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

Ⅰ 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

理想

写得最艰难的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

那是小学某天的课后作业,童年时期的小孩子可以写的东西太贫乏,除了记录周末做了什么一类的流水账,就是写写形而上的东西,比如理想。回家以后,她把作文纸整整齐齐铺在书桌上,刚提起笔,妈妈就过来了。

她的手在围裙上乱揩两下,眯起眼睛看了看题目,问:

“那你以后想做啥子哪?”

她豪情万丈地宣布:

“卖麻辣鱿鱼!”

校门口有个卖麻辣鱿鱼的老头,生意火爆。他的做法跟别人不同,一般来讲,离海较远的城市出产的海鲜腥气重,制作过程都重麻、重辣,而他只是把鱿鱼穿成串,往浓郁的酱料里一蘸,就可以吃了。外面那层调料只是提味,人们可以明显吃到里层肉质的鲜。

他没有店面,只是推个推车,勉强算个小摊。鱿鱼用竹扦穿起来,吃完肉,要把扦子还给他。孩子们就握一把鱿鱼串,站在他的推车旁边吃,吃完了,就把扦子投进他搁在一旁的塑料桶里。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齐刷刷站着,远远望去,把他的摊位扎成了个巨型海胆。

“你再好生想想。”妈妈心平气和地说。

她跟妈妈面面相觑,咽了一口口水,迟疑道:

“那……科学家?”

妈妈凭借枯竭的想象力否定了她:

“不得行,科学家赚不到钱。”

“工程师?”

这下妈妈满意了,眼睛亮晶晶的,工程师要做的事妈妈不清楚,妈妈只晓得很赚钱。

事实证明,她也一直秉持着“赚不赚钱”这个钢铁原则严以律己。对于她这种古怪的小孩子,妈妈就像一款高速运作的杀毒软件,精确扫描出她脑壳里冒出来的不那么经济、正确的职业理想,然后挨个儿掐死。她想当超市的广播员,每天耷拉着眼角,瞌睡连天地对着小喇叭喊:

“茄子,特价,一块五一斤……”

她想当小区的保安,穿身灰扑扑的制服,戴顶灰扑扑的帽子,拿起手电筒百无聊赖地穿梭在灰扑扑的楼道间。她想摆个麻辣烫摊子,用大骨熬汤,择质量最好的菜,一揭锅盖,满屋子都是咸鲜味儿。她端坐于中央,如一尊神佛,边数扦子边收钱。

她想逃避一切消耗脑力的职业,赚一点点钱,给自己留条活路即可,像一株植物,敞亮地盛开在赤贫的沙漠里。

妈妈坚决不允许:一来是因为,这些职业的平均工资都没到两千元;二来,她觉得不高级。

众所周知,她妈是个开茶楼的。茶楼算是洋盘的叫法,通俗点叫茶馆,再直白点叫搓麻将的地方。她妈虽学历不高,但心气很高,每当别人说茶馆,她就把脸一垮,正儿八经地纠正说:

“茶楼,茶楼。”

“楼”和“馆”怎么可以归为一码呢?在大家眼里没有任何区别的两个字,在她眼里就像律师跟法师一样,中间隔了条雅鲁藏布江。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女儿出人头地,给她挣好多好多钱,而且是那种可以很问心无愧地讲出来这些钱是怎么挣来的高级职业,这样她就可以在未来被别人问起职业的时候,蜻蜓点水一般提一嘴她的小茶楼,然后补上一句“不过我女儿是干××的”。

天晓得,她就这么一个小孩要上哪里给妈妈挣这么多钱。

她们走在街上,身旁嗖地驶过一辆奔驰。她咂咂嘴,一脸不屑:

“你看那个外壳,一看就只值三四十万。”

不一会儿,又嗖地过去一辆宝马。她咂咂嘴,一脸不屑:

“宝马X1有啥子好开的,早就过时了。”

又嗖地过去一辆凯迪拉克。她来了精神,指着问:“哎,这个是啥子车噢?”

小小的姑娘想了想,说:

“国产的,杂牌子。”

妈妈希望她考镇上的公务员,凌晨三点了,还扯起她耳朵上政治课。课堂狭小,内容陈杂,听得她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大人们讲话,无非是用普世价值分析利弊,上台发言似的,在讲之前要清清嗓子,分条逐列一二三四五六七。

她迷迷瞪瞪,听到妈妈念叨着:

“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以后还容易耍朋友……别个男娃娃屋头都喜欢公务员……”

她的眼皮像灌了铅似的往下耷,归心似箭。阀门关闭的前一秒,听到她叹口气,幽幽地说:

“也可以照顾我跟你爸的晚年……我们两个个体户……老了没人照顾会很辛苦……”

她的瞌睡醒了。噢,个体户。

四年级的时候填班里发下来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有一栏是填父母职业。同桌的爸爸是县城人力局的副局长,拿铅笔歪歪扭扭写上“人力局”三个字。她举手问老师,爸爸开药铺,妈妈没工作,要怎么填。老师说都填个体户。同桌是个小男孩儿,童声嘹亮:“原来个体户就是没有工作啊。”

老师说,不是,只是没有单位发的福利和保险,到老了还是需要自己赚钱。握着妈妈的手,她说:“要得,妈,你放心,我考公务员。”没来由地鼻酸堵住了耳膜,她屏住呼吸,借口上厕所,出去狠狠擤了一把鼻涕。

越长大越晓得,当年那么多不切实际的理想,只是对妈妈严苛管教的另一种形式的反叛,到头来发现,她真正在意的,还是这个凶巴巴、爱唠叨、“不落教”的中年妇女,这个跟洋气八竿子打不着的小镇。

风筝在天上凶猛地飞,耳畔的气流叫嚣着“老子不回去了,再也不回去了”。但生老病死这根线细细一牵,它还是会回头。

它总会回头。

匮乏

吃过过期两年的泡面吗?

她吃过。

番茄牛肉味儿,面条筋道爽口,汤汁浓郁,连面带汤稀里呼噜灌进嘴里,酸辣中裹着甜鲜,端端的人间美味。

吃过掉在地上的糯米团吗?

她吃过。

把表面沾了灰的部分掰掉,露出里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馅儿,有土豆丝、豆腐丁、竹笋碎和猪肉末儿,一口咬下去,糯米柔韧,里馅儿脆嫩,吃完了皮吃净馅儿,嘴里响起婆娑的咀嚼声,仿佛在召唤春天。

吃过撒了半瓶胡椒粉的面条吗?

