驰。她咂咂嘴，一脸不屑：
“你看那个外壳，一看就只值三四十万。”
不一会儿，又嗖地过去一辆宝马。她咂咂嘴，一脸不屑：
“宝马X1有啥子好开的，早就过时了。”
又嗖地过去一辆凯迪拉克。她来了精神，指着问：“哎，这个是啥子车噢？”
小小的姑娘想了想，说：
“国产的，杂牌子。”
妈妈希望她考镇上的公务员，凌晨三点了，还扯起她耳朵上政治课。课堂狭小，内容陈杂，听得她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大人们讲话，无非是用普世价值分析利弊，上台发言似的，在讲之前要清清嗓子，分条逐列一二三四五六七。
她迷迷瞪瞪，听到妈妈念叨着：
“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以后还容易耍朋友……别个男娃娃屋头都喜欢公务员……”
她的眼皮像灌了铅似的往下耷，归心似箭。阀门关闭的前一秒，听到她叹口气，幽幽地说：
“也可以照顾我跟你爸的晚年……我们两个个体户……老了没人照顾会很辛苦……”
她的瞌睡醒了。噢，个体户。
四年级的时候填班里发下来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有一栏是填父母职业。同桌的爸爸是县城人力局的副局长，拿铅笔歪歪扭扭写上“人力局”三个字。她举手问老师，爸爸开药铺，妈妈没工作，要怎么填。老师说都填个体户。同桌是个小男孩儿，童声嘹亮：“原来个体户就是没有工作啊。”
老师说，不是，只是没有单位发的福利和保险，到老了还是需要自己赚钱。握着妈妈的手，她说：“要得，妈，你放心，我考公务员。”没来由地鼻酸堵住了耳膜，她屏住呼吸，借口上厕所，出去狠狠擤了一把鼻涕。
越长大越晓得，当年那么多不切实际的理想，只是对妈妈严苛管教的另一种形式的反叛，到头来发现，她真正在意的，还是这个凶巴巴、爱唠叨、“不落教”的中年妇女，这个跟洋气八竿子打不着的小镇。
风筝在天上凶猛地飞，耳畔的气流叫嚣着“老子不回去了，再也不回去了”。但生老病死这根线细细一牵，它还是会回头。
它总会回头。
匮乏
吃过过期两年的泡面吗？
她吃过。
番茄牛肉味儿，面条筋道爽口，汤汁浓郁，连面带汤稀里呼噜灌进嘴里，酸辣中裹着甜鲜，端端的人间美味。
吃过掉在地上的糯米团吗？
她吃过。
把表面沾了灰的部分掰掉，露出里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馅儿，有土豆丝、豆腐丁、竹笋碎和猪肉末儿，一口咬下去，糯米柔韧，里馅儿脆嫩，吃完了皮吃净馅儿，嘴里响起婆娑的咀嚼声，仿佛在召唤春天。
吃过撒了半瓶胡椒粉的面条吗？
她吃过。
把汤倒掉，重新添开水，加酱油和醋，末了撒上一把葱花。还是麻，像泥鳅混进了沙丁鱼群，味蕾绽得噼里啪啦，一口吃进一朵烟花。
她还吃过包装袋敞了一周的薯片，酱油掺多了、黑乎乎的炒饭，满当当、油汪汪的四十来个猪油汤圆。友人们都惊讶于她能消化那些他们眼中难以下咽的食物的能力，他们不相信，她是真的觉得味道还挺好。
寄宿在封闭式管理的学校六年，因为离家太远，逢寒、暑假才回家。她在家的日子，父母忙于工作，也极少陪伴她。对于食物的记忆，只有奶奶偶尔做的便饭、廉价的路边摊和日复一日菜色永不更迭的食堂。
过于贫乏的饮食基础赋予了她一条很贱的舌头。她跟江浙一带的友人聊天，他跟她细细讲江苏的美食：羊肉有几种做法，鸭血馄饨的汤头，大黑鱼怎么吃才最鲜。
她老老实实跟他坦白说，都不晓得，被他取笑“一看就是没吃过什么好的”。
印象里最深刻的一餐，是她临上大学前，妈妈破天荒在家里做了一桌菜：酸辣土豆丝、蒜蓉茄子、清水白菜，还有满满一钵花菜回锅肉。她站在灶台边，看妈妈把亮晶晶的肥肉推下锅，耳畔就响起刺啦一声，云山雾罩里，筷子空落落握在手上，还没尝到，就开始觉得好。都是下饭菜，一家人在暖黄的灯光下，闷着脑袋吃，连吃了三大碗。
后来妈妈提起，她忘了，妈妈还记得。
没有父母陪伴长大的小孩子，其实也没有想象中孤独，只是有些器官在帮你偷偷惦记着那种匮乏，譬如舌头，永远都比别的小朋友驽钝，或者说麻木一些。
挺高兴的是，高三冲刺阶段，同学们的爸爸妈妈都拎着自己做的菜式到学校来送饭，他们吃不完的总会匀给她一些。在那里，她吃到了好多以前从没吃过的好东西，味蕾在一点点复苏，像一个冻僵的人，在炉火边慢慢醒过来。
《奇葩说》有一期，柏邦妮说：
“一个人吃过那么多的苦，到底要多少甜才可以把这些苦统统弥补回来？”
马东说：
“只要一点点甜就够了。”
高三
晚上饿得睡不着的时候，她就趴在窗台上看星星、吹凉风。云南的夜晚很美，行道树被昏黄的灯光照着，影影绰绰，风一吹，它一晃，朦胧得像个化了浓妆的风尘女子。星斗寂静地闪烁着，她沉默地听着歌，望着夜色中的漫天神佛。
蓦地想起高考前一个月，和兰英翘了四节晚自习，跑到操场上看星星。重庆的天空很高，星星离她们很远，需要很努力才看得清楚。她们平躺在操场上，双手枕着头，漫无边际地聊着理想。那时她想去东南大学，兰英想去南京大学，两个小姑娘窃窃私语着，约定了要一起去南京念书，周末一起出去逛街，大学四年要一直在一起。
那时候她嗜睡，每天清晨总要等到Sader洗漱完毕，穿好校服去上早自习，她才懒洋洋地起床，一边闭着眼睛穿衣服，一边挣扎着喊：“哎呀，我被床粘住了！起床失败！”然后匆匆忙忙地洗脸，扎马尾，边刷牙边拖地，袖口脏兮兮的校服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没系好鞋带就赶紧冲出宿舍大门，生怕晚了一秒钟就被生活老师锁在宿舍楼里拖走廊。
那时候她总是吃不饱，到第四节课就饿得不行了，看到数学老师讲课的时候三下巴一抖一抖的，就想起邮电大学对面那条堕落街的梅菜扣肉饼。真香啊，她想啊想啊，口水滴答了半页草稿纸。