她吃过。

把汤倒掉,重新添开水,加酱油和醋,末了撒上一把葱花。还是麻,像泥鳅混进了沙丁鱼群,味蕾绽得噼里啪啦,一口吃进一朵烟花。

她还吃过包装袋敞了一周的薯片,酱油掺多了、黑乎乎的炒饭,满当当、油汪汪的四十来个猪油汤圆。友人们都惊讶于她能消化那些他们眼中难以下咽的食物的能力,他们不相信,她是真的觉得味道还挺好。

寄宿在封闭式管理的学校六年,因为离家太远,逢寒、暑假才回家。她在家的日子,父母忙于工作,也极少陪伴她。对于食物的记忆,只有奶奶偶尔做的便饭、廉价的路边摊和日复一日菜色永不更迭的食堂。

过于贫乏的饮食基础赋予了她一条很贱的舌头。她跟江浙一带的友人聊天,他跟她细细讲江苏的美食:羊肉有几种做法,鸭血馄饨的汤头,大黑鱼怎么吃才最鲜。

她老老实实跟他坦白说,都不晓得,被他取笑“一看就是没吃过什么好的”。

印象里最深刻的一餐,是她临上大学前,妈妈破天荒在家里做了一桌菜:酸辣土豆丝、蒜蓉茄子、清水白菜,还有满满一钵花菜回锅肉。她站在灶台边,看妈妈把亮晶晶的肥肉推下锅,耳畔就响起刺啦一声,云山雾罩里,筷子空落落握在手上,还没尝到,就开始觉得好。都是下饭菜,一家人在暖黄的灯光下,闷着脑袋吃,连吃了三大碗。

后来妈妈提起,她忘了,妈妈还记得。

没有父母陪伴长大的小孩子,其实也没有想象中孤独,只是有些器官在帮你偷偷惦记着那种匮乏,譬如舌头,永远都比别的小朋友驽钝,或者说麻木一些。

挺高兴的是,高三冲刺阶段,同学们的爸爸妈妈都拎着自己做的菜式到学校来送饭,他们吃不完的总会匀给她一些。在那里,她吃到了好多以前从没吃过的好东西,味蕾在一点点复苏,像一个冻僵的人,在炉火边慢慢醒过来。

《奇葩说》有一期,柏邦妮说:

“一个人吃过那么多的苦,到底要多少甜才可以把这些苦统统弥补回来?”

马东说:

“只要一点点甜就够了。”

高三

晚上饿得睡不着的时候,她就趴在窗台上看星星、吹凉风。云南的夜晚很美,行道树被昏黄的灯光照着,影影绰绰,风一吹,它一晃,朦胧得像个化了浓妆的风尘女子。星斗寂静地闪烁着,她沉默地听着歌,望着夜色中的漫天神佛。

蓦地想起高考前一个月,和兰英翘了四节晚自习,跑到操场上看星星。重庆的天空很高,星星离她们很远,需要很努力才看得清楚。她们平躺在操场上,双手枕着头,漫无边际地聊着理想。那时她想去东南大学,兰英想去南京大学,两个小姑娘窃窃私语着,约定了要一起去南京念书,周末一起出去逛街,大学四年要一直在一起。

那时候她嗜睡,每天清晨总要等到Sader洗漱完毕,穿好校服去上早自习,她才懒洋洋地起床,一边闭着眼睛穿衣服,一边挣扎着喊:“哎呀,我被床粘住了!起床失败!”然后匆匆忙忙地洗脸,扎马尾,边刷牙边拖地,袖口脏兮兮的校服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没系好鞋带就赶紧冲出宿舍大门,生怕晚了一秒钟就被生活老师锁在宿舍楼里拖走廊。

那时候她总是吃不饱,到第四节课就饿得不行了,看到数学老师讲课的时候三下巴一抖一抖的,就想起邮电大学对面那条堕落街的梅菜扣肉饼。真香啊,她想啊想啊,口水滴答了半页草稿纸。

晚自习是她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刻。除了英语老师非要来搞英语听力练习之外,其他时间都留给同学们做作业。第三节课的时候把作业做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组队去食堂吃消夜了。她和兰英牵着手飞奔在去二食堂的石板路上,晚风凉飕飕的,吹得校服的袖子都鼓了起来,她们隐秘地笑着,快乐得像两只鸟。两个人总是吃很多——土豆、年糕、鱼丸,有闲钱的话还会买个大鸡腿,边走边啃,边啃边痛不欲生,感叹美食与身材不可兼得,追忆自己曾经纤细过的时光。

那时候她喜欢一个摆地摊卖书的哥哥,他穿白衬衫和牛仔裤,剃光头,露出青色的头皮。于是她每个周末总要抽点时间去光顾他的书摊。第一次买的那本《月亮和六便士》,她看了三遍,认认真真地在书上勾画好句子,在段落旁标注自己的读后感。为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买了聚斯金德、岩井俊二、松本清张、野夫、王小波、毛姆、卡尔维诺的文学著作,每一本书都啃得比梅菜扣肉饼还专注。高考前一个星期,她买了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付钱的时候他笑了笑,说:“快高考了哦。”她说:“嗯,应该是最后一次在你这里买书啦。”鼻头一酸,有点想哭,她牵着兰英就走,担心自己会哭出来。走到鲜花店门口的时候,听到他在身后喊:“你等一下。”她转过身,看他抱着一本书跑过来,他把书塞到她怀里,说:“《失乐园》太阴暗啦,会影响高考情绪的,你还是看这本《一个人的村庄》吧。”她说:“可那本书我已经拆封了啊。”他又笑了起来,说:“没事儿,我替你留着。”

直到毕业,那本书她也没去拿。

高考结束那天,她和兰英去KTV唱了五个小时的歌。小姑娘家家不敢喝酒,就一瓶一瓶地灌冰水,十几分钟上一次厕所,唱好多乱七八糟的歌——周杰伦的、凤凰传奇的、许嵩的、韩红的……嗓子哑了还要唱,唱到后面,调子比卫生间里的垃圾桶还要破。她把凉鞋脱了在沙发上乱踩,凭借劣质棉絮的力量弹起来,嘴里念念有词:“妈的,老子终于解放了!”