晚自习是她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刻。除了英语老师非要来搞英语听力练习之外，其他时间都留给同学们做作业。第三节课的时候把作业做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组队去食堂吃消夜了。她和兰英牵着手飞奔在去二食堂的石板路上，晚风凉飕飕的，吹得校服的袖子都鼓了起来，她们隐秘地笑着，快乐得像两只鸟。两个人总是吃很多——土豆、年糕、鱼丸，有闲钱的话还会买个大鸡腿，边走边啃，边啃边痛不欲生，感叹美食与身材不可兼得，追忆自己曾经纤细过的时光。
那时候她喜欢一个摆地摊卖书的哥哥，他穿白衬衫和牛仔裤，剃光头，露出青色的头皮。于是她每个周末总要抽点时间去光顾他的书摊。第一次买的那本《月亮和六便士》，她看了三遍，认认真真地在书上勾画好句子，在段落旁标注自己的读后感。为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买了聚斯金德、岩井俊二、松本清张、野夫、王小波、毛姆、卡尔维诺的文学著作，每一本书都啃得比梅菜扣肉饼还专注。高考前一个星期，她买了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付钱的时候他笑了笑，说：“快高考了哦。”她说：“嗯，应该是最后一次在你这里买书啦。”鼻头一酸，有点想哭，她牵着兰英就走，担心自己会哭出来。走到鲜花店门口的时候，听到他在身后喊：“你等一下。”她转过身，看他抱着一本书跑过来，他把书塞到她怀里，说：“《失乐园》太阴暗啦，会影响高考情绪的，你还是看这本《一个人的村庄》吧。”她说：“可那本书我已经拆封了啊。”他又笑了起来，说：“没事儿，我替你留着。”
直到毕业，那本书她也没去拿。
高考结束那天，她和兰英去KTV唱了五个小时的歌。小姑娘家家不敢喝酒，就一瓶一瓶地灌冰水，十几分钟上一次厕所，唱好多乱七八糟的歌——周杰伦的、凤凰传奇的、许嵩的、韩红的……嗓子哑了还要唱，唱到后面，调子比卫生间里的垃圾桶还要破。她把凉鞋脱了在沙发上乱踩，凭借劣质棉絮的力量弹起来，嘴里念念有词：“妈的，老子终于解放了！”
嗯，终于解放了。
没有七点十五分的早读，没有第二节课下课后的跑步，没有抢饭，没有睡不够的午觉，没有写不完的“政史地”，没有蒋妈的无条件服从命令，没有肥胖校长有气无力的升旗仪式发言，没有永远洗不干净的条纹校服。
她们，已经毕业了。
而她，也只是偶然听到《卡比巴拉的海》这首歌，才想起第一次听它的时候，是和芯芯手拉着手面对着学校喷泉旁那棵巨大雪松，闭着眼睛听里面悠扬的大提琴独奏。那一天，站在黑暗里，四下无人，音乐如潮水，吞没了毫无防备的她们。
催吐
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她第一次催吐。
盛夏，蹲在坑位黏腻的厕所边上，笨拙地用手指一下一下抠着喉咙。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强烈的应激反应使得眼泪突如其来，终于，她吐出来一点残渣，涌到鼻腔里的呕吐物呛得嗓子火辣辣地疼。后来她才知道，催吐之前必须多喝水，液体的润滑会让呕吐过程更加顺利。
尔后的日子里，她催吐的频次从一天一次变为一天三次，到后来，每吃下一点东西，她都下意识地跑进厕所里，强迫自己吐干净。她开始习惯吃清淡的食物，这样即使呕吐过于剧烈，吐出的东西冲到鼻腔里面，也不会辣得人涕泗横流。
她开始习惯每吃完一顿饭，喝掉满满两大杯水。
奇怪的是，她的胃口也随之变大了，可以轻松吃掉三人份的食物、喝四大杯饮料。在众人惊诧的注视下，从容不迫地走进卫生间，
从容不迫地呕吐。
慢慢地，她不再担心自己催吐会被家里人发现了，因为她吐得越发顺利。她甚至摸索到了喉咙里一小块柔软的区域，只要朝着那里按下去，即使喝的水再少也必定吐得干净彻底。每天晚上她都会借口去跑步，换上运动服，到离家较远的一个偏僻网吧里上几个小时的网，以此营造出运动减肥的假象。
她成功了。
那个溽热聒噪的暑假过后，她瘦了近三十五斤。
她清空衣柜里穿了十八年的牛仔裤和大码衣物，买了好多好多条裙子：长裙、短裙，半身裙，牛仔裙。她甚至买了一双高跟鞋。到现在，两年过去了，她还是几乎只穿裙子，无论春夏秋冬。
她能正常地跟她妈妈进行交流了。在此之前，她跟妈妈的关系剑拔弩张，一直都是妈妈用讥讽、嘲弄、打压的口吻规劝她减肥，吃低热量食物，而她一直摆出一副顽强抵抗的姿态。
瘦到九十斤以后，她停止了催吐。过程不可思议地顺利，仿佛给山洪安上了一道强有力的闸门，拉闸以后，所有呕吐的欲望戛然而止。后来跟有类似经历的人交流，她没那么幸运，在长时间的强迫呕吐后，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整个人瘦得像一页薄薄的纸，透出病态。她恢复了正常饮食，但有意识地加以克制，最终，她的体重稳定在了一百斤。终于，她不用再忍受陌生人带着怜悯神情的恶意，不用再掰着手指头算今天超标的卡路里，不用胃里塞满高热量食物又负罪感爆棚地找个角落失声痛哭了。
她觉得她好了。
也是在那个暑假，她被确诊为中度抑郁。
即使瘦出了轮廓，即使能把自己塞进S码的衣服里，她还是无法直视陌生人的眼睛，无法忍受别人说一句带有“胖”字的评价，下意识闪躲镜头，拒绝朋友聚会，拒绝拍照。有时候不小心吃多了，她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饿的时候就抽自己耳光，一直抽。
多数时候她只是沉默着，不哭，不闹，也不笑。她甚至想在她妈妈跟别人夸耀说“噢，她啊，确实瘦了不少”时，蹲下身呕吐，然后指着那一摊絮状的污秽对她说：“你看，这就是你女儿的秘密武器。”
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她一个人站在十八楼，俯身望着窗外的茫茫夜色、寥落的街灯、晦暗的店铺，张开手臂，想要做一只一跃而下的飞鸟。
可她了。她怕痛。催吐减肥在她身上有着不一样的呈现，因为她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彻底失控，吐到停不下来。她只是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阴郁的怪物。两年后的今天，她的抑郁减轻了，也再次胖到了一百零五斤。可这一次，她不会再吐了，她办了一张健身卡，每晚都去锻炼一个小时左右，掉秤很慢，三天只掉了一斤，但她觉得心安，因为这是她应得的。
关于如何克服催吐减肥，她打了很多话，都逐字逐句删掉了。其实很简单，如果改变的过程让你痛苦万分，那就做出让步，试着接纳你自己。接纳每个不完美的你自己，你可能肥胖、矮小、不美，但只要你学着跟自己和平共处，学着正视自身缺陷并刻意淡化它，你就不会再畏惧别人投来的若有若无的恶意。
自信是抵御严寒的最厚的铠甲。
她还记得当年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班上两个男生在挑选班上有哪些女生好看时，一个男生说：
“田可乐也还不错嘛。”
另一个嗤笑了一声，说：
“她？那么肥。”
旁人告诉她后，她笑着不轻不重地打了那个男生一拳，然后走到教室外面的角落，掉了很久的眼泪。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她还记得。
她一直记得。
痛快
该怎么形容那种焦虑呢？
两个人走在小吃街上，同伴说：“高考那阵子我总想着自己生一场大病就好了，或者，”她用手指一指白色灯杆上悬挂着的小灯，“像那盏灯，随便什么东西从天上砸下来，把我砸死就好了。”
用“就好了”做结尾，好像生命是一场顽固痢疾。她在一旁点头，搭话说，她每天都这么想。
恰如其分的夸张修辞，让这句话看上去几近诙谐，于是两个人对视一眼，笑起来，也就合上了重重心事的盖子。有很多事情是放在台面上说不得的，太沉重的东西用口头表达出来就类似冒犯，甚至让人觉得在炫耀痛苦。嘴巴吐出来的东西，轻的是空气，重的就成了痰。
她的焦虑无处不在，因为实在细小，讲出来会有点可笑。她害怕考试，特别特别害怕考试，明明是吃文字这碗饭的人，却对教科书里的内容毫无吸收能力，“创新先行，政策殿后”这八个字她盯着看了三分钟，看着看着，视线模糊，身体就轻轻浮起来，在半空游移着。她想，殿后不是战争术语吗？
“当然不是专用术语，”综测平均分85+的友人按住她的肩膀说，“在这里是出台相关政策让产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意思。”
她看着那些字，忽然意识到这不是自己往日里熟悉的泥巴点子，可以任意把玩揉搓出形状。这些字是冷的，仿佛一堆生铁，已经被浇铸成了坚固的样子，小孩子把它们一个个塞进喉咙咽下去，无法消化，也不能取出来。
她的成绩很差劲，所幸大学里成绩是每个人的底裤，除了拔尖的那一小撮，大家都不轻易示人，中上游和中下游混成一摊糨糊，都是得过且过的样子。
但她重修过一门，来年的时候捧着同样的书本坐在低年级教室里，脸烫得吓人。周遭有几个是她所在部门的下属，目光投过来喊“学姐”的那一刻，她真希望所有社交恐惧症患者都能瞬间长出来一层厚厚的壳。
被很多人问起“可以推荐一些好书吗”，她从没回复过。
书分很多种，真正意义上有启蒙作用的并不算多。上学熬出来的小孩子，大多吃学术册子吃坏了肚子，天性使然带一点刻板和轻慢，用草率的态度随意否定批判，最后只能形成越来越僵硬的价值观。
她在努力地挣脱先前受过的填鸭式教育的束缚，看一本书之前，先把脑袋腾空，只是阅读和包容。
对学术的焦虑，本质上是对无意义却必需的事物的惶惑。
那些宏观的词，精巧堆砌，自以为大聪明，但她知道它们不会对自己产生任何意义。她可以诵读到一字不落，也可以临摹它的手段去显示高明。
有什么意思呢？天光一亮，她继续造化，它继续弄人。
考完余下的两科，她就再也不用参与任何学术方面的测试了，因为她完全没有考研的打算。她可以慢慢读书，读自己真正喜欢的、觉得有意义的书，带着探险的心境，感受认知疆界一点一点被拓展开来。
罗振宇讲自己喜欢看《奇葩说》是因为“能够享受到如此高频度的自我碎裂”。原先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人俯身，一片一片把自己捡起来，塑成新的样子、新鲜的灵魂。
书是永远无法按私心推荐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把榔头。唯有怀着包容的心态，去接触认知范畴之外的那些锐利，选择摈弃或者被击碎，才能抵达阅读的目的地。
咀嚼和吞咽不是目的，学着理解和包容才是，碎裂比麻木来得痛快。
人的一生，图的不就是这一时痛快吗？
她想
她想变成一个没有性别的小孩子。
剪圆寸头，穿纯色圆领T恤和牛仔裤，衣柜里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消费品牌稀少而固定；左小腿文一只柔软的、被钩子悬挂起来的小狐狸。
靠写字勉强谋生，有一间自己的小公寓，四十平方米，养一只暹罗猫，十平方米养它，三十平方米养自己；有一辆小电驴。
冬天用棉衣把自己裹紧，夏天有充足的冷气、喝冰水；失眠的时候赤脚在木地板上走来走去；骑车在傍晚的街头吹风，看一看落雨。
屋子外面是亚热带的树，绿荫浓稠茂密，大风吹过来，每一片叶子都清脆地响，旋于上空的哗啦啦声音，像凌晨夜宵摊子上被爆炒的带壳小海鲜。深居简出，交际圈狭小，朋友二三，平日里话不多。心情好的时候去超市和生鲜铺子买些食材做一顿好饭，喂饱自己和猫；心情不好的时候喂它吃猫粮，自己喝点牛奶。