嗯,终于解放了。

没有七点十五分的早读,没有第二节课下课后的跑步,没有抢饭,没有睡不够的午觉,没有写不完的“政史地”,没有蒋妈的无条件服从命令,没有肥胖校长有气无力的升旗仪式发言,没有永远洗不干净的条纹校服。

她们,已经毕业了。

而她,也只是偶然听到《卡比巴拉的海》这首歌,才想起第一次听它的时候,是和芯芯手拉着手面对着学校喷泉旁那棵巨大雪松,闭着眼睛听里面悠扬的大提琴独奏。那一天,站在黑暗里,四下无人,音乐如潮水,吞没了毫无防备的她们。

催吐

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她第一次催吐。

盛夏,蹲在坑位黏腻的厕所边上,笨拙地用手指一下一下抠着喉咙。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强烈的应激反应使得眼泪突如其来,终于,她吐出来一点残渣,涌到鼻腔里的呕吐物呛得嗓子火辣辣地疼。后来她才知道,催吐之前必须多喝水,液体的润滑会让呕吐过程更加顺利。

尔后的日子里,她催吐的频次从一天一次变为一天三次,到后来,每吃下一点东西,她都下意识地跑进厕所里,强迫自己吐干净。她开始习惯吃清淡的食物,这样即使呕吐过于剧烈,吐出的东西冲到鼻腔里面,也不会辣得人涕泗横流。

她开始习惯每吃完一顿饭,喝掉满满两大杯水。

奇怪的是,她的胃口也随之变大了,可以轻松吃掉三人份的食物、喝四大杯饮料。在众人惊诧的注视下,从容不迫地走进卫生间,

从容不迫地呕吐。

慢慢地,她不再担心自己催吐会被家里人发现了,因为她吐得越发顺利。她甚至摸索到了喉咙里一小块柔软的区域,只要朝着那里按下去,即使喝的水再少也必定吐得干净彻底。每天晚上她都会借口去跑步,换上运动服,到离家较远的一个偏僻网吧里上几个小时的网,以此营造出运动减肥的假象。

她成功了。

那个溽热聒噪的暑假过后,她瘦了近三十五斤。

她清空衣柜里穿了十八年的牛仔裤和大码衣物,买了好多好多条裙子:长裙、短裙,半身裙,牛仔裙。她甚至买了一双高跟鞋。到现在,两年过去了,她还是几乎只穿裙子,无论春夏秋冬。

她能正常地跟她妈妈进行交流了。在此之前,她跟妈妈的关系剑拔弩张,一直都是妈妈用讥讽、嘲弄、打压的口吻规劝她减肥,吃低热量食物,而她一直摆出一副顽强抵抗的姿态。

瘦到九十斤以后,她停止了催吐。过程不可思议地顺利,仿佛给山洪安上了一道强有力的闸门,拉闸以后,所有呕吐的欲望戛然而止。后来跟有类似经历的人交流,她没那么幸运,在长时间的强迫呕吐后,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整个人瘦得像一页薄薄的纸,透出病态。她恢复了正常饮食,但有意识地加以克制,最终,她的体重稳定在了一百斤。终于,她不用再忍受陌生人带着怜悯神情的恶意,不用再掰着手指头算今天超标的卡路里,不用胃里塞满高热量食物又负罪感爆棚地找个角落失声痛哭了。

她觉得她好了。

也是在那个暑假,她被确诊为中度抑郁。

即使瘦出了轮廓,即使能把自己塞进S码的衣服里,她还是无法直视陌生人的眼睛,无法忍受别人说一句带有“胖”字的评价,下意识闪躲镜头,拒绝朋友聚会,拒绝拍照。有时候不小心吃多了,她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饿的时候就抽自己耳光,一直抽。

多数时候她只是沉默着,不哭,不闹,也不笑。她甚至想在她妈妈跟别人夸耀说“噢,她啊,确实瘦了不少”时,蹲下身呕吐,然后指着那一摊絮状的污秽对她说:“你看,这就是你女儿的秘密武器。”

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她一个人站在十八楼,俯身望着窗外的茫茫夜色、寥落的街灯、晦暗的店铺,张开手臂,想要做一只一跃而下的飞鸟。

可她了。她怕痛。催吐减肥在她身上有着不一样的呈现,因为她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彻底失控,吐到停不下来。她只是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阴郁的怪物。两年后的今天,她的抑郁减轻了,也再次胖到了一百零五斤。可这一次,她不会再吐了,她办了一张健身卡,每晚都去锻炼一个小时左右,掉秤很慢,三天只掉了一斤,但她觉得心安,因为这是她应得的。

关于如何克服催吐减肥,她打了很多话,都逐字逐句删掉了。其实很简单,如果改变的过程让你痛苦万分,那就做出让步,试着接纳你自己。接纳每个不完美的你自己,你可能肥胖、矮小、不美,但只要你学着跟自己和平共处,学着正视自身缺陷并刻意淡化它,你就不会再畏惧别人投来的若有若无的恶意。

自信是抵御严寒的最厚的铠甲。

她还记得当年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班上两个男生在挑选班上有哪些女生好看时,一个男生说:

“田可乐也还不错嘛。”

另一个嗤笑了一声,说:

“她?那么肥。”

旁人告诉她后,她笑着不轻不重地打了那个男生一拳,然后走到教室外面的角落,掉了很久的眼泪。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她还记得。

她一直记得。

痛快

该怎么形容那种焦虑呢?

两个人走在小吃街上,同伴说:“高考那阵子我总想着自己生一场大病就好了,或者,”她用手指一指白色灯杆上悬挂着的小灯,“像那盏灯,随便什么东西从天上砸下来,把我砸死就好了。”

用“就好了”做结尾,好像生命是一场顽固痢疾。她在一旁点头,搭话说,她每天都这么想。

恰如其分的夸张修辞,让这句话看上去几近诙谐,于是两个人对视一眼,笑起来,也就合上了重重心事的盖子。有很多事情是放在台面上说不得的,太沉重的东西用口头表达出来就类似冒犯,甚至让人觉得在炫耀痛苦。嘴巴吐出来的东西,轻的是空气,重的就成了痰。

她的焦虑无处不在,因为实在细小,讲出来会有点可笑。她害怕考试,特别特别害怕考试,明明是吃文字这碗饭的人,却对教科书里的内容毫无吸收能力,“创新先行,政策殿后”这八个字她盯着看了三分钟,看着看着,视线模糊,身体就轻轻浮起来,在半空游移着。她想,殿后不是战争术语吗?