有一堆书、港乐唱片、旧电影光盘，用一个大的玻璃书柜装起来。不买电视。
卧室里有厚重的白色被子，堆叠起来跟床垫高度一致，人睡在床上，可以完全隐匿进被褥里，安全感充盈，像蜗牛缩进了自己的保护壳里。
一直单身。
没有爱恨。
活到四十岁，在左耳也打一个耳洞，完满，对称，悄无声息地死掉。
这些年，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削减人际关系，试着克制表达欲、性欲、物欲、食欲，看很多书和旧电影，写一些文字，沉默听歌。
但愿经济彻底独立后可以活成这个样子，生命温暖清洁，平静无澜，一个人，孤独而忘情地度日。
Sader
对Sader最深的印象来自高中。每天清晨天不亮，她起身，整理完床榻，洗漱完毕，换完垃圾袋，擦完桌子，把椅子归位后，到她床边扯扯她的耳朵，说：
“快起床，我出门啦。”
然后她昏昏沉沉地在被褥间挣扎良久，终于迫于压力起身，嘟囔着洗漱，胡乱把被子叠成软塌塌的一坨，一边刷牙，一边套上脏兮兮的校服，再在宿舍大门锁上前一分钟披头散发地冲出去。
被锁在大门里要拖整层楼的地，这是她被锁了不下十次才长的记性。
一直以来，她跟Sader都是两个极端。
后者是班里的优等生，成绩长年位列年级前十名，做事勤勉，功课认真，有确切的目标和理想，饮食克制，清瘦颀长，是老师们交口称赞的对象。而她则分数悬于班级倒数边缘，做事三心二意，游手好闲，不求甚解，数学课上看杂志，自习课上听音乐，喜欢跟教条纲常对着来，被老师没收的MP3拉拉杂杂有五个以上。
她无法理解Sader近乎可怕的自律，更不晓得她怎么能对地狱般的高三阶段甘之如饴。这种隔阂是相互的，Sader也搞不懂为什么讲了五遍她还是解不出来一道清汤寡水的数学题。
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的关系。
事实上，每天早晨都是Sader帮她接热水泡牛奶，她也会匀Sader一些封闭式管理学校里不容易搞到的好东西，譬如梅菜扣肉饼、锅贴和炸洋芋。她早晨起床太晚，吃不上学校提供的早饭，Sader总会替她多买一些。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都忘掉了，只是时隔数年回想起来那种感受，她还是觉得暖。
高考结束后，她们回校收拾行李，Sader抱了抱她，边笑边掉着眼泪说：
“可能以后再也遇不到你这么好欺负的人了……”
她也笑，哽咽着说不出回应的话。事实证明，相遇之前，离别之后，她也没有遇到过像高中时候的她们一样优秀的人。
后来，就是循规蹈矩地生活。天南地北的两个人，在平行的时空里保持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作息。Sader去了全国排名靠前的大学，学习，参与社团，拿奖学金，后来又取得了出国留学的名额；她写字，逃课，签约，挣钱，恋爱又失恋，终日毫无愧疚地不务正业。
掐指算了算，跟Sader分别也有三年了。在这三年里，交集是越来越少，但每次聊天，都甚觉情感依旧没变。
《新华字典》里有一句她很喜欢的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看着这句话，就好像看到昔日的两个小姑娘，扎着马尾、裹着校服、素面朝天，抱着一摞卷子，满心欢喜又忧心忡忡地憧憬着各自的未来。仿佛真的触手可及，那个溽热、聒噪、不安的夏天。
嗯，她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胃在烧
现在是凌晨两点四十分。她躺在床上，做好了彻夜不眠的心理准备。
不矫情，没抑郁，少生病。她就是饿了。
厨房里有饭，菜热一热就可以吃，海带炖猪蹄、酸辣土豆丝、蒜蓉茄子、凉拌藕丁，样样都是下饭菜，客厅桌子上还放着一袋新鲜的蛋黄酥。有多喜欢吃蛋黄酥呢？如果血液可以不必是液体，那她希望在动脉里塞满蛋黄酥。没错，跟骆驼储备水分是一个原理。
她在脑海里把它们挨个儿抚摩了千百遍，竭力抑制住自己打开门冲出去饕餮的念头。
欲望是客厅里的蛋黄酥，克制是卧室里的体重秤，饥饿是一把刻刀，痛苦是她本人。她站在落地镜面前，脱光了衣服，打量着自己油光满面的脸、鼓囊囊的肚腩和腰间的赘肉。
她在微信上找友人絮叨了大半宿，插科打诨，吹拉弹唱，天真地以为会就此产生睡意，谁知越侃越精神。终于，在她提出“耶稣有多高”这个天问后，那头睡了过去。
她甚至去骚扰喜欢的男孩子，无理取闹地让他陪她聊天，假装因为他不理她而愤懑不已，其实心知肚明那头的他早就睡得不省人事。
她开了四次房门，每一次，都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吃食，去厕所、洗手。
洗了一遍又一遍，机械地重复着。
一个人闲起来，会做出很多常人匪夷所思的事，这是她目睹她爸戒烟期间跑到三十楼的天台上放声高歌“我爱你，中国”后的深切体会。
她感受到胃液泛酸，翻腾涌动，有腾云驾雾的灼热感，海浪一样的声音仿佛在尖叫：“喂饱我，喂饱我，喂饱我。”
她拿出自己体重巅峰时期的旧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细致观察里面的每一寸脂肪，回想起彼时最惶恐的事情就是跟喜欢的人对视，她害怕他那双好看的眼睛里倒映出肉质饱满的自己。
她仔细想了想这些年她爱过的人、爱过她的人，想了想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想了想吃过的亏、长过的记性、丢过的宝贝。
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边揩鼻涕，边咬了一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手边的蛋黄酥。
一阵强烈的快乐将她迎头击倒，她跪拜在那条猪油咸蛋黄搓出来的石榴裙下，缴械投降。
啊，歌颂理想，歌颂肥胖，歌颂脂肪。生活美好得像个黑甜梦。
Lesson One
2010年的时候我在上海，跟在大人屁股后头看世博会。早上六点半起来，在廉价早餐店吃馒头，喝淡得像水一样的稀饭，大头菜咸得齁人，但如果不吃完，下一顿饭又要挨到十二点，只能吃完。
在路边摊花十块钱买了塑料板凳，因为每个馆排队动辄几个小时，沙特馆尤甚，中国馆更是想都不要想。官方给每位游客发了个红色小本，到一个馆，戳一个章。我的本子上大大小小戳满了章。前阵子清洁房间，翻出来那个本子，它还我见犹怜地用一页蓝色壳子包好，以防损坏。看着看着，抬手就触摸到那个汗流浃背的夏天，就笑出来，笑自己实在可怜。
大巴车上，导游拿着喇叭喊：“大家看左边这排公寓哟。对！就是这排，一平方米两万块。”我捧着十块钱的小板凳，排队，把非洲各国的展馆排了个遍。日头毒辣，展品和宣传画上的对比参见康师傅方便面，但还是要排，搞什么特殊化？大家都排队啊。
其间接到英语老师的电话，说开学要办一场英语演讲，他推荐了我，让我好好准备稿子。于是那一整个暑假，没有MP3的我就在家里的客厅，用老旧电视重复播放那篇课文，嘹亮的嗓子，混杂着电流，“lesson one，in the garden”。
后来那个看起来板上钉钉的演讲居然不了了之了，老师不提，我也就不讲。看上去对我没有造成任何恶劣影响，唯一稍稍困扰的是脑海里偶尔会哐啷一下，砸下来一句抑扬顿挫的“in the garden”。
再后来，就念到了大学。第一次跟男孩子约会，提前饿了自己两个星期，瘦到九十二斤，洗干净头发，换上最体面的一身裙子，搽了五十块买的透明润唇膏，坐在夕阳下面等他的班机，从六点等到九点。对方过来，高出我25厘米的男孩子，第一句话是“啊，昆明这么冷，你都不穿外套的吗？”然后把外套给我，自己冻个半死。
我知道很冷啊，可我没有好看的外套。
接吻的时候，他问：“跟你想象中的有区别吗？”我好认真地想了想，说：“跟电影上不一样，他们不伸舌头。”他大笑出声。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些事呢？因为今天下午我收到一个知乎提问，是个高中小女孩儿，她说：“我成绩一直不错，但最近有些下滑，被学习搞得彻底崩溃了，特别焦虑，极端抗拒去上学，现在家里人商量着让我出国留学，我该怎么办呢？”先前的私信里，不下一千个人问我：该怎么办呢？学习成绩不好、跟室友相处不来、一段背叛、一次糟糕的性体验，该怎么办呢？那些小小的事情，变成了一根一根牙签，生生把天戳漏了一个大窟窿，我们坐在原地痛哭，发现全世界只剩下自己，找不到一个一起完蛋的伙伴。
为什么焦虑会让人如丧考妣？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讲过，没关系。
没有人讲，大家都是第一次当人，都很紧张，像突然接到通知要临时出演一幕话剧。没有人讲，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整的人生，有的只是一段接一段小小的快乐和破绽。没有人讲，其实没必要强迫自己变得优秀哦，没必要很坚强，想哭的话，坐下来哭一哭会好些哦。
没有人告诉十四岁的我，如果站着很累的话，可以回旅馆睡大觉，而不是排五个小时队去看一场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展览。没有人告诉十九岁的我，如果长椅上很冷的话，可以去宿舍取一件丑兮兮的厚外套。
所以收到这些私信的我想的是，原来大家都是这么紧绷绷长大的啊。
柴静在《看见》里提到，年幼的她曾经打碎了一只碗，那一整个下午，她都悬着一颗心等妈妈回家，等那一顿未知的劈头盖脸的叱责。妈妈回来后，只是笑她过于紧张，跟她说：“没关系啦。”
当你看到这一篇的这一天，我正好二十二岁。这八年里，我没有学会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学会了不断告诉自己：“没关系。”耗尽全力没能考上心仪的大学，写出两万字无法被采纳的稿件，有三四个怎么都爱不到的男孩子，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那些像原子弹一样嗖地飞过去的负能量，幻化成一根根小小的肉刺，给人以萎缩般的疼痛，还伴着一点点痒。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房地产广告上描述的那个样子。
扼住命运咽喉的那个魔鬼也不是贝多芬或者谁谁谁，而是你自己。搞清楚自己的定义，不要变成被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荼毒的蠢蛋，放过你自己。
手臂太短捡不到地上的六便士的话，抬头看看月亮也不错哦。
集群孤独
她的孤单特别具体，毫无意义，与学业、情感没有任何瓜葛，仅仅因为她是个怪人。说她怪好像有点自以为是，因为在反复运用下，“怪”这个字除了负面意思，还有些乖张意味，是人们拿来与大众划清界限、标榜自我的一面旗帜。人人都想做独一无二的那个“一”，忙不迭地在所有山包上插上属于自己的小红旗。
她喜欢吃同一家店里的同一种食物，日复一日，一日三餐单曲循环着吃，一直吃到彻底反胃，就再也不踏进店门半步。校园附近有家柳州螺蛳粉店，汤头浓郁，食材新鲜，酸笋腌渍透了，有股子异香，很多人吃不惯，她偏偏喜欢，于是拉着好友反复光顾。她原本也是螺蛳粉的狂热信徒，禁不住一日三餐地吃，后来她一闻到酸笋就生理性反胃，索性再也不去了。