“当然不是专用术语,”综测平均分85+的友人按住她的肩膀说,“在这里是出台相关政策让产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意思。”

她看着那些字,忽然意识到这不是自己往日里熟悉的泥巴点子,可以任意把玩揉搓出形状。这些字是冷的,仿佛一堆生铁,已经被浇铸成了坚固的样子,小孩子把它们一个个塞进喉咙咽下去,无法消化,也不能取出来。

她的成绩很差劲,所幸大学里成绩是每个人的底裤,除了拔尖的那一小撮,大家都不轻易示人,中上游和中下游混成一摊糨糊,都是得过且过的样子。

但她重修过一门,来年的时候捧着同样的书本坐在低年级教室里,脸烫得吓人。周遭有几个是她所在部门的下属,目光投过来喊“学姐”的那一刻,她真希望所有社交恐惧症患者都能瞬间长出来一层厚厚的壳。

被很多人问起“可以推荐一些好书吗”,她从没回复过。

书分很多种,真正意义上有启蒙作用的并不算多。上学熬出来的小孩子,大多吃学术册子吃坏了肚子,天性使然带一点刻板和轻慢,用草率的态度随意否定批判,最后只能形成越来越僵硬的价值观。

她在努力地挣脱先前受过的填鸭式教育的束缚,看一本书之前,先把脑袋腾空,只是阅读和包容。

对学术的焦虑,本质上是对无意义却必需的事物的惶惑。

那些宏观的词,精巧堆砌,自以为大聪明,但她知道它们不会对自己产生任何意义。她可以诵读到一字不落,也可以临摹它的手段去显示高明。

有什么意思呢?天光一亮,她继续造化,它继续弄人。

考完余下的两科,她就再也不用参与任何学术方面的测试了,因为她完全没有考研的打算。她可以慢慢读书,读自己真正喜欢的、觉得有意义的书,带着探险的心境,感受认知疆界一点一点被拓展开来。

罗振宇讲自己喜欢看《奇葩说》是因为“能够享受到如此高频度的自我碎裂”。原先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人俯身,一片一片把自己捡起来,塑成新的样子、新鲜的灵魂。

书是永远无法按私心推荐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把榔头。唯有怀着包容的心态,去接触认知范畴之外的那些锐利,选择摈弃或者被击碎,才能抵达阅读的目的地。

咀嚼和吞咽不是目的,学着理解和包容才是,碎裂比麻木来得痛快。

人的一生,图的不就是这一时痛快吗?

她想

她想变成一个没有性别的小孩子。

剪圆寸头,穿纯色圆领T恤和牛仔裤,衣柜里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消费品牌稀少而固定;左小腿文一只柔软的、被钩子悬挂起来的小狐狸。

靠写字勉强谋生,有一间自己的小公寓,四十平方米,养一只暹罗猫,十平方米养它,三十平方米养自己;有一辆小电驴。

冬天用棉衣把自己裹紧,夏天有充足的冷气、喝冰水;失眠的时候赤脚在木地板上走来走去;骑车在傍晚的街头吹风,看一看落雨。

屋子外面是亚热带的树,绿荫浓稠茂密,大风吹过来,每一片叶子都清脆地响,旋于上空的哗啦啦声音,像凌晨夜宵摊子上被爆炒的带壳小海鲜。深居简出,交际圈狭小,朋友二三,平日里话不多。心情好的时候去超市和生鲜铺子买些食材做一顿好饭,喂饱自己和猫;心情不好的时候喂它吃猫粮,自己喝点牛奶。

有一堆书、港乐唱片、旧电影光盘,用一个大的玻璃书柜装起来。不买电视。

卧室里有厚重的白色被子,堆叠起来跟床垫高度一致,人睡在床上,可以完全隐匿进被褥里,安全感充盈,像蜗牛缩进了自己的保护壳里。

一直单身。

没有爱恨。

活到四十岁,在左耳也打一个耳洞,完满,对称,悄无声息地死掉。

这些年,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削减人际关系,试着克制表达欲、性欲、物欲、食欲,看很多书和旧电影,写一些文字,沉默听歌。

但愿经济彻底独立后可以活成这个样子,生命温暖清洁,平静无澜,一个人,孤独而忘情地度日。

Sader

对Sader最深的印象来自高中。每天清晨天不亮,她起身,整理完床榻,洗漱完毕,换完垃圾袋,擦完桌子,把椅子归位后,到她床边扯扯她的耳朵,说:

“快起床,我出门啦。”

然后她昏昏沉沉地在被褥间挣扎良久,终于迫于压力起身,嘟囔着洗漱,胡乱把被子叠成软塌塌的一坨,一边刷牙,一边套上脏兮兮的校服,再在宿舍大门锁上前一分钟披头散发地冲出去。

被锁在大门里要拖整层楼的地,这是她被锁了不下十次才长的记性。

一直以来,她跟Sader都是两个极端。

后者是班里的优等生,成绩长年位列年级前十名,做事勤勉,功课认真,有确切的目标和理想,饮食克制,清瘦颀长,是老师们交口称赞的对象。而她则分数悬于班级倒数边缘,做事三心二意,游手好闲,不求甚解,数学课上看杂志,自习课上听音乐,喜欢跟教条纲常对着来,被老师没收的MP3拉拉杂杂有五个以上。

她无法理解Sader近乎可怕的自律,更不晓得她怎么能对地狱般的高三阶段甘之如饴。这种隔阂是相互的,Sader也搞不懂为什么讲了五遍她还是解不出来一道清汤寡水的数学题。

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的关系。

事实上,每天早晨都是Sader帮她接热水泡牛奶,她也会匀Sader一些封闭式管理学校里不容易搞到的好东西,譬如梅菜扣肉饼、锅贴和炸洋芋。她早晨起床太晚,吃不上学校提供的早饭,Sader总会替她多买一些。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都忘掉了,只是时隔数年回想起来那种感受,她还是觉得暖。

高考结束后,她们回校收拾行李,Sader抱了抱她,边笑边掉着眼泪说:

“可能以后再也遇不到你这么好欺负的人了……”

她也笑,哽咽着说不出回应的话。事实证明,相遇之前,离别之后,她也没有遇到过像高中时候的她们一样优秀的人。

后来,就是循规蹈矩地生活。天南地北的两个人,在平行的时空里保持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作息。Sader去了全国排名靠前的大学,学习,参与社团,拿奖学金,后来又取得了出国留学的名额;她写字,逃课,签约,挣钱,恋爱又失恋,终日毫无愧疚地不务正业。

掐指算了算,跟Sader分别也有三年了。在这三年里,交集是越来越少,但每次聊天,都甚觉情感依旧没变。

《新华字典》里有一句她很喜欢的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看着这句话,就好像看到昔日的两个小姑娘,扎着马尾、裹着校服、素面朝天,抱着一摞卷子,满心欢喜又忧心忡忡地憧憬着各自的未来。仿佛真的触手可及,那个溽热、聒噪、不安的夏天。

嗯,她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胃在烧

现在是凌晨两点四十分。她躺在床上,做好了彻夜不眠的心理准备。

不矫情,没抑郁,少生病。她就是饿了。

厨房里有饭,菜热一热就可以吃,海带炖猪蹄、酸辣土豆丝、蒜蓉茄子、凉拌藕丁,样样都是下饭菜,客厅桌子上还放着一袋新鲜的蛋黄酥。有多喜欢吃蛋黄酥呢?如果血液可以不必是液体,那她希望在动脉里塞满蛋黄酥。没错,跟骆驼储备水分是一个原理。

她在脑海里把它们挨个儿抚摩了千百遍,竭力抑制住自己打开门冲出去饕餮的念头。

欲望是客厅里的蛋黄酥,克制是卧室里的体重秤,饥饿是一把刻刀,痛苦是她本人。她站在落地镜面前,脱光了衣服,打量着自己油光满面的脸、鼓囊囊的肚腩和腰间的赘肉。

她在微信上找友人絮叨了大半宿,插科打诨,吹拉弹唱,天真地以为会就此产生睡意,谁知越侃越精神。终于,在她提出“耶稣有多高”这个天问后,那头睡了过去。

她甚至去骚扰喜欢的男孩子,无理取闹地让他陪她聊天,假装因为他不理她而愤懑不已,其实心知肚明那头的他早就睡得不省人事。

她开了四次房门,每一次,都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吃食,去厕所、洗手。

洗了一遍又一遍,机械地重复着。

一个人闲起来,会做出很多常人匪夷所思的事,这是她目睹她爸戒烟期间跑到三十楼的天台上放声高歌“我爱你,中国”后的深切体会。

她感受到胃液泛酸,翻腾涌动,有腾云驾雾的灼热感,海浪一样的声音仿佛在尖叫:“喂饱我,喂饱我,喂饱我。”

她拿出自己体重巅峰时期的旧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细致观察里面的每一寸脂肪,回想起彼时最惶恐的事情就是跟喜欢的人对视,她害怕他那双好看的眼睛里倒映出肉质饱满的自己。

她仔细想了想这些年她爱过的人、爱过她的人,想了想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想了想吃过的亏、长过的记性、丢过的宝贝。

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边揩鼻涕,边咬了一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手边的蛋黄酥。

一阵强烈的快乐将她迎头击倒,她跪拜在那条猪油咸蛋黄搓出来的石榴裙下,缴械投降。

啊,歌颂理想,歌颂肥胖,歌颂脂肪。生活美好得像个黑甜梦。

Lesson One

2010年的时候我在上海,跟在大人屁股后头看世博会。早上六点半起来,在廉价早餐店吃馒头,喝淡得像水一样的稀饭,大头菜咸得齁人,但如果不吃完,下一顿饭又要挨到十二点,只能吃完。

在路边摊花十块钱买了塑料板凳,因为每个馆排队动辄几个小时,沙特馆尤甚,中国馆更是想都不要想。官方给每位游客发了个红色小本,到一个馆,戳一个章。我的本子上大大小小戳满了章。前阵子清洁房间,翻出来那个本子,它还我见犹怜地用一页蓝色壳子包好,以防损坏。看着看着,抬手就触摸到那个汗流浃背的夏天,就笑出来,笑自己实在可怜。

大巴车上,导游拿着喇叭喊:“大家看左边这排公寓哟。对!就是这排,一平方米两万块。”我捧着十块钱的小板凳,排队,把非洲各国的展馆排了个遍。日头毒辣,展品和宣传画上的对比参见康师傅方便面,但还是要排,搞什么特殊化?大家都排队啊。

其间接到英语老师的电话,说开学要办一场英语演讲,他推荐了我,让我好好准备稿子。于是那一整个暑假,没有MP3的我就在家里的客厅,用老旧电视重复播放那篇课文,嘹亮的嗓子,混杂着电流,“lesson one,in the garden”。

后来那个看起来板上钉钉的演讲居然不了了之了,老师不提,我也就不讲。看上去对我没有造成任何恶劣影响,唯一稍稍困扰的是脑海里偶尔会哐啷一下,砸下来一句抑扬顿挫的“in the garden”。

再后来,就念到了大学。第一次跟男孩子约会,提前饿了自己两个星期,瘦到九十二斤,洗干净头发,换上最体面的一身裙子,搽了五十块买的透明润唇膏,坐在夕阳下面等他的班机,从六点等到九点。对方过来,高出我25厘米的男孩子,第一句话是“啊,昆明这么冷,你都不穿外套的吗?”然后把外套给我,自己冻个半死。

我知道很冷啊,可我没有好看的外套。

接吻的时候,他问:“跟你想象中的有区别吗?”我好认真地想了想,说:“跟电影上不一样,他们不伸舌头。”他大笑出声。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些事呢?因为今天下午我收到一个知乎提问,是个高中小女孩儿,她说:“我成绩一直不错,但最近有些下滑,被学习搞得彻底崩溃了,特别焦虑,极端抗拒去上学,现在家里人商量着让我出国留学,我该怎么办呢?”先前的私信里,不下一千个人问我:该怎么办呢?学习成绩不好、跟室友相处不来、一段背叛、一次糟糕的性体验,该怎么办呢?那些小小的事情,变成了一根一根牙签,生生把天戳漏了一个大窟窿,我们坐在原地痛哭,发现全世界只剩下自己,找不到一个一起完蛋的伙伴。

为什么焦虑会让人如丧考妣?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讲过,没关系。

没有人讲,大家都是第一次当人,都很紧张,像突然接到通知要临时出演一幕话剧。没有人讲,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整的人生,有的只是一段接一段小小的快乐和破绽。没有人讲,其实没必要强迫自己变得优秀哦,没必要很坚强,想哭的话,坐下来哭一哭会好些哦。

没有人告诉十四岁的我,如果站着很累的话,可以回旅馆睡大觉,而不是排五个小时队去看一场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展览。没有人告诉十九岁的我,如果长椅上很冷的话,可以去宿舍取一件丑兮兮的厚外套。