她喜欢闲来无事花两个硬币随便跳上一辆双层巴士，塞上耳机听歌，漫无目的地坐到终点站，再沉默着坐回原点。学校附近巴士的终点站是昆明火车站，有时她会下车走一走，无论在哪座城市，火车站周遭都是相似的，两元店、十元管饱的大碗饭、鬼影憧憧的小旅馆，像皮疹一样密集分布。
她喜欢重复看旧电影，1997版的《洛丽塔》，她一个人在深夜里看了五遍。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那样的中年男人，英俊、寡言，绝对占有欲，是小女孩儿的甜美梦魇。
她喜欢梳脏辫的酒吧歌手，裂舌的青年，穿廉价糖果裙、化复古妆的小姑娘，满头银发依然旗袍裹身的老太太。日本作家金原瞳写过一本《裂舌》，她看第一章就觉得很有意思，在舌头中间钉一颗银珠，在红肿消退后用剪刀把舌尖剪开，会形成蛇一样的分叉舌头。文中描写接吻的片段一笔带过，她好奇至今。
她还有好多好多稀奇古怪的爱好。
正如《人间失格》里太宰治所言，公众场合中她一点也算不上怯懦寡言，甚至称得上有趣，她善于发掘新鲜话题，调和矛盾，在尴尬的间隙适时穿插一点诙谐的俏皮话。可以说，她是大家眼中的气氛润滑剂。但私下里，她不愿与他人深入交往，不愿接触新鲜人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因为懒惰。
她假装跟社会群体合拍，只是害怕孤僻的本性暴露出来，招致不必要的臆测与伤害。这近似于一种生理保护机能的表现。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就像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表现出迎合和驯顺的样子，安全逃脱的可能性才最大。事实上，即便周围再喧嚣、沸腾，她也很少有共情，只是装作投入其中，让自己显得没有那么突兀。
你知道，人群永远是最隐蔽的藏身所。
她的大学时光至今已经消磨了两年，在此期间，她最亲密的挚友是学校商业街上的一条小黄狗。它跟她一样，有着圆而亮的大眼睛、矮小的身子，总是无所事事地游荡在乏味冗长的生活里，偶尔趴在街头晒晒太阳。她总是替它买一份叉烧包，再静静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没有任何逗弄和交流。
他们一样渺小卑微，一样居无定所，一样天性孤独。
其实生活里的孤独摩肩接踵，随处可见。只是人这种动物太过聪明，绝大多数都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孤独埋在泥土里藏匿起来，不为其他人所发觉。只有蠢笨之辈如她，才会如此赤裸坦诚地将它们曝晒在阳光下，任人评析、挑拣。
大学里，乃至人一生中的孤独，都太过稀松平常，以至显得有些平庸。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写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夜跑这件小事
支撑她熬过抑郁情绪的两根血管，静脉是下厨，动脉是夜跑。
对夜跑的喜欢可以追溯到高三。
刚成年的小姑娘，臃肿、笨拙，自我认知不清，有大片深度未知的沼泽必须涉足，盲目地被人摁着脑袋生活，时而有溺水一样的无措感。那种焦虑，是散步和睡前谈话无法消弭的，即使意识已经被说服，身体依然燥热。
于是长跑，裹着校服一圈一圈地跑，像一只动物，出于本能把自己的恐惧奔走相告。耳畔是极速流动的不可捉摸的风，她张开双臂，蜕化成一只得到解脱的鸟。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人没有四只脚，或者生出翅膀呢？也许他们可以跑得比风还快，也许难过的时候他们可以停在半空，看一看星星和黄昏。
这个习惯一直持续至今，每当她压抑，就会换上跑鞋，一圈一圈埋着头重复奔跑。黑暗是很好的保护色，她可以蜷缩在其中肆意
流脓，舔舐伤口而不被任何人知晓。
从高三到大三，夜跑的日子里，最爱的是埃米纳姆（Eminem）的饶舌。他的愤怒是一把明晃晃的镊子，一下一下牵扯着她的脑神经，暴烈、有力量。她最喜欢那首puke，是他写给前妻的，大意内容为她有多令人作呕，间或夹杂着真实的男人的呕吐声。放前奏时，她用手拿着耳机，想，听上去像是吐在马桶里而不是便池里。
有时塞上耳机听着歌，会不自觉地晃着头，摆动肢体以配合节奏。听歌的时候她什么都不去想，把自己掏空，彻底掏空，灌满音乐，通过跑步消耗全部体能，驶达她的理想国。
又是一个情绪低落的夜晚，她听着硬核说唱跑完五千米，走到健身房楼下，发现天下起了雨。是那种虽然不太大但显然有增稠趋势的雨。耳机里还在不断坠落着重音和咆哮，她勾起唇角，拒绝了雨中出租车司机的盛意邀请，把音量调大，切换到埃米纳姆的Not Afraid，开始跑。
雨势拉大，雷声渐起，滂沱的雨点比耳机里的节拍更加密集，她抹着脸上的雨水，忽略屋檐下躲雨的人们惊异的目光，以一个倔强的姿态继续奔跑，留给他们一个最终缩成芝麻大小的背影。
肌肉像木偶头上那些透明的丝线，随着节拍一下一下被提起来，她感觉不到累，众人的惊诧是她动力的来源，那些粘在她后背上的目光，给予她源源不绝的电量。
老子真酷！
她甚至想冲着人群竖中指大喊：“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但是她忍住了，因为那样会破坏她的酷。
到家的时候，背包上的灰色小绒球被淋得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核，握在手里，又湿又硬，散发出一股劣质塑料的橡胶味道。上衣湿透了，衣角潮乎乎地耷拉着。她满不在乎，摘下耳机，冲进卫生间打算洗把脸。