所以收到这些私信的我想的是,原来大家都是这么紧绷绷长大的啊。

柴静在《看见》里提到,年幼的她曾经打碎了一只碗,那一整个下午,她都悬着一颗心等妈妈回家,等那一顿未知的劈头盖脸的叱责。妈妈回来后,只是笑她过于紧张,跟她说:“没关系啦。”

当你看到这一篇的这一天,我正好二十二岁。这八年里,我没有学会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学会了不断告诉自己:“没关系。”耗尽全力没能考上心仪的大学,写出两万字无法被采纳的稿件,有三四个怎么都爱不到的男孩子,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那些像原子弹一样嗖地飞过去的负能量,幻化成一根根小小的肉刺,给人以萎缩般的疼痛,还伴着一点点痒。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房地产广告上描述的那个样子。

扼住命运咽喉的那个魔鬼也不是贝多芬或者谁谁谁,而是你自己。搞清楚自己的定义,不要变成被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荼毒的蠢蛋,放过你自己。

手臂太短捡不到地上的六便士的话,抬头看看月亮也不错哦。

集群孤独

她的孤单特别具体,毫无意义,与学业、情感没有任何瓜葛,仅仅因为她是个怪人。说她怪好像有点自以为是,因为在反复运用下,“怪”这个字除了负面意思,还有些乖张意味,是人们拿来与大众划清界限、标榜自我的一面旗帜。人人都想做独一无二的那个“一”,忙不迭地在所有山包上插上属于自己的小红旗。

她喜欢吃同一家店里的同一种食物,日复一日,一日三餐单曲循环着吃,一直吃到彻底反胃,就再也不踏进店门半步。校园附近有家柳州螺蛳粉店,汤头浓郁,食材新鲜,酸笋腌渍透了,有股子异香,很多人吃不惯,她偏偏喜欢,于是拉着好友反复光顾。她原本也是螺蛳粉的狂热信徒,禁不住一日三餐地吃,后来她一闻到酸笋就生理性反胃,索性再也不去了。

她喜欢闲来无事花两个硬币随便跳上一辆双层巴士,塞上耳机听歌,漫无目的地坐到终点站,再沉默着坐回原点。学校附近巴士的终点站是昆明火车站,有时她会下车走一走,无论在哪座城市,火车站周遭都是相似的,两元店、十元管饱的大碗饭、鬼影憧憧的小旅馆,像皮疹一样密集分布。

她喜欢重复看旧电影,1997版的《洛丽塔》,她一个人在深夜里看了五遍。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那样的中年男人,英俊、寡言,绝对占有欲,是小女孩儿的甜美梦魇。

她喜欢梳脏辫的酒吧歌手,裂舌的青年,穿廉价糖果裙、化复古妆的小姑娘,满头银发依然旗袍裹身的老太太。日本作家金原瞳写过一本《裂舌》,她看第一章就觉得很有意思,在舌头中间钉一颗银珠,在红肿消退后用剪刀把舌尖剪开,会形成蛇一样的分叉舌头。文中描写接吻的片段一笔带过,她好奇至今。

她还有好多好多稀奇古怪的爱好。

正如《人间失格》里太宰治所言,公众场合中她一点也算不上怯懦寡言,甚至称得上有趣,她善于发掘新鲜话题,调和矛盾,在尴尬的间隙适时穿插一点诙谐的俏皮话。可以说,她是大家眼中的气氛润滑剂。但私下里,她不愿与他人深入交往,不愿接触新鲜人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因为懒惰。

她假装跟社会群体合拍,只是害怕孤僻的本性暴露出来,招致不必要的臆测与伤害。这近似于一种生理保护机能的表现。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就像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表现出迎合和驯顺的样子,安全逃脱的可能性才最大。事实上,即便周围再喧嚣、沸腾,她也很少有共情,只是装作投入其中,让自己显得没有那么突兀。

你知道,人群永远是最隐蔽的藏身所。

她的大学时光至今已经消磨了两年,在此期间,她最亲密的挚友是学校商业街上的一条小黄狗。它跟她一样,有着圆而亮的大眼睛、矮小的身子,总是无所事事地游荡在乏味冗长的生活里,偶尔趴在街头晒晒太阳。她总是替它买一份叉烧包,再静静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没有任何逗弄和交流。

他们一样渺小卑微,一样居无定所,一样天性孤独。

其实生活里的孤独摩肩接踵,随处可见。只是人这种动物太过聪明,绝大多数都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孤独埋在泥土里藏匿起来,不为其他人所发觉。只有蠢笨之辈如她,才会如此赤裸坦诚地将它们曝晒在阳光下,任人评析、挑拣。

大学里,乃至人一生中的孤独,都太过稀松平常,以至显得有些平庸。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写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夜跑这件小事

支撑她熬过抑郁情绪的两根血管,静脉是下厨,动脉是夜跑。

对夜跑的喜欢可以追溯到高三。

刚成年的小姑娘,臃肿、笨拙,自我认知不清,有大片深度未知的沼泽必须涉足,盲目地被人摁着脑袋生活,时而有溺水一样的无措感。那种焦虑,是散步和睡前谈话无法消弭的,即使意识已经被说服,身体依然燥热。

于是长跑,裹着校服一圈一圈地跑,像一只动物,出于本能把自己的恐惧奔走相告。耳畔是极速流动的不可捉摸的风,她张开双臂,蜕化成一只得到解脱的鸟。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人没有四只脚,或者生出翅膀呢?也许他们可以跑得比风还快,也许难过的时候他们可以停在半空,看一看星星和黄昏。

这个习惯一直持续至今,每当她压抑,就会换上跑鞋,一圈一圈埋着头重复奔跑。黑暗是很好的保护色,她可以蜷缩在其中肆意

流脓,舔舐伤口而不被任何人知晓。

从高三到大三,夜跑的日子里,最爱的是埃米纳姆(Eminem)的饶舌。他的愤怒是一把明晃晃的镊子,一下一下牵扯着她的脑神经,暴烈、有力量。她最喜欢那首puke,是他写给前妻的,大意内容为她有多令人作呕,间或夹杂着真实的男人的呕吐声。放前奏时,她用手拿着耳机,想,听上去像是吐在马桶里而不是便池里。