一抬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淡妆被冲刷得一干二净，湿漉漉的发丝紧贴着头皮，后脑勺呈现一个弧度清奇的突起，再配上她的表情，像只趾高气扬的小秃鸭子。
那瞬间，音乐收起了它的魔力，天还是那个天，她也不是在雨中搞个人英雄主义的极端分子，就只是在别人都打伞的情形下自顾自淋了一场雨而已。
终于，她读懂了屋檐下的人们脸上心照不宣的那句暗语：
“快看！活的傻×！”
二十一岁某一天
她醒过来的时候是中午十一点二十七分。
屋里昏暗，昆明正值雨季，厚厚的阴云像一床刚弹好的新鲜棉被，笼罩在城市上空，捂了很久也捂不出汗。她体寒，除了盛夏之外的季节都手脚冰凉，但每次睡醒都要出一身热汗。昆明天气很好，气温四平八稳，适宜每一种生物在此长久生存。她在重庆长大，常常醒来头发里都是汗水，像一整夜泡在油里。有很多很多次，她想，要不就一直在昆明生活下去吧。
她迅速在脑海里回想今天必须做的事情，发现跟往常一样，没有。于是她睁着眼睛看光线浮进床帘，微弱光火中有灰尘悬在半空中，照亮了一小方墙壁。她不喜欢搭蚊帐，只在床头备了一盏随时充满电的台灯，半夜里听到蚊子瓮声瓮气地叫，就起身，打开灯，找到蚊子所在的地方，把它拍死。有时候手掌会留下一小摊血迹，她逐一抹在雪白的墙上，所以她的墙面布满了鲜红的、凝滞的、几近褪色的蚊子血，像春天公园里盛开的一小朵一小朵不知名的花。室友在床下讨论要不要出门吃饭，一个说不去，另一个说要吃小龙虾，还有一个说要吃附近新开的火锅。讨论持续了很久，总是在即将做好决定的关头戛然而止。总是这样，大事互不通气，小事却拿出来像煞有介事地讲很久，尽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她把左手耷在床沿，懒懒地说，她们定，她都可以。
一个小时后，要吃小龙虾的打开饮水机烧水泡面，要吃火锅的出门去食堂。她翻身下床，洗漱完毕，戴上一顶米色棒球帽。她每天起床都要戴一会儿棒球帽，因为发量太多，又过于蓬松，要用帽子压一会儿才会看上去服帖。
然后换隐形眼镜，用五十块一方的气垫打底，画眉、深灰色眼影，黑色眼线拖出眼尾差不多半厘米。口红是室友十块钱卖给她的巫婆色，用手指在面上蘸一点，放到唇瓣上慢慢抹匀，显出来就是恰到好处的肉粉，她一直涂这支口红。
化完妆，她把棒球帽摘下来，剪到眉毛以上的刘海儿终于趴下来，驯顺的假象。她穿了一件黑色连帽衫，下身却是牛仔裙，裙摆被她剪掉了一大截，露出白色的毛边。是那天她突发奇想要骑单车，但牛仔裙不方便，于是她到邻近的商店花二十块买了一把剪子，把过窄的圆筒裙摆剪短了。
出门的时候，她看见说不出门的那个室友蜷在椅子上睡着了。
她没有直接去吃饭，而是去了学校的菜鸟驿站，把刚刚在二手网站上卖掉的一只iPod nano寄出去，一千多块买的小东西，两百块就转了手。她总是这样，不喜欢的东西，再贵也要迫不及待地处理掉。这些年，衣柜里只有固定的三件外套和几条裙子，有同学来她的房间借东西，看到桌面异样地干净，还以为她马上要搬出去。
东西寄出去后，她去固定的奶茶店买了烤奶，全糖、去冰、不加其他作料，七块钱。她握着这杯奶，坐到了固定的川菜店里，点了一份固定的尖椒肥牛。她总是叮嘱老板娘“尖椒炒死一点”，三十岁出头的女人点点头，说：“好，就是炒久一点对吧？”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在所有场合都下意识地忌讳那个字。
她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吃饭。把盘子端起来，用筷子把菜划拉到碗里，剔掉红色的辣椒和偶尔一颗花椒，闷头吃起来。耳机里是不久前大热的嘻哈节目的某首歌，她每次在这家店里吃饭都是单曲循环，听着乡音，吃着家乡常吃的辣椒，想家的心情才会稍微平复一点。
她的脑海里不断想起那个姑娘，睫毛很长，中长发，瓜子脸，写了很多字，是那种坦坦荡荡发各种角度自拍的漂亮。她不确定她近不近视，因为她自己近视有六百度，但从没放过一张戴眼镜的自拍。她看了一夜她的微博，有一条看了两遍，是她的遗书。
她一天前自杀了。遗书上写道：“她想过闯红灯或是跳楼，但不愿意给人留下阴影。小时候她在垃圾堆里写作业，看对面灯光里三个人影，抱着小小的孩子又笑又亲，就觉得很幸福。”她选择了烧炭。
她小时候也是一个人，长大了也是，所以越发习惯独处。念大学后，做什么都好像是一个人，有一次恋爱，男孩子在前面走，她说了一句“我只有两个朋友”，那男生回过头来看她，微微心疼的神情。她不喜欢那种神情。
吃过饭，有个朋友发来微信，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她左手提着给室友带的黄焖鸡，不方便打字，于是回过去语音。讲到一半，声音突然哽咽起来，她觉得莫名其妙，但哽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她的隐形眼镜有点滑片，前面的路看不大清了。她听见自己小兽一样地呜咽。
她听见自己说了好多话—— 一些更加莫名其妙的话，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难过什么，她想，抽屉里还有一些没吃完的药，她要尽快赶回去吃药。朋友在那头安慰她——那些发旧的话，她开始讨厌自己，总是让每个与此没有关系的人露出抱歉的样子。
路走到一半，下了很大的雨。她没有带伞，跟一群同样面容狼狈的人被困在屋檐下。有个肥胖男孩儿站在她旁边，可以清晰看到他身上被雨水打湿的短衫蒸腾出乳白色水汽。她前面是一对情侣，男孩儿的头发用浓重的发油分开，女孩儿蹬一双细高跟，只有背影，两个人的手臂像水蛇缠绕在一起。她不哭了，平静地立在橙色屋檐下看人、看雨。一直以来她都没有什么共情，没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性欲。昨天凌晨四点，她扔出去一个漂流瓶，上面写着：“一切都是虚妄，她活在巨大的不被理解的真空。”有头像是模糊跑车图片的男人回复过来一句：“上完床就好了。”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莫名其妙地笑了出来。
雨势收拢了，那对情侣相拥走过她走过的那条街。她打开微信，面无表情地发了一条兴高采烈的微信到朋友圈。
猫死掉的那一天
新年的麻将桌上，刚考上县城公务员的姐姐在众人的一片交口称赞中，淡淡地说：
“反正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一眼望得到头。”
她从美国结束学业后，预备了一整年的公务员考试，终于在第二次考试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乡镇的地税局。她当然报了班，二十天冲刺，精准一对一，费用两万块，没考上退一半。她想起过去一年里姐姐总是伏在餐桌上做题，有时候桌子没擦干净，卷子选项上就留下被油浸透的浅浅印记。她也喜欢在餐桌上做题，从小就是，不过那时候的桌子只是现在面积的三分之一，奶奶端上来菜，油不小心滴在本子上，第二天就能看见老师用红色水笔写的评语“注意卷面整洁”。
大家置若罔闻地热闹着，好像已经听惯了“一辈子”这类大词，并不打算细究这个词底下蕴藏着的东西。二姨喜滋滋地剥橘子给大家吃，涂浅色指甲油的手耐心撕掉橘瓣上白色的经络，吃进嘴里，有股挥之不去的指甲油味。
妈妈用手肘碰了碰她。
她知道妈妈想说什么，其实不用妈妈再三提醒的，二○一七年的某次彻夜长谈，两人就达成了共识，她跟姐姐一样，毕业后就考镇上的公务员。说通之后，妈妈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人，仿佛要借助群体的暗示让她难以反悔。
有那么一段时间，她跟所有学新闻的小孩儿一样，想要做个记者——不是狗仔，不是官媒，是那种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扛着摄像机，握着一支笔，直愣愣地钻到萨达姆的帐篷里去。不畏强权，不慕名利，她要真相、要和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质问这个该死的世界到底能不能实现它所承诺过的正义。
十七八岁的时候看毛姆和乔治·奥威尔的书，沉溺在理想主义者建构的世界里无法自拔，随时在怀里端着一杆枪，准备跟所有在道路两旁阴恻恻守候的阴暗事物拼个鱼死网破。“自由”这个词闻起来比所有词组都要馥郁芬芳。幻想过很多职业愿景：战地记者、平权律师、自由撰稿人……烘热冗杂的激情里，从没有过“公务员”这三个字。
县城公务员，每一个字看上去都像是某种妥协。
拥抱这个职业，意味着每个月有稳定的月薪、福利和年终奖，日复一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社会建树的工作行程，狭小固定的工作场所，一眼望穿的没有容错率的人生，庸庸碌碌地上班，庸庸碌碌地结婚，庸庸碌碌地做爱，庸庸碌碌地淹没在人潮人海中，像博尔赫斯形容的死亡，水溶于水中。她害怕重复，因为重复会减轻生命的质量，把一生都活成了一天，那生命的长度也不过只是一天。
是怎么跟生活讲和的呢？
可能是因为爸爸心肠实在太软，一个人变老的话很容易受人欺负，更重要的是，他被欺负也绝不会告诉她；可能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充沛的原始动力，去支撑一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还可能因为她一直试图揪出的怪物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在她能力范围内唾手可得的和平、正义，她要做的，只有脱掉身上的塑料铠甲，重新捡起散落一地的开支账单。
每一份工作都是前一天的重复，绝大多数工种都是社会的螺丝钉，在自己应该存在的部位上有条不紊地转着。新的太阳升起，办公室里坐着同样的面孔，记者被条条框框的命令限死，道路旁的洒水车摇摇晃晃重复播放着《生日快乐歌》。
可能根本就没有讲和，只是在她还没想好说辞之前，它单方面解约了。有个声音在她耳边咕哝：“要长大了哦，要工作了哦，要准备好独自承受所有的一切了哦。”仔细听，是她自己的声音，因为分贝太低，有些变形。年少爱做梦的阶段，幻想过很多次长大的样子，要有小房子，有闪闪发亮的工作，要结婚、生两个小孩子，要养猫，要赚了钱一起去冰岛铲雪。细节考虑得很周到，还去网店里浏览长度合适的冰铲。
现在呢，不婚主义，持续独身，养了一个月的猫也死掉了。
猫死掉的那个夜晚，她把低电量自动关机的手机揣进兜里，沿着黑黢黢的街道一直往家走。
走过所有滴着雨水的屋檐，走过几摊破碎的水洼，走过橱窗里的假人，走过咆哮着的喝醉的人，走过好多人。空气里是雨天特有的腥气，一部分土壤被雨水激到半空中，她深一脚浅一脚，也在半空中。
一直走，夜晚把路途拉长，好像永远永远走不到头，也没有月亮。
在电梯里被人问起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在哭，很凶猛的眼泪，大串大串往下掉。她也不晓得自己在难过什么。不就是一只猫吗？可她总觉得，她什么都没有了。
认真想了想，她这二十一年，好像一直都在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