有时塞上耳机听着歌,会不自觉地晃着头,摆动肢体以配合节奏。听歌的时候她什么都不去想,把自己掏空,彻底掏空,灌满音乐,通过跑步消耗全部体能,驶达她的理想国。

又是一个情绪低落的夜晚,她听着硬核说唱跑完五千米,走到健身房楼下,发现天下起了雨。是那种虽然不太大但显然有增稠趋势的雨。耳机里还在不断坠落着重音和咆哮,她勾起唇角,拒绝了雨中出租车司机的盛意邀请,把音量调大,切换到埃米纳姆的Not Afraid,开始跑。

雨势拉大,雷声渐起,滂沱的雨点比耳机里的节拍更加密集,她抹着脸上的雨水,忽略屋檐下躲雨的人们惊异的目光,以一个倔强的姿态继续奔跑,留给他们一个最终缩成芝麻大小的背影。

肌肉像木偶头上那些透明的丝线,随着节拍一下一下被提起来,她感觉不到累,众人的惊诧是她动力的来源,那些粘在她后背上的目光,给予她源源不绝的电量。

老子真酷!

她甚至想冲着人群竖中指大喊:“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但是她忍住了,因为那样会破坏她的酷。

到家的时候,背包上的灰色小绒球被淋得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核,握在手里,又湿又硬,散发出一股劣质塑料的橡胶味道。上衣湿透了,衣角潮乎乎地耷拉着。她满不在乎,摘下耳机,冲进卫生间打算洗把脸。

一抬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淡妆被冲刷得一干二净,湿漉漉的发丝紧贴着头皮,后脑勺呈现一个弧度清奇的突起,再配上她的表情,像只趾高气扬的小秃鸭子。

那瞬间,音乐收起了它的魔力,天还是那个天,她也不是在雨中搞个人英雄主义的极端分子,就只是在别人都打伞的情形下自顾自淋了一场雨而已。

终于,她读懂了屋檐下的人们脸上心照不宣的那句暗语:

“快看!活的傻×!”

二十一岁某一天

她醒过来的时候是中午十一点二十七分。

屋里昏暗,昆明正值雨季,厚厚的阴云像一床刚弹好的新鲜棉被,笼罩在城市上空,捂了很久也捂不出汗。她体寒,除了盛夏之外的季节都手脚冰凉,但每次睡醒都要出一身热汗。昆明天气很好,气温四平八稳,适宜每一种生物在此长久生存。她在重庆长大,常常醒来头发里都是汗水,像一整夜泡在油里。有很多很多次,她想,要不就一直在昆明生活下去吧。

她迅速在脑海里回想今天必须做的事情,发现跟往常一样,没有。于是她睁着眼睛看光线浮进床帘,微弱光火中有灰尘悬在半空中,照亮了一小方墙壁。她不喜欢搭蚊帐,只在床头备了一盏随时充满电的台灯,半夜里听到蚊子瓮声瓮气地叫,就起身,打开灯,找到蚊子所在的地方,把它拍死。有时候手掌会留下一小摊血迹,她逐一抹在雪白的墙上,所以她的墙面布满了鲜红的、凝滞的、几近褪色的蚊子血,像春天公园里盛开的一小朵一小朵不知名的花。室友在床下讨论要不要出门吃饭,一个说不去,另一个说要吃小龙虾,还有一个说要吃附近新开的火锅。讨论持续了很久,总是在即将做好决定的关头戛然而止。总是这样,大事互不通气,小事却拿出来像煞有介事地讲很久,尽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她把左手耷在床沿,懒懒地说,她们定,她都可以。

一个小时后,要吃小龙虾的打开饮水机烧水泡面,要吃火锅的出门去食堂。她翻身下床,洗漱完毕,戴上一顶米色棒球帽。她每天起床都要戴一会儿棒球帽,因为发量太多,又过于蓬松,要用帽子压一会儿才会看上去服帖。

然后换隐形眼镜,用五十块一方的气垫打底,画眉、深灰色眼影,黑色眼线拖出眼尾差不多半厘米。口红是室友十块钱卖给她的巫婆色,用手指在面上蘸一点,放到唇瓣上慢慢抹匀,显出来就是恰到好处的肉粉,她一直涂这支口红。

化完妆,她把棒球帽摘下来,剪到眉毛以上的刘海儿终于趴下来,驯顺的假象。她穿了一件黑色连帽衫,下身却是牛仔裙,裙摆被她剪掉了一大截,露出白色的毛边。是那天她突发奇想要骑单车,但牛仔裙不方便,于是她到邻近的商店花二十块买了一把剪子,把过窄的圆筒裙摆剪短了。

出门的时候,她看见说不出门的那个室友蜷在椅子上睡着了。

她没有直接去吃饭,而是去了学校的菜鸟驿站,把刚刚在二手网站上卖掉的一只iPod nano寄出去,一千多块买的小东西,两百块就转了手。她总是这样,不喜欢的东西,再贵也要迫不及待地处理掉。这些年,衣柜里只有固定的三件外套和几条裙子,有同学来她的房间借东西,看到桌面异样地干净,还以为她马上要搬出去。

东西寄出去后,她去固定的奶茶店买了烤奶,全糖、去冰、不加其他作料,七块钱。她握着这杯奶,坐到了固定的川菜店里,点了一份固定的尖椒肥牛。她总是叮嘱老板娘“尖椒炒死一点”,三十岁出头的女人点点头,说:“好,就是炒久一点对吧?”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在所有场合都下意识地忌讳那个字。

她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吃饭。把盘子端起来,用筷子把菜划拉到碗里,剔掉红色的辣椒和偶尔一颗花椒,闷头吃起来。耳机里是不久前大热的嘻哈节目的某首歌,她每次在这家店里吃饭都是单曲循环,听着乡音,吃着家乡常吃的辣椒,想家的心情才会稍微平复一点。

她的脑海里不断想起那个姑娘,睫毛很长,中长发,瓜子脸,写了很多字,是那种坦坦荡荡发各种角度自拍的漂亮。她不确定她近不近视,因为她自己近视有六百度,但从没放过一张戴眼镜的自拍。她看了一夜她的微博,有一条看了两遍,是她的遗书。

她一天前自杀了。遗书上写道:“她想过闯红灯或是跳楼,但不愿意给人留下阴影。小时候她在垃圾堆里写作业,看对面灯光里三个人影,抱着小小的孩子又笑又亲,就觉得很幸福。”她选择了烧炭。

她小时候也是一个人,长大了也是,所以越发习惯独处。念大学后,做什么都好像是一个人,有一次恋爱,男孩子在前面走,她说了一句“我只有两个朋友”,那男生回过头来看她,微微心疼的神情。她不喜欢那种神情。

吃过饭,有个朋友发来微信,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她左手提着给室友带的黄焖鸡,不方便打字,于是回过去语音。讲到一半,声音突然哽咽起来,她觉得莫名其妙,但哽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她的隐形眼镜有点滑片,前面的路看不大清了。她听见自己小兽一样地呜咽。

她听见自己说了好多话—— 一些更加莫名其妙的话,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难过什么,她想,抽屉里还有一些没吃完的药,她要尽快赶回去吃药。朋友在那头安慰她——那些发旧的话,她开始讨厌自己,总是让每个与此没有关系的人露出抱歉的样子。

路走到一半,下了很大的雨。她没有带伞,跟一群同样面容狼狈的人被困在屋檐下。有个肥胖男孩儿站在她旁边,可以清晰看到他身上被雨水打湿的短衫蒸腾出乳白色水汽。她前面是一对情侣,男孩儿的头发用浓重的发油分开,女孩儿蹬一双细高跟,只有背影,两个人的手臂像水蛇缠绕在一起。她不哭了,平静地立在橙色屋檐下看人、看雨。一直以来她都没有什么共情,没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性欲。昨天凌晨四点,她扔出去一个漂流瓶,上面写着:“一切都是虚妄,她活在巨大的不被理解的真空。”有头像是模糊跑车图片的男人回复过来一句:“上完床就好了。”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莫名其妙地笑了出来。

雨势收拢了,那对情侣相拥走过她走过的那条街。她打开微信,面无表情地发了一条兴高采烈的微信到朋友圈。

猫死掉的那一天

新年的麻将桌上,刚考上县城公务员的姐姐在众人的一片交口称赞中,淡淡地说:

“反正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一眼望得到头。”

她从美国结束学业后,预备了一整年的公务员考试,终于在第二次考试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乡镇的地税局。她当然报了班,二十天冲刺,精准一对一,费用两万块,没考上退一半。她想起过去一年里姐姐总是伏在餐桌上做题,有时候桌子没擦干净,卷子选项上就留下被油浸透的浅浅印记。她也喜欢在餐桌上做题,从小就是,不过那时候的桌子只是现在面积的三分之一,奶奶端上来菜,油不小心滴在本子上,第二天就能看见老师用红色水笔写的评语“注意卷面整洁”。

大家置若罔闻地热闹着,好像已经听惯了“一辈子”这类大词,并不打算细究这个词底下蕴藏着的东西。二姨喜滋滋地剥橘子给大家吃,涂浅色指甲油的手耐心撕掉橘瓣上白色的经络,吃进嘴里,有股挥之不去的指甲油味。

妈妈用手肘碰了碰她。

她知道妈妈想说什么,其实不用妈妈再三提醒的,二○一七年的某次彻夜长谈,两人就达成了共识,她跟姐姐一样,毕业后就考镇上的公务员。说通之后,妈妈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人,仿佛要借助群体的暗示让她难以反悔。

有那么一段时间,她跟所有学新闻的小孩儿一样,想要做个记者——不是狗仔,不是官媒,是那种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扛着摄像机,握着一支笔,直愣愣地钻到萨达姆的帐篷里去。不畏强权,不慕名利,她要真相、要和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质问这个该死的世界到底能不能实现它所承诺过的正义。

十七八岁的时候看毛姆和乔治·奥威尔的书,沉溺在理想主义者建构的世界里无法自拔,随时在怀里端着一杆枪,准备跟所有在道路两旁阴恻恻守候的阴暗事物拼个鱼死网破。“自由”这个词闻起来比所有词组都要馥郁芬芳。幻想过很多职业愿景:战地记者、平权律师、自由撰稿人……烘热冗杂的激情里,从没有过“公务员”这三个字。

县城公务员,每一个字看上去都像是某种妥协。

拥抱这个职业,意味着每个月有稳定的月薪、福利和年终奖,日复一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社会建树的工作行程,狭小固定的工作场所,一眼望穿的没有容错率的人生,庸庸碌碌地上班,庸庸碌碌地结婚,庸庸碌碌地做爱,庸庸碌碌地淹没在人潮人海中,像博尔赫斯形容的死亡,水溶于水中。她害怕重复,因为重复会减轻生命的质量,把一生都活成了一天,那生命的长度也不过只是一天。

是怎么跟生活讲和的呢?

可能是因为爸爸心肠实在太软,一个人变老的话很容易受人欺负,更重要的是,他被欺负也绝不会告诉她;可能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充沛的原始动力,去支撑一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还可能因为她一直试图揪出的怪物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在她能力范围内唾手可得的和平、正义,她要做的,只有脱掉身上的塑料铠甲,重新捡起散落一地的开支账单。

每一份工作都是前一天的重复,绝大多数工种都是社会的螺丝钉,在自己应该存在的部位上有条不紊地转着。新的太阳升起,办公室里坐着同样的面孔,记者被条条框框的命令限死,道路旁的洒水车摇摇晃晃重复播放着《生日快乐歌》。

可能根本就没有讲和,只是在她还没想好说辞之前,它单方面解约了。有个声音在她耳边咕哝:“要长大了哦,要工作了哦,要准备好独自承受所有的一切了哦。”仔细听,是她自己的声音,因为分贝太低,有些变形。年少爱做梦的阶段,幻想过很多次长大的样子,要有小房子,有闪闪发亮的工作,要结婚、生两个小孩子,要养猫,要赚了钱一起去冰岛铲雪。细节考虑得很周到,还去网店里浏览长度合适的冰铲。

现在呢,不婚主义,持续独身,养了一个月的猫也死掉了。

猫死掉的那个夜晚,她把低电量自动关机的手机揣进兜里,沿着黑黢黢的街道一直往家走。

走过所有滴着雨水的屋檐,走过几摊破碎的水洼,走过橱窗里的假人,走过咆哮着的喝醉的人,走过好多人。空气里是雨天特有的腥气,一部分土壤被雨水激到半空中,她深一脚浅一脚,也在半空中。

一直走,夜晚把路途拉长,好像永远永远走不到头,也没有月亮。

在电梯里被人问起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在哭,很凶猛的眼泪,大串大串往下掉。她也不晓得自己在难过什么。不就是一只猫吗?可她总觉得,她什么都没有了。

认真想了想,她这二十一年,好像一直都在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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